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祖田：论中国 第六章（上）

夜漫漫

罗祖田：论中国    第六章（上）
同病相怜：从苏共到中共



苏联的故事，仍可视作镜鉴。

从勃列日涅夫到戈尔巴乔夫，其间也是二十年。此二十年里，苏联不再言及赫鲁晓夫的改革，实际时不时还在小改小革，特别安德罗波夫的昙花一现。但是，整体上讲，苏联体制的基础部份原封未动，因为不能允许触动。如果说勃列日涅夫为了保党，目光专注于亲属、小圈子、权贵们的利益，契尔年科更仿佛维持会长。相当程度上，他们保党的考量并非不能成立，因为非要对一个重病之躯动大手术，不考虑风险并不算妥当。这样，苏联上层社会特权横行，下层生活老调重弹，官场只有暮气无活力，知识阶层鲜少创意和想象力，便为必然。戈尔巴乔夫深信苏联属于自杀，自己也不甘心做维持会长，遂开启了又一轮改革。总体上看，较之赫鲁晓夫的上一轮改革，这一轮改革要全面、彻底、大胆，理论上大体能够自圆其说，一时间竟形成了轰轰烈烈局面。但是，只要戈尔巴乔夫做不到短时间内就让苏联发生质变，时间上还适不适合改革，就是另一个问题。并且，此乃一个较之改革目标直指病灶的旧制度体系，还要性命攸关的问题。

当时，苏联已存在近七十年。自然规律不可抗拒，苏共统治阶层成员，皆进入了第四代第五代。人固有的惰性弱点，决定了通常情况下富贵难过三代。偏偏集权制度，性喜汰优存劣，遂使官僚队伍严重变质，无可避免。此时此刻，不要说多数权贵为了保住既得利益，内心不会支持改革，仅仅官僚队伍可怕的昏庸和惰性，就不是几个锐意改革者能扭转的大势。很简单，改革要收实效，必赖官僚队伍特别中上层官僚的大力支持。而权贵阶层既可以把改革者推上台，也就可以把改革者拉下马，只要改革逾越了他们的底线。专制条件下，改革者基本上壮志难酬，在于突不破此种制度注定了的宿命。只要癌症到了晚期，不动手术，必死无疑。动手术，往往死得更快，因为促使了癌细胞的扩散。

苏联还有一个要命的问题。多达一百五十余个不同民族之间，从来没有消弭的恩恩怨怨，早已积重难返。这种当初由无节制的疯狂扩张导致的严重消化不良，乃是除了中国之外，史上所有集权帝国的致命伤。面对各个帝国的此一通病，欧亚土地上的基督也罢，真主也罢，从来都无能为力，只能眼睁睁看着这种人世间永无止息的潮起潮落。不过是十九世纪欧洲一家之言的马克思学说，自以为拥有真理，效力强胜一切神祇，足以解决人世间的一应难题。经过列宁的改造，突出了阶级斗争新理念。结果是进一步撕裂了社会生活，演变为更加血腥的暴力，虽一时收获到了阶级敌人战战兢兢的功效，造成的心理伤口却更加难以愈合。《静静的顿河》从侧面形象地再现了那页历史：频繁的对外战争，无情的阶级斗争，彻底撕裂了本来富于人情味的生活，哥萨克的传统生活圈子一步步碎片化。当鲜活的生命瞬间即没，活着的人却对此无能为力；当生活的方向变得迷茫，谁也不知道明天又会怎样；人世间的悲欢离合，于人也就全失去了意义。而到了斯大林时代，这种生活更被推向极端。

自列宁始的历代苏共统治者，皆不曾高度重视它已经严重消化不良，无视生命的价值及人应有的尊严，只知沉醉在领土面积世界第一的历史自豪中与现实荣耀中，竟由此推定苏维埃方式必定统一世界，只要配备强大的军队与警察力量，一切阻力最后都会消失于无形之中。他们倒是看清楚了脚下这片土地，就是这样走向一统的。却不肯承认此种毫无新意的兼并术，即便换了古代也做不到长治久安。因为分崩离析的例子多矣，罗马帝国、奥斯曼帝国、蒙古帝国、阿拉伯帝国等等。那些帝国哪一个乐意崩坍呢？它们之所以崩坍，不是官方语言不中听，而是行为实在不合天意人心。

