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祖田：论中国 第七章（上）

夜漫漫

旧体制的无可奈何花落去
究本溯源，十九世纪兴起的马克思社会主义，原是强权世界孽生的一个激进宗派理念。二十世纪前期的法西斯主义，是对它的理念的补充或修正。它们的不同之处，是方式、对象各异。马列革命的对象是剥削阶级，法西斯要消灭的是劣等民族。相同之处皆是对资本原始积累阶段人性恶一面的大警示。在地球文明并没有人类自诩伟大的时代，它们并非全然不可理解。事实上，战前的自由商业资本主义若无权力制衡机制以及民主与人权这一减压阀，资本与权贵同流合污下的唯利是图一样会招来内外不讨好，不可能长期安然无恙。因为它推动的丛林法则只会让人性恶的一面表现无遗，让文明倒退回史前时代。正如今天占主导地位的美欧现实，仍然需要不断地改进、改革一样。《悲惨世界》的文学地位之所以不朽，作者那诗一般语言的文采美是个原因，主要还是对冉阿让、芳汀惨痛命运的悲悯描述，不由人不凄然泪下。毫无疑问，由极少数人通过强权占有绝大多数人的生产与生活资源，决非未来人类文明的常态。一部充斥着太多血与泪的文明史，从来就是一部有损于人的称谓的权利争斗史，它有着相当的历史必然性乃至合理性，却不等于它永远具有必然性与合理性。关于此种已推向极致的生存斗争，进入二十世纪后到底无从再调和，突出表现为两场世界大战彻底撕开了人类文明荒谬一面的脓疮。人类作为一个特殊物种，为使自己生存、繁衍、发展，在与自然界的征战中，无疑表现了莫大的悲情、智慧、勇气。在自身之间如何相处中，迄今为止并谈不上成功，基本上是失败。或者说，文明远未成熟。民主使开辟新路有了可能，但若制止不了借助技术权能膨胀的人的贪婪心，文明仍不免走向大灾难。仅仅一个与自然界无法有机相处，就不是人类吃得消的。诚然，从理论上说人类借助科技，可使自身在地球外另建家园。但是，即使那一天两三百年就能到来，与其被百孔千疮、乌烟瘴气的生活逼着逃离地球，何如留一个美丽和平的大后方。无疑，值此公平已较效率，安全已较发展越来越重要的时代，理顺国与国、阶层与阶层、人与人之间的根本关系，可成为生命普遍无意义的情况下，制约不愿负责任的贪婪心的解毒剂。欲制成此种解毒剂，民主与人权乃是目前能提供的主要原料。不得不说，无论法西斯主义、马列社会主义或新的恐怖主义，皆非文不对题。法西斯主义为世界埋葬，马列社会主义需要退出历史舞台，恐怖主义不能为高科技时代接受，皆在于它们的以恶抗恶，以暴易暴，权力无制约的行为，势必走向极端地反人性、反人类，也就势必会被时代首先阻止。一百多年来唬人无数的意识形态论战，从千年的角度看只不过一场大闹剧，无非十字军时代教义之争再现。特别马列追随者的万千论证，基本是垃圾，因为真相其实简单。就中国而言，完全不读马、列、毛的书，毫不影响文明转型，不识约制均衡、民主、人权，中国就会永远是个夜郎皇国。说到底，人类命运是否悲哀是另一回事，既然发展出了文明，至少感情上、本能上便不会答应让文明毁灭。生命的万有引力当然是各种欲望与强权，但是文明的基础却是良心、良知、互爱、共存。之所以从发展的观点看人类值得肯定、自豪、热爱，全因了后者的存在。反之，人间生活就只能是肉欲横行后的空空荡荡。

