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祖田：论中国 第四章（上）

夜漫漫

论中国（第四章）
作者：罗祖田
四   中国的劫数：毛泽东（上）
再来看美国对中国的影响，以及毛时代执意与世界对抗的恶果。
美国既已崛起，自然会对世界发生影响。不同的是，美国对世界的影响大不同于史上已知的帝国。就二十世纪来说，苏俄决然成不了世界的福音书。匈牙利、波兰、捷克曾经的故事，早就给出了回答。西欧作为一个整体，若非两次世界大战的战火烧得自身焦头烂额，战后未必会发展出来从欧共体到欧盟的新理念。此一新理念的极重要历史意义，今天尚未完全彰显，在于势利时代，还有赖于实力的打造。人性的劣根性从来就不分东方与西方，几百年来由强权主导下的无穷杀伐，激发的仇恨、偏见，乃是斯大林，希特勒得以大显身手的舞台。而美国于世界之幸在于：自清教徒登上美洲，中经十三州时代，到南北战争之前，构成其人口的主体，乃是来于欧洲各个专制国度，不堪忍受欺凌，盘剥，迫害的中下层民众，且主要为新教徒，这事十分重要；形成的合力便是向往自由、民主、法治、人权的美国精神。新大陆并非天堂、福地、净土，但通过双手的辛勤劳动，亦可望收获到丰收的喜悦。至少，没有了宗教裁判所，没有了昔日王权的泰山压顶，没有了老人政治，曾经的荜路蓝缕生活便值。华盛顿在美国出现，如同希特勒在德国出现，斯大林在苏联出现，并非偶然，或者说主要是不同的大气候的作用。此种美国精神能否永葆青春，特别当美国傲视世界后会否走形变样？属于发展中随新的时势演变的问题。但迄至二战，美国精神仍保留着基本成色，亦是事实。正是功于这一事实，战后的世界才能够在相当程度上告别战前的世界。
美国自身之幸的深远影响无疑要归功于它为确保民主自由而设计的权力制度。在获得了华盛顿、汉密尔顿、杰佛逊、潘恩等一批人的努力后，得以巩固下来。当时的十三州，并非无可能建立一个专制王国，保守的王党势力未占压倒优势而已。而一旦建立了一个专制王国，尤其获得军队效忠后，一定会有御用文人鼓吹此为正道，各式野心家，独裁者便会粉墨登场，此时再来改制可就难了。果然如此，北美合众国也能存续下来，但北美与南美的发展决不会形成日后的悬殊。这就如同一个人的人生道路一样，重要时刻的向东走和向西转，日后的命运极可能大不同。
事实上，美国从一块荒芜之地变为世界一强，只不过用了几百年时间，此一史上绝无仅有的奇迹，任谁也否认不了。综观数百年的美国史，它并非尽是喜剧、正剧，一样出来过闹剧与悲剧，但是，它基本上不曾犯下影响几代人的颠覆性错误，与此同时，欧洲那群善跑的兔子却先后撞了南墙。于是，慢行的乌龟也就超越了善奔的兔子。这到底靠的是天意，还是主要赖于人力？而所谓人力，无非自由精神，约制均衡，纠错机制，多元文化所形成的合力罢了。然而，此种合力的建设性是如此重要，其持久性尤其重要。准确地说，此非田忌赛马，乃是厚积薄发。进一步说，所有自以为是的专制统治者，皆会玩田忌赛马的小聪明，却无一玩得转厚积薄发的大聪明。
美国为世界作出的巨大贡献，首推二次世界大战它站在了被侵略一方。常见一个论点，认为正义终将战胜邪恶。从千年的角度看，基本能成立，从百年乃至数百年的角度看，却非事实。此话不中听，但是真实。事实上，如果不复美国参战并充当了反法西斯的主力军，希特勒是可能建成千年帝国的，日本人是可能完成大东亚圣战的。如此，世界文明演进倒退几百年将非虚言。毕竟，罗马帝国崩溃，自不值得挽惜，但倾覆帝国的力量，并不代表正义。毕竟，中国的元灭宋、清灭明，无非野蛮战胜了守旧，落后打败了骄狂，与正义战胜邪恶并沾不上边。而一旦希特勒建成了千年帝国，日本人完成了大东亚圣战，可以肯定，相当时间内这世界充斥的当是对新秩序的无穷赞美。人性如此，文明如此，太过拔高，自欺欺人罢了。
