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遥远：“CCTV法官”的两大魔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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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波罗新闻网 2015-07-31 讯】

作者：郎遥远

“ CCTV 法官”有两大魔手。一是穿法官袍的法官未判案，拿话筒的“TV法官”先铿锵定夺。一般是新闻聚焦和谈话类节目登场，有固定套路、安排剧情、有角色定位和表演风格，邀请著名刑法专家，量体裁衣，按图索骥，利于“和谐稳定”的定罪证据链为导向，发表倾向性意见解读。二是世界独一无二的犯罪嫌疑人“电视忏悔”。薛蛮子嫖娼在CCTV镜头前，向全国人民忏悔了;郭美美在CCTV镜头前忏悔了。近年嫖娼吸毒明星一大串，挨个在CCTV镜头前忏悔了。“大老虎”们泪流满面，白发苍苍，也一个个在CCTV镜头前忏悔了。


CCTV的权力含金量，在世界上，是仅次于朝鲜国家电视台的。这个以大裤衩建筑格外吸引眼球的国家TV，扮演的不止是央视角色，不止是党的喉舌，还兼任电视法官。
“ CCTV法官”有两大魔手。一是穿法官袍的法官未判案，拿话筒的“TV法官”先铿锵定夺。一般是新闻聚焦和谈话类节目登场，有固定套路、安排剧情、有角色定位和表演风格，邀请著名刑法专家，量体裁衣，按图索骥，利于“和谐稳定”的定罪证据链为导向，发表倾向性意见解读。专家宏论滔滔，抢了检察官的话，也抢了法官的话，还填补了世界刑侦学“弹钢琴杀人法”等不少空白。
二是世界独一无二的犯罪嫌疑人“电视忏悔”。薛蛮子嫖娼在CCTV镜头前，向全国人民忏悔了;郭美美在CCTV镜头前忏悔了。近年嫖娼吸毒明星一大串，挨个在CCTV镜头前忏悔了。“大老虎”们泪流满面，白发苍苍，也一个个在CCTV镜头前忏悔了。
“CCTV法官”的背后，是权大于法的阴影。法治依然是政治的工具，还没有直起身子，顶天立地。新闻自由、评论自由与公正审判之界线，体现一个国家的法治文明。西方国家有充分的新闻自由、言论自由，一个公共事件和案件发生，媒体可传播各方不同意见，可自由表达;我国的新闻报导和评论，是领导立场和态度的传声筒、解读机，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都有严苛的框框，而不是严苛的法律框框。维护的不是脆弱的人权，而是强悍的政权，良知和良心都可以靠边。
在英美国家，有“蔑视法庭罪”阻止舆论干涉司法公正。近些年来，英美法律制度进一步朝着更加民主、开放的趋势演进，新闻言论自由度更大，但依然设置了司法公正的防护栏，英国有“实质性严重危险标准”，美国有“明显与即刻的危险标准”。日本宪法除了对媒体报导案件有明确界定，还有个特别之处是，审理有关言论犯罪，国民、新闻界有权旁听、采访、报导、评论，禁止“暗箱”操作。我国对有关未决案件报导、评论的法律规定严重短缺。公开不公开，公开哪些内容，一切由党的档、党的各级领导和最高法内部通知，说了算。
这不免让“法治中国”的招牌蒙羞。第一，权威性不足。除了三部诉讼程式法、法院组织法和未成年人保护法，对于不公开审理的案件范围有法律规定外，其他都属于“政治规矩”了。第二，简略模糊。倘若媒体违反了政治规矩，法律将如何处罚?是否允许媒体以公共利益等原则进行辩护?第三，说服力较弱。“对已发生法律效力的终审判决，如有不同意见，可在内部提出或内参反映”，最高法如此规定，能否有效保障公民与新闻媒体监督法院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
而CCTV“电视忏悔”的背后，则是游街示众和文革检讨的影子。犯罪嫌疑人或许一时不检点，付出的是一生尊严的代价。不但接受法律应有的惩罚，还要接受全国人民的道德审判。
在我国的政治智慧里，有个热词叫“抓典型”。在我国政法文化里，有个热词叫“大快人心”。CCTV“电视忏悔”确有一种震慑犯罪，抓典型、大快人心的作用。以前是五花大绑、背插木牌，现在是摄像镜头、聚光灯伺候。但在大快人心的同时，把人权踩在脚下了。
人权保障是现代法治的核心追求之一，刑事诉讼能否享有充分的人权，是一国刑事诉讼制度公正、文明的重要标准。CCTV“电视忏悔”，与其说是“法治”创新，不如说是“人治”和“权治”创新更恰当。