所以，源远流长的社会主义，原是无穷无尽的灵与肉相冲突的必然反映，一应追求普度众生的宗教，对此皆有异曲同工的阐述。不幸的是，通向理想的彼岸，中间有个深不可测的漫长的、遥远的过程。一应希望造福于现世的社会学说，皆不可以想当然地打造一个包罗万象、直达天堂的路线图，更不可以自封正确或科学。比较稳妥的做法是，谦虚地看待自然与社会，认真地倾听反对方的意见，通过争呜，互相取长补短。马克思社会主义却不是这样。为了证明自己的理念唯一正确，马克思竟自封科学，并且把它发展成为一根打压不同见解的棍子。杀气腾腾的《共产党宣言》，就是一根挥舞起来便置人于死地的棍子，当然，这棍子最终也击向了自身。仿佛罗伯斯庇尔的革命专制，让无数人上了断头台，最后也把自己送上了断头台。但凡《共产党宣言》的虔诚信奉者，如苏共、中共、柬共、韩共，莫不演变成了一架绞肉机，既绞杀敌人，也绞杀自己。它忽视了科学固然是文明殿堂的梁柱，良心良知却是供文明殿堂立足的坚实土地。另者，科学本身属于进行时，且不足以指导或裁决灵与肉的万千冲突。蔑视良心、人伦的基础作用，乃马克思主义，法西斯主义皆一味追求貌似理性，实则滑向了冷酷无情人生观的致命伤。它们太过关注人世间的恩怨情仇并无大错，却不肯想象地球文明只是茫茫宇宙中的一叶浮萍，人的情感、思维、欲望乃是一个永恒的磨合，认为凭借一种强力就足以改造和改变几千年文明形成的合力，为达此目的可以不惜代价，不择手段，包括从肉体上消灭掉成亿的人口。突出的现实悲哀是，达尔文的进化论属于科学，现阶段仍能够很好地解释生物的演化，堪称百分百的唯物主义无神论，却不可以套用人类文明，尽管人类告别不了生物属性。不然的话，关于二战的结论就全错了。而依得逻辑，联合国还应该为希特勒、东条英机等人平反才行。因为法西斯主义何尝不属于遵循了优胜劣败的自然律，既然它在按照科学行事，又有何错？而依得马克思社会主义，阶级斗争也是没有错的。因为阶级与斗争，皆客观存在。难怪今天的毛左派，还在鼓吹阶级斗争并不输理。排斥协商、崇信暴力的阶级斗争确乎不输理，却输人情、人伦、人性。再者，马克思学说里面固然含有理性，某些部份合乎科学，总的理论体系却又明显地反科学。因为只要人类存在，文明演进便会无止境，学术创新也会无止境，他却强使未来的人类遵循他的演进思路，于是使他的科学社会主义大体系回归到了天主教旧教：一切都由马克思这位新上帝规定得好好的，照着做就得了。自称无神论的科学，本质上成了唯我独尊的一神教。

本来，赤裸裸的反人类的法西斯主义就不去说了，只说让人伤心的马克思社会主义。没有它，不同文明的冲突，在国家悖论的导向下，一样会要出来种种时代悲剧。今天的俄国就是一个例子。它放弃了已被理性与现实皆证明为落后、复古的马列社会主义，承认了当然有缺陷但前景广阔的普世价值，实行了吻合工商业经济的民主制衡制度，但是它与欧美的深层次矛盾依旧存在。今天的克里来亚事件，到底是欧美挤压了俄国的战略空间，还是普京新沙皇及其上层权贵骨子里丢不下世界帝国梦？不过，马克思社会主义理念在一个多世纪起了为虎作伥的作用，也是显然的。此种误人不浅的理念原本只不过时代悲剧。它只要不曾与强权联姻，它充其量是个性格有点乖戾的老姑娘。既与强权联姻，它们便孕育出来了一个个只恐马克思都难以辨认的嗜血怪兽。自斯大林以降，社会主义更多地属于打着它“科学”旗号的野心家、独裁者、既得利益者刻意为之的问题，以期瞒天过海。在崇尚科学的时代，“科学”二字当然更能迷惑蒙昧民众。全然不要时尚，只能是海盗的行为。因为便是北韩那种陈腐不堪的政权，招牌上也是要涂刷一层民主的时尚金漆的。这里，重要的不是共产制度或民主制度谁的嘴巴厉害，而是各自社会实践的效果，特别是谁能跳出有史以来的三世说。要说这个纷纷扰扰的世界有客观标准或试金石，这里无疑就是客观标准或试金石。今天，中共给社会主义加上了特色二字，似乎这样就远离了上述客观标准或试金石。其突出表现为二十余年里，它发明了大量新词汇，“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四个全面”、 “三个自信”等等，相比较改革初期提出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在乏味至极。然而，即便能够打动人心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事后也变异成了让人失望的政治语言。既然如此严肃的基础理论都成了不作数的政治语言，那些词汇创新又有什么意义？认定中共的改革进入了死胡同又怎是妄谈？