强使东欧几国成为自己的卫星国，是二战后苏联分得的巨大胜利果实。就当时而言，苏联的要求并非不合逻辑。它自以为解放了欧洲当然是它的一家之言，但它在抗击法西斯方面作出了巨大牺牲，亦是实情。问题的要害是，数百年形成的沙文主义加上马列的世界革命理念，使得获胜后的苏联并不认为二战应是人类文明另觅出路的标志。二战期间几千万人的惨死，不同民族、种族、肤色的人流下的共同的时代悲泪，竟打动不了马列革命者的冷酷心肠。强使东欧几国成为自己的卫星国，为日后世界革命建立前沿阵地罢了。事实上，当不久后毛泽东中国向苏联主动投怀，便愈使苏联如虎添翼，社会主义红旗大有几十年内便席卷世界之势。此情此景，不容美国不对苏联忌惮几分。两大阵营，由此定型。强权时代，视苏联为邪恶方自是政治语言，但是苏联分明既无新思维，又不曾量力而行，很快就使东欧成了苏联的负资产，并最终成为苏联的掘墓者。实际，战后初期美国对于能否战胜苏联心里并无底。不然的话，也就不会冒出麦卡锡主义那号恐共病症。美国逐渐有了信心，离不开南斯拉夫、匈牙利、波兰，特别中国对苏联的说不行为，将苏式社会主义的虚弱本质暴露于世。这样，里里外外的事儿加在了一起，捱到戈尔巴乔夫仍幻想以医天之术替苏联疗伤时，既不识苏联国体、政体皆已不可救药，又不识得时间已经不站在他一边了。

曾见一个论点，苏联改革失败，在于戈尔巴乔夫不是邓小平。此种一味愚弄百姓的人治语言，悲哀之至。依得这般论点，史上那么多王朝倾覆，就全是一个人选不慎的问题。这样的论点，苏东剧变后中共官场里很明显地广有市场，也就难怪会有重庆薄、王的出色表演。他们敢于肆无忌惮，无疑借鉴了邓小平用“四项基本原则”、亦即用四根棍子押解改革上路的威风凛凛。但是，他们那不敢恭维的智力却不会想到，没有当初赫鲁晓夫的改革，仍由得斯大林那一套肆虐，苏联极可能早已崩坍，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失败，因为病入膏肓罢了。他们更不懂得事物的发展，例如，邓小平成功地用武力镇压了民间的抗议，并不等于同样的方法每届当局都管用。毕竟，当王朝进入下世，军队拒绝执行命令的事例多矣。今天，官方，军方一再强调军队要绝对听从党指挥，反证了军队内不同声音的严重性。这是必然的。士兵作为军队主体，永远来自老百姓。六•四事件表明，军方上上下下并非铁板一块，面对手无寸铁的百姓的质疑、公愤，并非绝对无动于衷，它分明预示了一朝时过境迁，军队是可能抗命，不再向百姓开枪的。有史以来，英雄确可以造时势，但前提是需要有可供英雄作为的时势。归根到底，英雄是由时势造就出来的。戈尔巴乔夫当政时期，苏联人的生活水平普遍高于同期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当年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独裁与暴政的否定，也使苏联社会心理总体上向往北美与西欧。此并非官方诬称的是反共反苏政治，实质是各个阶层希望提升生活质量，向先进文明看齐。此于苏联人是觉醒，于苏联制度却是祸。因为解决了衣食问题后，社会心理接下来就会把人身安全、言论自由、分配公平、法律公正等等问题提上议程。革命反而在极端情况有了改善的条件下发生，属于文明演进到了现代的新话题，无疑是新见解、新风气，新的经济方式、生活方式的作用结果。旧脑筋是难以接受这一点的，不免觉得委屈。然而，此种心情可以理解，却不值得同情。

