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祖田：《论中国》 第五章(上)

夜漫漫

《论中国》  第五章(上)
作者：罗祖田  围城里的改革  


改革掀开了中国历史的又一页。
相对于改革派，毛左派注定了会成为生活的笑料，被历史唾弃、遗忘，一如当年朝庭的遗老遗少一样。每个不合时宜的时代过去，总有一批人缅怀过去，诅咒变化，妄图复辟，也算是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吧。从一个方面说，毛左派的某个具体诉求并非不能成立。犹如少数包办婚姻的夫妻可以生活得比较幸福，许多自由恋爱的夫妻反倒形如陌生人一样。全然否定包办婚姻绝无合理因素，肯定不通，但是它又不能成为包办婚姻优于自由恋爱的理由。从另一个方面说，换在毛泽东刚去世那会儿，毛左派的高论还有几分让人觉得可以理解之处。那年代，冷战尚未终结，资讯远不及今天发达，因而不少人的认识存在严重偏差，终归有几分时代原因。但是，在经过三十余年的改革、开放、融入世界的今天，毛左派就不再属于传统意识形态的问题，而是属于不可理喻的政治邪教的问题。

此种政治邪教的反动，在于它全然无视文明的演进：建立在群居、需要互相依存的基础上的人类文明，自不可以放任个人主义如脱韁野马，但同时又需要尽可能保证人的身心的自由度。人的求生本能有了基本保障，求发展的本能就会出现。值此高科技、大信息、全球化时代，不论哪家政治及政治学说，因文明困境的悲哀现实，仍有其存在的一定依据，但是它们的正面作用无一例外都在急剧递减，即便走在文明前列的发达国家亦不例外。因为它们无一不代表建立在武力基础上的强权，向来对百科知识的态度都是傲慢。特别集权政治说教，今天已是对人的良知的侮辱。强权政治及学说属于低级文明的尿布，成不了走向成熟文明过程的衣冠。

进一步说，到底是谁看错了世界？事实胜于雄辩。社会主义曾经在这个不幸的星球燃起新希望。欧洲、亚洲、拉丁美洲，皆给了社会主义至少半个多世纪实践时间，希翼它修正错误，成为引领世界进步的潮流。但是，它的现实表现是如此地让人失望。几乎每件大事后面，皆有行政命令如影随形。行政命令后面，皆是警察的手铐与军队的刺刀。诚然，此非社会主义初衷，且不乏虔诚的社会主义者怀揣良好愿望。依得马克思学说原理，社会主义需要建立在发达资本主义的基础之上。此为马克思学说精华，全不同于他的阶级斗争理论的糟粕。从人性角度看，数百年后，社会主义很有可能在世界复活，甚至复兴。因为随着互相依存度的越来越提高，社会主义理念自有协调人类利害关系的力量。其实，欧美经济、社会生活中的社会主义原素，比社会主义国家多了去。然而，未来的社会主义却不会是以往的马列社会主义，正如马列社会主义不同于一应宗教宣扬的普度众生一样。很简单，以往的社会主义，无一不是依靠强求一律来推进上上下下同心同德。强求一律本身就是霸道、专制、反人性。遂使理想与现实背道而驰，也就为数不清的骗子和野心家提供了用武之地，先使正剧变为悲剧，再使悲剧转为罪恶。只说罔顾基本人情人伦的阶级斗争，实在不逊色于法西斯主义的反人类。今天，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败北，岂是资本主义宣传之故。这等于是在变相地公然侮辱全世界的劳动者。因为劳动者接受俗称的资本主义，原是对不幸现实，不得已的两害相权取其轻，难道要把他们这种基本权力也给剥夺？反之，既然社会主义有自诩的很大优越性，那么前苏东的亿万劳动者，何苦自己跟自己过不去，不走阳光道，偏去跳火坑？或者说，既然社会主义如此优秀和有力量，又何惧什么颜色革命？其实，中共建立的红色王朝本身就是颜色革命的标本，如今却忌讳颜色，是否根已烂，怨清风？这样的根本问题，怎容无视和回避？