就今天的中国来说，官方谓之的特色社会主义要跳出三世说，最有效的办法乃是关闭一切现代通讯手段，禁止人口流动，全面关闭国门，再让八千多万党员皆享有一份相等份额的世袭特权。前者能让日后的中国人不识有汉，遑论魏晋，后者能让八千多万人拧成一股绳为党而战。它显然做不到这一点。如此，这种坚持返祖的体制最终党内都会通不过。它由尽失民心，再到失去党心，时间而已。它的体积越膨胀，作为个体越不易出人头地，固有的质量就越发被稀释，届时雪崩的效应就越大。苏共就是这种情况：队伍少的时候，夺得政权；队伍多的时候，领导了卫国战争胜利；队伍大扩张的时候，“亡党亡国”。但是，不让体积膨胀吧，一样行不通了，因为已时过境迁。就算不属于众叛亲离，至少也是拥护者越来越少，一样要命。此种体制曾经的高质量、高效率以及号召力，源自蒙昧时代共产神话展现的人人平等远景，尤其中上层官员的特权曾被控制在大多数追随者的可接受度内。然而，一场低素质的农民革命的目的，本来就是夺回自己的权益进而乃是酬劳，其它一切皆手段。中共不过是太平天国拜上帝会的翻版。它们的不同之处是，一个成了气候，一个中道夭亡。它们的共同点是，请神容易送神难。因为蒙昧时代成就轰轰烈烈事业，激情远比理性重要，需要仰仗神意高于一切。但是，天上的诸神不食人间烟火，人间的众神却有食、色、性的需求。只要人间的众神表现出了超常的食、色、性需求，曾经的神话故事便不值一文。如果说唯物主义含有相当真理成分，这方面倒是能够成立。

