荥经县百人讲述大饥荒家毁人亡

博讯螺杆

荥经县百人讲述大饥荒家毁人亡（一）

    时间：2012年5月18日上午；

    地点：荥经县新添乡街上日杂商店院子；

    采访者：余习广；

    被采访者：高秉忠，71岁，原复顺公社太阳管理区1队社员、记工员，六七十年代太阳大队第一生产队队长。

    余：高大爷，我们先谈。荥经事件的时候，您有多大？

    高：五九事件时我满二十岁了。

    余：您家里是啥子成份？有几口人？

    高：我家是贫农，家里有八块。土改前租人家三亩多地，喂了一头牛，一头母猪；租人五分田，养八口人。

    写（租地时双方写契约，当地人称租田地为写，下同——编者）的是李跛子家的田地，后来公社时候他家划为9队。他家是中农，那块土地，吊远（离得很远，故称吊——编者）了，租给我家种。

    余：要交多少租？

    高：当时写一亩地，交租子是交玉米一斗，40斤；5亩多交两百多斤。当时旱地大春打两三百斤玉米，小春种小麦，一亩也就是打百多斤。还要留点底种油菜打油吃。

    大、小春下来，一亩地收四百多斤，5亩多收两千三四百斤粮食，交人家两百多斤，自己留两千斤出头。

    水田交的租多，要交一半。那时候，一亩水田，好年景打得到六百多斤谷，交三百多斤租，5分田也就是打个三百多斤，交一百多斤，剩下一百多斤谷。

    那时候人讲诚实，交租的时候，好粮食给他，当年交清，不交清欠的租，来年加倍。

    余：土改前，你家里那么多人，生活怎么样？

    高：大、小春下来，共打两千多斤粮。自己留下两千二百来斤粮食，一家八块吃，还要留来年的种子，还要养猪。

    土改前，家里的日子过得淡泊得很，吃玉麦馍馍的时间多。我到学校读书去，都是带馍馍去吃的。有钱人的娃儿上学，带麦面馍馍吃。

    余：当时你家吃得饱吗？

    高：吃得饱，不够吃点面茶汤，没得法，补点杂粮。农民只要劳动，吃饱肚子还是不成问题的。懒汉饿肚子。

    余：土改你家分了多少田？

    高：土改时候，我家分了三亩多地，一亩田。

    余：土改分田地后，你家日子怎么样？

    高：那日子比以前就好过了。

    余：一亩地能打多少？

    高：小春种小麦，大春种高杆玉麦（玉米，下同——编者），一亩打到四五百斤，三亩多打千把斤；还有一亩田，打五六百斤谷子。日子比以前好得多，不交租子，公粮也不多。

    余：统购统销以后日子怎么样？

    高：统购统销是“三定”粮，我家要交粮七百多斤。

    干部来我家定的量，每人每年留380斤，多的余粮交国家，产量定的每亩408斤和520斤。我家地不好，达到有些难。54年征得高，55年搞“三定”，还是吃不消。

    日子就差多了，中间吃面面糊，杂粮，长年吃玉米馍馍，维持生活。

    57年上交征购粮，就由高级社了，队里和社里定产量，定任务，就不经农民个人了。

    余：合作化运动中，越来越讲求所有制变化，公有制程度越来越高，越搞越公。再加上统购统销，就改变了以往由国家政权，面对亿万一家一户的小农生产者，通过乡、村两级干部，去征购他们粮食的情况。

    合作化加统购统销，在粮食征购上力度前所未有。它变国家政权，通过乡、村两级干部，征购农民粮食的情况，为国家政权，通过合作社，来征购粮食。

    统购统销，定产、定数、定征购，干部工作量极大，如陷入与亿万农户战争的汪洋大海。初级社集体生产，集体分粮，就掌握了农民的产量，也方便了征购进行；从高级社到人民公社，征购在政权体制内进行，主要是针对基层干部要粮。反瞒产就是为了高征购，逼出更多粮食。

    集体化，在“农业机械化明天”的美丽目标，和苦战三年，明年更美好的道法制度点上，实施的是为“国家工业化”而无穷尽榨取农民的血淋淋，贪婪魔爪和手段。

    高：反正统购统销和合作化以后，农民的日子，就一天天越来越不好过了。

    余：荥经县是57年搞高级社的。57年农村也搞起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搞起大鸣大放，然后就是抓“滥言份子”，打“坏分子”。

    运动中整的人，就是那些闹粮的、退社的、对集体化不满的、对干部作风不满的农民。你们那里是怎么搞的？

    高：57年后半年，农村搞大鸣大放。社员放得最多的，就是统购统销问题、粮食吃不饱问题，和集体生产不自由的事。

    我队上有一个壮汉，肚子大，吃得多，一顿要吃8斤红苕，干部把他的锅端了。大鸣大放，他给干部提意见，后头打“坏分子”，被斗了。

    到57年秋收交粮，是生产队统一交的，交多交少、社员有吃无吃，就没人敢说话了。我们生产队在山里，高级社时候规模小，全队只有十几块。那一年，一季交两千多斤，没有人说。

    余：还记得58年吃食堂的情况吗？

    高：记得。解放后，就宣传“学习苏联老大哥”，公社化喊“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天堂”，吃食堂时喊“要吃两荤两汤”，喊“敞开肚皮吃饭”。

    吃食堂的粮食，开始是从各家各户“共产”来的，合在食堂一起吃。当时也浪费大。反正是吃饭不要钱嘛，吃两口就扔了的馍馍，到处都是，大家也不心痛。

    当时已经大办钢铁啰，劳动力一个不留都上去大战钢铁。男人调大矿山的，调到太阳湾钢炉的，都出去办工业了。劳力在外面搞“大兵团作战”，劳动强度大，吃的粮食多。都是从家里的管理区往外调的。这加在一起，粮食消耗比哪年都大。

