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赶上了 （4）

julie

他待人接物很有分寸。可是冯小刚一来，就另一个样了。两人聊起来，就像贺岁片里的对

话，调侃，幽默。

只有我们两人时，他常做些怪动作逗我乐。吃饭的时候，他推着小餐车学大猩猩走路，学

得特像。我俩乐得肚子都疼了。有一回上街，看见一个人走路很特别，他让我记住，回到

家就给我学起来，像极了，也让我乐得不行。

有人把我当名人妻子，其实我俩都没把自己当回事。服饰上我也很一般，圆领衫，牛仔

裤，运动鞋，只要随意自在，轻松，活泼就行了。无拘无束。我穿高跟鞋就觉得像受了管

制，自己疼，给别人看，难受。何必呢！

朋友们老说葛优成名是天上掉馅儿饼，葛优自己也这么说，这当然是开玩笑的事。可是贺

聪说：“哪有那么便宜的馅儿饼？别人不知道，我可知道。优子一接戏，失眠就加重了。

拿到剧本那个琢磨劲儿，一夜一夜看剧本，分析。白天拍戏，晚上还要看剧本，琢磨第二

天的戏，一点不敢大意，耗费多少心血，我是最清楚的。天上从来就不会掉馅儿饼。”

小嘎恋家

对于家，小嘎还有他一套一套的说法。他认为“两个人成家就得开伙，家要是不开伙，那

还不叫一个家。你比如说有那样的，两人结婚已经四五年了，老外边吃去，家里没有油盐

酱醋，不动火；那好像这‘家’的概念还不是特强。我觉得是这样，到现在为止，我们两

口子晚上有时会到外边吃去，但中午必做一顿。做饭时我们两人都动手，现在是她做得

多。”

小嘎喜欢在家吃饭。他事先不打招呼回来时，家里有啥就吃啥，看到我们喝棒米查粥，他

特喜欢，就喜欢吃家常菜。有一次，我们做罗宋汤，牛肉、土豆、卷心菜、洋葱、番茄酱

炖一锅。他回来赶上了，吃得可高兴了，连说“好吃！好吃！”有时他回来了，我们打电

话到楼下饭馆要两个菜，他爱吃干烧黄鱼，辣的。可有时他来晚了，我们都吃过了，给他

煮速冻饺子，也行，不挑不拣。

过春节，他一定和媳妇一块儿回来。有一次，他说，算了，咱们上馆子吃去吧。他和贺聪

俩架着姥爷上楼去吃重庆火锅。那会儿，下馆子过年的还少，我们觉得挺新鲜。这些年，

许多家庭都到饭馆去过春节，小嘎却要在家里过，他说在家里有气氛。我们把鸡、鱼、

虾、肉都买好了，收拾好。他们回来时，总是留给贺聪做。贺聪烧虾，要放番茄酱，有种

特别的风味，真的好吃。

夫妻之间得有距离

对于夫妻之间，要保持一点距离，小嘎的看法我很欣赏。

小嘎说：“夫妻之间得有距离。现在有说‘零距离’的，在报纸上。我经常都是在厕所看

报，只要一看上面印着‘零距离’这几个字，‘哗啦’，撂下根本就不看了。距离分两

种：一个是说，两口子日子一过长了，就什么都不吝了，披头散发、打嗝放屁一点都不避

着，这个不好；再一个是什么呢？得有点隐私。说得具体点，我的呼机，别人给她写的

信，从来互相都不看。得留点余地。还有一个，说跟谁出去玩去了，是同性还是异性？从

来都不问。要是自个儿说出来了，问问。不提，根本不问。在这后面，还有一个是两口子

之间，有没有信任。有了这个，不必要的猜疑能少百分之八十。”

儿子的话使我想起了俄国作家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文学名著《怎么办》，我想他大概没有读

过这本书，但观点完全一致。书中女主人公薇拉进丈夫的房门时总是打扮得整整齐齐。别

人问她为什么，她的回答和小嘎的观点完全一致。大意是，在自己所爱的人面前更应该保

持美好的一面。书中还提到了夫妻间要互相尊重对方的自由。没想到我的儿子还会有这样

高明的见解。

葛优：我们两口子隔三岔五就吵

记者问小嘎：“你感觉男人过了三十，是有个家好还是一个人更自在？”

小嘎说：“实际上我就是三十岁结的婚。让我看，绝对还是有家好。因为一个人都已经自

己过了三十年了；再一个，传统观念和社会舆论，这些都加一块儿，不结婚根本受不了。

就是能受得了，他心里其实还是希望能有一个家。我这个人说心里话，很传统，所以我还

是喜好有家这种日子。你要说让我到现在还不结婚，不成。另外，为了家我还能牺牲自

己。比如说有时候想出去玩，她不想去，那我可能也就不去了。‘责任’这两个字，对

家，年轻人现在可能就不那么看重了。可我还看重。另外那种，我也受不了：说俩人，一

直就那么过着，都七八年了，不结婚，到最后，散了。有一个词，对，是‘事实婚姻’

。我不能理解。”

小嘎对夫妻吵架也有他独特的看法：“必须得吵架，才能继续过下去。这我可体会深了，

因为我们两口子，隔三岔五就吵。甚至要有一段时间一直没吵，就想：快吵了。都能有这

感觉。我总结了一下，互相都特别在乎对方，才吵。要是互相不在乎，根本就不吵，那就

坏了。不信你仔细想想，道理其实特简单。说两口子，有一个骂另一个对方理都不理，那

就是快翻啦！我们吵归吵，但从来也没到了恶性的程度。话可都说出来过：你要再闹，

就————

离！当然专家还专门提醒过‘离婚’这俩字还是少提，提着提着，说不准就真能弄离了。

可我们两口子，互相都能听得出来，谁在说‘离’的时候，心里都含糊。不是真的。跟你

说实在的吧，真要离的，人家都不张嘴提‘离婚’这俩字。悄没声的，人家有一天，兴许

安安静静就把事儿办了。这是规律。我们两口子能过到今天，根儿，特别牢。”