由党的利益高于一切演绎为行为上的党性高于人性，乃是神明时代神意高于一切的现实写照。它曾是中共得以组织严密，纪律严明，因而具备战斗力的基石 。它是那样明显地悖于人伦和人性，相当时间内却能为众多追随者认可与实践，全因前述两点的存在，使追随者虽良心不是滋味但是不觉得是犯罪。或者说以往约定俗成的法不治众观念，冲淡了具体人的负罪感。突出者如中共的狱警对待已精神失常的弱女子张志新，不信他们的良心全都无动于衷。此种只有凶残动物才能干出来的事情，当然证实了党性高于人性的力量。今天，不要说吃够了苦头的老百姓不会响应当局的号召，再演互相揭发，互相斗争的闹剧，便是中共体制内部，那一套也显然行不通了。但是，现体制的治理思路仍是如此，实事求是仍不过是政治语言。突出表现为毛的独裁不但使中国，而且使中共异化为一个超级绞肉机，遂出来了邓的力挽狂澜。可是依据邓理论发展的党内“集体领导”，又异化为了“九龙治水”，表象上一团和气的背后，是各方更加心理阴暗的争权夺利。面对如此不接地气而来的乌烟瘴气，今天的习、王又得强调权威，不由人不联想到罗马帝国的频繁更换统治术，但是万变不离其宗。中共体制与约制均衡犹如水火不可相容，它需要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全都无条件，人性在组织面前只能屈服。特别非常时刻，它需要大面积调动追随者对死亡的天然恐怖感，才能凝聚力量。关于组织一样可能犯罪，因为党也罢，乃至国家，皆可能犯罪，犯了罪怎么办？中共体制历来不理会。当然，它有它的苦衷，不这样做，它将因神话破灭、斗志懈怠而成为一盘散沙。或者，它只能依靠在党内特别中上层内广撒恩惠，演变为纵容贪腐来维持同心同德。六•四之后用贪腐治党治国，相当程度上原是共产神话破灭后，本身就智识浅薄，且只能守成的高层的不得已而为之。由此会带来什么恶果呢？他们未必全然不识，但是顾不了那么多了。如果他们本身就腐败无能，腐败自然如脱疆野马。毕竟，使用贪腐治吏治国，不是他们的发明，但凡从中世走向末世的专制政体，基本上皆是这样演变的。主要是，要保持全党特别中上层的战斗力，要维护组织的神圣不可侵犯地位，总得有原动力才行。既然阶级斗争、最终自己也会被绞肉机卷了进去的那一套不可再用，那么便只能仰仗邓小平的让一部份人、现实条件下就是让有权有势者先富起来。果然，二十余年里，中上层一直不失为和气、和谐、团结，但凡闷声发大财的新贵名流莫不颂扬“春天”，全因劣币在驱逐良币。特别大量窝案，当事人当然要和气生财，要支持稳定，要歌颂总设计师邓小平。视中共此种体制特性为邪魔附体，自属另一种政治语言。但是，此种特性只适合于蒙昧时代的战时体制，不适合文化科学昌明时代的建设体制，也是显然的。人类社会与动物世界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靠思想发展，后者靠本能生存。共产体制自以为思想最为先进和远见，但却只能以力服人，这在今天的时代又如何行得通？本来，鉴于人性的弱点，生产力的局限，一时的逆天行事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改，是变本加厉。如此，它不可能长存于世，乃是必然。不妨说，今天习、王的新政尤其强力反腐，既可以说是在拯救现体制，也可以说是在摧毁现体制。

中共需要浴火重生，就不可以再在旧体制内打主意。赫鲁晓夫只不过一个开明派，苏共那些旧脑筋尚且容不下他，结果是一代不如一代，无可避免地迎来大崩盘。中共自建政以来，先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带来了一系列的天怒人怨，迫使它不得不改革。邓的改革理论与实践一样好景不长，致使改革进入了死胡同，演变出了今天又一轮天怒人怨。对此，中共即便纯为自身利益着想，也该认真反思。因为这页历史理应成为中共的前车之覆，后车之鉴。这既是文明演进的迫切要求，也是道德大滑坡下的基本人性要求，更是它面对深刻危机的生存要求。实际，中共曾在抗战初期，为国家、民族，亦为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一定贡献。因为二战打败法西斯于人类文明的最大建树，在于避免了很可能延续几百年的黑暗时代。当时，它固然只是作出了一支偏师的贡献，但也基本上尽到了力所能及的努力。这是它暂时终止了追求马列革命，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的结果。换言之，只有在这样的前提下，它才与中国命运有机地结合在了一起，当然也使它获得了踏实的大发展。除此以外，它便与中国命运的要求渐行渐远。既然它在事实上把一已私利与中国命运对立起来，它又怎能要求日渐觉醒的各阶层民众诚心拥戴它？中共是否一己私利至上？实际是它自身也不否认的。例如它今天一再强调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没有此前的立党为私和执政为官，又何须什么“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固然，强权时代要求专制政体“执政为民”或“立党为公”，本身就是不黯世事者的幻想，但是现代文明条件下，终归有个过不过分的区分。过分的自私、贪婪、凶残，不啻于替自己提前敲响丧钟。邓小平主导的改革，原该从这个历史纵深捡讨过去，展望未来，如此方为治本之道。可惜，他终究不属于二十一世纪的人物。而改革者仍旧以为党国的力量，可以化一应腐朽为神奇。突出表现在前后两个三十年不可以割裂，也就使改革的悲怆情怀异化成了自欺欺人的皆大欢喜，不复再有首先为国为民的忧患意识和原动力。此为改革终究走不出死胡同的逻辑使然。