这样的情况一样出现在了中国，当然也一定会在中国出现。在胡耀邦奋力为千百万政治受难者摘帽、平反时，绝大多数中国人尚未解决温饱问题。社会心理整体上是呼应改革的，听得进去当局的改革承诺。现今已到处可见私家车，却又每个阶层私底里皆骂娘。事实上就是官员们，内心里也是早就不信官话了。一个突出的例子是各级党报，还有几个人真拿它当回事？若不依仗特权强行摊派，只恐家家都要倒闭关门。例如近来《辽宁日报》忽然出名，靠的是自身质量还是特务行为？一家基本上没有人阅读的报纸，应该关注的实在是自身的问题。当然，《辽宁日报》未必没有苦衷，报社哪有自主权，此为中国特色。对此，如果邓小平活到今天，他又能有什么医天之术？他可以再一次调动野战军进京，总不能在城乡所有路口和每个社区都摆上坦克。这样的情况下，也就难怪曾有官员为新的社情愤愤不平：“老百姓就这德行，给脸不要脸。”

事实上，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功败垂成，导火索不是赤贫阶层的铤而走险，不是大批失业者或领不到工资的工人、小职员，走上街头抗议示威，而是来自卫星国波兰一家造船厂的团结工会运动。如果不是因为国体建立在沙滩上，如果不是由于手伸得太长，招来了东欧卫星国的反向冲击波，苏联纵然政体落后，再维持几十年是完全可能的。正如中国的特色社会主义，由于不复卫星国反水带来的反向冲击波，数十年的洗脑对很多人并非毫无作用，仍有余力全面维稳，预计还可以忽悠中国几年一样。例如赵本山的小品《卖拐》，居然出现在央视的春晚上，博得权贵阶层捧腹大笑，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局对于忽悠中国社会，充满了自信。事实上，苏联的突然解体，曾出乎世界的意料。正如世界对中国的评估，常出错觉一样。戈尔巴乔夫的运气不如邓小平，原因在腐朽的政体也在强扭的国体。苏东剧变后，邓小平不肯去残存社会主义世界挑头，反证了这一点。当然也证实了邓小平的老练。

反向冲击波的起因很简单，工人们没法儿相信自称代表他们的政府及官办工会，为了捍卫自身权益，自行组织了工会。在大多数国家，此事很平常，劳资纠纷罢了。但是社会主义国家里，却属于惊天阴谋，等于是要颠覆政府和社会主义制度，必须取谛。就事论事，从华沙到莫斯科，未雨绸缪自有依据，至于为什么使得统治基础如此脆弱，那是另外一码事了。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使东欧各国长期被压抑的心情得到舒缓。在波兰，已经争得合法地位的团结工会，它的非暴力和平改革，进一步赢得了各阶层的拥戴，遂以压倒优势击败了共产党政府。在莫斯科正倡导新思维，不便出兵镇压、睁只眼闭只眼的情况下，团结工会取得政权已不可阻挡。蝴蝶效应由此开始。波兰的剧情，引发了东欧其它国家的摹仿。随着柏林墙的倒塌，社会主义和一党专政遂成为众矢之的。齐奥塞斯库夫妇的悲剧下场，主要不在于几十年来他们积怨太深，而在于公然抗拒压抑了几十年的民心所向的爆发。假如他们识时务，支持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率先在罗马尼亚宣布尊重人民的选择，他们非但不会被逮捕、处死，而且有可能摇身一变成为罗马尼亚新时代的明星。这样，有了东欧的纷纷弃苏归欧，当初被逼签城下之盟的波罗的海三国，自此更加去意坚决。事态演变到了这一步，即便戈尔巴乔夫无比贤明，离心力量也不可能买他的帐了。当分崩离析的苏联不可挽救，主导了苏联这只利维坦的脊椎骨，不良记录不免太多的苏联共产党，仅仅由于这方面的外强中干，它退出历史舞台便自然而然。

