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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冬天过了大半,春天还会远么?
抚今追昔,自西风东渐,中国被迫也罢,自觉也罢,皆由不得自己不接受新的世界游戏规则。它证实了中国文明急需浴火重生。理由显而易见,中国的体量太大,占人类五分之一的人口的发展,较之朝庭的利益和尔后的党派利益,皆重要百倍、千倍。中国换了朝庭和政党,中国仍是中国。但若没了占人类五分之一人口的全面发展,才真正是国将不国,此乃中学生都能明白的法则。特别今天的时代,十几亿人需要与世界和平相处。即便世界对中国仍存偏见与误解,中国也需要正人先正己。惟其如此,十几亿人才有广阔出路。如果抱着旧思维与世界作对,只能是中国自取其辱,正如世界如果用冷战思维强行孤立中国,只会两败俱伤一样。担心中国会被吃掉或成为“西方的附庸”,实在没有道理。战后七十年来,日本、南韩、台湾、新加坡等等,何曾成了“西方的附庸”?或者说,为什么它们皆愿意成为“西方的附庸”,而皆不愿意成为“东方的附庸”?一个半世纪的悲剧、闹剧表明,旧文明惯性力实在太大,以致文革前出生的中国人仍如前述,整体上竟不具备让文明很快浴火重生的素质。其中的相当部份人,很多问题上面仍然需要启蒙。它使中国通向现代化路上,在一定程度上也助长、支持了专制的横行,使无数人的血汗成了无效劳动,遑论留在亿万人心灵上的累累伤痕以及遍布中国的野鬼冤魂。可以肯定地说,从一个方面看,没有社会主义特别毛时代,中国不会那样文明倒退和不堪回首。认为毛泽东乃几百年才出的一个雄杰,肉麻的吹捧罢了。每个大国里面,皆能找到他这样的人。能否成就大气候,就是另一回事。实际,较之斯大林,无论国家治理能力,还是世界战略眼光,毛泽东逊色多了,而斯大林尚且只是二十世纪的一个历史人物。其实,几十年的种种崇毛、颂毛,意识形态只是一个方面,深层次原因还是中国长期积贫积弱现实,需要一个强人形象抚慰大国臣民久受伤害的心灵罢了。强权时代,此种潜意识倒也具备勉志的一面,悲哀在于搞错了对象。从另一个方面看,没有社会主义与毛时代,很多悲剧照样会发生。蜕变的文明已经形成了一片穷山恶水,短时间内又怎能再现郁郁葱葱景观。例如毛时代的枪打出头鸟、墙倒众人推,互相揭发、告密成风;年复一年,种种乐此不疲的人的劣根性;改革以来的拐卖妇女儿童、假药、毒食品、黑社会、欠薪、诈骗等等丑恶事件,主要属于文明大树上的螨虫,一定时空内无论什么政体下都会冒出来。只谈一点不谈另一点,是不对的。
从百年的角度看,结束帝制,建立共和民国,自是古老中国文明的断腕壮举。乘虚而起的北洋军政府统治,十几年里劣迹并不算多,但仅仅无可避免的视野的狭窄,就无力推动中国文明走向新生。作为一个过渡阶段,它并非没有令后人理解之处。尔后二十余年唱大戏的国民党,固然思维跟上了时代,却不幸被遍地小农意识淹没,加上审时度势不够和吏治不检点,最终败退出了大陆。突出的表现在抗战胜利后,面对国家疮痍满目,民众生活的极度困苦,应先“戡乱救国”呢,还是应先修复战争创伤?是值得商榷的。同时,既已决定戡乱,便万万不可在军队内仍搞厚此薄彼,分嫡系、杂牌那一套。因为,一支同床异梦的军队,怎能完成决定百年走向的国家任务。事实上,历经八年抗战,多数地方军队已拓展了视野,是希望成为国家军队的。任何党国行为只要固执己见都终必害人害己,由此可见一斑。因此,军事失败不是因,而是果。既然国情不容它选择,行为却可改变,它当然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自退出大陆,它便只能在台湾陷入“一江春水向东流”的哀怨之中,但这实在是对它曾经的一系列失策的惩罚。它的浴火重生在于它有了痛切的反思,尤其蒋经国毅然告别了过去,继推翻帝制又一次给中国文明起了模范作用。既然它在台湾保持了苏武牧羊的心态,魂牵中国,保全了中国文化的精华一面未受摧残,那么日后它回到大陆就会获得大面积理解。今天就有了迹向,例如民国热。此为必然,终归现实表现最重要。