“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这是刑诉法重要原则。游街示众，随着最高公检法部门三令五申，全国人大把“尊重人权”写入新的刑事诉讼法之中，已基本绝迹。但是，游街示众变成上电视露脸，依然是对犯罪嫌疑人的人格羞辱。为了让某些犯罪嫌疑人在CCTV镜头前，低头认罪，达到杀鸡儆猴的政治目的，甚至不惜以牺牲法律权威性、公正性为代价。只要上CCTV“电视忏悔”，就可免究一些罪名，或者减轻刑罚。如此政治买卖一样的“电视忏悔”，究竟能普出什么法呢?
在法治国家，任何目的，只有置在程式中，才有正当性可言。废弃了程式而实现的所谓目的，在法治视野下都缺失正当性。以侵犯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为代价，来彰显法律威力，达到政治目的，与罪犯何异?举目世界发达文明国家，哪一个国家TV经常有犯罪嫌疑人在镜头前痛哭流涕，检讨忏悔的?
法律是一种规则和程式，是人类文明进程中形成的基于理性的社会文化、生活方式。无视“罪犯”人权的CCTV“电视忏悔”，是非正义的“广场司法”。所谓“大快人心”，不过是“多数人的暴政”罢了。所谓“抓典型”，只不是权力的一次亮肌肉。CCTV“电视忏悔”震慑犯罪了吗?那么多贪官落马的“典型”，在媒体上哭鼻子，贪官没了吗?一个个嫖娼吸毒明星向全国人民忏悔，“朝阳群众”下岗了吗?还不是年年照样有明星被“朝阳群众”爆出丑闻。厕所不清洗，抓苍蝇上镜头，有何用?恩格斯说：“有人类社会就有犯罪”，无法赶尽杀绝。法国哲学家蜜雪儿·福柯说：“即使把小偷的手砍了，仍然有小偷”。
限权和保民，是法治社会最核心使命。没有法治约束，权力就会疯狂，各种TV、NES就会帮腔作恶，公民人身安全和人格尊严就会缺失保障，成了一件风雨中的破碎衣裳。法律只有保障权利、惩罚犯罪的功能，而没有羞辱人、强迫人检讨的权力和义务。国家应该还政于民，推行宪政下的法律之治，致力于构建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社会应把更多精力用于消除形成犯罪的社会条件，大力预防犯罪，而不是对犯罪嫌疑人身体的围观与羞辱，视为“大快人心”，视为维稳的成果，当做正义的胜利，满足哄客们“这家伙倒楣了”的快感。这种胜利和快感，都不属于法治。如果公民连基本人权都得不到尊重和保障，那是伪法治。
国家要以信立威，而不是杀鸡儆猴立威。如果在世界一体化的21世纪，在社会发生深刻转型的当代中国，继续抱持革命传统和德治天真，企图通过权力纯化社会风气，而没有真正践行民主法治之道，就会导致权力过度介入公民日常生活，怂恿了警察权力膨胀并滥用，把非正义手段当做正义，侵犯人权屡见不鲜，同时阻碍了公民自我调整培育道德共识机制的发育和成长，扼杀了公民社会，破碎了法治中国梦。
如果说强迫犯罪嫌疑人上CCTV示众，是一种“广场司法”，那么“电视忏悔”，则是“文革检讨”文化的变异。一个人犯错，需要反省忏悔，这是一种道义责任。反省忏悔是个人行为，没有上CCTV向全国人民检讨的义务。犯罪嫌疑人拥有捍卫人权、不上电视检讨的权利。即便是法院判决的罪犯，也有法律保护的人格尊严。
著名剧作家沙叶新对“文革检讨文化”有犀利观点：“在强大专制压力下，不得不违心地向上级领导机关、向单位革命群众所作的‘认罪服罪’、‘改造自己’的检讨。这是精神的酷刑、灵魂的暗杀、思想的强奸、人格的蹂躏。它剥夺你的尊严，妖魔你的心灵，让你自虐、让你自污，让你自惭形秽，让你自甘羞辱，让你精神自焚，让你灵魂自缢，让你自己打自己的耳光，让你自己唾自己的面孔。”
中国检讨文化哪里来?1928《真理报》社论强调：“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共产党工作方法，是天才的史达林同志所发现。”检讨文化的威力，是以政治高压实现话语顺服，继而实现心灵顺服，最后实现对权力的臣服。今天中国，是否还有这种检讨文化的流行市场呢?法治中国，是否到了从革命思维向法治思维彻底转型的时候了?
让“检讨”退休，让“反省”上岗。离“检讨”越远，离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理性、尊重人权的现代文明就会越近。世界历史证明了两条真理：一是革命手段越少，法治尊严就越高;二是被人揭下面具是一种失败，自揭面具是一种胜利。(有删节)



阿波罗网责任编辑：江一　　　　　　　　　来源：作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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