戈尔巴乔夫注定了是悲剧人物。不是靠理性和共同利益，而是靠坦克圈起来的社会主义大家庭，注定了苏联这个大家长手伸得越长，越不自量力，迟早有一天，手会要折断。同时，靠谎言加刺刀维系的苏联强权统治，先天缺乏免疫力，只要消除不了共产党的特权，改革就是说得再多也仍是白说。此为共产集权国家的通病。当癌症进入晚期，医生又怎能治它的命？况且，戈尔巴乔夫不免高估了他的医术。从学术层面讲，《新思维》未必上得了哲学台面，其基本观点不过是重复了现代人的常识罢了。就政治操作层面讲，新思维明显不及邓小平的猫论易于为人接受，因而更管用。这位苏联末代总统，当然属于良知未泯的学者型政治人物，偏偏这样的政治人物，并不适合再造乾坤。因为不要说在莫斯科的权力染缸，党领袖少不得冷酷心肠和霹雳手段，就是在华盛顿的权力迷宫，他这号大当家也未必会是老谋深算政客的对手。

由此观照中国。

二十世纪多数时间，特别中共建政以后，苏联于中国一直属于心理优势方。苏联的心理优势，源于历史，更来自现实。相对于马列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地缘政治更受苏共上层集团重视。例如，总是乐于表现自己的赫鲁晓夫就曾坦言，他非常耽忧日后中国的走向，曾使到访的西德客人阿登纳闻之愕然。赫鲁晓夫之后的苏共，被毛泽东视为“修正主义”，这里是个缘由。不过，苏联幸亏有了修正主义，苏联各族民众才幸免了中国人所遭受的那多罪。例如文化革命。就对苏联不论国体还是政体的本质的认识而言，蒋介石对国祚民脉的敬畏，明显强于毛泽东。苏联崩坍后，俄国作为遗产继承者，曾经十几年忙于收拾烂摊子，不得已只能放下身段。忽逢国际油价飚升，自然资源富足的俄国有了源源不断的外汇，帮助了原气恢复。在强人普京领导下，它那上上下下由来已久的心理优势遂又抬头，再做世界帝国梦的幽灵也就依稀可见，不乏权贵依然瞧不上眼社会生活与政治上混乱落后的中国。它说话的本钱与它的核武力量很显然紧密相关。然而，狰狞的核门神确是国家的保护伞，却不是国家的号召力量。它不认为身上的民主新衣穿上没有几天，却未必很合体。它更不认为由此上溯一百五十年，尤其中共建政后的几十年，只是历史长河的一段小迴流。中国文明的内在质量，能够经受几千年风雨冲刷而不倒；在与欧美新文明的较量中当然败下阵来，终究又站了起来；此事的重要性，不是流行的教科书回答得了的。今天，社会心理上总地来讲已丢掉妄自尊大、坦承落后，并已努力转型的中国文明又焕发了活力，在于文化的精华一面仍可在世界生根、开花，东正教却很难走出草原。此事意义极大。

根在俄国的沙文主义太过重视它得天得厚的一面。漫长、寒冷的冬季，辽阔的草原，已被强权历史证明为外敌的克星。作为天才的拿破仑和作为枭雄的希特勒，皆败于此二者身上。但它并不认为文明演进另有一面。它那庞大的国土，之所以能够狮子滚雪球般越滚越大，离不开地处寒带，太阳温度不高，尤其人烟稀少，使圈地异常顺利。把大量未开化的草原游牧民族集拢起来，服从于一个国家权威，当然是自叶卡特琳娜女皇以降，俄国贵族精英阶层在西欧影响下对世界的贡献。但是，此一数百年的生活基调，既缺高质量文化、思想的启迪心智，又缺由海运提供的大规模通商带来的生活变化，主要是原始手段的血与火的强迫洗礼。同时，除了少数流淌着西欧文化血液的精英人物略具自知之明，多数权贵对世界的变化既无知又目空一切，于是反过来又使欧洲这个近邻长期不敢看好俄国。不妨说，只要俄国上层社会认识不到这几点，不能把俄国文化的野蛮基因转化为现代理性基因，俄国融入世界都难，遑论引领世界潮流。

