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生育的前世今生 中共如何妥协现实？

FRANKSTON

   　　北京时间10月29日，中共官方发布五中全会公报提出，“促进人口均衡发展，完善人口发展战略，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继2013年 “单独二孩”后，二孩全面放开，中共在人口政策调整上再度放开。世易时移，“一胎政策”正式退出历史舞台，而其从诞生到一步步走向瓦解的背后，亦是掺杂着诸多“抗争与妥协”。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生产技术落后，“人多就是力量”的观念深入人心。苏联人口政策被大肆宣传，毛泽东亦曾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中指出的“中国人口众多是一件极大的好事。但面对后期人口井喷式增长的现状，70年代开始推行“最多两个”的人口政策。但这并非缓解人口急速增长与经济发展比例严重失调的问题。为破解难题，中共成立了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并以1980年9月25日发表的《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为标志，开始收紧生育政策，严格控制生育第二个孩子和独生子女政策。1980年成为了计划生育政策的标志性年份，自愿变为强迫。而这种强迫是由计生小组裹挟迫使高层承认而形成的计生系统利益小群体。
   　　人口问题越来越被看作为全局性大问题。生育指标愈发严紧，工作方法越来越粗暴， 强迫命令的风气盛行。而官方以大结扎为中心的工作安排，使得矛盾进一步激化。“有的地方出现过用野蛮的办法，抄家、封门、砸锅、扒房子、毁坏庄稼、牵走牲畜，破坏群众的基本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甚至围村突击，拉人游街、变相监禁群众、株连亲属、乡邻等。”有的地方甚至组织“夜袭队”，晚上去抓计划生育“超生户”或结扎对象。
   　　计划生育政策推行势不可挡，但当这一股强大的社会潮流涌来时，对于华国锋、李先念、陈云等纷纷支持的一胎化政策，中共高层亦存在不同声音。譬如胡耀邦在中央书记处设立伊始，便指示中共中央办公厅（而非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召开人口问题座谈会以听取不同声音。但从参会的名单来分析，国务院计划生育办公室的干部“全力出动”，会议逐渐变成了表态支持和拥护大会。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组长的陈慕华更是直接反驳了有关“一胎化”会迅速导致人口老化和劳动力资源短缺等观点。
   　　而后，胡耀邦再提议制定政策规范计划生育工作。在其推动下，1980年9月25日，中共发出《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纠正“一胎化”的极左错误和遏制实际工作中的极端作法的。该文件被外界视为是胡耀邦和赵紫阳在制定新的政策之前的一个缓冲、过渡或临时性安排，是由“一胎化”走向“女儿户”的拐点和转向路标。1981 年6月27日至29日，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标志邓小平处理华国锋的问题结束以后，胡耀邦、赵紫阳立即联手制订新的计划生育政策。突破了“一胎化”生育政策的限制，生育方面给农民松绑，允许生了一个女孩的农民再生一个。
   　　1984年的中央7号文件提出，在农村适当放宽生育二胎的条件；在 1990年新增人口快速增长形势下，计划生育收紧，并被与经济建设摆到了同等重要的位置。2007年，中共再申要继续稳定低生育水平。2013年中共启动实施“单独二孩”政策。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中国0-14岁人口只占全球的12%了。如果继续2010年的1.18的超低生育率，那么中国人口到2100 年只有极端老化的4.6亿人（只占全球5%；中位年龄高达59岁），到2200年只剩6,800万人。
   　　从历史视角看，任何政策的变动必然存在预期和非预期性后果。在中国过去几十年，人口政策经历了从新中国成立之初肯定人多力量大、反对计划生育到支持计划生育，再到落实、逐渐严厉，然后又放宽，直到这次全面放开二孩的演变，在当时的特定环境下，相关政策虽然发挥了些作用，但亦走了不少弯路。是非敲定难免有些鲁莽轻率，但中共在人口政策上不断放开放宽，不乏为政治战略上的一大手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