为一只小猫老嘎歉疚到今天

小嘎上小学的时候，老嘎从外面捡回来一只小猫，黄色的，很可爱。他放学回家逗弄着

玩，有时带一两个小朋友来。那小猫也没受过训练，就在我们的双人床上拉屎撒尿。孩子

玩得很开心，简直都玩疯了。玩着玩着就影响做功课了。他爸就警告他：“你再这么玩，

不做功课，我就把猫给扔了。”可是孩子哪里管得住自己，照样一回家就跟猫玩。老嘎就

真的把小猫抱到很远的庄稼地里给扔了。小嘎就那么老实，如果他再去找回来，我想他爸

也就默认了。

小嘎悄悄地哭了。他从来不大哭大闹，我们的女儿也不大哭大闹，我也是从小只会不出声

地掉眼泪。可能是遗传吧。看孩子难过，老嘎又觉得自己有点过分，就跑到附近农民家里

去要猫。那时我们北影厂地址在小关，四周都是庄稼地，住着分散的农户。老嘎挨个儿去

找，问人家有没有小猫，找了三四家，最后找着一家农民，正好有一只母猫快下小崽了。

老嘎就跟人家定下一只小猫，想给孩子补偿。可是等过些天再去，小猫都被人抱走了，一

只也没有了。这件事，老嘎到现在一直感到歉疚，觉得伤害了孩子的感情。

小嘎童年的宠物———两只油鸡

1970年，北影厂搬到了北太平庄铁道部党校，我们家也随着住进了筒子楼。我们和黄建中

导演是邻居。他家养了一对半大油鸡。白天放出去，晚上就用竹篓关在厨房里。小嘎见了

喜欢，就自动承担起养鸡的任务。早上他把鸡抱出去，撒到院里。傍晚，他找一些菜叶子

剁碎，再掺进一点棒子面儿，装在一只小铁罐里。这大概是他跟姥姥学的。以前在小关住

的时候，姥姥就这样养了两只鸡，他耳濡目染地就学会了。他抱着铁罐到了楼下院子里，

一敲铁罐，两只鸡就不知从哪儿飞跑蹿了出来。小嘎等它们吃完食，又把它们抱回来放在

竹篓里面。每天如此，从不间断。后来小嘎干脆把自己叔叔从东北捎给我们吃的上好的棒

子渣全部都喂了鸡。两只鸡长得又肥又壮，黄色的羽毛油光水滑，两条腿上也毛茸茸的像

穿着毛靴，看上去真精神。那不是一般的鸡，是小嘎的宠物，是小嘎的骄傲。

不久，黄建中的爱人金萍生孩子了，是一个男孩，名叫黄迪。黄家喂鸡本来是为了产妇补

养和下奶的。可是看见小嘎这么宠爱两只鸡，根本就没敢提杀鸡。当时，金萍的母亲专门

从老家来侍候女儿坐月子。过了一阵，就说要杀鸡吃。刚说这话，老太太就看见小嘎在厨

房门后面抹眼泪。老太太心软了，只好不杀了。又等了一些日子，老太太要回老家了，黄

建中还是决定杀鸡。我们也劝说小嘎。后来，鸡还是杀了。他家还给我们送来一大碗清炖

鸡。小嘎硬是没有动筷子。

小迪子生下后一直由她姥姥带。姥姥有时候把迪子睡的小车放在楼道里，小嘎就去帮助推

车。小嘎的姥姥回老家以后，他心里也有点没着没落的。我们上班搞批斗，无暇顾及他，

他和金萍妈妈成了忘年交。一般星期六下午姥姥要到自己儿子家去，黄建中和金萍还没有

下班。小嘎就催促说：“姥姥，你走吧，我帮你看着。”姥姥走了，小嘎给迪子喂水，还

给换尿布。很负责任，很耐心的。小迪子长得很可爱，特别是两只大眼睛骨碌碌的。小嘎

很喜欢他，可能小迪子也成了他的宠物。不久前，金萍到我家来说，迪子现在是摄影记者

了，他想拍几张小嘎的照片，让我们帮助联系。本来小嘎不大愿意张扬，找他拍照不很容

易。但一听说是小迪子，二话没说，立即答应，很快联系上。拍照那天，小嘎对小迪子

说：“你知道吗？你小时候，我还给你换过尿布呢！”迪子倒有点脸红了。

以鸟为友

小嘎结婚以后，搬出去住。仍然喜欢养小宠物。他曾经养过一只小鹦鹉。日子长了，他在

手心里放上小米，伸进笼子里，鹦鹉在他手心里啄食，然后他把手退出来，鹦鹉仍然站在

他手上啄食。他就想这样把鸟儿训练成他的朋友，想让鸟儿跟着他走，认识他，跟他交

流。

当鸟能站在他手上不惊飞时，他真是心花怒放。但是，当他离家出去拍摄影片时，鹦鹉寄

养在亲戚家，不小心被放飞跑了，前功尽弃，说起来很遗憾。

他还养过一笼小文鸟，驼色的，白色的，小红嘴，小红爪子，特别可爱。小嘎给小鸟用木

料做小窝，铺上柔软的干草，精心饲养。小鸟居然给下了两枚蛋，小得像爆米花，玲珑剔

透，可爱极了。可惜，没有孵出小鸟，虽然贺聪用棉花包着放在暖气上，也没能成功。

后来，小嘎夫妇出去拍摄影片，把鸟笼放在地下室，托人喂养。等到回来时，才知道鸟儿

都死了，不知道是什么野物咬死的，使得小嘎心疼自责，发誓再也不养鸟了。

养了一条看家狗

小嘎还养过一只狗。有一天，他路过天桥，看见有人卖一只小狗，毛茸茸的，非常乖巧。

卖狗人说这是观赏狗，长不大的。小嘎不大相信他的话，但觉得这狗实在好玩，就买下

了。买回家以后又给置办讲究的狗窝和名牌狗粮，又训练小狗在废报纸上拉屎撒尿。谁知

这条“观赏狗”长得奇快，不到两个月，便原形毕露，原来这是一条农村一般的看家狗。

它虽然已经睡不下那只漂亮的小小的狗窝，可仍然必须钻进去睡，脑袋和后腿都只能搭在

外面。样子很滑稽，又令人感动。它还养成了一种特殊的习惯，没有报纸就不拉屎。小嘎

又要出去拍戏了。

这么大的狗，无人可托，没奈何，只好送给一位农民了。

养花老怕它渴了

小嘎也喜欢花草，花200元买了一棵榆树盆景。养着养着便面目全非。他就给我们抱来。

我们那时住一层，窗外有一个小花园。那盆景放在花园里，不久便蓬蓬勃勃长得很美观。

一年后，小嘎高高兴兴地抱回去了。可是，再过一年，小嘎给我们抱来时，比上次更不好

了。根部已溃烂变成空心，只剩一条细根还支撑着。他说，我老想给浇水，老怕它渴了。

花店主人就说过，家庭养花多半是淹死的，极少是干死的。这盆景便是活活被小嘎浇坏

了。这次我已无回天之力，只得保留着那条脆弱的细根维持着半拉枝叶，像一个半身不遂

的老人。不好看了，但也舍不得扔。不管怎么样，它还是条生命呀！我养花就是这样，养

得不好，只要没有死，我就不忍心扔掉，总想救活它。我女儿上大学时，同学从山上挖的

几棵兰花，送给她，直到现在我还养着，不开花，但也不死。

我给他一盆吊兰。吊兰是最好养的花，可他还是养不好。他说，有时候看见叶子全打蔫趴

下了，一浇水，立起来几根，就像我的头发似的，可怜巴巴的。有一天，他回家来说，

“嘿！我的吊兰出一根挺了，真不容易啊！”我问他几天浇一次水。他说：“老想给浇

水，怕它渴了。”我又教他，顶多一星期浇一次水，又告诉他洗奶瓶的水是最好的肥料。

他说：“唉！不知道，那容易！”其实我自己也常常犯错误，把长春朋友送的最好的金丝

君子兰给浇死了。

2003年春夏，北京闹“非典”，小嘎夫妇拍片到外地住了一个多月，直担心他的吊兰肯定

干死了，很心疼。没想到，回来一看，居然还活着，乐坏了。这回取得教训。干死比淹死

难得多。

总而言之，小嘎爱花草，爱小动物，表现出他性格善良仁爱的一面。但是，都失败了。一

是不得要领；一是老拍戏，忙，没有充裕的时间。也许等他退休以后会有闲情逸致养好

花，养好宠物。

※

我哥从小护着我，管着我

我哥大我五岁。早时的哥哥，我是从照片上认识的。

我俩过去的照片，我没有看够的时候，都是些黑白的，看了却心里发暖。一张我出生没几

天，躺在床上熟睡，我哥托腮趴在床边，兴味盎然地研究着我这个刚进家门猫儿大小的妹

妹，不自觉地微微笑着，似乎在说：“我们家什么时候蹦出这么个小东西？”他不像岁，

倒像十几岁懂事的大孩子。我妈在相册的空白处题写：多么爱妹妹。一张我一岁左右，和

我哥面对面坐在小山坡上，他手里拿着根冰棍。正往我的嘴里塞，不知不觉替我使劲，自

己的嘴也张得老大，居然被我爸抓拍下来。　还有什么比这样的瞬间更能体现兄妹之情

呢？

我喜欢回想北京北郊小关的家，那里留下了我六岁以前人生最久远的回忆。

我能想起来的第一件事，竟是我哥肚里长了虫，吃了宝塔糖后一趟趟上厕所的情景，还有

我妈着急心疼的样子。想来我也是吃过宝塔糖的，因为我不仅记得它宝塔样的形状，淡黄

的颜色，还清晰地记得它甜滋滋的味道。该不是我贪嘴，偷吃了我哥的宝塔糖吧？我还记

得我俩一人胸前戴一个光盘大小的毛主席像章，美颠颠地来到我妈上班的地方，叔叔阿姨

们指着像章，不停地夸我们。我爸收集了许多毛主席像章，别在海绵上，还买了不少有机

玻璃，自做毛主席像章。我爸的爱好虽不很多，却都是耗钱的，除了做像章，还买相机放

大机照相洗相，怪不得我妈老哭穷呢。

不过，多亏了我爸的爱好，才有了那些珍贵的照片。

搬到北太平庄以后，我俩进了建设小学，他六年级，我一年级。刚上学，我挺紧张，想到

我哥也在同一个校园上课，就觉得没什么可怕的了，谁欺负我，有我哥呢。在学校，我其

实很少见到他，可单单他和我同校这个事实，就足以让我不再胆怯。他的班主任高老师知

道我是葛优的妹妹，见到我笑呵呵的。我觉得，葛优在高老师眼里似乎是个挺特别的学

生。特别在哪里，我一直想知道，又至今没搞清楚。

父母上干校后，我们在墨阿姨家度过了第一年。父母不在身边，我哥像个小大人儿似的管

着我。那时候，我觉得芹菜有股怪味，像许多小孩一样，沾芹菜就想吐。墨阿姨炒了芹

菜，我不吃，我哥就说我不懂事，逼着我吃，还打我。我满肚子委屈，边哭边嚷：“等爸

爸妈妈回来，我就让他们打你。”可惜，父母是不会打他的，顶多说他两句。墨阿姨待我

俩和自家的孩子没什么两样。有的孩子呆在亲戚家，还有寄人篱下的感觉呢。我们两家非

亲非故，墨阿姨却给了我们亲情般的温暖，想起那一年，心里有的全是暖意，全是感激。

后来一段时间，我哥有时也在食堂吃午饭。有次他问我：“你猜我中午吃了什么？”我猜

不着，他咂着嘴巴向我显摆：“我吃了排骨，特好吃。”

