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祖田 论中国 第六章 （下）

夜漫漫

    同病相怜，从苏共到中共

也谈几句今天中国的分离倾向。它们被叫作台独、藏独，新冒出来的疆独、港独。它们成因不同，总的历史脉络却也清晰可见。

台独主要是历史欠帐的产物。突出如日占五十年，怎么说也是大陆中央政府对台湾民众的失职所致。民进党目光短浅，先把民怨加以政治利用，又把台独作为奋斗目标，使得民主、进步这块对大陆民众有相当吸引力的招牌，一下子就在十几亿中国人心中倒了胃口。进一步说，民进党不能接受大陆的现实并不难理解，但不可以让台湾的前途与中国的发展进行切割，正如中国大陆要面向未来，今天的时代目光需要先投向世界一样。没有高起点，就不会有持续的后劲。只要大陆继续发展，进步，跟上世界潮流，实现了文明转型，台独问题不难解决。

藏独更难成气候，倒不是人口数量过小的问题，而是从历史看，从经济、文化看没有道理。先前藏区的农奴制度，是悖于人性的，与遍地寺庙并不成比例。高原寒冷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并离不开内地支援。达赖在世界上以和平和弱者面目出现，钻了大陆现状悲哀的空子。或者说，他的政治理由多于历史理由。具体地说，要说北京执意挑动冲突未必准确，因为那样做肯定不合“铁桶江山”的本意。参照北京对待少数民族整体上倾斜的政策，这点便很显然。但是，北京派驻的治藏势力很不称职也是显然的。因为汉人官员前往西藏多为镀金目的，比不得前往自然条件好的地区有油水可捞故而乐意扎根，例如西双版纳地区。既为镀金目的，现体制下官员们的言行当然就是宁左勿右，这种情况下，纵使善良的佛教徒时间一久也会受不了。不过，今天藏独与北京的冲突，本质上是两个政教合一实体互争话语权罢了，两个错误相加，结论仍是错误。

疆独的背景要复杂多了。只要这世界改变不了强权政治唱主角的局面，自成一体的伊斯兰教文明就难以与世界化合拍，极端言行在所难免。说到底，这与欧美强权作下的孽，大有关联。中国既已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特别新贵名流的现实表现既野蛮又贪婪，便不免也成了新魔鬼。这种思潮下，贫富分化只会加倍刺激族群隔阂。不论北京如何怀柔，只恐都难消弭祸根。而只要强力反制，更大的反弹又会酝酿。总地来看，新疆会有相当时期的不安稳，但分离力量也成不了大气候。因为当今和未来的世界，除了拥有极特殊理由，分离行为不合世界的发展、融合、整合潮流。固然，如果中国文明迟迟不能转型、进步，也是不能排除变数的。美国乃是最好的例子。如果美国文明不能走在世界前列，如果它是另一个苏联，夏威夷和阿拉斯加未必不会闹分离。

港独主要是大陆官僚资本进入后，中下层社会实际生活水准不升反降的情绪化产物。例如房地产业的价格推高。深层次原因在于当年的大多数逃港者忘怀不了伤心往事，只要北京不对他们当年的惨况道歉，他们的心灵伤口就难以愈合。总地来看，视自己非中国人的港独派势力薄弱，会有人闹一闹，但多数人不会走得很远。一是难成气候，二是闹得太过对自己并无益处，三是大陆的转型，只是个时间问题。很显然，港人追求民主、自治，要求香港当局由真正普选产生，首先致力于香港的持续发展与关注民生，与大陆的社会心理是相通的，符合世界潮流。预计只要不出现大突变，三十年后，经济方面香港会与广深连成一片。但作为自由港，它仍会发挥特殊作用。关于今天的大陆不欠台湾或香港什么，无疑属于可怕的极端强权语言，是得不到历史理由支持的。好在它并代表不了大陆的社会心理。

