沧桑年华－－我家在土改、文革时期的悲惨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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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桑年华－－我家在土改、文革时期的悲惨生活

作者：天下任评 2015-07-19

父亲金鏐之死

  

1951年，我家被评为“半地主式富农”时还是平安无事的，饭照吃，屋照住，农活照干。父亲天真地以为就这样的了，只不过是给一个名称而已，因此没当作一回事。

但是第二年起，形势变得严峻了，街上的风声变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紧张了，串门的邻居减少了，街上、区政府门口穿制服的人变多了，陌生人也增多了，千百年来都不设卡哨的罗浮，突然在咽喉要道设下了。

1953年春，在没有任何书面决定，也未有任何口头宣布，且在当事人完全不参与，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我父亲亲手兴建的房屋突然被霸占，人也被评为地主。有一天，军管会来了人，骗说我家全家人要到街上去开会，到达后却把我家一家大小包括刚出生的我儿子在内全被赶到大队部集中看管，不准我们走，也不许我们带任何东西。

我们全家饿了一天，到了傍晚，他们又通知我们回去，但是不允许我父亲回去。回来后，我们才发现屋里的家什大部分被搬走，屋的主体部分被街下的烂仔霉良、来鬼二家人住上了，后来又来了一家，叫付三嫂的，她没占上好屋，就选择在横屋里住。我们只能住到左后边的那个阁楼里。他们三家共有人口有9人，我家人口却有13人。后来，到六七十年代时期，我家因有小孩出生，平均每人居住的面积居然不足4平方米，后来付三嫂一家人迁出，我家还得掏钱将其赎回，由是，我家与另外两家霉良、来鬼杂居一屋。

由于我们家的家具大部分被抢走了，一夜之间真正实现了家徒四壁，成了真正的“赤贫”。我们便向土改队要回他们抢去后又不要的我们曾经用过的锅头、碗筷，以及少许口粮等，生活便从零开始。虽然如此，我们全家依然相信，凭我们勤劳的双手以及山里到处都有的野果野菜，生存问题难不倒我们，于是一直强忍泪水，不生怨气，默默而又勇敢地面对着。

可是，这些狼性之人并没有就此罢休，他们分完父亲的田地和房屋后，还要“迫底财”，他们认为我父亲家里肯定不止有那些财产，还存有黄金白银。由此，那些失去人性的流氓便在土改工作队员的带领下对我父亲进行百般污辱和折磨，使我父亲过着禽兽不如，遍体鳞伤，比批捕的地下党还要惨痛的非人间的生活。

其实有无底财，问问周围的人及一些佃户就会知道的，要是有余钱，我父亲早就把屋子完全建好了，且罗浮本身又不是什么富庶之地，即便是所谓的大地主，又能有什么余财？可是，面对土改队员逼供不断的架势，体弱患有气管炎病且年过六十岁的父亲无论如何也交代不了的。为缓解一下折磨的痛疼，父亲便向土改队虚报自己埋有黄金，埋藏地点就在今天陈道生屋背后的那棵榕树下面，那里其实是一块荒地。土改队员于是带父亲到该地点乱锄乱挖，可是在周围挖了半天，挖了两尺多深，仍一无所获。土改队知道是我父亲乱说，是假的，于是又把父亲押回到大队部（即原先的耶稣教堂）关了几天，当然少不了一顿毒打，此时的父亲已是形容枯槁了。

有一天下午，父亲请求回家洗澡，实质是想回家去自杀，由于父亲确实是自被关押以来从未洗过澡了，又由于父亲平生诚实厚道，这点小要求骗得了看守人员的信任，于是准许父亲回家，由土改队员亲自押着父亲回家。父亲回到家里时，我见他气喘吁吁，面色铁青。进到浴室后，父亲细声叫源弟拿张小刀给他，父亲决意要死在自己千辛万苦建造的屋里，源弟会意，但没给他刀，做儿子的怎么会忍心给他刀让他自杀呢？！自杀未遂后，父亲又被押回大队部继续关押，仍要其交代“底财”。