后来的一年，爷爷从齐齐哈尔来到北京照看我俩。爷爷不像我爸，面孔严肃，话不多。有

时，我会想念父母，盼着两周一次的大休来得快些，早点见到爸爸妈妈。那时的孩子不比

现在，没有那么多零食。一天，隔壁黄建中叔叔的爱人金萍阿姨听见我的哭声，推门进

来。我哥手里捏着个小药瓶，冲她告我的状：“她把酵母片当糖吃。”金萍阿姨笑了。我

哥又转身说我：“酵母片是药，吃光了，胃疼的时候吃什么？”我拿出一张纸，写上“爸

爸妈妈：我哥欺负我，你们要好好说他”，贴在父母床边的墙上。父母不在时，这样的纸

条在他们的床边出现过不少回。每次贴上时，我都恨得咬牙切齿，可等他们回来了，我又

把这个茬儿忘了。那个周末，父母刚到家，金萍阿姨就把酵母片的事当笑话讲给他们听，

边说边笑，还夸我哥懂事。我就想，他要是不那么懂事该多好，我俩把酵母片分着吃了不

就完了。金萍阿姨相当漂亮，是我小时候的偶像。
　
我十几岁时，父母说我是个白眼狼。他们的话也许真是对的。我哥如何对我好的，我记起

来的不多，可他如何对我不好的，我却一一记在心里。我对自己感到悲哀。我向我哥求

助，让他理理思绪，回忆一下我俩的兄妹情。他不假思索脱口而出：“有一次我不知怎么

要踢你，赵妈拦住了我。”就这样的兄妹情！陈年老账还往外翻，我觉得怪对不起他的，

他倒满不在乎，还给自己添点反面素材。我似乎不需要顾虑什么了，可也甭指望从他嘴里

挖出什么有关我们兄妹关系的正面素材来。

赵妈是爷爷走后来到我家的，照料我俩也有一年。她戴个眼镜，典型的慈眉善目老太太，

不笑的时候看上去也像是在笑，待我们也很好。加上孩子快乐的天性，没有父母的日子，

我们也高高兴兴的。

三十年过后回头去想，父爱母爱其实是任何人的爱也代替不了的。十岁左右，正是需要父

母的年龄。父母两周回家一次，星期六下午回来，星期一早晨回去，每月见面的时间满打

满算也就是三天。

1973年，我爸因参加故事片《南征北战》的拍摄，第一批调离干校。1973年，合欢花怒放

的时候，我妈也离开劳动三年的干校，全家团圆在合欢树旁。
　　　
我爸我妈没有半点重男轻女观念，我又是老小，我哥和我闹了矛盾，父母大多会说：“你

是哥哥，让着点妹妹。”慢慢的，我变得有些任性，也长了脾气。饭吃到一半不高兴了，

我会撂下饭碗，说声“不吃了”，“噔噔”地走出家门，戳在楼道示威。

我妈讲原则，讲究教育方式，不大出来哄我。我爸会追出门来，小声小气地劝我回去。我

哥看不惯，常常撇着嘴气哼哼地向父母发泄不满：“你们就惯吧！”记不清是高中还是插

队时，他还曾经对我说：“以后我找对象，可不能找你这样的。”为这话，我好长一段时

间对他怀恨在心。我的确被惯得不大像样。那年，我爸去山东拍摄《南征北战》外景，为

他送行时，我说完“一路平安”，又加了句“半路死亡”。我爸一点没生气，只笑着说我

是个混球。

我头一次看他“演电影”

没父母撑腰的时候，我可还得乖乖地听我哥的话。

那次，我哥骑车带着我。骑到厂里主楼前的空地时，我的脚离车太近，一下卡在车轴里，

我疼得大叫。下车一看，袜子渗出一片血。我又疼又怕，哭了起来。我脱下鞋袜，脚脖子

破了皮，还在流血。我等着他说几句安慰的话，可听到的却是“哭什么！”我不停地哭，

他有点不知所措，四周看看，又压低嗓音：“不许哭！”原来是怕人看见。最气人的是，

他非让我把脚重新放到鞋里。血乎乎的脚脖子蹭着鞋，疼极了。他怕人看见，就不管我疼

得钻心。我不明白他怕什么，我的脚卡进车轴，有他什么责任？再说，周围根本没人。他

又抬起慌乱的眼睛向四周看看，让我坐上车，把车骑到卫生所。一路上，我憋了满肚子

话，要向父母告他的状。哭的权利都不给，还得把鞋穿上，岂有此理。等着瞧吧！

回到家，脚已包好，他倒成了功臣，父母夸他会办事，知道带着妹妹去卫生所。我的状告

得再有理由，也没了分量。

有时候，我不吃他那一套，他就伸出拳头，在我的眼前晃来晃去地威胁我：“你看这是什

么？”

矛盾归矛盾，不打架的兄妹怕是找不到的，就像晴暖的春日会有雷鸣电闪，广漠的蓝天会

有白云点缀，多数时候，我们可以和平共处。

有次，我俩坐在茶几两边的沙发上端着饭碗吃饭。他模仿《粮食》和《小兵张嘎》里我爸

饰演的日本鬼子，边吃边用筷子在墙上比画，指着“地图”向下级部署作战方案。墙上没

有地图，他的眼里有张地图，嘴里还叽里咕噜说着日本味儿的中国话。那是我头一次看他

“演电影”。没想到，后来他真的演起电影来。
　　

他喜欢打乒乓球，水平还不赖。家里没有球台，就往墙上打，时而离墙远点儿，时而近点

儿，一气儿能打一两百下。《大腕》里精神病院那场戏，他还露了一手。我也照着他的样

子对着墙打，觉得比在球台上更有意思，有时还不知高低地要跟他比赛。

我俩一起去总政剧场看大型话剧《万水千山》，激动的心情几个星期都没平静下来。我们

去电影院看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影片《警察与小偷》和《偷自行车的人》。散场时，他突然