这一点当然适应于欲在中国千秋掌权的共产党。套用一句白话,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关于共产党,它一样出生在混乱悲哀的时代,一样曾经贯注了悲情与理想,一样很想把亿万中国人从苦难中解放出来。自改革以来,仍不乏其人愿意为社会的进步、国家的发展尽忠尽力。但是,文明演进中的动机当然要谈,重要的还是行为与效果。无论如何,当法官总是办冤案、错杀人,动机纵然高尚也是要追责的。不然的话,生活还能维持下去么?中共怎么也没有想到,它移植进来的、一度坚信正确的党国一体,政教合一体制,竟然比中国原有的皇权体制还要落后。先是对生产力的认识也就是对国计民生的认识一味想当然,后又发酵了一个每临重要时刻,一应真、善、美皆要让位于组织原则的恶性肿瘤,一朝病毒蔓延便不可收拾,既不合中国世俗文化本色,更悖于世界潮流,充其量比伊斯兰教世界里的极端体制强一点。并且,这个强一点,还是源自中国文化精华一面对于荒诞不经的政党文化的顽强抵制,源自人性中善良一面的苦苦撑持。就后者而言,一样有着很多共产党员的作用。而此种反动体制生产的癌病毒,不会因为体制的改变而很快消失。六十余年来,除了建政初期与改革初期它由于作出了相当让步,让文明再现了生机与活力。其它的大多数时间内,它的行为皆严重负于国家和民族,至少拖累了亚洲的文明推进,它承认与否没有关系,未来的历史自有结论。毫无疑问,御用文人要看主子的脸色行事,未来的历史结论却无须看今天政党的脸色行事。或者说,中国梦需要跟上世界的脚步,世界的脚步断然不会接受中共的指令。
所幸的是,百年的马列社会主义实践,已在地球上完成了它的历史反面教员的作用。中国全面走上现代工商业经济之路引发的效应,预计用不了多久便将在中国终结它的政教合一、党国一体悲哀。现在看来,今天权力斗争中谁胜谁负已不重要,充其量为老百姓添点饭后的谈资罢了,只要过上五十年,它就将统统湮灭在历史尘埃之中。现体制的闻人,只有在这个方面作出了贡献,才会被历史记住。明确地说,现体制的闻人要在历史上留几点亮色,在于最后关头不要尽失理性,不使大面积的人道灾难出现,但愿他们能够认识到这一点,能够做到这一点。重要的是短则五年,长则三十年,中国会要结束政教合一、党国一体的制度。或者说,如果中国本世纪内都改变不了如此现实,国体都会走向崩溃。一方面,国体与民生并非一回事,特别未来的时代。另一方面,在可以预见的一两百年内,如果中国国体走向崩溃,很难不成为十几亿人乃至全人类的一场大灾难。当然,前者属于必然性,后者只宜视为可能性。由于国体不同,虽说中共行为比苏共行为还要令人由伤心到寒心,运气却要强一些,因而比苏共多走十年所谓正路也是可能的,但是,强大的军警力量可以一时说了算,最终还是得由日益觉醒、不可抗拒的民心所向说了算。告别旧制度,迎接新生活,今天的中国各阶层,已经初步具备了抗击阵痛的免疫力与定力。这点相当重要。如同一大批已成历史过客的社会主义党国体制国家一样,它们留给历史的,固然是沉重的叹息与反思,却也有助于民主、人权原则,在这个世界的再也不会被大面积颠覆。而这个世界要使文明更上一层楼,决然少不得让各个地域、各个民族、各个阶层、各个派别皆拥有民主与人权,全因它是没有了退路的科技时代人类生活的安全阀。人类生活已不可能退回过去,想必已没有几个人会否认这一点。但是,人类文明演进到了今天,并无充分证据证明前面就是一条康庄大道。因自身的愚昧、贪欲、戾气发酵的文明荒谬一面,当然有了改进,但也仅此而已。