所以，二战打败法西斯的伟大意义岂只限于二十世纪。从一个方面看，各式帝国在引领文明潮流的过程中，是起了作用的。   从另一个方面看，二战很明显地又成了人类文明需要改弦易辙的标志。因为以往的文明固然是靠不公推进的，但是文明又不能总是靠不公来推进。值此全球化时代，任何形式的帝国，于文明演进皆已弊大于利。但是，全球化显然不是一个轻松愉快的过程，在仍然只能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当今时代，美国仍不失为文明领头羊，也是显然的。只说一点，若依得前苏联完成世界革命，这世界会是什么画面呢？那只会是纳粹新秩序的成为现实。无论如何，中共建政时，斯大林已经在苏联作了预演。
这一切，只要不怀偏见，诚心替国家民族和人类着想，便理应对美、苏两大强权进行比较，鉴别。这并非什么深奥学问，对不对掌权者的胃口罢了。
美国的行为与影响对中国起上重大积极作用，始于二战期间中国与美、英结盟。此前，中国抵抗日本的大举入侵，历时已四年。如果算上东北几省的沦陷，日本入侵中国已长达十年。虽然，全面抗战后蒋介石政权表现了很大勇气，世界整体上同情中国，不乏援华人员和物资，但都不足以使抗战形势好转。如果不与美、英结盟，真不知道中国还将承受多少痛苦与牺牲。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战争绵绵无期地拖捱下去，国力衰竭殆尽，大后方也不免到处妻离子散、啼饥号寒，更多人的抵抗意志走向消沉。那年代，沦陷区里汉奸、皇协军之多，直至汪精卫另组南京和平政府，皆不争的事实。这样的走势，怎不令人欲哭无泪。七十年来，对于这页极厚重内涵的历史，大陆鲜见令人信服的研究成果。这无疑是令人寒心的政治原因造成的，突出表现在整个毛泽东时代，竟不惜迫害正面战场的抗战老兵。对自己的为国流血的同胞尚且如此，遑论公允评价当时的盟国、后来的美帝国主义的作用。当然，对中国坚持抗战的重大意义，减轻和延缓了亚洲的痛苦，外面世界也未必给了中国公允估价。
又历时四年，借助于同盟国的力量，中国抗战终于胜利。但只几个月时间，内战接踵发生。内战双方的孰是孰非，只能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或者说谁胜谁有理。对于国祚民脉，却是悲剧无疑。内战期间，已然成为世界领袖的美国，是站在国民政府一边的。从一个方面看，美国支持领导了抗战、世界公认的合法政府，讲得通。不然的话，世界秩序只会大乱。固然，这世界本质上是强权即公理，但全然无序的生活，只会让人更加受不了。事实上，没有哪个国家，会去支持盟国内部的反政府武装集团，中共掌权后的外交，一样不例外。从另一个方面看，当时的中共有着相当的特殊性。它对日寇进行了力所能及的抵抗。在其控制区内的表现不失为差强人意。例如减租减息，政权构成三三制，发展基层民主，倡导妇女解放和婚姻自主等等。既然中共有功于国家和世界反法西斯事业，较之吏治腐败的国民政府得人心，它日后的走向又未必一定就是苏俄那种极端，那么对它的利益诉求，便应作为特例处理。虽然，美国也曾留意这一切，为此一度做起了两党纷争的调解者，但并算不得尽到了耐心与责任。固然，美国也有力不从心的苦衷，况且它的关注重点在欧洲而不是远东。这样，当出乎美国意料，中共居然反败为胜，而获胜后的中共不再掩饰对美国的不满及至怨恨，亦是人之常情。问题在于，战后的世界，美国不是一个可以忽略的因素，日后执政党的任务，与现时革命党的任务也不再一样。因此，一时宣泄情绪可以，让这种情绪介入日后的国家利益，性质就变了。至少，效果上会要演变为让党派利益，凌驾于国家、民族的利益之上。