说：“你的脚又熏人了。”我满地找缝儿，无地自容。
　
每隔几周，我去虎坊桥牙科医院矫形科整牙。父母没空时，我哥陪我去。清早，我们坐22

路公共汽车，在西四下车吃早饭。车站旁边一个小饭馆里。吃了别的什么记不清了，但每

次我俩的桌上，都有两碗热腾腾的面茶。可惜，我们得快快将烫嘴的面茶倒进肚里，小口

小口细细品味，会误了预约时间，否则，我们一定让面茶在嘴里逗留的时间尽量长些。不

知是父母告诉他的，还是他自己发现了这么好吃的东西。我本来不爱看牙，想起面茶，看

牙也不发怵了。

当年我和父母都遗憾地

对他下了“不会演戏”的结论

小学中学，我在学校都比较得宠，当过大队委、中队长和学习委员。我哥没什么“官

衔”，学习成绩平平。学期结束，我时常拿回各式各样的奖状。父母有时感慨两句：“小

嘎，佳佳又评上了三好学生，奖状都一沓了。”我没当回事，尤其不爱当小干部。可在别

人眼里，这些都是值得骄傲的。打从幼儿园起，我哥就蔫不唧的，不大引人注意。父母

说，演节目这样出头露面的事情，他从不参加。我呢，幼儿园排演舞蹈“远飞的大雁”，

我是群雁中领头的大雁。在北影礼堂舞台上演出时，众目睽睽之下，还和小朋友争执起

来，都说自己的跳法是对的。一个叔叔见着我，老拿这事逗我。

1977年恢复高考，父母希望我哥考大学，他望而生畏，自己给自己取消了高考资格。我考

上北大哲学系，毕业后到德国攻读德国语言文学硕士学位。那时，他正在全总话剧团跑龙

套。人家说，我是葛家的骄傲。

可以说，从小到大，我从未看轻过我哥，可也从没看重过他。

来到德国一年后，父母信里有关我哥演艺方面的内容开始多起来。越来越多的导演找他演

戏，《顽主》使他崭露头角，接着又拍了《代号美洲豹》、《黄河谣》、《过年》和《烈

火金刚》。父母笔下一方面和我一样，难以相信这一切真的发生在我哥身上；另一方面，

也流露出抑制不住的欣喜和夸赞。我一向信任父母，可也不得不怀疑，父母是否高兴过

头，言过其实，对自己的儿子不客观了。他早期的电影我都看过，《盛夏和他的未婚夫》

和《山的女儿》里，他呆板僵硬，我和父母都遗憾地对他下了“不会演戏”的结论。

德国电视台播放译成德语的《顽主》，我当然没放过领略我哥的机会，边看边录了下来。

第二天，一个中国熟人碰到我，老远就说：“昨天电视里看见你哥了，德语说得别提多好

了。”是啊，我哥在《顽主》里，我是只见其人，未闻其声。我觉得他演的杨重有一定特

点，但也没好到哪去，却得到不少专业人士的青睐，金鸡奖还提了名。
　　
我对我哥刮目相看，是看了《编辑部的故事》，尤其是《大撒把》以后。《编辑部的故

事》刚刚播放几集，我爸就说：“嗯，开窍了。”1995年在德国飞往北京的飞机上，我昏

昏欲睡，屏幕上突然放映《大撒把》，我困倦的眼睛立刻睁大了，眼珠都没转一下重新看

了一遍。他自然松弛，不露痕迹的表演不仅突破了自己，在表演领域也令人耳目一新。我

哥证明了自己，让父母和他的妹妹重新认识了他。

成名后回到家里，我哥几次拍着脑门子，眼神茫然，百思不得其解地向父母寻求答案：

“我怎么就走到了今天这一步？”父母就说：

“你是赶上了好时候。”有这样的哥哥，我是幸运的。

葛家的骄傲

出了名，成了公众人物，我哥依然把我这个妹妹放在眼里。我四次回国探亲，他无论多

忙，都去机场车接车送。1993年拍摄《活着》时，他特意从山东外景地请了假，回北京送

我上飞机。他瘦得腮帮子凹进两个大坑，留了胡碴子，像是饿了十天没吃上饭，活脱脱一

个福贵，对了，就是他在《我爱我家》“不速之客”一集中洗干净以后的样子。换了现

在，腮帮子的大坑已经填满，福贵怕是轮不到他演了。看他那副可怜相，我真后悔，不该

让他大老远地跑回来，可就是拗不过他。1995年，他也专门为我请过假，从《秦颂》外景

地回到北京。2001年底，他又放弃了电影院正在举办的《大腕》宣传活动去机场接我，一

等就是两个小时。他和父母来到楼下的咖啡厅，想坐着休息一会儿，结果被里面的人一圈

圈围住。其中一位还用手机告诉了他的父母，两位老人十几分钟就赶来了。在众人中间，

我哥的“休息”似乎永远都是一句空话。

我过生日，会接到他打来的长途电话。1998年在北京赶上我的生日，他接了父母、我和我

的儿女，在他的小家为我庆贺。嫂子烧了一桌拿手菜，儿女满屋子撒欢打滚，正巧那天他

主演的电视剧《寇老西儿》开播，全家边吃边欣赏他的新作，谁想那段时间《寇老西儿》

竟成了全家一个说不完的话题。每看一集，我们的兴致就减少一点，担忧就增多一点，我

哥的一举一动都不像个宰相，戛纳影帝演成这样，实在说不过去。我哥也觉得寇老西儿演

砸了，看到电视台还在重播，他直着急：“怎么还演呢？”从此下决心再不演古装戏，我

倒觉得他可以继续试试，关键不在古装还是当代。他自己说得好，应该多多地读书，脑袋

里东西越多，对人物的塑造就越有想法。没过多久他也过生日，我送了他一堆书，王小波

小说集和几套中国古典名著。

令我欣慰的是，过去，我看到过经得住成功的哥哥，现在，又看到了受得了失败的哥哥。

事实上，我哥在表演事业上始终努力着、进取着，但更多的，还是顺其自然，而不是刻意

追求，因此，成功了，他不曾格外在意，失败了，也不曾过于失意。一个在赞誉和辉煌面

前不会迷失，在贬责和冷落面前不会沉沦的人，是让人放心的。我曾想对他说，荣辱不

惊，是当今的人，尤其一个演员应当具备的心理素质。这些话，我没有说，我发现，它们

是多余的。
　　
我丈夫给我哥出了个难题，想在银幕上露露脸，演个冷面骑士之类的角色。我以为他说着

玩儿的，没想到他正经八百告诉了我哥，请他物色个戏份儿不重的角色。我心里说，还没

完全丧失自知之明，没敢打戏多的角色的主意。我哥像他在《甲方乙方》里饰演的姚远，

爽快答应一定帮他的妹夫圆了过把戏瘾的梦，继而语重心长地对他说：“你没经验，得有

足够的思想准备。有的人想演戏都想疯了，可让他往摄影机前一站，上万支灯光照下来，

几十只眼睛盯着看，立刻就傻了。”我丈夫不但没被吓住，还煞有介事地说：“我想演个

独往独来、所向披靡、刚正不阿的形象。”这都哪儿挨哪儿？我哥说不定还真当回事去帮

他办呢。

2002年年底，我爸做客央视《艺术人生》栏目，主持人朱军向他提了个演艺界人士常会遇

到的问题：“您认为您的代表作是哪一个？”我爸所答非所问：“葛优。”言语里，浸透

着一个父亲对儿子的骄傲和自豪。我妈惊叹我爸这些年口才越来越好，不是没有道理的。

我爸走在院儿里，却遇到了麻烦，一个老熟人为我抱不平：“老嘎，你这么说可欠公平，

女儿就没出息了？”一句玩笑话，我爸当了真，越洋电话里郑重其事向我解释，听到电话

那边的我一个劲地乐，才算踏实了。

葛优成了葛家的骄傲。其实，葛家的骄傲不是这时候，而是十几年以前就换了角色，由女

儿变成了儿子。

几十年的妹妹，算是白当了

说起来十分惭愧，和我哥同一屋檐下朝夕相处十几年，银幕上看了他数不清的特写镜头，

对他的眼睛，我长达几十年都有个浑然不知的错觉。

前年从美国回京探亲的一天晚上，听见我妈有一搭无一搭地跟我爸闲扯：“你说奇怪不奇

怪，咱俩都是双眼皮，小嘎的眼皮怎么是单的？”我的耳朵没出问题，这话的的确确出自

我妈之口。我大惑不解，我妈对自己的儿子怎么如此缺乏了解呢？我自信了解我哥心灵的

窗户，我听见自己说：“我敢打赌，我哥不是单眼皮。”幸亏我妈没跟我赌，要不，我输

不用说，脸也没处搁了。几天以后，那对眼皮真真实实地呈现在我的面前，距我仅两尺之

遥，它们不动声色地无情地向我宣告：你错了。

几十年的妹妹，算是白当了。

单眼皮怎么了，五官搭配合适，照样好看

我哥对单眼皮似乎还情有独钟，否则，贺聪，也就是我哥的夫人，也成不了我的嫂子。我

嫂子也是单眼皮。嫂子五官娇小，秀气大方，他们结婚不久，我曾设想，她的眼睛哪天变