因此，基本上无须太过担忧苏联分裂故事，南斯拉夫分裂故事，会在中国上演。至于日后国体如何改革，则是政体顺乎天理民情后的另一回事。

邓小平之后的中国，社会改革、政治改革皆名存实亡，但经济仍旧开放，亦为不争的事实。纵属经济开放，仍不可避免地引发了文化、心理、观念、价值等的变化。身上的奴隶枷锁终归已被取下，生活从此有了相当自由，物质方面有了明显改善，亲友之间可以讲心里话了。只要不卖国，不去街头闹事，不公然煽动推翻中共统治，倒也可以睡上安稳觉。这一切，也就使得社会心理乐于看到改革取得成效。初期的改革者可以从容地摸着石头过河，后来的维持会长可以优哉游哉地混日子，与国体稳固，不但强者在生活中机会多多，而且弱者通过加倍劳动也还有点奔头，社会心理不希望生活大动荡，因而时间上还适合改革，密切相关。可悲的是，当局既不肯认真探究苏联的教训，又如此不珍惜国体稳固带给改革的助力，反倒真个以为托了邓小平强于戈尔巴乔夫之福。如果只是无奈倒也罢了，如果改革者只有如此智识，事与愿违有什么奇怪。

中国改革另有一个苏联改革不具备的大优势，便是人口红利，特别几亿劳动者的勤奋刻苦品质。人口红利可以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而消失，勤奋刻苦品质却不会一并消失。中国劳动者对统治者的要求，从来都低得可怜。其中确不免奴性成份，但更多地还是一种依靠自己双手的主动精神。年复一年，极目可见汪洋大海般个体工商户，只要能获微利，他们便不惜起五更，睡半夜，年年春运期间的民工潮，举世罕见。不能说世界绝无此情况，但中国首屈一指亦是不争的事实。使用激烈语言，中国劳动者的勤奋刻苦品质，与他们的收获总是极不相称，对此，中国历代的统治阶级实在应该感到羞耻。就改革以来而言，认为改革、开放释放了此一巨大能量，是事实。认为由此一巨大能量创造的经济奇迹，仍功于改革、开放，则是对几亿劳动者汗水、泪水的蔑视。此一巨大能量的现实意义，在于昭告了毛泽东极端时代已一去不复返；见证了自由等现代价值转化的空前生产力；预示了政府的任何顶层设计，皆要认真面对此一巨大能量的流向；也预示了中国国运只要环境大体适宜，便将不可阻挡。

曾见一篇宏文，论证中国若出现苏联式悲剧，结局将比苏联更惨。此文若由民间所作，不排除作者不希望动乱的良好意愿。但若由官方授意而作，或官方突然发现了宝贝而加以利用，性质便不同了。它根本就不懂得，苏联只是一个历史插曲，中国却能与世长存，两者政体上虽有可比性，国体上却没有可比性。仅此一条理由，如此宏文就不值一驳。实际，苏联解体后，主要继承者俄国确曾一度今不如昔，却是因为俄国需要替苏联偿还历史欠帐，此种历史欠帐且非偿还不可，早点偿还，早点轻松。说到底，苏联作下的孽。而当俄国偿还历史欠帐，基本上理顺颠倒了几十年的生产关系，它便不但基本上恢复了原气，而且又有了叫板世界的底气。此底气与普京总统的强悍风格相关，更多的还是源于俄国又有了实力以及朝野的支持。不复后者，普京拿什么去强悍？另者，苏联也罢，俄国也罢，一度屈辱的根子是什么？俄国人只会比中国人更清楚。有一点很显然，今天的俄国，俄共是可以凭选票和平上台的，前提是需要多数俄国人拥护俄共，为什么不谈多数俄国人不拥护俄共这一点？特别是，东欧几国的情况如今到底明显好转了，还是更惨？它们为什么能够情况明显好转，靠的什么因素？由此看来，如此无知还睁眼讲瞎话的奇文，能够抓住很多人眼球，甚或被它的汹汹气势吓住，不外乎它所反映的背景不一般罢了。因为若无相当背景的青睐，或直接授意，难以想象此种初中生水平的论文，出现在世界大国的煌煌官媒上。很简单，就算一家地方小报，也是要对文章的逻辑审核的。编审当然希望文章上档次、够质量。