以致现代文明的基调,仍然是大多数人在生活中的沉重压抑乃至不堪回首。并且,面对种种现代病特别技术权能专制,生活中单个的人是愈来愈渺小,愈来愈孤独。民主与人权已经不可或缺,在于可以群策群力,集思广益,少犯错误,单个的人拥有基本的安全感,互相增进了解和沟通,利于共度时艰。今天的时代,任何替专制辩护的理由,皆不能成立,不论它表现了什么样的效率。必须重复一句:民族、国家,乃至人类,发展当然是硬道理,生活中建立安全阀门尤其是硬道理。农业文明时代,专制于生活属于无可奈何,即便如此,也不可太过。工业文明时代,专制愈来愈不合时宜。今天的全球化时代,专制已然是反人类。随着中共现体制这个新的、当代心理上的神圣同盟盟主的不复存在,这世界要紧的将是伊斯兰教文明被倒逼转型。这是很可能的,因为全球化时代的人类利益将高于民族利益。或者说,要最大限度体现民族利益,需要先关注人类利益,如同市场经济中商家要发达,先要替客户着想一样,这一点适应任何国家和阶层。所以,现今的主权不容侵犯,内政不容不涉等等,届时肯定要作大修正。正如两百年的风风雨雨过后,朕即国家的历史整体上不会再演一样。如果新的文明形态需要人类向太空发展,想必新事态也不能接受地球大后方的内斗频仍。科技具备这种潜力,理性也一定会欢迎新事态。预计它的转型不会比中国顺利多少。它的先天不足是,既缺美雨欧风的“进取心”,又缺少中国文化的海纳百川基因。它的后发优势是,全球化可以倒逼它少走很多弯路。很可能,只要这世界整体上告别了政教合一历史,被强权特别专制政体总是颠倒黑白的地球文明,也就走上了与人的称呼大体上相吻合之路。
由此来看中国,展望改革前景,固然令人黯然神伤,展望中国前途,却也可持一定乐观。如果说“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则今天的中国已在认知上告别了冬天,但是现实生活仍属于倒春寒。三十余年的经济演进,到底使中国国运有了力量全面走出严冬。三十余年的社情变化,到底让中国人从心底里拥抱现代化。从百年的视角看,今天中国社会表面反应迟钝,实际各种潜流汹涌,很大程度上乃是面对倒春寒的生理反应。一如革命前英国的情况那样:需要否定的是王党专制,不是否定现代化新文明,更不是效仿毛时代搞伤心惨目的阶级革命。从现时起的二十年,中国文明需要迈过两道坎:一,切实理顺极其落后的政治与快速发展的经济方式,多样诉求的社会生活,多元价值取向严重不相适应的关系。二,高度警惕军政府高压统治的出现。此二十年里,头十年至关重要,因为时间不多了。只要贪腐泛滥卷土重来,只要经济下滑持续数年,或者股市与房地产业泡沫破裂,导致遍地股民、房奴资产大缩水,则任何一点火星,都可能引燃社会愤慨的干柴。如果迈过了这样两道坎,继续发展的路上便可望纲举目张,迎来长治久安局面。届时,除了积重难返的旧问题,需要时间化解,一定还会出来新问题,新困扰,但都不足为怪。没有问题的社会,属于天国,不是人间。
提出这个时间表的依据在于:生活节奏早已提速,还将继续提速,乃不争的事实,旧的时空观需作改变。经济全球化已不可逆,用不了多久,文化观念全球化,乃至政治原则全球化,都将提上议事日程。世界不会因为中国而停止发展,势必影响中国,倒逼中国。旧制度早已不合时宜。所衍生的纷纷乱象无从粉饰,人心思治,盼见生活质量提升,已成共识。经济发展有高峰,也有低谷,被人治扭曲的经济尤其如此,共度时艰的前提是社会的怨气、戾气有所化解,而不是相反。文革后出生的人口将全面进入生活,主导生活,他们的时代特征是信息化、数字化、追赶世界潮流,新知识、大数据、多元文化、普世价值丰富了他们的生活,更新了他们的思维,尤其发展了他们的判断力,使他们欢迎真话,厌恶密室政治、警察专横、权钱交易和谎言。他们有幸不识得令人毛骨悚然的毛时代,又不幸生来就得面对本性贪婪的资本专制下激烈的生活竞争,怎能少得了思想言论自由、民主参政议政这个基本的减压阀或人身保险?这一切,决定了他们对集权、人治、百般乱象的容忍,难以持续几十年。
