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海军将领们为何“自杀成癖”

博讯螺杆

汪元 于 2015/10/1

[摘要]这些北洋海军主要将官的死亡，多少染上了一丝异样的色彩。



熟悉整个甲午战争中北洋海军战史的人士都会注意到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这就是号称“亚洲第一”的北洋海军，在整个甲午战争历次海战中的表现不仅大失水准，令战前对它寄予厚望的全国上下大大失望；而且，在整个战争的历次海战当中，这支舰队的高级军官中真正像“经远”舰管带林永升、“致远”舰管带邓世昌、“超勇”舰管带黄建勋、“扬威”舰管带林履中那样战死在海上战场的将领虽不乏其人，但相当一部分人都是在威海卫军港被日本海陆军包围以后，才迫不得已地选择了“自杀”的方式，作为对这个国家、这只舰队和自己的一个最终的交代。

尤其耐人寻味的是，除了“镇远”舰的护理管带杨用霖选择了比较军人化的“吞枪自杀”的自杀方式之外，包括北洋海军的最高指挥官——海军提督丁汝昌、“定远”舰管带刘步蟾、“镇远”舰管带林泰曾等一些海军主要将领，最后都是选择了“吞食鸦片”的自杀方式。这样的一种在全世界军人中都应该算做颇为罕见的自杀方式，令这些北洋海军主要将官的死亡，多少染上了一丝异样的色彩。

这样说并不是在一味地苛责前人，更非唐突英雄。应该说，力竭而战败，选择自裁的方式作为了断，这是古往今来的军界中颇为流行的一种做法，并非是北洋海军的首创。在正常的情况下，这样的一种自裁方式，亦应该被看做是一种极为英勇悲壮的行为，是足以令人肃然起敬和铭记在心的。但是，像北洋海军的将领们这样靠过量吞食鸦片的方式自杀，就让人在崇敬和惋惜的同时，多少有一种难以言说的别扭感觉。

而且，倘若从这些北洋海军高级军官的自裁方式进一步深究下去的话，则显然可以“窥一斑而见全豹”，从而开掘出这支貌似强大的现代化海军的背后所隐藏的各种不那么阳光的东西。

首先，北洋海军的高级将官们既然会选择吞食鸦片的办法自杀，则似乎可以推论此物在北洋海军的官兵中并不罕见。至于军中官兵的手中为什么有这么多的鸦片？这个问题可以有两种解释：往好里说，可能是为了治疗疾病。大家都知道，适量的鸦片能缓解疼痛，因此，用鸦片治疗一些病痛，这在中国民间也是有其悠久传统的。北洋海军的官兵常年在外洋之上颠簸，难免不有个头痛脑热，用鸦片治疗疾病，也在情理之中。

而往坏里说呢，恐怕就只能被解释成用来“吸食”了。按照欧洲海上列强的海军标准建立起来的现代化的北洋海军的将领里面，有相当一部分都是在英国等国家留过学、喝过洋墨水的精英人物。在这些人里面竟然存在着许多喜好吸食鸦片的“瘾君子”，这表面上看起来似乎不好理解，但仔细研究却也极为“正常”。因为只要不是极端护短的话，我们就应该承认，吸食鸦片的嗜好原本就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一大“发明”。而且，根据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朱维铮先生的观点，中国人嗜好鸦片、把鸦片改造成吸食之用的历史，一直可以追溯到明朝的万历年间。有资料表明，堂堂的万历皇帝明神宗就是一个名副其实的“鸦片皇帝”。这个家伙在朝48年，竟然因为吸食鸦片而长期不上朝理政，终使国是日非，江河日下。由于中国人中存在着数量庞大的“瘾君子”人群，以至于让后来成立的英国东印度公司瞄准了这个“商机”，于是大批量地将鸦片输入到中国境内，并由此而引发了那场彻底改变了中国历史进程的鸦片战争。