    队里留些婆婆、老汉、娃儿，妇女，粮食收不上来。

    那时候，干啥子都喊口号的。秋收的时候，公社领导喊口号，要“三天收完”，喊“五天收完”， 三五天没收完，要拔白旗。

    下面队里要完成领导交的任务，就乱来。有的队怕完不成任务，就把路边田里的、离队近些的、田里稻子长得好些的粮食收进来了，也是胡割乱收一气。远点的、长得差些的田里，装个样子收一下，犁头一耕就埋啰。有些山里的小块田和地，根本就没人去收。

    哪个地方都一样，多少收了些粮食回来就行了。

    反正当时上面喊：“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共产了，国家统一调拨，哪里不够往哪里调。

    农民也信了那个，以为没粮食吃可以找国家，由国家调。要是晓得59年会那么大的饥荒，打死也会往仓里收多一点。

    山上的玉米、红苕，烂在地里多了！59年春还有人去地里翻来救荒吃。

    有的队有干部，队长、会计在家的，又把粮食看得重些的，就组织妇女、公婆多收一点，收回的粮食扎实一些。那这个地方59年的春荒就会好一点。

    但那时候是公社统一调拨。你的粮食多一点，干部就把你的粮食调到缺粮队去了。

    余：你还记得干部“五风”问题吗？那时候放“卫星”，浮夸风成灾。你们那里是怎么搞的？

    高：记得，浮夸风害死人哦！五八年是李成栋当县委书记，搞浮夸最凶了，放“卫星”报高产，把几十亩拌（方言，搬，糅合——编者）成一亩，放亩产万斤“卫星”。高产报出来了，国家就必定找你要粮，要把高产粮食征购去，粮食实际产量，还不够他征购任务，社员吃啥子呢？

    58年放“卫星”，到十月份，国家要征购粮的时候，就恼火喽！队上的干部也恼火。

    上面领导讲：你的粮食亩产几千上万斤，那就交出粮食吧，自古以来，种田交粮，不吃也得交出来！

    就是完成征购任务，粮食好点的产粮地方，公社“一平二调”，把有粮队的粮调到没粮队去，有粮队的粮食搞光了。当时可以看到这个队的社员，翻山越岭到那个队去背粮，一平二调嘛。

    余：所谓“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共产”、“平调”，就是把贫穷平均化和普及化，就必然是大饥荒的平均化和普遍化！

    高：是哦，58年到处都共产了，有粮队共成无粮队；59年就到处都一样都没吃的了，到处都饿死人。

    余：58年开始的冬荒和59年的春荒，您还记得吗？

    高：我们公社，大多数地方，是58年10月就闹饥荒，吃不饱了。

    食堂吃了个把月的样子，就开始定量，一人一天七两，后头（后来，下同——编者）到一天吃半斤。粮食越来越少，就又吃稗子馍馍。

    实在没粮了，就吃淀粉，就是玉麦壳、玉麦芯子、红苕藤子磨成粉，做馍馍吃。用石灰水泡过，晒干磨。这些吃完了，就吃糊糊，一天二两玉米熬糊糊。

    实在没办法了，生产队派人，到山上找蕨鸡根，挖来磨粉，做面茶喝。

    我们队的人到新添公社中岗山那边挖蕨鸡根。那是59年上半年，就饿死了好多人哦！

    59年四五月间，公社还在搞反瞒产，有粮食的也都挖完了。你说咋个办呢？

    余：58年11月起，全国对大跃进的政策就进行调整了。59年上半年，有的地方收缩食堂、允许社员打饭回家吃、分自留地了。当时四川李井泉极左，还是坚持大跃进的那一套，59年四五月还在搞反瞒产，四川人让他整惨啰！庐山会议后，四川把大跃进以来的极左路线推向极致，反右倾、反瞒产运动，主要目标就是高征购、搞粮食！所以，四川人口死亡达到1200万。荥经又是四川的典型县，人口死亡率据四川第一。人民的苦难，惨不忍睹！

    高：四川省搞得左，荥经县就更加左喽！不要咋个害死那么多人嘛！

    余：庐山会议后，荥经也和全国一样，大搞反“右倾”、高征购、反“瞒产”运动。你们复顺公社和太阳管理区的运动是怎么搞的？

    高：59年下半年，上面干部搞反“右倾”运动，下边社员搞“田边整风”运动。

    先是搞“大鸣大放”，“大争大辩”，让社员鸣放。接着就是反“右倾”，抓“小彭德怀”， “整风”。

    秋收粮食收下来交仓库，社员不服的就“整风”，好多人被打残了，又是“大鸣大放”，“大争大辩”，管理区当时是杨学芬当公社党委书记，组织干部、民兵，积极分子，在社员中抓“四类分子”，抓“富裕农民向党进攻”。

    那时候是一边搞整风，一边高征购。

    余：反“瞒产”运动中，你们那里的运动是咋个子搞的呢？

    高：秋收后先搞算帐运动，公社开三级干部大会，公社、管理区、生产队的干部都去了。会上要各管理区、各生产队干部报你那里的亩产。

    复顺公社是山区，山多田少，我们太阳湾在大山里头，山冲里有点田，山坡上的地稍微多一点。那一年社员饿很了，地里庄稼长得不行。我们的大春，实际产量，玉麦也就是个两百来斤，稻谷大概有三四百斤。