所以,从理性上讲,如果当局能够主动地、尽快地、坚决地推行政改,真诚忏悔六十余年的种种倒行逆施,推动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社会法治化;如果当局不再讲无人听的废话,不再表演花拳绣腿,一心办实事,动员全社会力量,不拘一格降人才;如果当局还能展现博大情怀,真正为这个伟大又不幸民族的未来着想,放弃只会被后世人不可思议的政党文化,让思想自由地通过争鸣而发展,使中国早点告别集权政治尿布散发腥臭的时代。在它的主导下,社会生活有条不紊地和平转型,为中国之大幸,于世界也是大幸。甚至,如同新加坡一样,中国一定时间内继续一党领导也有可能。毕竟,一党执政并不必然等于党国一体。毕竟,由谁执政只是表象,怎么执政才是实质。毕竟,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绝大多数中国人不会一味纠缠过去。理论上还有成功希望,此为习、王强力反腐带来的契机,如果他们愿意告别可怕病灶的话。
但是,愿望代替不了现实。此乃现体制那些貌似忧党忧国,实则难舍名位权欲的高参的致命伤。依得他们设计的政改蓝图,皆头头是道,甚至有理有据,却也多半属于奶油蛋糕,无从经受官场无情现实的火烤。一如每个走向下世的王朝,皆有高参绞尽脑汁出主意,最终无济于事一样。事实上,中国官场只有权术,何曾有过开拓新时代的思想?至于那些设计特色社会主义千秋宏图的理想主义者,就更加不值得关注了。全因权贵阶层积习太重,思维僵化不可理喻,对社会生活的导向实在太恶劣,时至今天仍无深刻反省。有两点很显然:一、今天中国的社会心理,俨然罗马帝国崩坍前夕的生活写照;权势阶层只知醉死梦生,宁肯让国家陷入劫难仍不放弃特权,以致罗马城陷入一片火海,罗马人竟然对此无动于衷。事实上,六•四已经作了彩排,当时,究有哪个阶层包括绝大多数共产党员,从心底里站在戒严指挥部一边?这样的条件下,基本上无可能再出蒋经国,顶多再出一个戈尔巴乔夫。一朝大规模民运再起,苏式“救国委员会”又粉墨登场便为必然。二、路易十六的本性不失为善良,一度竭尽全力防范法国走向崩溃,争奈王国这条船已百孔千疮,船上的强人想的都是如何保住财产或者逃离这条船了。既然绝大多数民众没有条件逃离这条船,那么便只能把怨恨、戾气,倾泄到昔日的主子身上。这种生活信念大崩盘的情况下,要防止大悲剧,中国依逻辑只能退而求其次。一方面,官僚队伍、精英阶层,思维上继续与资本合流。另一方面,习、李、王这样的高层继续保持现阶段仍有两分合理性的忧患意识,不让各路“诸侯”绑架中南海,不使权力与资本在合流路上再度失控。毕竟,蒋经国时代的台湾,很多经验值得借鉴。若能实现这方面的脆弱平衡,固然对现体制和现当局只能奢望这么多了,于国计民生仍不失为可把破坏性降到最小之路。这条路的现实效应,乃是对于固有的理念以及那些官话、套话、假话是否讽刺已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中很多人会要演变为民主、法治、人权、宪政的中坚力量,从而可望出现苏东那样的和平转型的故事。因为他们一定会要追求普世价值。惟其如此,生活在社会高端的他们,才能睡觉踏实。这种现代国家都曾上演过的剧本,属于资本发酵的作用,利害关系的结果。欧洲的旧贵族最终向资本投降,苏东的共产体制官僚皆识时务为俊杰,之后摇身一变又是社会精英,决非偶然。一般来说,理性需要认可这般局面,在于复杂的现实生活容不下任何社会阶层的一厢情愿,在于它不会从根本上危及生产力。在我们这个时代,8020规律仍不可抗拒。它并无喜剧要素,剧情沉闷、乏味,插满了表面煽情、实际催人昏睡的广告,但到底大幅度减少了血腥的革命场面,到底保护了支撑文明演进的生产力。