联系到不久前又出现在同一官媒上的另一篇奇文，问题就更加不同寻常。此文坦率得更加可爱，它干脆警告某些人，离胡耀邦的名字远一点。此文认为，中共高层早替胡的一生功过定了调子，且评价甚高，所以持异议者，特别非党人员，应离胡的名字远一点。这就新奇了，历史人物由后人评说，本是人类社会普遍的正常现象。不肯后人评说，只会有着不可告人的隐情。一般来说，只能是心虚使然。如果依得不认同强者的调子，就要离开远一点的逻辑，岂不是美国也可以对中国宣称，“你不接受我定的调子，你就最好识点相离我远一点”，中国人听了，该作何感想？以此类推下去，世界还叫世界么，生活还叫生活么？今天的中国人怀念胡耀邦，当然不是因他做过高官，主要是因他曾经对中国人苦难的勇于担当。凡是为国家为民众做过好事的人，不管他生于哪个朝代，属于什么党派，都理应受到后人怀念。后人怀念先贤，希望澄清历史迷雾，解开历史谜团，在正常的社会从来都应该鼓励。分党与非党，还警告别人离远点，实在有悖情理，有违公德公义。

如此汹汹文章，且是通过官媒昭告社会，要干什么呢？它不由人不怀疑，某些既得利益者是否要组织一个神圣同盟，为了保住他们的家族利益，已急不可耐地要恫吓社会，转移社会的反腐视线，甚至不惜与改革作对，与民众为敌。其实，这类人的凶狠贪婪一面早就不是新闻。他们不会反对能促进经济发展，有助于他们掠夺更多社会财富的经济改革，却将极力抵制、阻挡一应社会改革尤其政治改革。因为前文已开宗明义，那样一来，中国将比苏联更惨。说白了就是他们将失去特权，得依法行事，再也不能为所欲为。这种情况于他们当然属于悲惨。关于后文，联系到当年就是由于反腐反不下去，最后招致胡耀邦猝死，赵紫阳下台，并且出动军队平乱，便不能不承认，它可不是虚声恫吓，不是说着玩儿。只要有可能，他们又会把当年的故事上演一遍。切不可以低估他们的决心。说到底，三十年来中国社会日益发展的仇官心理，无非官僚队伍特别一些傲慢权贵坑民、仇民行为的相应反弹。而此种反弹，自然又会促使某些傲慢权贵镇压反抗时的决不会心慈手软。从历史看，此乃所有陷入三世说的末世王朝，官民仇恨已不可调和的共相。也是史上绝大多数社会改革需要适可而止的现实考量。因为换汤不换药的改革拖得愈久，冒出来的新问题就愈多，旧制度框架愈无能为力，对统治者信誉的杀伤力就愈大。

然而今天中国的现状，当局想让改革适可而止都不行了。要么死亡，要么争得新生机会，已成中国改革的不二选择。邓小平之后的江、胡两任掌门仍旧高喊改革，迫于时势罢了。今天的习近平，看来情况也强不了多少。他们对于改革并不知道会走向何处的忧虑，不会逊色于尝试重回毛时代的胆量不足。不过就国运的趋势看，无论改革是死亡还是新生，都不是坏事。因为三十余年改革对社会生活形成的效应，已经成了制度转型、文明转型的核动力。从因果看，世界大势的倒逼起了极大作用。从长远的效应看，却是由于中共改革力不能逮的歪打正着。这种全球化时代的改革，明显地有别于史上旧文明条件下的其它改革。这样的演进，当然属于毛左派痛心疾首的和平演变。同时，它又势必越来越多地偏离改革派的路线图。此二者都是注定的。前者的悲哀，乃因它整个地看错了世界。后者的无奈，在于它看对了一半世界，看待另一半世界时太过一厢情愿。

本来，上天堪称格外垂青中共的改革，给了改革两次好机会。第一次是改革初期，改革派曾拥有一呼千喏的号召力。中国人既对文革不堪回首，也就莫不盼见改革大见成效。即便学运及反映的社情偏离了改革路线图，并不等于要终结中共统治，对当局无非类似于恨铁不成钢的心理使然。一般来说，此时消弥矛盾不是很难，无非要求统治者顺应一点民情罢了。社情偏离了改革路线图，应该反思的原是自以为是的改革者。他们那种高人一等，认定老百姓的生活有了改善、就应该知足感恩的父母官心态，皇权时代或许必要，今天的时代无疑过时了。法国革命前的波旁王室，辛亥革命前的满清朝庭，都曾遇到这般情况。矛盾的激化，根本原因在守旧的权贵们和自以为是在赐福于民的改革派不信邪。当然，如果它们真有点对民众的敬畏心理，改革的危机未尝不能化作改革的动力。统治者真个如此明事理的话，史上也就不会出来那么多改朝换代和革命。