土改队不但逼父亲，还逼我母亲、我及家人交代底财。1953年的大年初二，也就是斗争前一天黄昏时，一位土改队女队员叫辉英的传我到德球叔家里，要我交代“底财”。辉英见到我说的第一句就是：“先打垮你大学生的威风来。”

可是，正当她自以为得意之时，忽听德球叔大声说：“波李（我的昵称），有煎堆进来吃吧！”德球叔虽是乡干部，但毕竟还是我的同宗叔辈，他知道我只是一个十分怕事的读书人，且自小看着我长大，女队员闻此语，审问嘎然而止。这时，山村的夜里可谓伸手不见五指，虽然大队部离我家不远，不过千米，可是当时的罗浮圩镇，路道弯弯，草树繁密，人烟稀少。我在德球叔家里折腾了一段时间后，我对德球叔说，我不敢回家。德球叔于是就送我回到我屋前。

第二天，也就是大年初三，土改队就组织批斗父亲了，地点在刘家祠门前东片空地上；我与母亲、弟妹及出生不满周岁的我儿子也要参加陪斗，要我们一起站在刘家祠门口的门角里。但是在此次批斗中出现了奇怪的情况，即清混夫妇及其女儿并没有跟我们一起作陪斗。清混是我伯父的儿子，在他还小的时候便过继给我父亲作儿子，不久前我们还是一家人，还在一桌吃饭，几天后却成为批斗者站在某处，而我们居然不知道。只听外面狂热高呼：“打倒地主阶级，地主不斗垮，坚决不回家。”那些失去人性的人一声接一声地狂呼嚎叫着，我时不时又听到乱棍打击的声音，然后就是父亲一声声惨叫，我绻缩在墙角，根本就不敢用眼看。

此时我的大嫂也气势汹汹地站在她家公面前，斗得比别人还凶狠，何其荒唐啊？！可是奇怪的是，除土改队员和我大嫂外，竟然没有同村人包括原先租过我父亲田耕种的农户上台斗我父亲。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租过我父亲田耕种的农户（当时叫佃户），在耕种我父亲的水田时，从来没有吃不饱的时候，收取的田租或给帮工的工资都是当时的行价，形式跟现在一模一样，而且我老婆、弟媳妇都是没有读过书的农家妇女，一家人除了年纪小的，以及我本人因为大部分时间都在学校，学校出来后又有一份正式工作

而极少干过农活以外，没有一个人不下田干活的，跟佃户同为“劳动人民”，为何一夜间会变成剥削阶级？收租就叫剥削，那么现在有多少人在剥削？此理成立，天理何在？还有是我父亲兄弟三人，为何我父亲勤俭持家，小有积蓄，起了一栋安身立命的瓦屋，并在别人贱价抛售田地而购买了一些田产，这样便成了剥削阶级，伯父、叔父反其道而行之，将田产卖掉一部分抽大烟，这样便成了被剥削阶级？本是一家人，吃用一样，我大哥大嫂被土改队动员起来斗争其父亲，便成为被剥削阶级，养育他的父亲便成了剥削阶级，荒唐而又透顶之极了啊！

更为反常的事是，在批斗过程中，竟有人不识时务，默不作声来到在大门角里，她为我们送来给婴儿吃的羹及大人吃的点心。这位不计安危敢为人道主义而冒险的人是城西上片巫屋街的刘已英，她与我们家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关系，也就是平时相识，街上见了面会打个招呼而已，她怎么会如此好心，冒着被牵连的危险伸出同情之手呢？现在想起来，我仍然百思不得其解。

斗了一个上午，父亲被押回到大队部，不许回家。第二天早晨，我煮了菜头送给父亲作早餐吃，父亲吃过后说了一句话：“很好吃。”

后又听说这次斗完后，明天还要继续到中街圩坪上去批斗，父亲有感于一生厚道，勤俭起家，助人为乐，却奈何枉困愁城，日暮途穷，受罪而无告，是夜，父亲乃取出裤带，上吊于竖起的床板之上。天乎痛哉！

子葬父尸

  