向来如此,年轻人欣赏猛虎扑食,中年人却需要优先考虑家庭和子女,理性自当支持后者。这样的社会生活,于弱势阶层当然不公。争奈眼下的世界,还无人能寻觅来让生活真正公平的办法。毫无疑问,此为人性本原的问题,不是我们这个时代解决得了的问题。我们这个时代能够做到的,仍只能是为进步多做实事,积小胜为大胜。几千年来,声称找到了这种办法的人层出不穷,到头来无一不以悲剧和闹剧收场,弱势阶层反倒遭罪更大。突出如二十世纪的上半叶,法西斯主义给世界介绍了一个彻底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二十世纪的下半叶,马列社会主义又为大半个世界送来了自称美仑美奂的唯一真理。倒也亏了它们,让这个世界明白了骗子之所以显得高明,全因自身不免太过无知。二十世纪在未来的几百年里都会显得不同寻常,这是一个理由。今天,人类已不再容易上当受骗,已接受现代思潮洗礼的中国人,大概也不会再撞南墙。再过上十年,社会生活整体上大概也会出来苏东解体前的冷静和理智。
如果权贵阶层连这样的最低要求的共识也形成不了,使得这条路也行不通,那就只能是坐等社会革命发生了。这种可能性不是不可避免,但发生的机率相当大。从历史看,权贵阶层是决不会放弃到手的特权与利益的,这种事儿上面从来理性等于零。自以为是的新权威主义,今天的时代只会为它陪葬,不管它的主导者是否红二代,姓李还是姓王。或者说,只有当火烧眉毛之际,他们才会后悔当初太侥幸,但是哪里去买后悔药?此为一切被历史抛弃王朝的共相。从现实看,如果说六•四之际,中共权贵阶层尚有一批人由于包袱少、顾忌少而愿意改弦易辙,因而现体制有两分可能和平转型的话,今天的这种可能性就微乎其微了。因为二十余年对众生的横征暴敛,巧取豪夺,已使权贵阶层的顽固派仅仅一个惧怕被清算,就不可能想象文明转型了。反西化也罢,三个自信也好,它们很合顽固派的口味,或者说,他们选择让海洛因继续麻醉自己,无非惧怕心理的反映。因为六十余年它对中国欠下的债,它自己都没法统计了,也不敢面对了。就此而言,如果社会革命来临,很显然不是众生渴求革命,而是权贵阶层极力促成了革命。这同样是一切被历史抛弃王朝的共相。
“皇帝的新衣”,乃是此种共相的鲜明表现:当年,李自成大军从山西直扑北京时,明王朝仍有一线化险为夷、重整河山的机会,便是毅然迁都南京。当然,重整河山的前提是必须除弊兴利。但是,从皇帝到大臣,谁也不敢冒犯“临阵退却”的大忌。那是有明以来不可怀疑的国策信条,看似气节,实则迂腐。慈禧驾崩后,清庭原不致于那么快就迎来悲催局面。因为当时的海外乱党力量并不强,江南固然人心浮动,华北仍旧稳定。但是那个“皇族内阁”以及那个铁路股权问题,彻底冷了朝野的心。这里,有皇族极端自私的心态,也与没有一个皇亲国戚敢于面对现实密切相关。今天中共的高层一样如此,那些政治局委员未必皆不知政教合一走到了尽头,没有任何力量可以让它重返青春,但是谁敢站出来明言这一事实,谁又吃得消“反党”的罪名?天要塌就让它塌吧,反正压死的不会是我一个人。他们当然不能像不知深浅的小孩子那样说话,直言皇帝没穿衣裳。
中共是靠社会革命起家的,也就几十年,便轮到它来提防社会革命了。这是讽刺呢,还是规律?如今重要的是,社会革命总是能让相当多的人尽情宣泄怨忿,让昔日的作威作福者尝尝恶有恶报的苦头。但激情过后,各阶层还是要面对生活,却会发现生活的首要内容仍旧是吃饭、穿衣、住房、挣钱。解决问题,还是要靠协商与妥协。其间的冲突、流血,对生产力的破坏,乃至极端情况下令人痛心的玉石俱焚,却避免不了。看来,这情况如果不幸在中国出现,一时会很剧烈,在于旧制度欠帐太多,在于某些作恶多端者确也不可宽恕,因而不可能毫无清算,如此一来,各式既得利益者也就不可能不反扑,它们习惯了的斗争特性又会大展现,但也多半不会持续太长时间。有不小的可能出来打着民主旗号的军政府高压统治,虽治国无方但是嗜血,是军政府的共相。但也将是短命的,毕竟社会基础变了。果然如此,仍须归功于三十年改革引发的歪打正着的效应。