当年北京的学运正是这种情况。具体地说，当学生在人民大会堂外绝食请愿时，时任总理若能念及几十年来中国社会的苦情，及时出现在学生面前，哪怕限于人道精神作番抚慰，事态也就不一定会激化。事实上，当时的焦点是中共四•二六那篇杀气腾腾的社论，联系到当局惯用的秋后算帐，不容学生不胆寒。这不过是生命对恐惧的本能反应，哪里扯得上存心要推翻中共统治？然而，傲慢又怯懦的心态加上拙劣的表现，使得事态急转直下。危机因戒严得以过去，但有望成为动力也就成了泡影。

第二次是邓小平南巡讲话形成的旋风效应，它曾使相当多人对改革又燃起了新希望。时值苏东剧变不久，此事此时，于中共当局无疑既是考验，也是不多的机会了。事实上，不乏善良的中国人包括搞学运的人愿意吞咽几十年的苦涩，惟求当局不再胡来。如果当局趁此旋风干几件实在事，重拾号召力，进而全面推进改革，仍有相当可能。果然如此，于国、于民、于中共自身，皆为幸事。具体地说，此时若开始推行让官员财产接受全民监督的阳光法案，重视法治，不使冤案错案频出，二次分配上向弱势阶层作点倾斜，约束官僚队伍恶性膨胀与胡作非为，一定会博得各社会阶层的诚心拥护，进而可望让社情从几十年的阴影中基本上走出来。相应地，中共统治的合法性也能获得加固。毕竟，哪个专制政权没有犯过罪错呢？可怕的是不改。这几件事，并无伤中共根本，较之邓小平否决毛泽东的革命路线及终身独裁，并非更难。因为毛左派未必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反对。况且此时中上层官员的特权横行，尚未发展成为尾大不掉之势，一个个豪门家族势力，亦未发展到盘根错节地步。可是时不再来，既然老百姓的善良换来的是无情的蔑视，既然权贵们较之当初苏共权贵们的表现还不如，谈及如果便没了意义。

今天，参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动荡不休历史，中国一定时空内，例如二十年内，社会生活很可能会是如此走向，搞真正的政改无异于在炸药仓库玩火，仍只能靠玩花样拖一天算一天。终于拖不下去了，也就到了权力大洗牌的那一天。当那一天到来时，谁会是中国的戈尔巴乔夫，或齐奥塞斯库呢？此间，经济改革突不破颈瓶，顾此失彼，异化为一手灭火，一手放火。当现有的招数使尽，经济不出现大滑坡，就是莫大功德了。今天就有了征兆。强力反腐本来无可指摘，怎知竟然影响到了经济运行。经济结构的脆弱、畸形，经济数据的泡沫，皆无从掩饰。没有了此一俊，拿什么来遮百丑呢？