父亲上吊后的那天上午，土改队派人叫我们母子到大队部去一趟，也不对我们说是什么事。我们惊见父尸首，犹如晴天霹雳，当即心如刀割，只见母亲走向前去轻抚父亲的脸，痛哭流泪，但又不敢大声哭叫，怕土改队的人辱骂。这时我很清楚地听见窗外有民兵在说：“老虎也难免睡上一觉。”我们知道，或许是民兵看管不严，致使父亲有机会上吊自杀，但是，父亲究竟是怎么死的，是被逼自杀，是被伪造成自杀，抑或是他杀？只能是个迷，一个永远也不给侦破的迷。

母亲解下悬结，放下父尸。我与源弟、母亲三人一起将吊颈的床板抬到屋背后。当时家人要将棚板抬出，准备钉制一副棺材，可是跟着而来的土改队员上前来制止。我们无法，只好脱下父亲穿的长衫，将其盖在尸体上，并带上他曾睡过的草席，软葬在屋背后一块曾经埋过死人的荒地上。没有仵工，我与源弟亲自挖坑，安葬父亲。在安葬过程中，也有一个乡人在不远处好心地对我说：“你父亲的长衫和绵袄不要一起埋掉，取出来给小孩还可以穿的。”

可是，我们又怎忍心脱下父亲的长衫和绵袄呢？天冷刺骨，又怎忍心让父亲无遮无盖裸葬呢？最后还是一并埋掉。葬毕，母子再次痛哭流泪。后来，我写了一首《祭冤魂》诗：“无棺软葬于荒山，且脱长衫掩冤颜；母子揪泥忍葬父，人间何处有青天？”

回到家里，母亲仍痛哭不止，她无处可去，只得坐在大门前痛哭。可是就在这样的时刻，我的大嫂还不放过她，只见她不声不响地走过来，用手猛扭母亲的口角并撞到墙上，当即致母亲血流满面。两个多月前大家还共桌吃饭，其乐融融的，为何一解放，亲者也会变成了仇人，人就会变成鬼的？几十年了，我还搞不清个中原因呢。

从我家遭遇可以看出，所谓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这句古话，居然是一句安慰人心的屁话，否则怎样说明，嫖赌吃喝样样齐全，不事稼穑充当街头混混，或因智慧欠缺，不善经营而导致贫困的那些所谓的贫下中农及其子弟，不但不会获得恶报，反而能坐享我父亲的劳动成果而能获得现世好报呢？如果说这是祖上造的恶业，要我们子孙后代来承受，可为何我父亲兄弟三人，同为一个祖父所生，为何偏报在我父亲身上？这种人间“奇迹”全球全史均为罕见，独独解放后的中国独见。

分得我家大部分房屋的另外三家人，说来也奇怪，只要有运动来时，除付三嫂一家外，其余二家，个个都凶神恶煞，但在没有运动来时，又跟我家相处不错，有问候，有借有还，似是邻居。

不过，善恶终究是有报应的。贫农团长来鬼一家最凶，不劳而获，占据我家最好的家具和房产，其脾气暴躁，文盲而不讲理，他家的报应是：他的大儿子虽然前期得了一些小福，参了军，复员后又当了民兵，政治经济地位都很好，但没命享福，50多岁就患病而终，他的老婆亦50多岁而终；二儿子的媳妇不知怎的，在一次事件中断了一只手，50多岁而终；四儿子自小被来鬼虐待，曾被用鸡笼装着浸水塘，十四五岁时，独自溺水而终；来鬼本人亦不长寿，60多岁而终，其妻命稍长，70多岁而终，但60多岁时竟然瘫痪在床，生活不能自理，生不如死状，以致连累了他的三儿子，她的三儿子做了她十多年的护理员。据说来鬼的妻子死前一年，见了来人就喊“冤枉，冤枉，不知谁害我啊，害得我这么惨！”

另外一家也有恶报，只不过是比来鬼一家报得没那么惨而已。他们都不信神不信鬼，焉知举头三尺有神明！得了报应还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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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之死

  