    公社开会，会上就是要粮，各级干部都是先报产量，报不上去就要批斗、挨打。会上搞“先进带后进”，“后进赶先进”，各个管理区、生产队都要“向先进看齐”。

    先报的队怕打成“右倾”，大起胆子喊亩产500斤，公社书记一顿骂起，说是“右倾”，是“瞒产私分”，就把人弄到台上开始批斗。台上的、台下的，喊口号、搞揭发、动手打的，都上了。后头报的队，赶紧喊亩产600斤，还是脱不了手。就有那种见风使舵、争先进的人，喊起亩产800斤，亩产1000斤。公社就表扬，接着就算征购任务。

    算任务是要把你的亩产乘以田地面积，得出总产，再摊成征购任务的嘛。公社给各队下征购任务，就按照这个数来。

    你报高产了，就得多交征购。别人一亩报800斤，你也报，报了又没那么多粮交。大会就跟你算帐，一亩产800斤，你有多少地，该交多少。交不出任务，就追粮食钻到何处去了？肯定是“瞒产私分”，要反你的“瞒产私分”。硬逼得下面干部把粮食交完，还不放手。

    当时我一队的队长叫高云舒，那时队上还一个做主的干部叫熊大松。开会时候，他俩个报不上去产量，在公社就被狠斗猛打几顿嘛。跪高板凳，吃家伙，打得很。

    没得法，会上他们把产量提上去了，我队的产量是报的水稻亩产800斤，玉麦600斤。

    就是按照这个数，乘以全队的田地总数，公社定下交征购的任务。粮食被征光完啰！

    余：你们1队是怎么上交的高征购？

    高：那时兴大协作嘛，大兵团作战，管理区搞“交叉作战”，派几个队的人来帮你一起，把你队的谷子收割了，晒干就人就送到粮站，交征购任务去了，剩下一点叫大队，队上不留粮食的。

    余：队上一点粮食也不留？

    高：当时喊“先国家，后集体”，我们那里队上的集体库房，是没留给粮食的，都是先交够国库，再挑到管理区仓库里了。

    那时候，生产队食堂开伙的粮食，由大队干部安排，统一调拨，生产队不留粮。管理区干部几天一划拨，生产队的食堂粮食，收在保管室，很少，上头拨多少吃多少，不拨下来，就没得吃的。

    生产队派社员把山坡沟头小块地里的玉麦、红苕收下来，也要交大队，由大队干部统一掌控，分配到各食堂。

    那一点粮食哪里够这么多社员吃呢？稻谷收下来，基本交国家了，大队干部私留了一点，那也是他们开小灶自己吃的。

    那一年，粮食收下里，社员就吃二两杂粮，吃不到好粮的。

    就这个二两也只吃了半个多月，食堂就断火了，一点粮食都没得了。社员屋头又不准冒烟的。接着就开始饿死人了。到年底，死人越发狠了，再后头就没有断过潮。

余：食堂一点粮食的没得了，为啥子社员屋头又不准冒烟？那不是要把人饿死吗？

高：就是嘛！公社书记杨学芬，把干部、社员组织到荥经河边的河滩上开大会，宣布不准社员家冒烟。哪家屋头冒烟，就是“破坏公共食堂”、“反对三面红旗”，就是“富裕农民向党进攻”，就要抓起来！他亲自喊的口号嘛，下面各队就按照这个政策搞。

余：你队上食堂断粮多长时间？社员是怎么度荒的？

高：秋收几天后，食堂里就光喝面茶。后头就是在锅里放几点粮食，煮锅野菜汤，面茶都没喝的，食堂断粮三个月，最后四十天粒米皆无。

余：你先说四十天断粮的情况，详细讲一下。

高：食堂完全断粮四十天，也是干部闹的最凶的时候。

一是不准社员家冒烟，见哪家冒烟，就冲进屋，偷的粮食，杀的牛肉他们吃了；是煮的野菜、草根，充作食堂大锅，做社员的饭。还要打冒烟家的社员，扣他的饭，社员偷麦吃麦都要挨打的嘛。

二是食堂没粮，照样冒烟。那时候的干部真的是欺心！食堂没粮食，煮一大锅水，有野菜就放一点，没有也照样大锅煮开水，灶头不断火，还喊“公共食堂，红旗不倒！”还不准社员说断粮，一说就是给公共食堂抹黑，开会斗争、吊打。

可怜社员端个罐子，到食堂去打饭，今天运气好，还打得到几匹野菜叶，一点野藤根根渣子，运气不好，只好打一罐开水喝，

就这么样的情况，大队干部晚上把他的手里管的一点粮食拿出来，照样吃饱，吃大米，吃麦子馍馍。

    那时候粮食是公社、大队、生产队干部管起的，要说“瞒产私分”，也就是他们自己吃白米白面搞瞒产，社员见不到半点。

余：那时候社员吃啥子？

高：社员没法子，吃糠，是粗壳磨糠哦，吃野草、野菜、挖蕨基根、野藤子根，吃泥巴。

那时候，野地里的鹅香草、猪婆笼、啥子野菜都吃完，野菜都没得寻的了。人饿得和畜牲一样，啥子都吃，上山挖蕨基根、藤子根，偷偷烧了就那么吃。

宝峰的宝子山离我们太阳湾有十五六里大山路，我都到宝子山那边挖泥巴吃过。捏成馍馍，偷偷用火烧好，一餐吃巴掌大一个。吃下去好难过哦！吃得下去，解不出来，人人都只好让别个用棍子捅屁股，从里面往外掏，掏得血糊糊的，好恼火哦！