就中国而言，毛时代的无情现实，乃是和平年月里几亿民众一直过着衣食难保的生活，且一年不如一年。从四类分子到二十一种人，“阶级敌人”越来越多。监狱人满为患；有罪无罪，罪大罪小，皆是一进号子便成了毫无权利的奴隶。失业被说成“待业”，没有社会救助；成份不好者，尤其任其自生自灭。自由全无，人命如纸。不容思考，只许唱赞歌。科技、教育，接近断代。政治运动不断，末了是人人自危，上层当权者亦不例外，常常晨为座上宾，暮为阶下囚。法院断案，全凭党法，因为党领导一切。而所谓党法，文革期间就是伟大领袖的最高指示。特别非自然死亡的人口，毛时代少说也有三四千万。这一切，今天的中共也是无法回避后难以否认的。正是这种天地都为之动容的黑暗现实，方才导致了改革，使改革赢得了广泛的人心，生活燃起了新希望。毛左派不是不知道这一切，却无视这一切，仍替过去唱赞歌，如此，不乏中国人感到恶心，实在理所当然。他们自称在为弱质代言，却不知自己那条居心叵测的尾巴，早就暴露在世人面前。他们唱高调的目的，先是要权，后是争利，如此而已。当然，他们也说过大实话，便是改革不免滑向美欧的邪路，迟早会断送共产党政权。就事论事，他们倒也不乏预见。苏东的故事，就证实了这一点。然而，从来的主要敌人，就是自己，个人、团体、政权，概莫能外。不改革，不思自省，退回毛时代去，那条正道真个保险？不妨说，即便对于中共，毛左派也属于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只会添乱，帮倒忙。而只要改革派做不到清理门户，他们就会继续添乱，帮倒忙，直到出来了文明转型后的新时代。

事实上，自邓小平开启改革以来，毛左派总是时不时造点势，发一些宏论，并不表明他们拥有坚实的社会基础及影响力，无非现实的太多错位，让他们钻了空子罢了。毛热至今不断，是个突出例子。然而究其实，毛热又怪又不怪。此局面由两点形成。一、毛时代的历次政治运动，首当其冲的固然总是阶级敌人，当时的语言统称他们为“死老虎”；被毛看不顺眼的大小官僚，常遭羞辱亦是事实。当昨日的高高在上者，今天夹着尾巴走路时，无疑为受压抑的社会心理提供了一条宣泄渠道，同时刺激了很多人心理深处阴暗区的快感神经。此情况为世界共相，不论东方西方，乐见官僚笑话的情绪到处存在。在宽容度高的国家，它已转化为了积极因素。毕竟，社会生活只有借助批评、批判才能大改进。但在中国，它本质上仍停留在畸形生活形成的逆反心理层面上。此种对官僚队伍不加分析的不满与憎恶，极易转化为对社会治理系统的否定，逻辑上只会演绎为无政府主义，或法西斯主义。二、面对改革以来新的国家官僚资本主义的冷漠无情，弱势群体中多数人一种另类情绪宣泄。他们无能量、也无意去碰强大的国家机器，便只能选择让官方无奈的方式泄忿。例如，当他们伤感地唱着“月儿弯弯照九州，几家欢乐几家愁”时，谁都明白不是控诉过去，而是控诉现实，听众且马上就会引起同感、共鸣。但是，官方却不能以此定罪、抓人，因为抓不了这么多人。由这样的小聪明烘托的毛热，特定年代的冷笑话罢了。随着时光推移，当绝大多数人明白问题的渊源，当后世人对集权、人治皆不可接受，或当局能大大减少错位现象时，哪里还会有毛左派借助于强权，借助于怪象，来表现自己的土壤？一如今天的中国，哪里还会有皇族的后代要求复辟皇权的土壤一样？

当然，改革派也有自身的困境，难言的辛酸。社会改革毫不新鲜，几千年前就有案例。至于广义的改革，尤其随时随处可见。一般来说，集权、人治下的社会改革，主导者如愿以偿的几率基本是零。为什么要改革？只能是老路走不通了，再不变通就会招来双倍风险，直至灭顶之灾。这样的前提，决定了改革启动者需要极大勇气和坚强意志，需要与过去作相当程度的切割，包括忍痛割爱自己曾钟情的某些东西。但是谈何容易，世事的复杂，人心的难测，官场的凶险，形势的骤变，极少改革者对此有长时期的驾驭能力。即便取胜，也会是险胜，完胜无可能。很简单，任何慷慨激昂的大道理，受众都只能是对自身有利无害的人。调整和重组利益格局，是所有社会改革的焦点。它势必冲击以往的既得利益者，偏偏那些既得利益者，基本上是当朝权贵。他们的抵制、反扑，是必然的。事情不止如此，随着时间推移，改革的阻力只会越来越大，朝野的激情只会越来越少。因为新的既得利益者为了自身利益，要求的已是维持现状。此乃人之常情，人无利益，谁肯早起？利益到手，谁肯放弃？改革的真正困境就在这里。若不迁就他们的利益，主导改革者就会变成孤家寡人，甚或在权力圈内成为众矢之的。倘若迁就他们的利益，改革就是换汤不换药，异化成了结党营私，排斥异己。这样的情况下，失势的原先的既得利益者会全力反扑，且有充分理由。新的既得利益者也一定会内斗，发展为大鱼吃小鱼，因为一定会出现分赃不匀的情况。面对这种改来改去仍为黑吃黑的官场游戏，朝野自然激情消失。