上面写到母亲送葬回到家里又被他人毒打之事，其实类似的事情不止一次，被分得我父亲房屋的另外两家人，刁难辱骂我母亲也经常有之，尽管大家曾经都没有任何恩仇。占人房屋后还要如此恶狠地欺负被害人，这在当时习以为常，现避开这个问题不计，单计作为邻居关系，我认为这不算是什么事，就算没有阶级斗争，邻里之间也可能因为其他事情而发生打斗，而不能将这种小事记恨在心里。我经常告诉子孙，不应该将这种事记恨在心里，要与人为善。

虽然我们不计恨，但是宣传材料上记着恨。我看过一些回忆录，里面就记录有该人当时曾被地主恶霸欺负过，于是就把恶霸杀掉后投奔革命的故事。我认为，现在也有恶霸欺负人的事，如城管欺负小贩的，难道被欺负的小贩也要投奔革命去？当然不行。我还看到《罗浮区志》及本县党史书里记录着罗浮革命烈士刘传文的事迹，他的事迹有一段是这样写的：

“1927年间，由于谢自瑶在罗浮徐田村设卡抽税，勒索群众，早已使刘传文不满，刘传文看在眼里，恨在心里，义愤填膺，心抱不平。因此，有一天佛晓，他亲自持枪到谢自瑶家，当场打死谢自瑶、谢泉芳、谢泉深三人。以后，他又到罗岗霞岚把练大古捉到大信去“吊参”，解决当时革命活动经济困难的问题。”

“吊参”是什么意思？就是绑架勒索钱财。我想，就算谢自瑶真是个恶霸，刘传文也不能将他连同其家人一起杀掉啊？！

解决革命经费也不能绑架人质勒索钱财啊？！这样的人也是革命烈士？难道要我们学习他吗？他们的后代有何资格领取烈士抚恤金？谢自瑶的后代心理难不难受？我知道恩恩相报无穷期，只是想找到酿造人间惨剧的原因，这里我要记录一则我母亲因老实而惹出大祸之事。

就在土改队气势汹汹进行“逼底财”那段时间，逼我父亲未逼出来，而后又来逼我，仍未逼出来之后，便派人来到我家里逼我的母亲。

母亲真是老实人，不堪一问，无需逼迫，便坦白交代了在靠近猪舍的水沟里埋有几个镍币，大约七八个，总额不过一元多。可是她交代完以后，忽然感到事关重大。土改队员的理论是，既然埋有镍币，必另埋藏有金银，不说出来则会死路一条。有鉴于此，母亲后悔莫及，与其将来被斗死，还不如现在自己找死。她一时失去理智，如痴如狂，不顾一切地冲出大门，向对面山上跑去。她要去干什么呢？不是跳楼，当时无楼可跳；也不是跳崖，附近也无山崖；也不是吊颈，有这么多人看着她；她是去摘一种叫“大茶叶”的植物，这种植物学名叫钩吻，也叫断肠草、黄蔓藤，所含毒素叫氰酸钾，早在晋朝人张华撰写的《博物志》及宋朝人范成大撰写的《桂海虞衡志》里就有记载，它是一种藤本植物，叶状如茶叶，客家女人自杀都习惯于找这种植物，这种植物在罗浮很容易找，吃几片，立死。

我们做子女儿媳的见状，跟着追出来，硬把她追回。回来后，母亲躺在小门口地上，即现在小娟厨房门前乱滚，欲撞石死。这时土改队员们已经顾不上我母亲的死活了，只想着去挖金银财宝，后来果真在母亲说的那个地点挖出了几枚镍币。

证据在手，土改队员马上回来继续逼问，此时，母亲已经无法回答他们的问题了，挣脱我们后，又将头撞大门的石柱，其状惨不忍睹。就在此时，恰逢下屋财记一个叫刘海林的好人经过，他见状，对我母亲及在场人员简单说了一句话：“有就有，冇就冇。”冇，客家话的意思是没有，海林的意思是要我母亲不用那么紧张，实事求是交代就得了。母亲听后，一时醒悟过来，慢慢恢复了平静。现在回想起来，海林也应该是我母亲的恩人，要没有他的那句公正话，我母亲不死也会被逼疯的。海林与我年龄相仿，解放后，大部分时间他都在公社水电站工作，做过站长，退休后，我们经常一起散步、闲谈，可是他已经去世多年了。