实际，今天的强力反腐如果换在改革初期，定会成为包括官场在内的全民族的群情振奋局面，有力地促进经济发展，有力地促进社会各个领域弘扬正气。事实上，改革初期，不但亿万民众拥护当局改革，而且被无情摧残的阶级敌人也愿意向前看。大量学子为中华而读书，期望学成报国，尤其令人印象深刻。是什么促成的此一局面？又是什么扭转了此一走向？北京政府的衮衮诸公实在应该对此反思和反省。他们不愿面对文革前的祸国殃民行为，事事为尊者讳，自以为利大于弊，就不去说了。如果连改革期间的倒行逆施都不肯正视，仍旧只能报喜不能报忧，所标榜的改革又有多少意义？认为现今的社情是，老百姓的素质太低，恨的是自己没有贪腐的条件。此说当然有一定依据。突出如城管、保安、物业等行业，他们基本属于底层贱民，在权贵们高压下卑贱地活着，但是面对其他贱民，他们中不乏其人凶狠一面不输酷吏，不由人不想到蝮蛇岛生态。问题在于，和平岁月里民众素质迟迟提不高，且心理日趋畸形，源头又在哪里？如果避而不谈源头，一味强调社情复杂，并以此论证不可以轻易让社会转型，拿一些转型艰难国家的例子来恐吓中国人，却避口不谈南韩、南非、台湾、东欧这些转型例子的良性变化，那就只能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当社会上上下下、方方面面，皆只有赤裸裸物质利益考量的情况下，只要弱势阶层改进生活质量无望，现有生活水准不升反降，整个社会心理就会对改革彻底失望，直至反感、厌恶。相应地，任何改革者的动听语言和亲民形象，都将无济于事。它意味着稳定又将压倒一切，实际就是一切的一切又唱老调子。例如，运动式反腐败需要刹车，因为官怨载道不同于民怨载道，它能导致社会机构运转不灵和半瘫痪。上层对权贵阶层、官僚队伍的安抚实属必然，总不能眼睁睁看着政权自行瓦解。效果上却是对民怨的进一步蔑视，其后果可想而知。今天就有了迹向，例如又要对官僚队伍加薪，却仍不着手对官僚队伍消肿和推行阳光法案。就事论事，对基层公务员加薪，无可指摘，总得让人家过上比较体面的生活。但从整体上看，又是一出本末倒置，或临时抱佛脚的把戏。这已经很可怕了，更可怕的是官僚队伍不会领上层的情。这又是必然的，只要国家前景不明朗，生活方向不确定，贪腐行为又会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权力不可阻挡地向资本寻租，进而合流，全因这是官僚队伍的救己之道。领袖人物要让自己的以身作则行为感动他们，表率他们，从根本上说，除非领袖人物是个清教徒，近乎圣人，或许能起点小作用。很简单，领袖人物只有一个，官僚却有成百上千万，既然命中注定了他们轮不上做最高，最高的思维与行为就不适合他们。今天习当局向全党要求政治规矩，无异于对牛弹琴，约制均衡之所以重要，这里又是一个理由。

这样一来，希翼改善严重的贫富分化，社会不公，只会更加希望渺茫。进而，族群之间、阶层之间、上下之间，隔阂日深，戾气日盛，形形色色的群体性事件层出不穷，最终倒逼当局动用武警乃至军队到处维稳。只要生活陷入了一团乱麻，要求各阶层顾全大局就成了空话。只要顾全大局成了空话，相当时间内这团乱麻便更加无解。

乱麻无解的情况下，就算改行民主体制，仍不免出现泰国、埃及式混乱，意味着毛左派又有了市场，军政府高压统治呼之欲出。到了这一步，欲求苏东故事、台湾故事上演，也将不免时不再来。因为苏东和台湾能够比较平稳地实现制度转型，与豪门望族势力均未强势地霸占公权力舞台，密切关联。实际，苏东剧变前，固然大量党的官员凭恃特权横行，当时的经济体制条件下却也鲜少窝案层出不穷。综观蒋经国时代，他固然承袭了乃父的威权统治，却也基本上做到了禁止官商勾结逾越红线。它们都大不同于胡耀邦之后的一年不如一年，在邓小平等一批守旧老人的示范下，任由党的特权无法无天。突出表现为所有的鬼魅都口流涎水紧盯着唐僧肉，使得政企无法分开。自恃政权离不开枪杆子的军队进一步成了国中之国，迅速滑向了百年前的八旗军队。只识暗箱操作的官场如同黑社会，不乏其人行径卑劣无以复加。在汰优存劣的作用下，各级官场上那些道貌岸然者，多半属于酒囊饭袋。权贵资本主义霸占市场，谁做总理都理顺不了经济关系。李鹏或许懂一点计划经济；朱镕基崇尚中央集权；温家宝靠的是大印钞；皆是把难题层层加码，一届又一届往下推。与此同时，则是各行各业，皆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虾米只能啃泥巴。此情况在各种承包工程上表现得尤其突出，农民工无异于泥巴。看来，此二十年假改革造成的恶果，少说会要影响社会生活三十年。认为这情况属于转型期的难免混乱，有一定道理，但主要在欺世。因为这一切怪象，让人首先联想到的就是革命前法国社会的一团混乱。祸根就是专制、特权。实际，约制这情况使其不致恶性发展，一定时空内专制手段要比民主手段更显效率，关键是当局肯做不肯做。不得不说，毛热的不断，从一个方面看，当然是愚昧使然。从另一个方面看，又何尝不属于有的放矢，物极必反。毕竟，毛的革命理论，对旧皇朝的以毒攻毒方面不但卓有成效，而且并非一无是处。