社员饿得没法，走得的就出去偷青，挖点野菜吃，走不动的就活活饿死在家里。那死的人就最多了。

余：你还记得有哪个社员偷青挨打的吗？

高：咋个不记得呢！偷青的，偷牛杀都有。

我饿了，就偷点油菜吃，啥子都吃，连甩了几年的牛骨头，都砸烂了吃。上坝二队农科队种的菜，我们都偷了，生的啃来吃。不准冒烟，只有吃生的，没法子啰。我都被干部捉住打过的。

我兄弟高秉柱和高秉君，就是因为这个被打死的。

    那天几个人偷牛杀，高秉柱参加了，吃了牛肉。干部发现牛不见了，高明见带民兵到处搜，他们都有枪的嘛，把高秉柱几个人查出来，一顿枪把子打倒在地上。高秉柱口吐血沫，又饿狠了，人虚经不起打的，一顿打后，抬回家不久就死了，干部把剩的牛肉搞去吃了。

    高秉君和倪光福几个去偷牛杀吃，被干部查到了，一顿乱枪把子打，背上骨头打断，抬回家喊心口疼，躺在床上一个月多就饿死了。   

上坝二队的夏连玉，偷牛杀吃。被干部捉住，反吊在屋梁上，让他脚尖踮到地面，一堆干部、民兵，把他打惨啰，打得他窜鼻血。边打边审，毛宇先把打他的人拉住，夏连玉痛得连喊带哭，几个干部民兵又拿棉杆子一顿狠打，当场把他打咽气昏死过去。

后来他放出来，他手都吊残了的。食堂吃糠馍馍，他把馍馍踹在裤裆上啃来吃，这是我亲眼见的。

余：后来整风整社运动中，反“五风”是怎么搞的？这些干部受到处分了没有？

高：整风运动，我们这里是南充工作团下来的，又是天天打，天天整风，“五风”干部挨了打，社员也被他们打惨啰！那些家伙，外地来的，整起人来更凶！

还是没吃的嘛，社员只有偷青，发现捉住就打。那时候白天劳动，晚上开会，就是让人揭发、斗争干部“五风”， 揭发、斗争社员偷青和小偷小摸，“破坏集体生产”，“破坏人民公社”，反正都让他们打惨啰。

余：工作团是怎么安排生产和生活的呢？

高：工作队在台上喊起来一个社员问：你明天完得成5亩地的任务么？完得成，你就下去，完不成，就斗争就打。

我家老汉和高力贵他们，饿狠了没劳力，说完不成5亩锄草任务，就被强迫跪瓷瓦片，发动群众打他们，好惨啰！

余：你生产队死人多吗？还记得具体数字吗？

高：我队上吃食堂的时候，原有七十八口人；到62年分土地时，还剩下四十五口人。死了三十三！

人饿得抬不起死尸了，埋一个尸，队上给半斤粮，那些埋尸的也不管，人脱出去扔坑里看不见，就领半斤粮。队上死人得凶的时候，都是用绳索套在脖项上，拉出去，一窑窑地往坑里、窑里丢。

余：您家里有几口人，大饥荒死人了吗？

高：过细粮关前，我家有八口人，过细粮关饿死五口。

我老汉叫高云章，是饿死的，死的时候不到五十岁；我两个兄弟也是饿死的，一个奶名叫火泉，死的时候七岁；一个叫云康，死的时候八岁；我妹妹叫舒云，也是那时候饿死的，她死的时候十岁。

我爷爷死得才可怜呢！他叫高维方，是饿死的，死的时候八十四岁。他临死时，喊我给他提面茶，我告诉他没有面茶哦。他想爬上床，一只脚上去，一只脚还没上床，人就倒下咽气死啰的。我幺爸他们几弟兄，把楼板钉了个方子，抬上山埋了。

余：你叔叔、伯伯这些亲人家，还有死人没有？

高：我幺爸叫高云斗，屋头有六口人，饿死了五口。

幺爸是饿死的，死的时候有四十多岁；还有幺婶也死了，她叫高石氏，也是四十多岁；我三个兄弟也是饿死的，一个叫秉清，死的时候六岁；一个叫保安，死的时候四岁，还有一个叫二娃子死的时候次三岁，都是细粮关饿死的。

我这两家死了十口人。

余：你父亲饿死的时候，你见到吗？是怎么个情况？

高：见到嘛，我和兄弟找了两块板板，把他用绳子套脖子上，拉出去，在菜园里浅埋的。

余：你队有死绝的户吗？

高：死绝的有啊！高陈氏一家两口，她和外孙女都死了；

高云朝，小名和尚，他家有四口人，全饿死了；

高维新家，饿死了三口，我喊二姨；

高云贵家，六口人，饿死三口；

高云松家，原来是四口人，死了三口，死得只剩下他逃出一条命；

高云清家，五口人饿死四口，高云清逃出一条命；

    高云轩家饿死得多，五口人，逃他一条命，饿死四口。

    高维清原来是我们那儿的教书匠，教私塾的，他家五口人，死了三口，老汉、老婆、一个儿子都死了，活了两儿子。  

余：你队上有吃人肉的吗？

高：我队上有人连死人肉都弄来吃，你说是不是饿惨了？

马福清是贫农，比我大些，他是吃了死人肉的。

那天他屋头冒烟，躲在屋里搞吃的，天爸（叔，下同——编者）看到了。天爸喊他开开门，他不开，不让他进去。后头天爸闯进去一看，他是把死人肉劈下来煮起，砂锅煮人肉吃。天爸喊他不要吃。他给天爸跪倒起，喊他不要上报，说是一个死了的小娃娃。他喊饿得很，没得法啰，后来马福清还是饿死了的。   