母亲在乡里的为人是极其良善的，遭遇到土改，除外地来的土改队员、武装人员，以及本地被煽动起来的极少数几人外，从来就没有人欺负过她，也没有人叫过她一句“地主婆”，平时都受人敬重，即便是霉良来鬼夫妇及其他邻人都以辈分称她为嫂或称伯娘叔娘。解放前，每到农忙请短工时，母亲对带着年幼的子女来做短工的人从不拒绝，这种品格就是现在也少有的，现在你家要请人帮工，要是帮工者是带着小孩来的，你会请他们吗？估计也不会，但我母亲不仅没有拒绝他们，而且干完活回家时还有一些食物给她的小孩吃。有一次父亲雇请了一个夏收工名叫“羊古”的，母亲觉得这个花名不好，就告诫自己家人不要叫他为“羊古”，而要叫他为“良古”，可见母亲的仁爱之心。

土改过后二十多年后，那些佃户对我家仍然很好，他们从乡下赶集，有时仍来我家坐坐，或送些土特产给我家，而我家却一直揭不开锅无以为报。倒是占我父亲房屋的两家人，他们经常对我家没有过好言语，几乎是得寸进尺，恩将仇报。

土改结束后，我们就在父亲所建屋子的一个阁楼里过着苟且活命的生活，后来又经历了合作化、大闹钢铁、大跃进、反右、移河造田等不同时期的政治运动，每一个时期，我们都干着最重最赃最累人的活，尽管如此，求生的欲望我们仍然还有，而且非常强大，否则就不会支撑到现在。

后因年老，生产队不再安排母亲干重活，而是安排在生产队里放牛，这样她就可以一边带小孩，一边挣生产队的工分。可是有一次，她到在屋对面瑶林屋背的山上去放牛时，却被一头黄牛用角从上坎撬到下坎，好在牛角不尖，母亲只受了轻伤。又有一次，她背着孙儿任彬去放牛，也被牛斗了一角，结果也是轻伤。但那时没有工伤概念，也因为家庭成分是地主，根本不可能得到一丝丝集体的关爱，连治病疗伤的钱也是自己掏的，生产队分文未给。

母亲特别爱我，记得1950年春，我被聘至罗浮小学任教，母亲还亲自提着我的书包经由上万兴送我到学校去。难道我提不起书包吗？我心里明白，这是有意向众人显示，我大学生儿子要到罗浮学府任教了，当时我已经23岁了。母亲也极少出过远门，走得最远的一次是百里外的兴宁县城，记得1951年我在人民银行兴宁支行工作时，她与深弟到银行来见过我，他们在银行宿舍我住的房里住了一晚，第二天便回家。

1973年那年，母亲73岁了，只因吃了一条极不易消化又没有营养的“狗古条”，造成胃肠道大出血，后送罗浮卫生院抢救无效死亡。所谓的“狗古条”，即是糠饭加糖精蒸制成的条状食物，糠饭，现在是作为猪的饲料，今天的猪饲料其实比当年的“狗古条”还要有营养，但是土改文革时期，我们经常把作它当饭吃。

当年我们虽然活得猪狗不如，但母亲的生命力非常顽强，73岁而逝算是比较高寿了，因为那两家占我父亲房屋的贫下中农夫妇，最长命者也不过如此，其中也有60多岁死的，其中一个当过兵的，复员后又当过民兵，经常背着一支步枪在村里走来走去的那个人，虽然他好吃好住，享受了人间好福，但最终不到60岁就病死了。从这个方面说，善良人也会有寿报的。

母亲去世后，我们一家都陷入悲痛之中，好像无所依靠，那时，母亲的孙辈，我的侄辈任文、任平八至十岁左右。记得母亲去逝几天后，有一个晚上，两小孩去公社礼堂看戏，回来大约十时，我们大人都睡觉了，大门早已关上了，可是孩儿们回到家门前拍门第一声叫的是“阿婆”。

“阿婆，开门！阿婆，开门！”稚嫩的声音回荡在山村老屋的夜晚，异常凄厉。小孩只知阿婆之爱而忘了阿婆已不在人间了，家人闻此声莫不感伤流泪。1978年邓公复出，第二年罗浮中学请我去代课，1981年我获得平反，惜乎母亲没有活到这年，享受晚年之福。天乎痛哉！子欲养而亲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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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鏐故屋”一侧，土改时这里曾上演了一幕惨剧。