具体地说，集权、人治下社会改革能够启动，一定曾在高层达成过相当共识。但是，当新问题层出不穷且无力化解时，仅仅一个互相推诿责任，就足以毁掉改革团队的意志。这般情况一定会要出现，因为得罪人的问题上面，常态下当事人都会替自己开脱，把责任推给别人。此时此刻，还谈什么为国为民的共识？基本上只有勾心斗角的权力斗争。就中国历史看，只有商鞅变法取得了险胜，却是由于强大外敌压迫的缘故。当时的秦国，在中原列强眼里不值一提。秦若继续墨守成规，不思新的作为，灭国只是时间问题。主要慑于此一覆巢之下，安有完卵的凶险态势，加上秦孝公的坚定支持，商鞅变法才得以推行的。即便如此，当秦孝公去世，商鞅还是被车裂。原因简单不过。在商鞅眼里，秦国的发展最重要，改革成功，他当然由此显贵，扬名千古。在权贵们眼里，国家发展重要，自己的利益一样重要。因为天知道那些改革者，是否踩在别人身上往上爬？在新的国君眼里，既便商鞅有功于国家，但若没了权贵们的支持，国家就会是别人的国家，此事不可想象。商鞅的悲剧是注定了的。不得罪权贵，变法就推行不了。得罪了权贵，人家怎容他全身而退？

今天中国的改革，基本情况如出一辙。

邓小平能够启动改革，离不开他的资历、魄力、能力，也离不开毛去世后重新上台的那些元老的支持，包括体制内良知人士的冲锋陷阵。此三者的极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当时，重新上台的老革命们，连同他们的子女亲朋，心灵上肉体上的累累伤痕，皆仍历历在目，记忆犹新。不能再由文革新贵发号施令，不能接受亲手建立的政权葬送在“瞎折腾”引发的滔天洪水里面，是他们这批实力派的共识。当然，这样的共识对外得强调为国为民的目的。正是这一共识，促成了改革，推动了改革，使毛左派掀不起大风浪，也博得了社会广泛拥护，一时间取得了“党心、民心”的高度一致。

但是，事情很快发生了变化。

从根本上说，实力派固然达成了需要改革的共识，却分明不曾达成如何改革的共识，当然也不可能达成如何改革的共识。此种主要关注自身利益、或主要关注小圈子利益、实乃同床异梦的改革共识，基本上不具备现代文明的前瞻性，承袭的基本上是传统专制皇朝面对深刻危机的临时抱佛脚。它注定了改革主导者要使用平衡术来驾驭各个实力派。而只要改革必须在你死我活的权力斗争的框架内进行，任何悲天悯人的崇高理念都不免走形变样。最可怕的是时间。因为时日一长，固有的矛盾便会凸现，新的矛盾又层出不穷。使用形象化语言，便是当矛盾不曾凸现时，自然香火旺盛，常能见着佛光神像。但当矛盾层出不穷，便无异于庙倒僧走，什么鬼都会冒出来。

具体地说，当时掌实权的主要是“八大老”。在论资排辈的专制政体的官场，资历无疑是前提，认知、操守、品行是次要因素。事实上就是邓小平，若非文革的强刺激，他也难以想象大半生的追求变得成了南柯一梦，以致不改革只会死路一条。中共的夺权阶段，曾群雄并起，将星云集，他在其中并不扎眼。就战绩而言，决战时的二野并不突出。进入决策中枢后他被最高赏识，逐渐头角崭露，应与他在反右运动中的坚定态度，以及他主持对苏共的《九评》，密不可分。那两件事，是很对毛的胃口的。可惜，反右实乃犯罪。《九评》无非文字游戏。他认定不改革只会死路一条，固然是他人生一大飞跃，但不等于他对改革后种种困扰皆有了成熟的预案。所谓“摸着石头过河”，看似悲情，主要还是官样文章，因为古今中外社会改革的经验与教训，皆是镜鉴。他尚且如此，他的那些旧脑筋同僚就更加不消讲了。