余：你队有逃荒出去的人吗？

高：有一个，是我叔伯妹妹，是高云斗的女儿。她逃到陕西省泾源县，后来那边清理户口，那边的公社来公函，我去把她领回来的。

余：你们这里政府发救济粮是什么时候？发多少？

高：发救济粮是60年6月，从西昌运来的大米，一天供应一斤粮（应是半斤粮，他记忆有误——编者）。后头允许社员烧伙，不准干部违法乱纪，如果当时再不发粮，全队人就饿死净光了。

余：你队社员得病的多吗？

高：多得很嘛，最多的是浮肿、干瘦、妇女病，活下来的人差不多都是病。进过肿病医院的人多，医院发红发丸吃，是消肿的。

余：后来你们队里是啥时候搞生产自救的？

高：生产自救是61年，包产到组是62年上半年。下半年又搞运动，反社员“私开私占”，坚持集体道路，反单干风。

    生产自救中，社员积极性高了，到处开荒，上山放火烧荒开地种，开火地后生产上去了，生活就好了。

    那时我家里有母亲、我、一个兄弟，三个人收了两千多斤粮食，够吃了，还有余粮。当年过年，还杀了一头过年猪，这是统购统销以来第一次杀年猪。土改后，我家杀过年猪。

余：62年底又反“单干风”，社员是怎么想的？

高：反“单干风”，集体又把社员自己开的火地收了，上面要搞反“私开私占”，生产的粮食又没收了。工作队到山上社员开的火地上看过，种的啥子粮，打了多少粮，他们给社员“判成”（判定收成——编者），剩下的全部交队里。

    农民不愿意，但一个晚上运动就来了，先贴告示，不准私开私占。再就是开大会，不服从就辩论，斗争，农民都被干部整怕了的嘛。不交不行，有啥子办法嘛！

余：你队以后农民在人民公社的生活怎么样？

高：吃基本口粮和工分粮，一年一个人三百多斤，不够吃的。

余：您说说看，农民的生活，是毛泽东时代的人民公社好一些，还是民国时候的日子好过些？

高：人民公社的日子实在太难过了，人不自由，二十多年，农民从来就没有吃饱过饭。吃食堂饿死那么多人口，提都不想提它了。

旧社会的农民，只要你劳动，饭还是有吃的嘛。再穷的人家，起码过年还是要杀过年猪的嘛。

人民公社的时候，除了干部屋头，社员几十年都没有杀过过年猪的！人都吃不饱，养鸡鸭都说你是资本主义，要割尾巴。不晓得他为啥子会搞这么个政策，把农民整那么惨。想不通！

余：82年农村改革，你家的情况怎样？

高：82年我家四口人，分了七亩多地，是山坡地，还有些田，日子好过了。我家收了包谷一万多点，还有三千多斤谷子，才真正第一次家有余粮，过好了日子。


骇人听闻的太阳湾惨案

    高秉忠、张银轩、夏联清

    均先后任原复顺公社太阳大队第一、三、十二生产队队长。

    时间：2012年5月18日上午；

    地点：新添乡街上日杂商店院子；

    采访者：余习广；摄影：彭嵘。

    余：我想了解一下太阳湾事件。

    张：公社刚成立时候，全大队有1180人，13个生产队，成立大队时宣布的。

    夏：散食堂的时候，全大队还剩三百六七十人，几十个屋场灭绝人迹。

    高：分田单干的时候，各家各户剩下好多人分田，那是有数的，各队分田的人数就是三百六七十人。

    余：那太阳大队死了八百一二十人。当时你三队死了多少人？

    张：三队办食堂有八十多人，散食堂时只有三十多人，死了五十多。从58年大办钢铁算起，到60年上半年就死了五十多。加上后头饿死的人，恐怕到六十多人了，还剩下二十多块（口，下同——编者）。

    余：细粮关前后，十二队的人口变化情况怎样？

    夏：59年我18岁，在队里出工。刚吃食堂，我队里有一百八十多人，到散食堂，剩下六十多人，死了一百一十多人。60年死得好凶哦！主要原因是食堂断粮三个多月，社员屋头不准生火冒烟，干部见到哪家屋头冒烟，就进去把东西抄走，煮的东西砸了，怎么不死人呢？

    余：一队的人口情况怎样？

    高：我们那个队死得多。公社化时候，一队是78人，62年初分地，还活了45人，死了33口。老鼠子把死人的眼睛都掏吃了，好吓人。到62年夏收还在死人。

    余：那我们把当时的情况摆一下龙门阵好不好？

    时间：2012年5月18日下午；

    地点：新添乡太阳村一组林家湾原太阳大队肿病医院遗址；

    采访者：余习广；

    被采访者：高秉忠。

    高：这地方是一队的林家湾，上、下院，有十几户，五十几口。原来是大户林家的，土改分了。原住户基本上都死完了，太阳大队办肿病医院。现在全是荒山了。

    余：从新添街上过来，车开了这么久，又爬了这么久的山，才到这里。这么大的深山里，当年竟然能把粮食全部搞走，这种对农村的控制力度，真是令人惊叹！你先讲讲这里原住户死人的情况。

    高：这林家湾，原来有五十多口，过细粮关，饿死40人。

    这叫上院子，是四个头（四合院——编者）大院子，两边厢房各5间，正房七八间，正门有围墙、大门。

    下院子住了5户人，一架长屋厢有十几间，住三家。这边虚楼堂屋，是高维新家，他家4块。他兄弟住在隔壁，也是4口人，这两户原来有8口，全部饿死。隔壁是高云忠家，一家5口，死绝了。改成肿病医院。病人用蒲席铺地，这一溜，那边厢房一溜，都是摆的病人，病号一号一号摆起的。还有雅安医院的戴医生，他们都住这儿。