中共体制既走不出死胡同，也就只能凭恃国家机器的镇压功能。今天，国家机器仍有余力维稳，并非国家机器特别强大有力，而是由于各阶层在经济生活中仍能觅到一点机会，暂且分化了怨气与戾气的合力罢了。在知识与理性层面上，它已输尽了理。在社会生活与人的情感方面，它尤其已信誉扫地。特别权力世袭制方面，要比毛泽东时代更加反动，埋下无穷隐患。实际，北京中枢对此焉能不知，不能认帐罢了。显然，这是极其严重、可怕的局面。

中共欲求浴火重生，无疑非与马、列、毛切割不可，非与专制切割不可。其实，与它们切割，中共未必一定解体，当然需要付出相当代价。但是，壮士断腕，固然痛苦，却能换来新生，博得理解和尊重。只要从此身正不怕影歪，耽心解体便是多虑。反之，仅此一事就足以使它跳不出围城。因为仅仅一个要保住党，就势必再现以往年代里我不整你，你会要整我，我不杀你，你会要杀我的连续剧。

那样的剧情实在不可再上演了。拿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来说，据说，他从不整人，这在中共上层极为罕见，但他却避免不了被人整得惨。当我不整你，你会要整我，从而防不胜防成为了生活共相时，几个殊相例子便没了意义。今天的有权有势者拼命敛财，分明受此影响极大。目的只能是一旦情况不妙，自己与亲属仍留有退路。在党性高于人性，最终势必演变为良心如粪土，信念等于零，为了党的利益仍旧指鹿为马的大气候下，谈什么让酷吏们对待草民会枪口抬高一寸，或让法官们明白良心才是最高的法律？这样的情况只要迎来非常时刻，人便无分阶层和贵贱，就生命意义而言皆退化到了动物世界。而就历史来看，有什么样的法庭，就会有什么样的审判官，谁也担保不了不会再现非常时刻。例如湖南省的唐慧事件，先是黑恶势力摧残女儿，接着公权力又凌辱母亲，怎不让人心寒？诚然，唐慧事件得到了改正，却是慑于公愤。并且，中国的类似事件会因此绝迹么？事实上，体制外的老百姓固然活得无尊严，体制内又有几个人活得有意义？突出的例子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周恩来，他晚年心境的悲苦，非常人承受得了。他活得那样违心，那样艰辛，肯定不是他早年追求的目标。综观他的一生，含辛茹苦，竭尽愚忠，仍于事无补；毁誉交加，困于何物，令人唏嘘；如此追求，弃之何惜？另一个突出例子是赵紫阳，仅仅表现了一下人性，就只能在长达十五年的软禁中走向另一个世界。不论毛时代、邓时代还是今天，体制内究竟有几个人堪称胜利者？而所有体制内的失败者，对往事莫不痛心疾首，或悔不该投身肮脏的政治，或谆谆告戒子女亲属不要再进官场，这样的例子可谓成千上万，实在无须再列举。便是大量的贪腐官员，一定意义上又何尝不属于现体制的受害者；特别那些根基不深者，毫无历史眼光，竟认识不到他们的行为无异于与虎谋皮。因为无论政局如何演变，权力圈都不会容忍他们，因为这个国家属于权力圈，卧榻之侧，怎容他人酣睡？因为权力圈要的是忠心能干的臣仆，不是心怀杂念的混混。当年文革期间那些新贵，几个人逃脱得了权力圈的清算？他们实在应该以此为鉴。他们不值得同情，在于他们虽是受害者，也是凶狠的害人者，老百姓才是不折不扣的受害者。如果说强权时代人类皆挣不脱文明荒谬一面的宿命，现代文明条件下终归还是出来了范围、程度的区分。中共体制既已把文明的荒缪一面推向极致，党运也就骑上了虎背，如果仍不能改弦易辙，那就只能任由这头狂怒的老虎驮着它狂奔下去。何处软着陆，是归宿？只有天知道。（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