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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党罪证”有口难辩 翻译家傅雷携夫人自杀
------------------- 翻译家傅雷,一生凡事一丝不苟,尤其珍惜自己的笔墨。当年翻译法国文学名著《高老头》、《约翰·克利斯朵夫》时,精益求精,一译再译,几易其稿,但一经定稿竟不许编者改动一字一句。傅雷还把这种严谨的为文之风用在教子上。他不仅把巴尔扎克的系列小说翻译给中国读者欣赏,还为世界人民献上了一个音乐家———他的儿子傅聪。
傅雷的这一作风,在他辞别人世时表现得尤为突出。临走前,他没有忘记托自己的内弟朱人秀上缴当月55元的房租,没有忘记给自家的保姆周菊娣留下一块女表,一个旧挂钟,一张600元的存单作为她过渡期的生活费。他说:“她是劳动人民,一生孤苦,我们不愿她无故受累。”最后剩下的53.3元又托付给朱人秀作为自己与夫人朱梅馥的火葬费。没有一丝一毫的疏忽,一切都处理得井井有条。
1966年9月3日凌晨,中国最伟大的翻译家傅雷与夫人朱梅馥携手同肩,双双自缢身亡。
9月2日夜,傅雷和夫人留下了一封最后的家书。这是写给其内弟朱人秀的遗书。遗书让人们看到,傅雷的“反党罪证”是一面小镜子和一张褪色的旧画报。小镜子后有蒋介石的头像,画报上有宋美龄的照片,可这两件东西是傅雷的小姨子寄存于傅家的。
他在遗书中发出了一个知识分子、一介书生痛切的自白:“我们也知道搜出的罪证虽然有口难辩,在英明的共产党和伟大的毛主席领导之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决不至因之而判重刑。只是含冤不白,无法洗刷的日子比坐牢还要难过。何况光是教育出一个叛徒傅聪来,已经死有余辜了!更何况像我们这种来自旧社会的渣滓早应该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了!”就这样,“士可杀而不可辱”的傅雷夫妇辞别了动乱的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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