此为必然:罗马教庭不发动十字军圣战,便不会有日后地中海几个城邦国的新变化,引来汉撒同盟的接棒,荷兰、西班牙、葡萄牙的争强好胜,特别英国的异军突起,种种连锁反应后导致俗权战胜教权。英国王室要称霸世界,就不能不支持新的经济方式,结果促成了各阶层的日渐觉醒,导致了专制王权被否定。苏联走向“亡党亡国”,诱因当然是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的改革。然而不改革,斯大林模式多半会让苏联崩坍得更快,且一定会引发大动荡、大流血。不久后美国也会落入它始料不及的尴尬。因为它倡导的民主原则愈在这个世界深入人心,其世界帝国霸权梦就愈将破灭得快。因为日后的民主世界仍旧少不得文明领头羊,却不会欢迎世界警察总在眼前晃荡。那些守旧的伊斯兰教国家一样不例外,要恪守《古兰经》的纯洁,就不该让石油换美元,因为先知肯定不认识美元。中共既难忘激情燃烧的岁月,便压根儿不该搞改革与开放,因为城市化和互联网全不同于红旗与梭标。凡此种种,皆为上天的意志,冥冥之中的神意。因为若由得强权强人的想当然,这世界就会停留在三千年前,哪里有尔后的无数悲喜剧。但凡认识不到这一点的人,后世人就只能封他们为可悲的反动派。
据此看来,中国文明实现复兴,进而全方位地影响世界,是下半个世纪甚或世纪末的事情。这意思是说,未来的时代里,中国多半还会有一段炼狱般时间,例如十年或二十年的混乱民主时期。这一时期过去后,十几亿人的命运不在国运争夺一强的上面,但必要争取步入一流文明之列。前者已属于过时的帝国思维,后者却密切关系到自己的福祉与人类的和平。官方曾说现今的中国仍属发展中国家,当是少见的理性语言。很显然,今天的中国能够引起世界瞩目,在于十几亿人还有不可估量的潜力。但是,中国至今仍主要凭体量在世界立足,只有诸多方面皆能见上质量,世界才会真正对中国刮目相看,此决非某个阶层,某个党派乃至一代人的努力可以奏效的。未来的岁月里,如果某个党派又宣称只有它才能救中国,那一定又是在骗人,决不能相信。从一个方面看,中国文明在东方领先了几千年,歇上一段时间,调整心态和目标,再度奋进亦是常情。中国文明终归属于地域文明,如果只能由得某个地域文明万年不败,始终雄踞世界,于自身于人类只会是更大的僵化、倒退、悲哀。既然几千年的文化基因仍在发酵着自身不甘沉沦的精神,仅此一点就足以表明中华文明的恒久生命力,怎能一味耿耿于怀近两百年强权世界也包括我们在内的人性恶一面。事实上,一百多年来的民族心态,某些方面委实有违于中国文化原本的博大情怀。从另一方面看,剧烈痉挛了一个半世纪,竟然还需要几十年才能告别沉疴,仍不由人不扼腕长叹。不过,半个世纪后,疗治了时代沉疴的中国,并非不可能走进世界前列。固然,可能不是一定。然而,纵观欧美三百年来的历史,此可能不是很小,而是很大。因为三百年来的大多数时间,欧美曾经的纷纷乱象,殷鉴并不远。先说那种国家不可以卸责的、丑陋的奴隶贸易奴隶制度,就是欧美文明漂不白的血污。再说曾搅得世界乌烟瘴气、血雨腥风的马列学说,法西斯主义,终归产自西方。比较而言,中国文明比它们干净多了,从历史看人本方面更适合人类的互爱共存。如果说这有点历史虚无主义,然而从哲学角度看,迄今为止的人类文明史本来就是这么回事。尤其专制国度的文明史,很多内容实在可以一笔带过。把以往的文明史抬得很高,犹如专制统治者把自己吹得天花乱坠一样,反映的不过是各国权贵以及依附于他们的精英人物的意志。既然欧美能在那样的平台上铸造文明新潮流,那么内涵不输它们的中国,身心康复后又何尝不可以大踏步地赶超它们?