偏偏权力掌控不了时间。很快，他们皆心知肚明，他们很快要去见先帝了。谁来接班呢？当然是交给子女、亲朋、故旧，放心多了。此事，从逻辑上讲相当悲哀，意味着改革注定了通不过考试。因为他们反对的不过是皇朝的某些行为，不是皇朝体制。如果过去不曾让他们蒙受羞辱，过去无疑美仑美奂。关于各阶层的亿万人蒙受羞辱，有什么关系。不过，当时中国社会的反应非常平静。一者，老子打江山，儿女接班，历来如此。二者，老革命们进城后并未享受过多少福，文革中又频频挨整，不复民愤者自然令人同情。实际，资本制度下财产私有，也是一种权力家族继承制度，没有必要大惊小怪。只要能让老百姓过上象样的日子，谁在台上，喊什么口号？并不重要。渐渐，事情变得不简单了，因为不乏“官倒”分明又要做官又要发财，成了中国的好处都要归他们所有。他们在文革期间几乎都受过株连之苦，给予补偿，未尝不可，但总得有个度。因为中国最苦的人还是平民百姓，他们有权要求补偿，但是谁给他们补偿？于是，改革后一些新的既得利益者的行为，突破了社会心理的底线。要求惩腐和民主的学生运动，由此而来。少量的开明改革者认为，学运事出有因，应予善待。掌实权的老人们却觉得伤了尊严，尤惧连锁反应收不了场，加上毛左派趁机发难，邓小平遂动用军队，叫停了学运。他的行事风格就是这样，强硬、果断。很快，局势稳定了，秩序恢复了，不过，社会心理再也恢复不到以前。很显然，学运未必天然理性，正确，但对付手无寸铁的学生，动用手持警棍、高压水枪的警察，同动用荷枪实弹加坦克的军队，性质不一样。从此，改革只能限于保险系数高的经济领域。此事的最大恶劣效应，一是反资产阶级自由化，阻止了中国文化、思想的继续反思与重建，事实上是再现了反右派运动，让强权下习惯了颠倒黑白的政党文化，继续毒化中国文明的灵魂。此后中国社会道德大滑坡，与此密切相关。二是有了军队替新生的既得利益特权帮撑腰壮胆，他们还用顾忌什么呢？在此二者的左右包围下。新的政经掌门，当然只能识时务者为俊杰，任期内能够保住不崩盘，便为功德。如果他们并不具备打江山者的朴素感情，不曾体验战争岁月的艰辛残酷，内心深处欢迎新秩序，那么便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或者一代人创业，二代人守成，三代人败家，便是必然。邓小平以及他的同僚难以想象，正是这场武力镇压，至少社会心理上成了中共政权从中世走向下世的无可挽救的转折点。将尔后的经济发展视为盛世标志，特别视为当局的功绩，不免又是当局想当然的人治语言。经济发展与人心向背，不是一个概念。发展经济的主体，只能是各阶层 劳动者。要让它们成为因果关系，需要首先解决社会极不公正的问题。

实际情况是，改革以来的三十余年里，若非中共的威权统治，今天的经济规模确难出现，因为各种矛盾、冲突势必凸现，势必导致社会精力分散。但是，这情况决非威权统治的功绩。因为毛时代遗留下来的各种矛盾，原本就是它自身作下的孽。没有前几十年作下的孽，今天的中国各方面很可能已走在了世界前列。有一点确定无疑：当局可以否认这一因果关系，终归否认不了自己推行的改革。如此，也就无从否认为什么要改革这一前提。为什么要改革？无疑是老路走不通了，必须纠错。肯纠错，应肯定，但是把纠错说成功绩，尤其改革过程中并不曾真正清理旧矛盾，而是让其继续存在，发酵，埋下严重隐患，何来功绩可言?此情况只能说明一个问题：但凡专制王朝，自有一套独特语言。