成双的，情景就更加美妙了。我向嫂子表达了我的关怀，劝她去医院做个双眼皮手术，没

想到，嫂子还没表态，我哥倒先不干了：“那种手术咱可不做，我可见过没做好的，眼睛

整天老跟使劲瞪谁似的。单眼皮怎么了？五官搭配合适，照样好看！”打那以后，我没敢

再提双眼皮手术的事，怕我哥跟我翻脸：“我的媳妇，我看着顺眼就成了，关你什么事儿

啊！”－－葛佳

julie

不英俊是葛优的一大优势

　　后来我才觉悟到，我哥单眼皮这一点也许是隔代遗传带来的先天

不足，对他的演艺生涯，绝对是起了好的作用，而不是坏的，这把他

与英俊的距离拉大了一步。一旦往英俊靠拢了，还能有现在的葛优吗？

英俊的人，一般都有点儿端着。想象不出，李冬宝若是端起来，会是

什么样子。导演冯小刚《我把青春献给你》一书“非他莫属”中的叙

述，证实了我的推测：“可当时的导演金炎打算从军艺表演系物色李

冬宝，听说消息后，我的第一反应就是，他要找英俊小生，起码也是

文绉绉的那种。这和我们笔下的李冬宝是风马牛不相及的，我知道没

有人比葛优更适合这个人物了。”
　
　　当然，真正使我哥与英俊拉开距离的，还是他的脑顶。对别人来

说，歇顶，好比歉收的庄稼地，荒芜贫瘠，对他而言，庄稼地歉收反

成了宝地，那叫缺陷美，那叫特点，象征着“葛优精神”。　　我觉

得，“葛优精神”重要的一点，在于这些外表的不完美因素与内心的

不完美因素的和谐统一，相映成趣。他也有正常人的私心，他是可以

亲近的，就是我们的一个朋友，一个亲人，加上举止玩世不恭，言语

幽默机智，他潜藏心底的真情善意的流露，便显得自然顺畅毫不经意。

《甲方乙方》有个典型的例子：妻子得了癌症，为了在所剩不多的日

子里，圆这个妻子与丈夫的团圆梦，葛优把新房借给这对素昧平生的

夫妇。

　　回头一想，有点不放心：“我刚才是说借他们住吧，不是说给吧？

”得到肯定的答复如释重负：“这我就放心了。”一段时间过后，又

有些不放心：“这医学要是进步了，癌症能治了，咱这房是不是就要

不回来了？”“咱是说借他们住的吧？你帮我回忆回忆，别弄成好梦

一辈子游。”“哥们儿这回仗义得有点儿过了。就当是成全了别人，

陶冶了自己。”

　　葛优，说我丑，我妈还不干呢！打扮得好点儿，挺帅的

　　读到我哥被一些记者说成丑星，我就想笑，我哥真是赶上了好时

候，丑人也能成星，放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小时候，我认为我爸丑，

可打从看我哥小时候的照片，到看他本人，直到后来认清了他单眼皮

的真面目，我从来没觉得我哥什么地方不顺眼过，可对丑星的说法，

我丝毫也不反感，我明白，丑星是相对浓眉大眼英俊漂亮的小生而言，

并不是说丑星真的丑陋，我在丑星的称呼里，感到了爱意。我哥高高

的个头，五官跟“丑”字也不搭界，细究起来，只有那颗缺少遮拦的

脑袋是该对丑星的说法负责任的。
　　
　　生活中，我哥比电影里更像表演人材。

　　我曾亲耳听人议论：“葛优还挺白净的，比电影里顺眼。”

　　更有人问他：“你抹口红了吧？”

　　肤白唇红，这些都像我妈，我妈憔悴不堪的时候，嘴唇也是鲜嫩

红润的。有时，为了使自己更加接近普通劳动人民，比如《活着》里

的农民福贵，《卡拉是条狗》中的工人老二，我哥得到太阳底下或日

光浴室把自己晒黑。这样做，有时也出于担心自己的肤色比配戏的女

演员更白，让人感到不自在。

　　他自己也说：“说我丑，我妈还不干呢！打扮得好点儿，挺帅的！

”
　　丑星的说法，使我想起我哥在《大腕》等电影里爱说的话：“你

说他那是骂我，还是夸我呢？”香港影星周星驰说过：“说谁是实力

派就等于说谁长得不好看。”这句话我倒过来说：“说谁长得不好看

就等于说谁是实力派。”说葛优是丑星，等于说葛优是实力派呢，那

当然是在夸他，而不是在骂他了。
　　
捉蛇吓唬伙伴

　　我哥曾说，小时候，他是个不惹事的孩子。前些日子，他给我讲

了几个他的小故事，这些故事告诉我，他的话只对了一半。小时候，

他只是没惹大事，小事还是惹了不少。这跟他的银幕形象其实十分吻

合，电影里，他也透着一肚子坏水儿，却怎么坏也坏不出格儿。

　　我家住小关时，我哥喜欢在周围的农田里玩儿。这天，他在田间

玩儿着，突然撞见一条蛇，吓了一跳。镇定下来以后，居然捉起蛇，

放到我家楼下一个住户的门口。这家有位小脚老奶奶，出门时瞅见蛇，

吓得一屁股蹲儿坐在地上。我了解我哥，他的本意一定不是想将这位

步履蹒跚的小脚老人吓得摔倒在地。这家有个男孩儿，小我哥一岁，

名叫玉武。我猜，事情一定跟他有关。我问我哥：“你是想吓唬玉武

的吧？”他说：“对，就是冲他去的。”如此可恨的恶作剧，玉武的

妈妈赵阿姨居然没上楼告我哥的状，只开导他几句，告诉他，老人可

经不起这样的惊吓。我哥也没敢告诉父母，这件事在父母那里一瞒就

是半辈子。我惊叹不已：“你哪儿来那么大胆儿，敢抓蛇？要是毒蛇，

咬你一口，你不就没命了？”他稍事停顿，清了清嗓子：“那蛇不是

活的，是死蛇。”你说气人不气人？有的文章说葛优的胆子比芥子还

小，还真有点儿小瞧了他。即使是死蛇，也不是每个人都敢碰的，我

就不敢。我哥的胆子比芥子还是要大出一圈的。

　　我哥有次和玉武对着扔石子，歪打正着。玉武本来蹲在地上，石

头扔出时，突然站起来，石头就落在了眉毛上方。看到玉武的脸上流

了血，我哥害怕了，掉头就跑。

　　我妈呲儿他：“玉武脸上流血了，你怎么能不管呢？”　我哥无

话可说。我妈买了点心去看玉武，赵阿姨很客气：“没关系，小孩儿

嘛，常有的事。”

　　蔫儿淘

　　我哥偷玉米，也是和玉武等小伙伴合伙干的，被农民当场抓获。

我哥怕挨揍，正惶恐不安，看见玉武的妈妈赵阿姨前来营救，像见了

救命恩人。

　　一次，见四周没人，我哥看准一辆崭新的自行车，往上面滋起尿

来，恰好被路过的邻居韩阿姨撞见。这事后来被她当笑话写在一篇文

章里。我哥还曾拧下那辆车的铃盖，偷偷扔掉。那辆自行车是已故老

表演艺术家安震江伯伯的。他爱人康阿姨没客气，敲门告了我哥的状。

文革中，安伯伯和我爸分属两派群众组织，见他们打派仗，我哥自然

站在我爸一边，冲人家的自行车撒气。安伯伯见到我们，总爱做个怪

相或开个玩笑逗我们玩儿，像电影里那么滑稽，才不会跟我哥这么个

毛头小子一般见识呢。

　　安伯伯和我爸一样，擅长扮演反面人物，两人银幕下是好友，银

幕上曾在多部影片中“狼狈为奸”：《粮食》里他是汉奸四和尚，给

我爸饰演的日军清水小队长出谋划策；《矿灯》里他还是汉奸，辅佐

我爸扮演的日本岛田经理；《红旗谱》里他给我爸饰演的恶霸地主冯

兰池打杂；《平原游击队》里我爸是他饰演的地主杨老宗的儿子、汉

奸头目杨守业；《红河激浪》中他是地痞，我爸是叛徒。他在《侦察

兵》里饰演的伪军王德彪，丑态百出，活灵活现，给观众留下了深刻

的印象。电影上映期间，常常听到男孩子模仿他的腔调：“不敢不敢，

王德彪。”
　
　　我一直满心希望我爸我哥能在银幕上合作一把，像陈氏父子那样。

即使不演父子，跟我爸和安伯伯似的“狼狈为奸”一回也行啊。可我

哥不知什么毛病，一提父子合作就怵头，说是和我爸一起演戏眼睛对

视就紧张，摄影机前找不着感觉。他真该向陈佩斯讨教讨教才是。　


在小关，我家住二层。我哥有次倒垃圾，从二层走到一层那几步

路都懒得走，图省事，干脆把垃圾从阳台上往下倒，垃圾全落在楼下

住家的门前，把人家气得够呛，上来告状。我哥还觉得自己怪聪明的。

还有一次，和一帮孩子在家玩儿着，我哥脑瓜一转：“人说跺脚能把

楼下的灯泡跺掉。”孩子们便一齐用力跺起脚来。不多一会儿，楼下

就来敲门了：“你们家闹腾什么呢，我们家灯泡都掉地下摔碎了！”