    左厢房原来住高杨氏一家4口，她丈夫先饿死了。那天早上，娃儿从外头找吃的回来，她饿极了，用菜刀把娃儿杀了，砂罐子煮起。天爸进来看到，问她吃啥子？一看是个娃儿，手杆和脑壳都在。天爸要告她，她跪倒求情。她婆婆晓得了，就骂她。她给婆婆下跪说：娘哎，我饿得受不住嘛。你现在站这儿，就是她煮人肉的地方。后头，她婆婆死了，她也饿死。她家4口死绝了。

    往上走是上院子，我家和其他几户住。

    （高家院子）：这个屋场，就是我老屋，饿死21人！我家原来有7口，饿死我爷爷、父亲、妈、两个兄弟、一个妹。我爷爷就饿死在堂屋。我屋头死6块，就逃出我一块。

    左边屋是我幺爸高云斗家，6口人，饿死幺爸、婶婶、堂弟，加一个堂弟杀牛吃被打死，死4口，逃出一块。

    这边是我大伯高云舟家。“共产”后，他家的房子拆得只剩一间了。他家5口人，饿死4口，剩一口搬到上坝一队去了。

    这里是堂叔伯的高云舒、高云忠家，两弟兄是分家的，一家各4块。高云忠家死了4块，死绝了。高云舒家有两块人逃出性命。两家死6口。

    余：人死了怎么埋的？

    高：我老汉就埋在这上头，几个人拿锹挖个小沟子，掩点土埋那里了。人饿得抬不起，埋一个尸，队上给三两粮，那些埋尸的把人拖出去扔坑里看不见，就领粮。死人凶的时候，都是用绳索套在脖项上，拉出去往坑里、窖里丢。那边山坡上，有个大红苕窖，扔死人的。

    （扔死人的红苕窖前）：这里就是大红苕窖，大跃进挖的，可窖几千斤红苕。张绍兰她妈张彭氏，夏李氏，二队一个住医院的，记不起叫啥名字，还有吃人肉的高杨氏，4口人就扔在这个坑里，现在土塌草盖了。这里生菌子，都没哪个敢捡。

    肿病医院病号死了，用绳套脖子，一路拖过去，扔那边坎坎下。我们去看。

    （扔死人的坎下）：这块扔的是我家3块，我幺爸、弟弟、妹妹。没埋，下雨土自然盖上去的。那边坎下扔了4口人。   

    余：我们再到下边去，你把肿病医院的情况讲一讲。

    高：现在，我们站的这地方，就是太阳大队肿病医院。当时国家开始发救济粮，说人死得多了，活人饿得动不得，叫公社和大队办肿病医院。太阳大队一个是重病医院，一个是轻病医院，从公社医院调的医生，全大队病人都到这里，上百人在地上打铺睡，都是走不动的。病人早起发一个“红发丸”，就是糠麸子加点黄豆，说吃了消肿。

    上面拨下来的红糖、粮食、油，医生、医护、食堂的人吃了，还往家拿。医护都是干部家属。本来国家发的就不多，他们吃、拿了，病人吃啥子？好多人熬不过，死毬啰。医院一天往外拖三四个死人，死了差不多二百多。我也得肿病进肿病医院的，住院时候，最多一天看到拖5个，好惨哦。

    那时候夏永（音——编者）当书记，人死得太凶了，他调到新开当书记，下坝的石国永调来当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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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仪“武装暴动”案

就在“荥经惨案”发展至最高潮之际，荥经县凰仪公社发生了震惊四川高层的凤仪“反革命武装暴动”案。其案情就是凰仪公社武装部长李文中，带领“五类分子”武装抢夺国家粮库。

凰仪位于荥经县城西南部，距县城20公里。六0年春，凰仪公社各食堂都断粮绝炊，短短几个月，死了快一半人。有的在地里干活，倒地就断气了，有的在路上走着就倒地死亡。在公社驻地凰仪堡的小街上，几乎天天有死尸。偏桥沟、木沟岩一带村子几乎死绝了人。

当时李文中是凰仪公社武装部长。李文中的婶娘死后，叔叔带两个儿女去逃荒，还没走出公社地界，一家三口全死在路上，几天后有人告诉他才去收尸。他把三个尸体背上，轻飘飘的加起来没一百斤！一路上，他看到路边、河边、山坡上，到处都是枯瘦如柴、皮包骨头的死人。

李文中本是一个忠厚老实，积极听话的干部。眼见死人如潮，于是找到县委，向饶青反映灾情，要求立即发粮救灾。没想到招致饶青一顿狠批，说他是“站歪了阶级立场”，要严肃处理。

李文中实在忍不下去了。于是决心宁肯自己死了，也要为还没死的老百姓搞点粮食吃！于是，他拿起了枪，率领公社部分武装民兵和勉强能走动的社员，进行了一次在当年真是石破天惊的伟大壮举——持枪闯国库，开仓抢粮救灾民！当他持枪和饥民们一起闯进公社粮库时，遭到粮库干部的阻拦。李文中怒火中烧，用枪顶着粮店站长，逼他打开粮仓，随行的饥民欢呼雀跃，一袋袋白米和谷子，被背回了饥民的家中。

据他后来对劳改营中的“同改犯”李天德和廖志强说，当时荥经县死人太多了！尤其是凰仪公社，家家户户都有饿死的，有的一个村子都死绝了。还有吃死人的，杀老婆孩子吃的，惨不忍睹啊！眼看到那些全家死在屋里，尸体都发臭了也没人过问的情景。