认为集权、人治社会，社会改革如愿以偿的几率基本是零，中外的例子不胜枚举。就中国而言，除却商鞅，改革先驱古代有王莽、师丹、拓拨宏、王安石，近代有曾国藩、李鸿章、康有为、梁启超。他们都不失为当时的人杰，雄心勃勃，任劳任怨，末了面对现实又都只能扼腕长叹，黯然神伤，回天无力。个中原因，不容人不深思。很显然，这不全是改革者努力不够、言行不一的问题，主要是人治制度下，任何人都只能在漩涡里由命运摆布的问题。制度转型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

尽管如此，仍需要谈谈邓小平或中共开启的改革，于中国国运的重要作用。

邓小平开启的改革，或中共领导的改革，自从武力弹压学运，成效就主要体现在继续打开国门和让经济融入世界两个方面。然而，效应却也惊天动地。国门打开后，一个真实的外部世界便进入了中国人的眼帘。外部世界究竟是好，是歹？当然可以有不同解读，但全然不同于官方宣传的那号内容，就不容中国人不问上几个为什么，当时突出的疑惑是，为什么美国优于苏联，西欧优于东欧，南韩优于北韩，台、港优于大陆。很显然，这已不是个案解读，而是整体比较。为什么代表人民的官方总是对人民撒谎呢？社会观念由此大改观，日渐引发思考，价值走向多元，与总是受骗后出来的逆反心理密切相关。这情况自非邓小平和改革派乐意看见的，不免自吞苦涩。只能装聋作哑，不予理会。所谓否定马列社会主义，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由此而来。而从此的一发再不可收，遂在效果上成了社会巨变的源泉。承认经济规律和市场作用，把居住、工作的自由还给劳动者，属于经济改革的内容。实际是改正错误，毫无功德可言，因为那都是民国时期乃至皇朝时期就有的东西。因为又要马儿跑得快，又要马儿不吃草，只能是神话故事。然而，由此释放的能量，却也使世界瞠目。

综观邓小平的个人努力是，自返政坛，他并非未冒风险，近乎孤注一掷，这才否决了早把中国引入了死胡同的毛的革命路线。当初，他属于革命路线的执行者，不是制定者。假如当初毛泽东不搞终身独裁，带头接受权力制衡，哪怕只是执政党内的权力制衡，他多半会接受。事实上，当他察觉不妙时，他对此已无能为力。后来，他不过是随同刘少奇等人，对祸国殃民的政策有所调整，竟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毛不去世，一切只能照旧。终于改革，主要担当者却也非他莫属。换了别人，并非无可能被毛左派置于了死地。这意思是说，较之“八老”内其他能镇住台面的人，他终归属于开明派。就情感与见解而言，他属于介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之间的历史人物，比毛泽东高了半个层次。武力弹压学运，当然是他一大败笔。正如当年反右，他作为强硬派，此事不可以肯定一样。并且，他忘怀不了他一家人在文革的厄运，但他是否也想过当年被他打成的右派及右派的家人，出来过多少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惨剧？但是，他终究义无反顾，否决了毛的阶级斗争为纲和终身独裁，强调发展经济是硬道理。他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固然片面，因为生产力分有形、无形两种，迄今为止，制度乃是更靠得住的生产力，但在当时仍不失为解放思想。不久，他又于南巡路上再度疾呼还是要改革。就凭这几条，他就历史地位上高于毛泽东。否则， 阶级斗争为纲只会继续制造数不清的政治冤案，几亿人仍会被囚禁在居住地不得迁徙，无法想象占人类五分之一人口的赤贫加愚昧的命运，能够很快得到改变。

进一步说，毛时代几亿人年复一年的贫贱生活百事哀，不是过来人，怎识那号生活的苦涩、悲凉、脸上强颜作笑内心却欲哭无泪。那种家家户户皆穷得叮当响，当年的习近平一样不例外，只恐他今天仍忘怀不了的生活，确有平等一面，但这种平等生活只有跟原始社会的平等生活相比，才能显示优越性。无论如何，文明几千年了，小孩子泣求喝肉汤，大姑娘盼望穿新衣，怎来出格之说？偏偏这样的诉求，毛时代却属于对现实不满。轻则挨批斗，谓为资产阶级思想。重则判劳改，为现行反革命分子。本来，如果非常岁月里要求一代人忍受如此生活，例如战争时期，倒是需要理解。可怕的是，依得毛的和平岁月里代代人仍要“斗私批修，兴无灭资”的革命路线，至少理论上不把几亿人赶往原始生活，不会罢休。认为毛的奴隶社会主义鲜有正面意义，整体上不可能为后世人认可，甚至不能为后世人理解，这是主要理由。