这家主人姓吕，父母去干校时，我哥和我就是在吕伯伯家住了一年。

真不知我妈是怎么硬着头皮请人家收留我哥的，人家又是怎样宽宏大

量，不计前嫌，同意我哥进门的。

　　他和小朋友们学做“烟雾弹”，把乒乓球碎末和辣椒用纸包好，

点着放在人家门口，烟雾从门缝钻进屋里，他们藏在远处看笑话。主

人打开门，捂着鼻子捂住嘴，呛得直咳嗽，大叫“谁干的”。
　
　　我们家包饺子，父母让他去买肉馅，嘱咐要买瘦的。我哥二话没

说，骑上自行车，直奔和平里副食店。全是土路，中途要跨过土城，

遇到田埂，还得下来推着车往前走。其中一段路比较偏僻，换了女孩

子，家长还不一定放心。他个子小，够不着车座，就掏裆骑，也真不

容易。到了副食店，看着摆放着的几种肉馅，他想到父母的叮嘱，心

里琢磨：瘦肉，越红越瘦，就拣红的要呗。于是，他指着最红的肉馅，

让人称好，高高兴兴骑回去。到了家，拿出鲜红的肉馅，父母一个劲

儿夸他能干。

　　饺子吃到嘴里，才发现不对味儿。敢情他买回来的不是猪肉，而

是羊肉。我们家不吃羊肉，好容易包出的饺子没人敢动筷子。得意洋

洋的葛优，一下子变得灰溜溜的。父母都是好脾气，告诉他，吃一堑

长一智，孩子就是这样长大的。

　　上了初一，我哥开始有了表现自己的欲望，时不时想露一手。他

不知怎么对板报来了兴趣，自己也觉得奇怪，小学没这个爱好啊。他

说：“美术字要写得很粗，还得写出立体感，很费时间，有时一写就

是两小时，为的就是第二天课前几分钟，在老师同学面前露个脸。上

课铃响了，板报就擦掉了，老师还得用黑板讲课呢。”为了几分钟花

去两小时，他也觉得不值，于是想出一招，用抹布沾上水在黑板上写，

再用粉笔描边，节省了很多时间。六一儿童节前一天，他在黑板上工

工整整写下“热烈庆祝六一儿童节”。第二天，老师看了忍不住笑起

来：“你们已经不是儿童，是少年了。”我哥这才意识到自己已经不

是小学生了，在全班同学面前很不好意思。学校办美术展览，美术老

师吩咐他写作文本大小的“美展”两字。我哥写得非常认真，心想，

不能辜负老师对他的信任。写完后，还自我欣赏了好一会儿，觉得满

意了，才交给老师。老师问他：“你没发现这两个字有什么问题吗？”

我哥瞪大眼睛，没错呀。老师告诉他，他写的不是“美展”，而是“

美览”。他细一看，可不是嘛。

　　住北太平庄筒子楼时，一天晚上，走廊的灯不知是坏了还是怎的，

我打开家门，走廊黑糊糊静悄悄的。去公用卫生间，得沿着走廊走上

十几米，我壮着胆子往前走。接近楼梯口时，突然，一声“啊”的大

叫打破了宁静，接着，是“咣啷”一声金属撞击地面的声响，我吓蒙

了。借着楼梯口射进的光亮，我看见一个簸箕掉在了地上，簸箕旁边

一个女孩子。那不是赵红吗？赵联叔叔的女儿。她哭了，向家里跑去。

我还没缓过劲儿来，一个人从楼道口冒出头，缩手缩脚朝我的方向溜

过来，从我身边一闪而过。他的轮廓，十分熟悉，霎那间，我认出他

来。不是别人，正是我哥！我顿时省悟，我哥藏在楼梯口吓唬人玩儿，

顺带着把他妹也差点吓出毛病。赵红下楼倒完垃圾，上楼刚到楼梯口，

就撞见了“鬼”，吓得手里的簸箕掉到地上。

　　我意识到我哥这个祸闯得非同小可。果然，我刚进家门，赵红的

妈妈石美芬阿姨一张气冲冲的脸也出现在我家门口。我听见她对我妈

说：“这可是能吓出病来的。”我环顾四周，没有我哥的影子。

　　事件的细枝末节，都没逃过我的眼睛。我忙问，事后他钻到哪儿

去了。他说：“我发现事情不妙，回家就躲起来了。听见对面房间有

人敲门，没敢露头。妈也没找着我。”他还提供了一个细节，当时藏

在楼梯口的，还有他的一个朋友。两人说好等女孩上来，一齐喊“啊”

。我哥实诚，说到做到，喊声震楼。那个朋友却不够朋友，一声没出，

把我哥耍了，后果只好由我哥一人承担。

　　这不，才多大工夫啊，已经几起到我家告状的了，我哥还口口声

声自己小时候不惹事呢！

　　圆面包

　　我哥报考艺术团体和院校的时候，受了他的热情的感染，我也动

了当演员的念头。

　　我爸说：“你当不了演员。你的脸型不上镜头，太圆，跟一毛一

个的面包似的。”

　　我爸不是第一次这样“夸”我，看他一边说一边把想忍没能忍住

的笑容往回收，又怎么收也收不住的样子，我恨不得把他的嘴巴堵住，

让他永远不能说话。小时候听了我非常不解，圆嘟嘟的脸蛋有什么不

好？长大后才明白，我爸的玩笑有它的道理，次数多了，我对自己的

长相有了一定的自知之明。

　　我“接班”的想法，就这样，被我爸形象生动的比喻温柔地扼杀

在摇篮里。

　　我明白，我爸是不忍目睹儿子的悲剧在女儿身上重演。我爸早就

谆谆告诫我哥，他不适合做演员。可是，我哥凭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

劲头，对表演艺术痴心不改，报考了北京电影学院，中央戏剧学院，

中央实验话剧院，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结果却验证了我爸的预测，四

个地方，四处碰壁。

　　当年我哥不听劝，结果，他成功了，我失败了

　　我哥在家准备考试的日子里，他的房间时常传出朗诵的声音。听

到最多的，是郭小川优美的抒情诗《团泊洼的秋天》：“秋风像一把

柔韧的梳子，梳理着静静的团泊洼，秋光好似发亮的汗珠，飘飘扬扬

地在平川上挥洒……”二十几年后的今天，当时的音韵声调，还印在

我的脑子里，上面的诗句，就是我凭着记忆写下的。不少人说，他的

嗓音和我爸的非常相像，尤其电话里难以区分。我感觉，他的音质更

加饱满，音色更加低沉，少一点沙哑。对内行来讲，他当时的水平还

不像样，但对我这个外行，却已经有了感染力，我真的被他感动过。

　　那天，父母和我坐下来，等着听他朗读《鲜红的请帖》，一篇感

人至深的散文。记得坐下的还有我妈的好友白阿姨。看见我哥站到屋

门口，不大自然地冲我们笑笑，开始酝酿情绪，我直替他紧张。我哥

天生胆小，他需要如何说服自己，给自己壮胆，才敢于表演啊！尤其

在亲人熟人面前，更难做到轻松自如。我正想着，那个熟悉的声音响

起来，我哥开始朗读。大大超出我的想象，沉浸在作者营造的氛围里，

他似乎忘了腼腆，忘了害羞，一字一句，旁若无人。真不简单，我太

小瞧他了！读到动人处，眼泪从他眼里淌了下来。这真是我的哥哥吗？

表演细胞修炼得不赖了嘛！结尾趋向高潮时，他的鼻涕眼泪大把大把

往下掉，我坐在一旁特别不好意思，不敢直视，只敢时不时地偷偷瞥

上他几眼。真有意思，表演者大大方方，观演者倒扭扭捏捏的。
　　
我想，我哥能这么痛哭流涕，我爸不定怎么夸他呢！我特别佩服

演员们在镜头面前，说哭就哭，说笑就笑。尤其是哭，没什么伤心事

儿，硬让自己哭出来，换了我，打死也哭不出来。可我爸却没显现出

满意的样子。为了不让我哥失望，他说了几句鼓励的话，接着告诉我

哥毛病出在哪里：“鼻涕眼泪流得稀里哗啦，自己哭得像个泪人，并

不一定能感动别人，要学会控制，能放也得能收。强压住的感情，更

容易打动人。演员脸上一滴眼泪也没有，别人也可以被感动得泪流满

面。”