他当时想：去他妈的，与其饿死，不如抢粮。他拿上枪，带领公社部分武装民兵和勉强能走动的社员，去公社粮库逼着打开国家粮仓。粮食是搞到了，

饶青书记闻知凰仪公社李文中带头抢劫国家粮库，怒不可遏！说他带领五类分子搞反革命武装暴动，报经上级批准，以“反革命武装暴动”罪，判了他20年。随即送到四川省第四监狱，即苗溪茶场劳动改造。

他曾愤愤不平地对人说，其实跟他一起去搞粮食的人，没一个是五类分子。五类分子比社员更惨，早就饿得死翘翘，没死的得水肿病，躺在床上起不来了。

据李天德回忆：他到苗溪茶场基建队时, 李文中已经劳改了8年。那是个不到1米6的小个子，干瘦发黑，30多岁，看起来显得很一些苍老，人的思想压力也大，沉默寡言，很忠善。

1970年，劳改营的“同改犯”廖胖子廖志强在得知其案情后，曾要他写信给省里要求平反翻案。不料李文中却说，他是不能平反翻案的。因为他确实带着枪，带着社员群众去抢了国家的粮食。对政府来说，这是不赦之罪，自己是罪魁祸首。但对他自己而言，虽然判了二十年，但决不后悔！那些抢到粮的人，死前还是吃了一顿饱饭的嘛，他对得起自己做人的良心！他说：一个政府，最起码的事，是应该让人民吃饱饭！

对于这位以“让人民吃饱饭”、哪怕是坐牢死罪也要“对得起自己做人的良心”的李文中，我闻知其事迹那一天起，即从内心深处对他怀有深深的敬意。

2004年9月，当我为调查“荥经惨案”和凤仪“反革命武装暴动”案，来到荥经实地调查。一提起李文中，过来人无不伸出大拇指赞不绝口，人们至今还记得这位为民舍身的勇士当年的事迹！但我没有找到知其下落者，因而也未能够找到有关这位勇士最终结局的线索。在我心中，是以为憾！谨此以文记之：英雄不泯，永誌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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荥经县百人讲述大饥荒家毁人亡 (127)

                    

荥经惨案调查之  五宪暴动

    1958年11月，五宪公社热溪沟大队不满大跃进、公社化的六十多位农民，发动武装暴动，杀死、伤公安、检察、法院人员和公社干部多人，口号“三天打到北京城”，恢复大清帝制。旋即被4个连部队及警察、民兵镇压。上梯田处，是暴动占据的大庙遗址。 大饥荒中，荥经其它地方农民一天吃二两原粮（合一两一钱商品粮），而暴动地杜家沟农民一天吃八两原粮，这里的农民饿死人相对较少                       

                  

五宪暴动

    时间：2012年5月23日上午；

    地点：五宪乡热溪沟村原“五宪暴动”旧址对面山路；

    解说：余习广。

    解说词：1958年11月，荥经县五宪公社热溪沟大队60多个农民，就在我身后的这个地方发动了武装暴动。经过我的调查了解，“五宪暴动”的情况大致如下：

    暴动主要是利用宗教活动，发动不满农民搞起来。58年初，石滓乡原来当过道士的黄子清，伙同城关镇精耕社杨学能等人，到五宪乡岩桑社黄李氏家里，要她家的女儿张光莲当扛神匠。天天晚上在她家敲锣打鼓，烧钱打卦，画符赐药，称为村民治病救灾。一些乡民也去求医治病。

       杜家沟社支部书记万应和，是五宪乡不脱产副乡长。他妻子久病不愈，他带妻子去求医，大概有些效果，万应和也成为信徒和骨干。

       大跃进以来的政策激起很多农民不满。尤其是公社化搞“共产”，伤害了广大农民群众。当时搞公社化，公社实行“三化”，生活集体化，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取消家庭，社员编到营、连、排；住房归集体，人赶到大院集中，男女分开住，一些房屋被拆除。各家各户所有的土地、财产、家具归公，人们打个包袱扫地出门。家具集中到食堂，用得着的就用，用不着的就烧柴火。全民吃食堂，农民出工搞“大兵团作战”，四处打突击战，地头到处插红旗，干活白天连着夜晚，哪里干活哪里吃饭，吃饭不离开“阵地”。完不成任务，干部暴力相加。

    共产、干部暴力、超强度劳动和吃不饱，成为当时农村青壮年最突出和最不满的心恨。后来在荥经惨案中，农村青壮年大量死亡。

    黄子青、彭万芬、黄昌珍、杨学能这些人认为，共产党这么搞要完蛋了，他们想和共产党争天下。于是，以太平村为据点，活动越搞越厉害，准备组织暴动。他们称张光莲是“仙童下凡”，“已配云南鸡爪山皇帝马在云”，是“皇帝九宫娘娘”。现在皇帝已经从云南打到汉源了，要打到北京去登基。

      到7月份，他们的组织就基本上搞起来了。黄子青任“主教”， 彭万芬当“九天王母”，张光莲是“皇帝九宫娘娘”。还先后封了熊金华、罗有宣为“当家弟子”；王怀先、袁明怀、马光远为“先锋弟子”； 万应和、李怀斌（会计）、李怀春（民兵排长）为“先锋弟子”，加封“元帅”；郑泽森、杨学伦为“元帅”； 黄昌珍、刘银珍为“十三省武将”，加封胜路先锋；老扛神匠熊树林为“会首”。