此非马后炮。因为凭常识就能看出，就算美国行为属于与中共为敌，也不等于在与中国为敌。无论如何，中共的历史只有几十年，中国的历史已有几千年，两者不是一回事。进一步说，政党是会消亡的，政权是会更迭的，惟其如此，文明才能进步。国家、民族，却要长存。此为现代政党必应具备的胸襟。当时的实际情况是，当国民党军队败局已定之际，美国很快就调整了政策，不再掩饰对失去民心的国民政府的深度失望，停止了军援和经援。这等于在事实上向中共纠错与示好。而当气数已尽的南京政府匆匆撤往广州时，苏联大使跟着去了广州，美国大使反倒留在了南京不肯走。对这种无疑是由本国政府授权，代表国家政策走向的明晰信号，理应高度重视。不肯正视，只能是道不合不相为谋。此种负气行为，于毛泽东可以说是坚持了马列主义原则，于国家民族利益，却是人为地树敌。因为依得马列的世界观，祖国当然是个贬义词，此理念从哲学上说很重要，作为以镇压机器为主要内容的祖国，逐步改弦易辙是必然的，也是应该的，但把此理念作为强权时代制定现实政策的依据，则为拔苗助长，势必恶果重大。
中国的劫数没有完，且主要是自身问题，这里是个预告。从孙中山到蒋介石，都曾欣赏苏联党国体制的效率。国民党的党国体制、党军体制，概从苏俄引进，便是明证。发展到毛泽东，更认为苏联党国体制是最好的制度，并不认为此种党国体制，本质上无非天主教旧教或伊斯兰教政教合一的翻版。这种体制在特定的年代并非不能起到“以毒攻毒”的作用，但是生活不能够无休止地互相攻毒下去。它为中国带来的悲剧效应是，推翻帝制一百年了，国体、政体仍徘徊在旧时代的严重阴影里。一个突出的表现是，只有当苏东剧变，且无可能咸鱼翻身后，中国的社会心理才广泛认识到那种体制的复古、倒退、反动的本质，而一旦认识到这一点，往事也就更加不堪回首。此为常识，对于喜怒哀乐，神志麻木者和头脑清醒者的感受，决不可能相同。
就当时来讲，认识上的严重偏差也就罢了，愚昧的土地上终归有个时代局限的原因。可怕的是还有毛泽东性喜擅权的个人禀赋。作为常人，此事无大碍，作为大权独揽者，效应就天壤之别了。几年前，他还装模作样地听得进去不同意见。那时候，他也曾呼唤民主、自由，反对独裁专制，反对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倡议军队国家化。很显然，他内心并非不明白那一套已非现代潮流，对时代潮流需有所敬畏。事实上，至少有十年时间，中共的官方宣传、承诺，主要领导人的表态，皆符合现代潮流，基本吻合普世价值。它抨击国民党的言论，比照今天海外民运人士抨击它的言论，惊人地相似。然而，随着胜利，他自以为是超人的错觉又压倒一切了，因为他已经拥有了左右乾坤的力量。他太熟悉以往的历史演进，什么叫真理？胜利就是真理。这样，时代潮流是一回事，他欣赏不欣赏时代潮流又是一回事。既然他认定历史就是成王败寇，或者说，既然他认定他乃是这个时代的救世主，救世主的行为可以不受任何约束，因为必定正确，中国的劫数当然没有完。
只能拥抱苏联，不能接受美国，乃是毛泽东早已决定的日后的施政基调。从情感渊源上讲，此为小农眼光与资本经济的交锋。作为常人，此为认识局限，作为大国领袖，便属于逆天行事。几个月前，当胜券稳操，他就高调宣称，日后的新中国，实乃第二共和国，要朝苏联一边倒。他对世界的偏执理解，对民主自由潮流的不以为然，对斯大林独裁模式的高度崇尚，在他此时写下的《论人民民主专政》里，皆已跃然纸上。很大程度上，此时才是他人生真实面的全面展现，不再需要任何掩饰。事实上，这从他一生写下来的文章里，可一目了然。地位未稳前，他的行文常留有余地，不乏文章冷静、客观，有理有据。此后的行文就不再掩饰个人意志了，盛气凌人，唯我正确，已是常事。他的基本思想、情感，结合他成为至尊后的行为，他只能归属于农耕文明时代的历史人物，偏偏他的时代中国仍属于农耕文明，由此凸现出了他的杰出人物地位。他本质上是个唯意志论者，认为人定胜天。从思想角度看，此种信念有可取一面，但需要作为文明的长远追求才可以这么讲。作为政治人物，不顾历史条件，只会演变为任性、偏执、胡闹。一旦有了武力支持，人间便是浩劫。如果把他去世前的所有著述、演讲、私下谈话，原封不动地出版出来，世人将难以辩认，被极端权力毒化思维、后一个随心所欲的毛泽东，就是前一个统治地位未曾确立、需要审时度势的毛泽东。