北洋海军成军于1888年，此时距离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结束，也才不过40多年的时间。而且，由于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并没有起到将鸦片完全禁绝的作用，因此，舰队官兵中仍然存在许多“瘾君子”并不奇怪。

这方面的一个重要例证是，当日本人从陆上和海上包围了威海卫军港之后，担任“广甲”舰（此舰原属广东水师，在黄海大海战中有临阵逃跑的恶劣记录）管轮的卢毓英和“定远”舰枪炮大副沈寿堃，因为害怕军港一旦被日本人占领而受辱，赶紧匆忙上岸，在街上花一枚洋钱买回了二钱烟土，准备到时以此物自裁。但是，当两个人把烟土买了回来之后，眼看着馋人的烟土，两人旋即又改变了注意，决定还是先把烟土抽掉再说。于是，哪管什么强敌在侧，覆灭在即，两人就这么在舰上喷云吐雾，做起“活神仙”来，端的是一种“世纪末”的做派。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卢、沈此事载于当事人卢毓英自己写的《卢氏甲午前后杂记》中，应当不存在夸大和造谣之嫌。

而从卢氏自己的这段“自白”中，我们也隐隐地可以看到如下两点容易被人所忽略的信息。

一、当年，在威海卫军港周围的市场上是能够很容易地买到鸦片烟的，而且还可以用“洋钱”买到。那么，究竟是什么人会用“洋钱”卖鸦片呢？答案肯定不是那些古朴憨厚的胶东百姓，而只能是那些见多识广，经常在亚洲各地四处游弋的北洋海军的官兵们。这从另外一个角度证明了当时北洋海军官兵的吸食鸦片可能并不是什么秘密。否则，就无法解释为什么在堂堂的提督大人丁汝昌的眼皮子底下，会存在这么一个公开的鸦片交易市场。

二、卢、沈二人能够想到用鸦片自裁，一定是对鸦片的属性极为熟悉。否则，对于一个根本不熟悉鸦片的人来说，即使让他想破了天，恐怕也不会想到这样的自裁办法。于此可证，这两个人平日大概就是地道的“瘾君子”，也只有“瘾君子”才能在购买回鸦片后，被发作的毒瘾冲昏了头脑，而把本来用于自杀的鸦片吸掉拉倒。这两个“大活宝”是如此，以此类推，包括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在内的一些靠吞食鸦片自杀的北洋海军将官的情况，大体上也应该是如此。像这样一支高级将领中满是“瘾君子”、动辄就要抽上一口“过把瘾”的舰队，即令是舰船等硬件再先进，实际上，也是不会有什么真正的战斗力的，必然会像其缔造者李鸿章在事后所总结的那样只是一只“纸糊的老虎”，一旦遇到日本这样强大的对手，就只能在威海卫军港束手投降。这结果看似无情，实则是有着很大的必然性。

撇开“鸦片”这个因素不谈，即使是就事论事，北洋海军某些将领的自杀，事实上也是极不负责的自私行为。自然，对于军人来说，光荣的“战败自杀”是必须在“战斗”之后、力竭之后而采取的一种不得已的举动。军人大凡真的有种，真的想为国家利益贡献出生命，其死亡的地方应该是在战场上，而不是在后方的营垒中。倘以这个更为苛刻的标准来衡量的话，那么完全可以说，北洋海军这些将领的自裁行为，显然和“英勇”、“壮烈”等境界还是有着微妙的差别，更多的恐怕只是被逼无奈之下的“不得不如此”而已。

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北洋海军在威海卫的覆灭并非是“力竭”之后的结果。经过1894年9月17日午后的黄海大对决之后，北洋海军虽然损失惨重，丧失五舰，但是舰队的主力舰、令日本人闻之色变的铁甲战舰“定远”和“镇远”仍然岿然不动，战斗力依然强劲。而与此同时，日本的联合舰队并没有捞着太大的便宜，舰船也是损伤严重，实力大减。所以，唐德刚等历史学家才说这场海上大战中日双方其实是打成了平手。因此，对北洋海军来说，此时正宜立即整合剩下的有生力量，抓紧时间修理好受伤的战舰，主动寻找机会与日本的联合舰队决一雌雄。