      张光莲和黄昌珍还亲手制作大旗一面，上书大清皇帝马在云，九宫娘娘张光莲。凡参加暴动的五十人的姓名，都写在旗上。

      农历八月十五，他们以扛旗为名，进行了祭旗活动，并具体策划了暴动方案。万应和负责筹集经费，杨学伦负责准备枪支弹药和刀具，刘银珍负责书写散发传单。

    11月13日起，他们将暴动公开化。黄子青等人公开宣传：“要翻清（恢复清朝），要改朝换代，要把毛主席拜（咒——编者）死”。参加暴动的人宣誓“不跟毛主席走，愿跟神家走，保守秘密”，等等。

    17日夜，27名骨干分子聚集在黄昌珍家里，通宵扛神，再次“祭旗”。当晚赶制大、小布旗7面，七星纸旗21面。大旗上书写：“翻清二千七百年”等口号，高呼：“打倒毛主席，不种地，都当官，武器不够就用刀斧砍，只要能砍下脑壳就行”。

    荥经县翁建恩写过《五宪乡平乱记》，郑年钰写过《五宪乡武装暴乱始末》，可以参考。翁亲眼看到两条“反动”标语，写得是“毛泽东实在凶、天天叫我们打早工”、“共产党真可恶、半夜叫我们打夜工”。

    18日凌晨，黄子青、聂万洪、彭万芬等抢占该村设在大庙的小学，设立皇坛，悬挂大、小旗33面，张贴标语6幅，并鸣锣召集全村农民到大庙子开大会。他们纠集了65人，举行武装暴动。他们撕毁毛泽东画像，高呼：“要杀党员，要杀干部，打到荥经城，打到北京去，保皇帝座位。”

    黄子青在群众会上叫喊：现在当农民太苦了，一年到头出工不得歇息一天，人又累，没吃饱。要改朝换代，要把毛主席咒死。在五宪乡的热溪沟村小学校设立“皇坛”，悬挂反革命大小旗子33面，张贴反共标语6幅；在“皇坛”前撕毁毛主席画像。高喊要杀共产党员，要杀整人的干部。号称头天打进荥经城，二天打进雅安，三天打进成都，四天打进北京坐江山。

    随即，他们率众找正在看磨坊，负责向各队催粮食的大队干部任志贵要粮，任志贵不肯给，遭到痛打，还占领了管理区小学校，抢劫供销社物资。

    谢家山村民张玉贵从大矿山回家，碰见本村谢明春背枪到大庙子，说他们要造反。张玉贵赶到公社报告，适逢公社在白烟岗开三干会，文书吴家杰赶去向公社书记王永汉汇报，王决定停开三干会，命令吴家杰、陈启章、胥开辉到牛厂找梁汝均，带3支步枪赶去制止，他赶回公社，给县公安局打电话，说五宪四大队发生反革命武装暴乱，请求火速支援。

    先后赶来的王永汉、乡团支部书记蔡洪均、吴家杰被抓。张光莲大喊一声：把王永和吴家杰拉出去毙了，免得耽误时间。此时，县公安局派出的县侦查股长李玉森、侦查员黄永骞、民警队副指导员洪思弟、法院副院长李茂荣正好赶到，暴动者鸣枪示警，要他们放下武器。李玉森是本地人，认为好解决，喊话说是人民内部矛盾。他们把武器放在田埂上走过去，被擒后，打死三人，洪思弟受伤装死逃出性命。远处，胥开辉、陈启章听到枪声，朝着大庙开了两枪，暴动者以为县城来了部队，向六合公社宝积大队方向撤退。王永汉被砂枪击中两枪，装死逃出性命。押解途中，蔡洪均、吴家杰脱逃，蔡洪均被张光莲用笋子刀砍了 18刀杀死。

       荥经县委在家的副书记兼政法委书记乔长贤召开电话会，组织五宪及附近的城关、六合、烈太、附城、安靖、双江7个公社三百多基干民兵，配合部队平叛。并给地委报告。雅安军分区派出两个班，雅安地区武装民警大队派出60多人。地委上报后，驻军130师309团派来两个连围剿。19号晚上，309团团长又带了两个连，暴动者除余炳全被击毙外，被擒65人，缴获步枪4支，子弹15发，鸟枪13支，火药5斤铁砂、宝剑、弯刀一批，大印7枚，大小旗帜38面，平息暴动。

       暴动者聂万洪死于狱中，其余35人以反革命罪处刑，黄子青、张光莲、万应和、熊金华、袁明怀、杨学能6人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罗有宣、彭万芬（女）、黄昌珍（女）、刘银珍（女）、王怀先、郑泽生、谢明春、马光远、李怀春9人判处死缓，判处熊继富无期徒刑，判处徒刑20年4人，徒刑10年2人，徒刑5年5人，判处管制5年5人，劳教5年1人。

      娘娘张光莲的尸体，至今渗泡与雅安地区卫校药水池中，做教学用。

      大饥荒中，荥经其它地方农民一天吃二两原粮（合一两一钱商品粮），而暴动地杜家沟农民一天吃八两原粮，断粮期间比别处短，这里的农民死人少。县委下到该大队的干部强调：这里的工作要慎重，不要闹出事情来。

    几千年的中国社会，农民受欺压受凌辱，他们的苦难，找不到解决的途径。于是，官逼民反。农民便以宗教迷信为凝聚，揭竿而起，发动起义造反，企以改朝换代，称皇称帝，上升为统治者。这是旧式农民起义的动因、动机、行为与过程。五宪暴动，不过是企图重复这个行为。在热兵器时代，这种旧式农民起义的归宿，必然失败。

    我在调查中得知：大饥荒中，因干部怕这里的农民闹事，当别处喝二两面茶汤，该队社员吃8两，而死人比起其它地方来要少得多。

    五宪暴动，主要是农民对毛泽东的政策不满，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不满，利用宗教迷信搞起来的。是一种官逼民反的暴动行为，也是时代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