可怕的悲剧至此拉开了序幕。既然一边倒，那么就成了事实上，把国计民生的鸡蛋全放在一只篮子里。这样的故事历史上倒是不乏先例，但是无一值得效法。因为，除非毫无选项了，非如此就会亡国灭种，必须卧薪尝胆，行非常之策，例如越国勾践之于吴国夫差。否则，便不可以作茧自缚，引狼入室，一定要留预案。一部《战国策》，记录了多少悲惨故事。如此作茧自缚，任何时代都会让理性目瞪口呆。依得常理，博览史书的毛泽东不会不识这一点，同时，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给他的并不都是愉快的回忆，但为何非要这样做呢？当真是马列学说让他有了全新的世界观，非也，只能是斯大林那一套太对他的胃口。毕竟，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给他的不愉快，源于对他的实力、地位了解不透。这般局面他是可以改变的，他却改变不了资本主义国家里他要受制于民主、票仓、议会的局面。要赶在不久人世的斯大林之后，争夺共产主义世界领袖的地位，此时当然不能表现为另类，当然要与“老大哥”拥抱在一起。日后，他领导中国又同苏联决裂，与苏共上层不能接受由他接替斯大林，出任共产主义世界教主，密切相关。这是必然的，无论赫鲁晓夫，还是勃列日涅夫，都不可能将这把交椅让给毛泽东。对此，只能说毛泽东在此问题上少了自知之明。挨了苏联的一记当头捧喝，加之不能容忍苏共对斯大林独裁暴政的否定，必须高度提防这股风波及自己，容不下任何羞辱的毛泽东当然震怒。说什么修正主义，一山不容二虎罢了。
对此的一应辩解都是不能成立的。因为就算不是作茧自缚，也是在押宝。这一宝押正了，日后当然皆大欢喜。但若押输了，责任谁承担，谁又承担得了？当时，毛泽东对此还有一个形象化比方，意思先把屋子打扫干净了，再请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来作客。他总算没说索性把满是污垢的旧屋子也拆掉，盖座新楼再来请客。若干年后，高度崇拜他的波尔布特，在柬埔寨就是这样干的，且得到了毛的支持和赞扬。依得先把旧屋子打扫得一尘不染的革命理论，那位要建设共产主义天堂的柬埔寨共产党领袖，就得把柬埔寨的旧人杀得一个不剩。只要还剩一个旧人，特别此人戴眼镜，消灭邪恶的资产阶级就算不得任务完成。果然，共产主义天堂没有在柬埔寨出现，全因他只杀掉了七百万总人口的约五分之一，杀得太少了。这样可怕的革命理论，怎是动机良苦、目标崇高可以粉饰？这只能是我只管生前的呼风唤雨，哪管死后的洪水滔天。
尔后的事态基本上就是这样演进的。
新政权建立才一年，毛泽东便决定卷入韩战，当时就不为高层的多数意见看好。当时的实际情况，乃北韩率先向南韩发动了突然袭击，事先且未将进攻日期通报中共。半岛的南北分治属于二战产物，并非纯属半岛的内部事物。金日成政权道义上已失分，又在事实上蔑视了中国，尤其破坏了由二战战胜国奠定的和平基础，它理应承担相应责任。不然的话，保卫世界和平就成了一句空话。问题的要害就在这里。虽然，强权世界的和平常常不过是战争的准备阶段。但鉴于二战对人类造成的浩劫，战争硝烟才散，中国作为二战的严重受害国，又是反法西斯战线的重要一员，此时努力维护世界和平，即便只谈自身利益也有利无害。但是，毛泽东却不管这一切。