但丁汝昌等北洋海军的主要负责人显然被这次血战打掉了锐气，由此竟然一再置李鸿章的出洋寻机决战的命令于不顾，一味地收缩防线，竟至退回到港口之内，再也不敢和日本舰队在大洋之上“硬碰硬”式地大战一回。这种战略上的一再退缩，属于人为地露怯，不免助长了日本海军的气焰，使得日本轻易地取得了制海权，从而为其大规模的陆上进兵扫清了最后一道障碍。

令人感到遗憾的是，这样的一支由清政府的洋务派勉力支撑起来的、靠白花花的银子打造出来的强大舰队，在其投降时竟然还保存着大小十几艘完好的战舰，并将其拱手交给了日本海军，成为改悬日本海军军旗的东洋战舰。其中的主力舰“镇远”号，甚至一直为日本服役到1904年爆发的日俄战争。如此糊里糊涂的失败法，岂能用“力竭”来搪塞吗？

既然不是“力竭”之后的失败，这种失败就是一种不那么光彩的行为，是任何一个有荣誉感的军人的奇耻大辱。而这样的失败必然也会遭到全国上下的同声谴责和可以预见到的来自于政府方面的对有关主事者的严厉惩罚。这种严厉的惩罚在“撤销官职”以外，也就只能是“杀头”了。北洋海军的官兵们不会忘记刚刚倒在刀口之下的方伯谦，他就是一个摆在眼前的活生生的典型。

实际上，像丁汝昌之流的官场老手是不会不清楚自己在兵败之后将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结局的。既然横竖是死，那么与其像方伯谦那样在大庭广众之下被一刀枭首，还不如由自己先行了断来得稳妥和痛快。更何况是依靠吞食鸦片这种慢性自杀的方式呢！所以，对于北洋海军里像丁汝昌这样的指挥官来说，他们的选择自杀和通常意义上的军人自杀还是有着本质的区别的。这其中最大的差别，除了以死洗却失败的耻辱和表达对朝廷的一片忠心的因素之外，恐怕也不能排除其中有以死推卸失败责任的意思。说得难听一点，也就是通常说的“畏罪自杀”了。

这样立论乍看突兀之至，实乃诛心之论。以丁汝昌而言，此公到现在为止仍然在威海刘公岛的甲午战争纪念馆里，享受着万人景仰的礼遇。而其实呢，不能不说这个人对于整个北洋海军的最终失败负有不可推卸的主要责任。这个从太平天国的军队投靠到淮军队伍里的将领，不过是一个懂得骑兵的将军，对海军尤其是按照西方现代化标准建设起来的北洋海军的运作方式可以说是一窍不通。这样的一个外行，竟被一贯自诩有着“识人之明”的李鸿章选中，一下子推到了北洋海军“一把手”的位置，其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由于他是李鸿章的“乡党”。李鸿章对于军国大事一向把握较准，但在任用丁汝昌担任北洋海军提督这件事情上，则是铁定的失策无疑！