列宁对世界认识的根本偏差就在这里。

列宁建立社会主义，许诺可以带领众生进入共产主义天堂，并非偶然。欧美建立在商业自由，海洋航运，机器生产以及相应的典章制度基础上的现代文明模式，叫它罪恶的资本主义也罢，叫它疯狂的帝国主义也罢，皆是基础全然不同的俄国，至少几代人时间内效法不了的。要创建一个比俄国历史更加辉煌，光芒能压倒西欧的新帝国，首先便需要有一个与东正教并不相悖，从而能动员民众，又优于东正教，从而可望吸引西欧的号召力量。作为欧洲自由思想里一个另类、自封科学的马克思学说，遂被选中。尔后的苏共自然视此为创举，倒也不算太离谱。从情感上讲，共产主义天堂本来就是东正教的理想天国。早期商品社会，机器生产的固有弊端，例如冷漠无情与刻板劳动，与游牧民族的自由散漫且不乏人情味的生活严重相悖，显而易见。阶级斗争在初始阶段，总是能得到蒙昧年代下层劳动者拥护的，功于它那为弱者代言的假面具一面，无形中也就为兼并和扩张行为提供了理论注解。因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目的在于解放全世界，在于不能解放全人类，也就不能解放自己。社会主义制度在俄国和苏联的建立，且显得有根有据，离不开上述土壤。

二战的结局是同盟国获胜。从物质层面讲，轴心国输在资源、潜力皆不足这一点上。从道义层面讲，侵略者太过残暴、下流的行为，突破了太多人的良心底线。美、英将此说成是民主制度对极权制度的胜利，不免牵强附会之嫌。苏俄认定是社会主义对垂死帝国主义的胜利，更是十足的政治语言。偏偏此种政治语言，在蒙昧年代的下层社会广有市场，不免反过来又影响了苏共上层的思维，使其错觉扩大。假如斯大林不挟胜利之威，不那样急于统治全世界，而是仍让东欧依附西欧，集中全力于内部的修复战争创伤，疗治固有的消化不良顽症，苏联的国体和政体未必不可以有质的提升。因为二战于苏联固然损失极巨，无形中也给苏联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极难得的历史契机，便是卫国战争激发了多数加盟国的同仇敌忾。这情况自来就是很强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曾在一个战壕里并肩抗敌的战友情，总是能让双方毕生难忘的。一般来说，这样的历史契机可遇而不可求，千年都难出现几次。若能得到重视、珍惜、呵护，消融不同民族间的文化、心理隔阂或历史恩怨，一定能收事半功倍之效。反之，再血浓的战友情，也扛不住阶级斗争的站队划线。因为血缘的父子情，利害一致的夫妻情，尚且常常不敌阶级斗争。既然苏共统治阶层拒绝上天赐予的好机会，不肯承认自身极脆弱的一面，放纵阶级斗争罔顾基本的人伦人情，那么还能说它什么呢？

中国历史大不同于俄国或苏联。广阔的国土当然也是逐渐形成的，其间一样不乏血与火。但是，比较明晰的国体概念固然始于车同轨、书同文、统一度量衡，时间却在两千年以上。自汉武帝时代几度重创匈奴，东鲁、西秦、燕赵、吴楚乃至南越、辽东，皆演化成了地域名词，心理上不复再有彼此间不共戴天的冲动。加上此前长达千年的通婚、通商和文化传播，至此终在社会心理上形成了共识。从此，文化的传播无须借助血与火，自有如靡靡细雨润物无声的功效，遂使得战火仍可以裂国裂土，却隔裂不了文化认同。