需要肯定乃至需要感谢现代化以及美欧对中国的影响,根据在于:文明是需要发展、转型、更新的,也一定会是这样,实乃人性使然,利害所致,人心所向。即便人类的未来是个未知数,甚至人类注定了属于悲剧命运,人类也会要不断尝试新路,因为只有尝试新路,才能觅得出路。从三百年来工业新文明演进的速度与效应看,要不了多久,或许一百年,地球文明会要再上一个新台阶,意味着今天的许多被视为正常的生活内容,又将显得幼雅、浅薄、荒唐。三百年来的文明演进,科技起了极重要作用,但主要是现代价值观和典章制度的作用。前者属于原子裂变,但原子裂变的完成离不开一系列条件,特别此一过程中的坚强保护层。要破解美欧文明走在世界前列的密码,还需要读懂历史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毫无疑问,文明不能以技术为本,只能以人为本。在以往三百年间的文明接力赛中,中国落在了后面,时代的恶意当然是事实,但主要源于只识得自己的“圣贤书”,骄傲的代价异常沉痛。而历史的惯性仍在危及中国,自西风东渐,中国经历了清末的彷徨、屈辱;民国的病急乱投医、近乎亡国的悲惨;毛时代的大迷信、大教训、大苦难;政党文化对民族精神的毒化、终致演变成为道德大沦丧。但自始至终,中国各阶层总有一群人不曾随波逐流,人云亦云,坚守了文化与人性底线。当认识到自身的不足和看清了自身的位置,终究前赴后继地站了起来,虽一身伤痕,仍义无反顾地投入了赛场。虽然,专制严重地污损了中国,但它代表不了中国粗壮的树干。马列社会主义和共产体制在中国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终究只有几十年,终归是个历史插曲。今天,中国始从全球化中获益匪浅,随后也在不断地反馈利益于世界。其现实意义是,中国并离不开世界的变化,但世界也不能没有中国的发展。中国愈进步、愈发达、愈受世界欢迎。其深远意义是,当地球文明迈向新的目标,对地球村的现有关系进行整合,例如纵向的大扩权和横向的再分权,就是一定的。发展、和解、交融、无可避免。三五个世纪后,也许强权政治国家都将走向消亡,但文化、心理、行政上的国家显然仍将长存。中华文明的全面参与,将使地球村生活变得更加绚丽多姿。今天美欧的一花独放,从长远看并不适合未来人类的审美要求,也不利于未来岁月里人类文明的推陈出新。
本世纪内,就绕不开的与美欧的关系而言,若美国继续走在世界前列,中国会努力追起它,中国文化具备了这种基因。它的一些强项,通过知彼知己的学习,是可以超越的,正如它通过审时度势的学习,超越了英国一样。赶超一流,才是真正的沧海横流,也是人类文明的原动力。看来,命运注定了中美中欧会要你追我赶,包括日后与印度、日本的携手共进。如果五十年后欧洲的风头盖过了美国,中国多半压力更大,当然机会也更多。此间的一些纠结,例如贸易战、 口水仗等等,实际算不得什么。从千年的角度看,它们连历史长河的浪花都算不上,不过是溅在巨石上的水珠罢了。地缘政治也罢,民族主义也罢,最终都是不敌经济、文化演进的,利害关系决定了共存共荣。若美国丢不下帝国思维,走向了自我颠覆,于中国也会是个不可多得的参照系,警示自己那是条不归路。固然,这种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势将考验中国未来的思想、文化、制度包括科技的发展。有两点不难预见:一、几千年的悠久历史当然不容易,但怎及十几亿人未来的福祉重要?必须坚决否定任何形式的政治专制以及向后看的文化思潮,非如此不能重建文化,重塑价值,真正藏富于民。否则,将无从谈及长治久安、厚积薄发、文明复兴。二、如前所述,五十年后,一百年后,当这个星球基本终结武力相逼、政治专制、文化管制,面对日益凸现的一体化趋势,固有的资本对人性的扭曲、极端势力与绝望者的铤而走险、环境资源问题、技术专制以及种种新困扰,各大地域文明实体仍有的是事做。谁能走在世界前列,谁就能赢得未来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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