　　我说呢，我哥满脸是泪，却并不催人泪下。我没有想哭的感觉，

反而有点儿想笑。他的哭相实在不雅，我真替他难为情。外行看热闹，

内行看门道，一点儿不错。

　　我哥考青艺时，犯了同样的毛病。轮到他做小品，自我命题“怀

念周总理”。那时，总理逝世时间不长，他动了真感情，哭得伤心得

要命，浑身抖动，怎么收也收不住，主考老师都考下一个考生了，他

还不停地抽嗒呢。的确，光哭得来还不够，还得哭得恰到好处。否则，

想当演员的人都去大哭一场，演员不就都当上了？当演员也太容易了

吧？

　　不能说我爸及考官们缺乏识英雄的慧眼，用发展的眼光看人，也

有它的限度。我哥除了拉二胡，没参加过什么文艺演出，表演方面，

尚处于萌芽阶段，还没入门儿，只是白纸一张，抽不冷子拿出来，一

时半会儿难以使人认清，在它上面可以画出最新最美的图画。

　　那时，我觉得我爸的眼光是不会出错的。他演了几十年戏，也参

与过北影招收演员的定夺。子承父业，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我爸巴不

得呢。可儿子也得是这块料啊！我爸泼我哥的冷水，是心疼儿子，长

痛不如短痛。

　　我越来越服了我哥。说得好听，是他执着，说难听了，不就是脸

皮厚吗？人家是不撞南墙心不死，他是撞了南墙心也不死，屡撞南墙

心还是不死。最后，凭着小品《喂猪》侥幸被全总话剧团接纳，可多

少年了也没摊上一个像样的角色，一直都在跑龙套，闹得父母整天琢

磨着让他改行搞摄影美术什么的，免得耽误了一辈子。

　　那年春节联欢晚会，看陈佩斯的小品“吃面条”，又勾起了我爸

的心病：“你看人家老强的儿子，看看人家的艺术感觉，葛优还没找

着感觉呢。”

　　不过，也多亏了我哥雷打不动的决心，使他顶住了压力，没有妥

协。

　　我哥不听我爸的劝阻，我可听了。因而，我哥胜利，我失败了，

是不战自败。我怕跟他一样，碰得头破血流。我脸皮薄，一个“圆面

包”就把我给打发了。自此，每当演员梦重新撩拨我，或是有人问起，

你怎么没当演员时，我爸的比喻，总能使我躁动的心踏实下来。这时，

我的眼前定会出现一个面包，圆圆的，一毛钱一个。－－葛佳

※


我们的家

　　我父母最早留给我的印象，就是他们俩从不打架，不骂大街。

　　拌嘴唠叨是有，但都不算真打架。我是从小有事儿没事儿，就愿

意回家去。一直到后来自己成家单过，没事儿也愿意回父母家。

　　现在说我对父母家总的印象，还是和睦，就是那种比较和睦的一

个家庭。

　　再说家庭对孩子的影响。比如父母整天吵架，打架，有暴力倾向，

孩子可能就会采取最简单的办法：不回家，或者就不愿意回家了。像

这种家庭对孩子的影响呢，就不能说好。起码也是长大以后性格不会

温柔。这种家庭如果多了，对社会也不好，不安定。从来老说“以和

为贵”。那要家庭都是不和，还能有什么好影响啊？

　　有些父母护犊子。孩子在外面让人给打了，家长出去二话没说，

又跟人干上了。我小时候也跟人打过架，次数特别少，可是也打过。

我记得有一次，跟我们对门一个小孩儿打起来了。当时，我是去锅炉

房打开水。那时候北影还在郊区，打一壶水一分钱。回来路上就跟人

打起来了，结果是暖水瓶也没拿，扔半道儿就自己跑回来了。然后就

跟家里说：“打架了。”可我父母没说赶紧出去跟人嚷嚷：“是谁欺

侮我们家孩子了？”反而先批评我：“为什么和别人动手打架。”

　　所以，家庭是窝那个感觉，打完架也能赶紧往家里跑。这个窝，

一进来心里就踏实。

　　父母对我的影响特别大，就说做人吧。就前几天，因为我见了楼

上的叔叔、伯伯，没叫人家，还说我呢：“怎么见面不知道叫人哪？”

我赶紧解释：“人家埋头在修车呢，没看见我，我也不能非追着人家

叫呀！没给这个机会！”他们到现在还关心这个呢，说：“该叫叔叔

阿姨得马上叫。”

　　还有一个就是教我，说现在你不是有名了嘛，那也得讲究对人的

规矩和礼貌，这是做人最起码的东西。

　　小时候就甭多说了，再说眼前一事儿。我父母家现在住的那楼下，

有一个餐馆。我有时候一打电话说要回去，他们就经常从餐馆订菜，

弄点菜直接端上来了。他们的干烧黄鱼做得特别好吃。我一到家，送

餐的人有时候上来一两个，也有时候能上来仨。什么意思呢？可能是

为看我。可我不知道人家是要瞧瞧我，就一个人自己坐里屋呆着。来

送饭就送吧。可每到这时候，我爸爸就准嚷嚷：“等会儿等会儿。葛

优，你出来！”也不知道人家是不是真的就想看看我，我爸他呢，你

说他这是出自礼貌还是善意？反正总能设身处地先一步理解人家的心

情，而且完全发自内心，不是假装做出来的。他们老这样，所以对我，

你说能没有影响吗？

　　从小不是我爸出去拍电影，就是我妈出差组稿。他们俩也不是一

块儿老在家呆着。再加上“文革”期间，我爸妈被厂里集中到大食堂

去，根本不在家住。最严重的时候，是五七干校时期，父母干脆就全

没影儿了，都被弄到乡下去了。我和妹就被托在一个工人家里住着。

再后来，我考进全总文工团，就是一个人住团里了。

　　原来，我们家挺挤，我姥爷1979年来北京，和我一块儿住一间八

平米的小屋。全家也就是七十几平米。现在调了房，一百二十几平米，

装修好了，这才像个样儿了。人家都说我们家古色古香，很漂亮。那

是我爸喜欢的格调。

　　
我挣了钱以后，曾经跟父母说，给他们买一处宽敞点的房子。可

我妈说，我们哪儿也不去，就住北影院；这儿朋友熟人多，出门就有

人说话打招呼，心里热乎踏实。那我也就顺着他们的心意吧。

　　我和影迷

　　常说观众就是我们演员的上帝，对他们必须尊重。我爸也常这样

嘱咐我。

　　跑了十年龙套，默默无闻。

　　1988年，拍了《顽主》，获得当年“金鸡奖”最佳男演员奖提名。

一天，我骑自行车走在礼士路附近，有人喊：“杨重”，我马上答应

了，而且回过头去看，却遗憾没有见到那人。

　　还有一次，在餐厅吃饭，我就坐在那里，另外一桌的几个人老是

朝我这边看。我就特意多坐一会儿，让人多看几眼。这两次，我感到

特别满意，觉得有人认可了。

　　我还想起一事儿来。那是在深圳拍戏的时候，我逛街坐一中巴，

戴一顶帽子压得挺低。后边儿有一人认出我来了，挺大声地问我：“

你是葛优吗？”当时车上人挺多的，我怕人多起哄，就说：“我不是。

”那人该下车了，可站门那儿没马上下去，摇着头说：“葛优葛优，

我原来以为你是一个挺不错的人，没想到你当着面就能撒谎。”就这

事儿，当时把我弄得那叫一个难受噢！就好像迎面一盆凉水浇过来了。

　　有一次，摄制组在一个地儿拍戏。有一名女大学生，找我签名合

影。我正拍戏呢，她说她是旷课来的，一定等我拍完戏见一面，多晚

也得等。我真心感谢她对我的这份情谊，满足了她的愿望。也就是这

天，一群小学生，也可能有初中生，知道我在这拍戏，就来找我签名。

我给他们签了几个，制片主任就来打圆场，说葛优还没吃饭呢，等他

吃完饭拍完戏都给你们签。这一下可好，他们一下子招来了几十个。

我在里边拍戏，就听他们在外面喊：“葛优，出来！葛优，出来！”