辛亥革命后那页历史是个证明。为与帝制告别，各省纷纷独立。面对日本大举侵华，各省又纷纷拥护中央，便是接受了苏联世界革命理念的中共，亦不敢太例外。它反映了一个朴实又深刻的文化内涵，社会心理已不反感分治或自治，认定这样做将有利于出现创意。因为大一统的强权政治实体先天就有大缺陷，多数情况下，它乃是上层人物的金权杖，于民众不过是虚荣心。但是，社会心理又不能接受对中国大框架的暴力撕裂，特别外来的暴力撕裂。它源于炎黄子孙的长存于世，少不得足量的载体。这里，重要的既是文化、心理认同上的自觉，更是自觉的韧性。

曾见一个论点，“崖山之后无中国，明亡之后无华夏”。从一个方面看，此论自有相当道理。就精神气质讲，崖山之后中国的民族精神，特别历代体制内精英人物的气质，委实大退步了。突出如明亡之后，体制内精英人物鲜少表现了独立思想和人格，圆滑、世故、怯懦、奴性，比比皆是。如果不是这样，就解释不了满汉不通婚、留发不留头这种侮辱性歧视政策在中国的推行，近两百年来国运的每况愈下或畸形，文革那种丑陋闹剧在中国上演，今天的技术官僚如此蔑视弱势阶层还腐败无能。一百多年来，中国招致很多国家从骨子里瞧不起，不是没有缘由。

从另一个方面看，“崖山之后无中国，明亡之后无华夏”，文化的根本上面也是不能成立的。集权高压和儒教伦理尤其现代的政教合一固然害苦了中国，但到底斩杀不尽中国的精神根基。关于后者，既然神明时代的毛泽东尚且无力做到，那么神坛倒塌后他的传人就更无可能做到。只要文化存在，只要体制内外仍有良知存在，中国就会存在。特别是中国民族精神里的求真、向上、开放、博大的基因，只要来了机会，它就会如井喷般迸发。改革、开放以来，不论当局倚仗强权设置多少禁区，不论政党文化如何继续愚弄民众，也不论毛左派如何煞有介事反西化，社会心理拥抱世界化并不可阻遏，就是一个例子。此事件的极其重要性，既在它的现实意义上，更在它的历史意义上。当半个世纪后中国文明全面融入世界文明，通过奋进全面影响世界之时，回头来看今天的社会心理拥抱世界化，方知中国文化精华一面的永久性价值。

另者，百年来社会生活里唱主角的国民党与共产党，前者拥抱欧风美雨，后者追随马列苏俄，相当时间内双方的本质也还是欢迎西化，亦即现代化，世界化，目的是使古老的中国焕发青春，在世界化中占据应有的席位。特别两党的绝大多数成员，初始之际怀揣着美好的理念，因而他们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也是需要理解的。就一步步走向极端、偏执、自身无力挣脱悖论的中共而言，制的问题越来越大于政的问题。这情况在改革以来表现得十分突出：不改革，将是死路一条。改革吧，总是投鼠忌器，越改问题越多，越改越招致不满。事实上，这情况对于中共大多数普通党员，同样是难言的苦涩，无奈的期盼，暂且还只能让无情的现实绑架自己的良知。所以，一朝制的问题为绝大多数人明白，它一定会长期镜鉴中国，使后人痛定思痛。

中国之幸就在这里：文化的海纳百川基因决定了它的长存于世。它真正的、也是需要弘扬的特色是：历史上的吴楚文化就明显地有别于中原文化，黄河流域的人全敬奉天地君亲师，长江流域的人很多偏爱黑虎元帅。自从国运式微，湖湘儿女敢为天下先，闽粤民众多放眼海外。七十年来那些事业有成的香港市民，多数原是逃港的难民，一朝换了环境，他们的形象、思维、行为，很快就判若两人。当初接受社会主义，本身就是一种开放心态。至于结局的好与歹，是另一码事。香港，台湾，由下南洋下西洋形成的海外华人社区，皆有力地表明，只要不复强权禁锢，中国的文化、心理，顶多两三代人时间，便可全面融入世界。同时，此一融入过程之中，中国文化不但具备自身纠错能力，而且具备改善当地文明乃至欧美文明的潜力。例如新加坡，中西文明得到了珠联璧合，见证了华人智慧对新加坡的贡献。（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