此种悲剧的结束，另有一个今天才能看见的重大的积极效应。那样的条件下，中国断难以很小的代价，来实现文明的转型。出来了风暴，一定会是长期动荡，各种革命理论盛行，军阀迭出，互相争权夺利，大小内战频仍，血雨腥风祸及几代人。同时，严重危及东亚地区和平与发展。认为美欧社会制度不合那种情况下的中国国情，就事论事，倒也在理。不同时代的不同国情，属于客观存在。中共师从苏俄，移植进来马列社会主义，强行嫁接，已在中国酿成了一场不改革必将全面玉石俱焚的大悲剧，就是一个悖离国情的血的教训。而在经过了大发展的今天与今后，参照苏东、台湾故事，不论以何种方式让制度与文明转型，代价都会小多了。因为风气变了，社情变了，经济基础变了，社会结构变了。得失利弊，不可不谈。

并且，一朝中国实现了制度与文明转型，鉴于中国的份量，于世界也是一个重大贡献。很显然，现今世界几个残存的社会主义集权国家，一大批转型艰难的国家乃至一些顽固坚守政教合一的国家，权贵们或多或少在心理上视中国为今天的神圣同盟盟主。但是，权势煊赫的西罗马帝国尚且不免崩坍，东罗马帝国的影响就更是日薄西山。中国的转型，于它们的社会心理、社会生活的冲击，势必影响重大，一如苏东剧变，于中国社会影响重大一样。

再从历史看，中国已错失两次引领亚洲发展，进而影响世界潮流的机会。第一次是洋务运动输给了日本的明治维新，只能眼睁睁看着日本成为亚洲的祸害与世界的明星。第二次是中共建政后坚持把自己绑在苏俄革命的战车上，失去了使自己成为平衡东西方关系的极重要砝码的机会。在一味胡闹、外强中干的毛时代，中国事实上被强权世界边缘化了。拥有六、七亿人口的中国大陆，二十年被排除在联合国之外，终归算不得是毛路线的胜利。固然，强权世界对中国的反制，受累的并非中共当局，而是几亿民众。当毛泽东为向世界证明自己的价值，发动文化大革命，这点便显现无遗。总地来看，这两次失去机会，除了当政者的原因外，严重变质的中国文化、思想、民族性格亦应负重要责任。拿第一次来说，日本人敢于脱亚入欧，敢于用忧患意识激励人心，不怕丢掉特色，其实是让旧特色发展成了新特色。反观中国，不乏中国人至今仍耿耿于怀于西化，惟恐西化吞没掉天朝的自豪，几个权贵听得进危言，只有无聊的歌功颂德才是主旋律，其结果是在全球化时代让自己成了古董或另类。关于第二次，则是自觉不自觉地让一颗脑袋取代几亿个脑袋，竟以为那颗脑袋浓缩了无限宇宙之光。如果这一次中国文明仍迟迟不能转型，则主要是中共上层保守势力执意抗拒世界潮流的原因。所谓特色社会主义，本质上不过满清朝庭的“中学为主，西学为用”罢了。当年宣扬西学，为数典忘祖；今天提议西化，属于颠覆国家和政府；二者何其相似。而依得它们，整个二十一世纪，中国将非但没有可能引领世界潮流，而且下个世纪多半都只能属于二三流文明。甚至，国体能否完整都成问题，哪怕拥有了二十艘航空母舰。果然如此，中共自难得到后世人谅解，各式极力阻挠，政治、社会改革的权势人物，一定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各式极力阻挠改革的权势人物，断难获得拥抱世界的十几亿民众的原谅。事态明显不过，今天的中国，可供抓住历史机遇的社会基础已大不同于以往，但是世界一样大不同于以往，生活节奏的提速可以稀释掉后发优势，仅仅这一点就决定了留给中国的时间不多了。这不是那些恪守马列思维的正统精英理解得了的，也不是眼里只有泡沫经济数据的专家可以展望到的，更不是巴不得现状千秋永存的既得利益者能够想象到的。据说，希拉里曾说二十年后，中国将成为最贫穷的国家，未必依据充分，却也委实发人深思。如果联系到法国在太阳王路易十四时代的国势蒸蒸日上，路易十六时却发生了大革命，此种一曝十寒该给中国人什么教训以供吸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