不依不饶。我觉得心里挺不落忍的。

　　好像也就是那几天的事儿。隔壁楼里有个姑娘，听说拍戏那天是

我生日，她说她也是那天生日，和我同月同日，特地把她的生日蛋糕

给我送来了一大块。

　　可是等真出了名以后，我就有点害怕了。一次在长安商场，我和

我媳妇买窗帘布，买着买着，售货员那眼神就不对了，她老往我身后

看。我一回头，10米开外一个半圆，站一圈人，看我怎么买东西。你

说那让人多难受啊！还有一次是在贵友商场，下楼的时候，有好多人

找我签名。这个签完那个签，就把楼梯给堵了。有一次跟演艺圈的人

组队到石家庄踢球去。进去有人带队护航，完了出来没人管了。场下

那么多观众“呼啦”一下围上来，握手的，拉胳膊的。又上来一帮人

没得可握没得可拉了，就拍我这秃瓢，“呱唧”“呱唧”响，根本也

没法拦啊，疼得我心里直上火。那也得忍着。可能人家也是高兴，“

啪”，给你一大巴掌，他那可能就有幸福感了。所以这些事儿也让我

特烦，就是有时对人哪，我有某种恐惧感。我跟我媳妇说过我怕见人。

有一阵儿到了哪儿，我就“吱溜”一下先钻个僻静地方躲起来。后来

我看了一篇文章，好像是英达写的，说名人就是名人，你不能再假装

是老百姓，等弄得没人理你又受不了。我一看这对，人家拿你当名人，

有些事儿免不了，只能认头。可要从根儿上说，我也是一普通人，谁

心里没点脾气呀。

　　还有一次，我爸在“金五星”买了几幅画，让我开车一块儿去取。

我去了，刚走进那通道，还没等拿画呢，就听见有女孩子喊：“葛优

来了，葛优来了。”四面八方，竖的横的通道，只听见喊声脚步声，

吓得我赶快跑，围上来了我怎么脱身？我跑外面车上坐着去了。

　　我和贺聪购物常到王府井“世都”去。那儿人少，我就找个地儿

坐着，我媳妇慢慢挑。没人找我签名什么的，比较清静。


我刚拍《编辑部的故事》那会儿，有一精神病人来找我，那时我

还在木樨地住着呢。那人来时提一包，穿西服还打一领带，身上喷了

点香水。我当时和媳妇在家呢，看他站门口，就赶紧说：“进来，进

来。”可他哼哼唧唧地不坐也不言语。后来好半天才说：“我刚从安

定医院出来（北京最著名的一家精神病医院）。”哟！马上我就认真

了。结果是什么呢？敢情他是遇上难事儿，谈恋爱吹了，受刺激了。

可人还清楚，什么时候吃几片安乃近、安定，都明白。他跟我说：“

我觉得我呀，脑子不对。”我说：“我脑子也不对，睡不着觉。”他

又说：“我觉得我走路姿势不对。”我说：“我走路姿势也不对。”

说着说着，反正两人像的地方还真不少。后来他挺满意地走了。

　　我妈同学的小外孙女总跟她姥姥说：“姥姥，我特想看那个捡钱

包的叔叔（《不见不散》）。您能让我看看他吗？求求您了。”我妈

跟我说了。可是老凑不齐，不是我没去，就是她不在。刚好有一天，

我俩都在。阿姨带那孩子来了。我一看，还没上学呢，羞答答的一个

小姑娘。我赶紧把那孩子抱着让我爸给照了几张相片。这么可爱的小

影迷特让我感动。

　　还有，我妈的中学同学方道霖阿姨，后来她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

早就是中共地下党员，比我妈出息多了。小时候，我妈还带我去她家

玩过。在她家为玩一只小猫跟邻居的孩子打架，我还哭了一鼻子。前

两年方阿姨的外孙子晨晨要和我照相，约好大年三十晚上来。因为那

时候，我准回家。方阿姨的女儿方新带着来的。哟！现在可了不得！

方新姐已经是十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共十六大代表，还是十届人大常

委，那孩子也已经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学生了。他们家把我们一块

儿拍的照片镶在镜框里放在桌上。客人们见了好奇地问：“这是真人

吗？”“这是电脑合成的吧？”方道霖阿姨说：“当然是真的，还有

假的！葛优妈和我是老同学。”好像把我当个人物似的。

　　我还要跟你们说一乐子。有一次我在飞机场候机，一个观众兴奋

地冲我跑过来说：“冯巩老师，请您给我签个名吧，真不容易碰见您。

”我想了想，告诉他说我不是冯巩，多让人扫兴；说我是葛优吧，也

不好。干脆代劳一次吧。我就拿起笔给他签了一个冯巩的名字。不知

道冯巩会不会怪我侵犯他的姓名权，我的字写得又不好。

　　许许多多观众影迷对我的热情、关爱，我都是放在心里的。这是

对我的鞭策和鼓励。就为这，我也得好好拍戏，答谢他们。

　　天上掉下个大“馅饼”

　　其实早在西安拍摄《活着》的中间，就听张艺谋说要到法国戛纳

电影节去，我没怎么当回事。拍完了，又说要去，我也没想去。也有

点想，可不是特别想。现在出去过以后，看到了外面的世界，倒是想

去了。当时，我说不去，因为我怕坐飞机。听说要倒两次飞机，坐十

几个小时，我就不想去。

　　张艺谋说服我，他说，“去走走红地毯，感受感受，开开眼。也

让人家看看你的本相，和影片中的反差，人家可能会投你的票。”

　　我还是不想去。为这事，跟一个哥儿们研究了一个晚上，一直到

半夜两三点钟。他也不主张我去，这是顶着雷去，还是不去为好。

　　组里的人都劝我去。先是到了香港。那会儿，张艺谋早已在香港

等着了。听说他不去，我就更不想去了。我不会说话，只有我和巩俐，

去了，说什么呀！说错了怎么办？我心里直打鼓。

　　最后还是去了。先是住在戛纳附近一个叫尼斯的小镇上，每天贺

聪和巩俐一块做饭吃。等到开会前一天，才住到戛纳的宾馆去。

有一件事挺逗。还没有评奖呢，投资人请来的台湾的媒体就给我

录像，让我谈获奖后的感受。我说还没有获奖呢，怎么就录这个？他

们说等到获奖就来不及了。他们提示我怎么说，我就说获奖后感谢这

个，感谢那个……我觉得他们真有意思。说的时候我也找不到感觉。

　　首映式的时候，巩俐和我坐的座位中间空出一个座位，贴的一张

纸上写着张艺谋的名字。张艺谋没有来，但还是有他的名字。我和巩

俐得陪着看片子。影片放完后，观众起立三次鼓掌，差不多有十分钟，

很热烈。鼓掌时间的长短意味着对影片的评价。这时我们才感到有希

望。

　　先是圣地亚哥的王子颁给一个人道主义奖。巩俐没有去，我去领

的奖。没举行什么隆重仪式，就是在一个大厅里发奖。他们却说这可

能是个信号，可能会得大奖。

　　正式颁奖的那天，我和巩俐一同去的。巩俐这是第三次去了。红

地毯两边的观众都认识巩俐。他们大声喊着“俐俐”“俐俐”。记者

开始拍我们两人，后来就说让我们两人分开拍。其实就是拍巩俐，我

就躲到一边去了。

　　美女有票房，就是那么回事儿。因此我也没往心里去。

　　颁奖的时候，先是颁别的奖。最后才颁最佳男演员奖。我坐在那

儿，觉得他们真磨蹭，随口说了一句：“给我得了。”没想到主持人

真就宣布了我的名字。他念的是“G·优”，开始我还没有反应过来。

边上的人对我说，是你，葛优，是你。我这才明白是我。当时我觉得

脑子“轰”地一热，一股热流一直流到脚下，又一直蹿上来，在我身

体里上下流动。怎么回事？真好像天上掉下来馅饼，绝对没有想到。

　　评审团主席奇连·伊士活在宣布我获奖时，特别赞扬了张艺谋在

执导《活着》中的成就，说是“表现了人类的尊严和希望”。听说前

一年陈凯歌在等待第46届戛纳电影节宣布获奖名单时，心情紧张得几

乎不能控制自己。因为他就是冲着这个奖去的。而且那一届是两部影

片并列获奖，先宣布的是另外一部，第二部才是《霸王别姬》。多么

紧张啊！我事先是毫无思想准备。真遗憾，如果能尝尝那种激情的感

觉该多好啊！可惜自己大大咧咧，根本没有想到，真像是天上突然掉

下个大馅饼。　　　我上台领奖。我说：“感谢导演张艺谋，感谢评

委，感谢我的‘妻子＇巩俐，（又赶紧补充一句）戏里的。我们合作

得很好。”我看见巩俐在下面流着泪拼命拍手。突然感觉不对了：我

第一次来，就拿了奖。巩俐来三次了，都没有拿。她心里会有点不平

衡吧？

　　好在影片又获得了评审团大奖。这个奖也很重，仅次于金棕榈奖。

特别是前一届金棕榈奖已经颁给了中国的《霸王别姬》，这一届又把

评审团大奖颁给中国的影片，更是难能可贵。张艺谋没有去，巩俐代

表上台领奖，也风光了一回。我这才稍微安心一点。

　　得奖回国时路过香港。张国荣特地请我吃饭，祝贺我。我曾经和

他合作拍《霸王别姬》。我演戏份儿很少的配角袁四爷。张国荣是一

个优秀的演员，没想到他会这样结束自己不平凡的人生。我当时听到

这个消息，心里特别难过。回想起当年相处的日子，历历在目，令人

难忘。－－葛优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