尽管丁汝昌在上任之后，发愤学习现代海战知识，但是终究难改其贪婪、嗜欲的本性。此人不仅在威海置办房产，出租以赢利，而且还在家里蓄养歌妓，生活上骄奢淫逸，甚至和部下刘步蟾“共争一妓”。（姜鸣《龙旗飘扬的舰队》，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12月第1版）在这样的一个“外行加贪吏”的指挥官的领导下，北洋海军的中国军官先是在香港设计赶走了精明能干的英国顾问琅威理，之后便迅速滑向全面堕落之路。舰队平常训练基本上是虚应上级，每逢军事演习，辄预先设定标靶，以便弄出些“百发百中”的喜剧效果，好向李鸿章等上级官僚请功。别看演习不玩真的，从朝鲜走私人参和利用军舰私下载客，可是非常积极，极为普遍。各舰官兵更是把各种制度置于脑后，大多数军官都违反不得随意离开军舰的规定上岸过夜；水兵上岸更是视嫖娼、吸食鸦片和斗殴为家常便饭，以至于由于北洋海军的驻节，导致了烟台、威海等地娼妓业的空前发展。而从英国、德国等国购回的军舰则缺乏保养，很快地丧失了应有的战斗力。把一支本来朝气蓬勃、被世界各国所看好、寄予了大清国无限希望的强大舰队，弄到了这般腐败堕落的地步，他丁汝昌能够推卸得了主要的干系吗？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最新披露的史料已经能够雄辩地证明：在北洋海军被日本海陆军包围在威海卫军港的最后关头，正是他先在投降书上加盖了提督的大印，并嘱咐程璧光和牛昶昞前去办理具体的投降事宜，然后才吞食鸦片自杀。所以，丁提督实在算不上是北洋海军的英雄！恰恰相反，可能称呼他为“北洋海军的掘墓人”倒是比较合适些。像他这样的指挥官放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要“军法从事”的，即使是吞食鸦片畏罪自杀，也是不能逃脱后世的审判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丁汝昌本人在死后被清朝政府穿上黑色囚衣，棺材漆成黑色，外加三道铜箍捆绑，不得入土下葬长达15年之久，是一点也没有冤枉他丁提督丁大人的。

从北洋海军的一些将领“自杀成癖”的现象，衍生出来的一个更为深层的话题就是，中国文化对待这一类敢于自裁的历史人物的宽容态度。由于我们的文化特别看重一个人的生死问题，因此，只要人不怕死，就最有可能成为“忠臣”和“烈士”，获得后人的旌表和赞扬，所谓“文死谏，武死战”是也。而一旦真的“殉节”，则这个人在生前究竟为国家做了哪些有价值的事情等等，也就一律成了次要的问题，即使有些不利的负面信息，也因为要“为死者讳”的惯例，而统统地被打入冷宫不再提及了。在这种文化定势之下，“平时袖手谈心性，战时一死报君恩”，就成了一些饱食终日的士大夫最为擅长的拿手好戏。因此，每当国破家亡之际，必然是一个“自杀殉节”的高峰期，跳河的、上吊的、吞金的、碰壁的，花样百出，林林总总，实在让人叹为观止。唯独缺少的是那些迎难而上，拼命硬干，以一人之力而力挽狂澜者。

俗语云：“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国家辛辛苦苦地培养了一批所谓的“栋梁”之才，实在是指望他们能够在危难时节力撑时局，使国家能够转危为安，而并不是希望他们一逢有事就玩“自杀秀”，一死了之。事实上，像北洋海军的这些将领们这样的“自杀殉国”，充其量只能为自己赢得个“不怕死”的名声，殉自己倒也罢了，“殉国”是怎么也谈不上的。而且，不但“殉国”谈不上，更是一种对国家极为不负责任的表现。于国事而言，根本就是毫无价值和意义的行为。正像当时北洋海军的营务处道员、李鸿章的幕僚兼英文翻译罗丰禄在给其小妾的私信中所言：“威海军务既紧，丁禹亭、刘子香、戴孝侯皆有电来禀相，誓以身殉。然殉节者虽多，于军务、国家仍无补也。”

令人惋惜的是，像罗丰禄这样看问题的精英人物在中国实在太少，所以直到现在为止，类似北洋海军的这些将领一样在国家危难之时自私地选择“自裁”方式自我了断的人士，仍然还被我们的一些人所景仰着，其中的有些人更是不明不白地被捧成了“民族英雄”！这种“一死遮百丑”的奇怪的历史观真是令人无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