认为此乃当时历史局限下的误判，是讲不通的。一般人认识不了，不可避免，毛泽东却不会不识。因为斯大林原本并不支持金日成的统一战争，他是知情的。斯大林为什么原本不支持金日成发动战争？自有他的世界战略考量。不论他是否把世界和平当作一回事，他都不能不考虑一旦战火蔓延，逼迫苏联卷入，而自己又并非稳操胜券的问题。毛泽东决定出兵，联系到北韩几个主力师源于他的恩赐，只能说他的种种考量，最终都要服从他决心立威共产主义世界的大目标。不然的话，日后他欲取代斯大林成为共产主义世界教主，在社会主义大家庭里就会说话不起。至于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将有多少人头落地，那不是革命领袖应当考虑的。就此而言，韩战悲剧的始作俑者，不是斯大林，不是金日成，而是毛泽东。否则，也就解释不了尔后几十年，一直对社会各阶层掩盖谁打了第一枪的真相。出兵的最给力理由，乃刻意编造的一个谎言，美帝国主义要利用“朝鲜作为跳板侵略中国”。很简单，无视一年前美国坚持从中国撤出的事实，刻意造假，只能是为了掩饰另一个不宜明言的目的。
这样的理由当然能够激励民族主义，但是谎言就是谎言，经不住时间的检验。可悲的是，时至今日，仍不乏中国人认为此战值得，理由是打出了军威，换来了和平。这样的人难以想象，大国的不怒自威，立足点只能是社会系统走在世界前列，不可以只是一两场局部战争中的不屈表现。另者，世界上还有很多大国，如巴西、加拿大、澳大利亚、南非、印度尼西亚、印度乃至南斯拉夫等等，它们战后的和平，又是靠什么换来的呢？难道靠的都是倾举国之力去打仗？况且，不去谈战后的和平应高于主义之争了，只谈地缘政治，战国时秦国的远交近攻，现代日本的脱亚入欧，皆为强权史上的远见之举。可惜毛泽东读史，只为个人英雄主义所用。
这般事态演变倒是证明了一边倒的正确。因为把美国拒之门外后，尤其卷入韩战以后，中国便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严重敌对。二战期间反法西斯战线的盟友关系，至此不复存在。到了这一步，中国不想一边倒，只恐都由不得自己了。然而，中国收获了什么呢？首先，韩战中可怕的人员伤亡，天量的物资损失，全进了黑洞，另欠下苏联巨额武器债。其次，失去了与经济发达的西方做生意的机会，此事于弱国国家利益的损害，怎是意识形态口号抵销得了的？今天的情况足以反证，不复改革、开放，不复与西方做生意，三十年经济大发展从何而来？再者，两百年来的地缘政治表明，俄日对中国伤害最大，远在地球另一边的美国并非中国宿敌。强权时代要防止重大悲剧再现，国策上面怎可由得个人情感尤其个人英雄主义而舍本逐末？
实际，两边都保持良好关系，不倒向哪一边，当时的中国不但应该这样做，而且也是可以做得到的，因为已有南斯拉夫与莫斯科保持距离的先例。南斯拉夫为什么要搞“修正主义”，必有它的理由和依据。而南斯拉夫的重量，也是不可以与中国比拟的。果然如此，第七舰队未必进驻台湾海峡，也就不会造成台海、南海、东海以及与日本的岛屿纠纷等等历史问题，至少容易处理多了。而当中国一旦成为平衡东西方关系的主要力量，世界对中国刮目相看后，提振了自信心的中国，想必在意识形态问题上也不会对内对外都日趋极端。这样一来，对华侨不负责任地输出革命，愚蠢地强行拼凑一盏欧洲社会主义明灯，支持丧心病狂的红色高棉等等，未必会落得那般悲哀地步，既为害世界，也为祸中国。这正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迫于无奈所走的路，却是一条只要肯走就能走通的路。
集权、人治，尤其极权、独裁对国家、民族乃至对世界的伤害，即便那个时代，也是不难想见的。还有什么比它们更可怕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