今天，习、李、王的改革新政，俨然又给中国带来了几分春意，几分希望。固然套话依旧，终究有了行动。很多套话虽说是无奈下的策略，他们的行为分明贯注了悲情还表现了勇气，社会心理整体上的反响却未必强烈。原因不言而喻，中国人听得太多“狼来了”，已近麻木了，不敢轻信了。这情况当然不可以责怪他们，但又怎能责怪百姓？稍有头脑者皆看得清楚，旧的欠帐，新的欠帐，旧的悖论，新的悖论，皆摆在他们的面前，基本上皆是非神仙不能闯过去的难关。只说一点，怎样才能把权力关进笼子里呢？自有文明以来，除了现代的政教分离，三权分立，军队国家化等宪政法治国家外，何曾见过哪个国家哪个政府做到了把权力关进笼子里？社会主义也罢，共产党也罢，皆非天外来客，谈什么特异功能？既然中国不可以考虑走邪路，那么人们就只能用所谓走正路的旧眼光，来拭目以待新政。

有几点显而易见：他们已比不得战争年代过来的毛和邓，只不过红朝一幕低俗荒诞剧的知青生活，怎比得金戈铁马生涯的魅力？权力的要素从来不是职务的显赫，而是感性服从度与理性拥护面。他们于和平岁月登上舞台，系台后力量的推拥，对他们的要求是全力演好守江山这出戏，不希望他们来审查这出戏是否合时宜，因而此种推拥如水一般，可载舟亦可覆舟。在一个对各阶层欠帐太多从不思偿还、使各阶层基本上尽失耐心、偏偏借助于高科技而民智大开的时代，新政需要总是捷报频传，才能刺激社会信心。但是，那样一来剧本就得换。

具体拿反腐来讲。今天习、王堪称强力反腐，力度为改革以来前所未有，却也未必堪比朱元璋的铁腕肃贪。有人说查遍二十四史，也找不到今天的反腐力度，不知《明史》还算不算数？另者，如果说查遍二十四史，也找不到今天的反腐力度，岂不等于证实了查遍二十四史，也找不到今天的贪腐泛滥？因为没有非常的贪腐泛滥，便无需非常的反腐力度。正如无左也就无右，无高也就无低一样，两者相辅相成，乃是常识。今天，官媒不再起劲宣扬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做成的，大概正是注意到了逻辑，特别面对一个又一个塌方式腐败案，自己都有点儿难为情了。实际，习、王启动强力反腐之际，未必充分意识到了腐败居然如此无耻，如此严重，竟然接手了如此不堪重负的一付烂摊子。关于《明史》里朱元璋的严厉手段，今天的时代自不可取。但即便那样的严厉手段，也只是收一时之效，当人亡政息，又沉渣泛起。朱由检在位一十七年，不失为一直励精图治，结局仍令人唏嘘不已。这个悲剧皇帝至死都不会明白，到底是谁把他逼上煤山的？全怪罪反贼李自成，肯定不通。因为李自成所走的路，正是他祖上走过的路。若非官家逼人太甚，怎来那多人铤而走险？迁怒于关外的满清八旗，一样不通。因为历史就是这样，争斗不休，杀伐不止，上天从未规定由谁坐上一万年江山。是贪官污吏害了皇帝？那些人也有话说：“我非生来如此，从来上梁不正下梁歪，我把一生都交给了朝庭，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比较那些皇亲国戚，我们算得什么？”当然，古代的贪官下了大狱，哪怕明知皇权害了自己，也不会把矛头对准皇权。正如今天的贪官一朝下狱，只会众口一词，放松了学习，丢了理想，对不起党的培养一样。很显然，不认栽是不行的，干嘛还去连累亲属。

这样的套话只会令人作呕，是不消多说的。拿今天的周永康来讲，他非军功升迁，尤非红二代，终于荣登国级大位，不信他从来就毫无自知之明，全不知晓自己几斤几两。没有脚下的肥田沃土，没有周围的环境感召，没有他的维稳有功于中共社稷，他怎有昨天？没有昨天，又怎来今天？并且，他未必没有自己的逻辑：我为了社稷殚精竭虑，给了你们安全掌权和闷声发财的环境，为什么不考虑我的功大于过，反倒对我过河拆桥？进一步说，要让周永康之流诚心认罪，除非当局能将所有贪腐分子绳之以法，特别处置方面能一视同仁。否则，他们是决然不会口服心服的。但是，将所有的贪腐分子皆绳之以法，再一视同仁处理，休说中国当局了，任何地球人来到今天的中国都做不到这一点。

实际，贪腐当然源自人性的阴暗一面，但每每泛滥成灾，皆因畸形环境的雨露滋润再加推波助澜。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乃是对无数人生故事的总结。当一只苹果从里烂到外，出来众多蛆虫乃是必然。有史以来，哪一只烂苹果逃得出这个宿命？有鉴于此，一方面，任何社会任何制度都做不到彻底杜绝贪腐，过去如此，今后仍将如此。另一方面，外部世界众多国家从痛苦生活提炼出来的现代典章制度，进入二十世纪下半叶后，到底有效地遏制住了贪腐的泛滥成灾。然而，此种世界文明的结晶，也是人类的共同财富，在中国居然成了邪路。它当然是邪路，能够想象薄熙来、周永康这样的权贵认可它是正路么？因为它若成了正路，薄、周之流又拿什么去呼风唤雨？现体制原本词汇丰富，例如它整肃内外敌人时泡制的罪名一直五花八门，让人眼花缭乱，万没料到这样的问题上竟然词汇如此贫乏。所谓邪路，分明在诅咒这世界的绝大多数国家走的皆不是正路而是邪路。毕竟，今天世界90%以上的国家，走的是分权制衡而不是集权专制之路。该不致于只有中国的月亮才是圆的吧。如果国外的政要询问中国的政要，何谓正路邪路，不知中国政要何以作答？然而，邪路也罢，正路也罢，未来的岁月里，这世界不管什么国家，都会要依靠现代典章制度反腐，都会要让民主监督专制。不信今天的习、王，看不见这一点。

今天，王岐山已经放话，日后的反腐还是要靠治本。什么是本？其实谁都知道。如何治本，就大有文章了。官话是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如果参照《明史》，俨然再现了朱元璋时代的朝庭要管朝庭，要从严治朝庭，二者实在没什么不同。王岐山所学是历史，不会不知这一点。其实，中共建政以来，何时停止过党管党？此为它的专利，它怎会放心让别人来管党？这样的论点，只会让人莫名其妙。而六十余年特别改革以来的反腐纪律与法规，不比任何法治国家少，效果等于零。此种中国特色，实在是不争的事实。参照今天清廉指数高的国家的情况，即便中国实现了治本，即根本制度转型，既已积重难返，仍不是一代人时间可以真正奏效的。这样的情况，届时当然又会是毛左派的炮弹。如果特权阶层仍旧以为自己全知全能，仍旧拒绝站在前人肩上登高望远，仍由过时的权力架构孕育一窝又一窝蛆虫，社会各阶层还有耐心等上一代人时间？如果风暴降临，哪里还能由得一厢情愿的治标治本按部就班？对此，不知王岐山有无预案？事实上，他的强力反腐，已无异于促使了癌细胞的扩散。如果他的政敌反扑成功，特别权力圈认定他的行为分裂了党，他就会成为牺牲品，或替罪羊。不要担心无罪名置他于死地，现体制下，任何罪名都可以随时炮制出来。六十余年里，中国人对此已经司空见惯。

近几年，有人曾提议用特赦办法，敦促贪腐阶层就此止步，以不再追究他们罪责的恩典，来换取他们对改革的支持，保障社会转型平稳过渡。显然，这样的建议在于不希望出现动乱、洗牌、清算、流血、破坏生产力。就事论事，用心良苦，于今天的中国却未必行得通。如果这样的提议出自特权阶层，则属于存心与民众为敌。这样的提议要收成效，须有两个前提，一是贪腐官员涉案的金额不很大，相应地民愤也不大，社情上面不难通过。二是他们在官僚队伍里所占比例不大，基本上为个案，使他们不复从众心理，略知羞耻。可惜，这两个前提今天都不存在。如果相当多数的官员都经不得查，基本上一查一个准，尤其大量的窝案层出不穷，岂不成了他们自己赦免自己？如果他们压根儿就没有向善念头，特赦反而使他们有恃无恐，岂不弄巧成拙，遗祸更大？使中国成为当今世界最大的腐败展览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