  

犁庭式大抄家

  

“生命的摧折，人性的沦陷”这是作家黄小鱼为梅县作家程贤章的长篇小说《仙人洞》写的序文中的语句。其中还提到：“土改工作组一进村……就风起云涌，连番恶斗拉开帷幕，世界犹如末日。”“他们愚昧、麻木而贪婪，只关心自己能得到多少好处，并不关心别人的死活……而这种掠夺是合法的，并被喻为土地回家，财物回家。”“阅读《仙人洞》最震撼我的……而是无法逃脱命运笼罩的小人物或死于非命的地主！”

诚然，恰如我亲目所睹，亲身经历。土改没收地主财物的前天，先来了几个人，也不知是什么人，我在兴宁银行工作时的工资还剩下16元，我怕他们搜去，就交给深弟，我以为深弟年幼，不会搜他身，可是我想错了，他们竟然连年幼的小孩也不放过，搜完大人后就搜深弟的口袋，当搜到16元后，他们就说为什么小孩身都有那么多钱？我说这是他的学杂费用。但他们一点也没犹豫，全部没收了。他们搜了我们全家，唯一奇怪的是他们没来搜我的身。

原来，这一次是非正式抄家，过几天后他们再来我家时才是正式抄家。第二次来时，他们来了好多人，对整个四合院进行了犁庭式搜查，连老鼠穴，下水道，墙门缝隙等都不放过，家里的衣物、被服、蚊帐等等悉数拿走。可惜这个翻箱倒柜，强抢强拿的现场我们都没有亲眼看见，因为当天上午，土改队员押着我们全家老小到了村部，第二天下午傍晚时，才允许我们回来，回来看到屋里这个零乱的现场，我们才推断出来他们其实就是一帮土匪，甚至不是土匪，因为土匪也讲义气，也讲仁义道德，盗亦有道，

他们其实就是一群狼，是有组织的狼。唯一幸运的是，他们大概感于我家人善良，以礼待人，并没有大声辱骂我们，最后留下一间阁楼给我们一家居住，横屋二间给清混夫妇及其小孩居住，以及几张桌椅，还留下30多斤大米、30多斤谷种给我们。

不过，就这一间阁楼差点也不属于我家了。过了几个月，下屋的一个身强力壮的名叫雁林古的男人来到我家，他到这个阁楼到处看，还用梯子爬上瓦面上去看。原来，土改工作队已经把另一个地主的房子分给他，但他觉得其他贫农分得的房子比他的好，心中不平，想来我家看看，但我家好的房子，主体部分都已经分了，他又得不到，他以为我现在住的阁楼好过他的，看完后才知道不好，于是就不要了。要是当时他铁定要的话，可能我一家就只能露宿田野了。这里还要感谢他的选择啊。

“金鏐故屋”主屋正厅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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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胜饥饿

可是这30多斤大米怎够我们全家八口人吃呢？（本来13人，批斗后清混一家与我们分开了），不久粮食告罄，我们每顿只能吃青菜度日，又由于没有油和肉吃，我们全家饿得水肿及膝，濒临死亡。饥饿时，有时甚至抓盐塞入口，但是空腹吃盐过后，胃酸更多，感觉更加饥饿。我们不能等死，当青菜也吃完之后，就到山里面去采摘山苍树叶，采回来后，用水煮，去其涩味，再磨碎吃掉。这样一直挨到三月份。

可是到了春耕时节，各家各户口都要耕田了，我们虚弱得脚陷在田泥里抬也抬不起来，也铲不开田坎上的杂草，疲乏得几乎不能走路。实在无路可走，几近死路一条时，我鼓起勇气，抬着虚乏的脚来屋到对面德球叔的家里，请求他为我们家配点粮救命，当时德球叔为乡干部，他为人和善，心肠算好。但他回答说：“没有这个指标，这样吧，我写张条子给你，你到上街粮店去买5斤米皮糠。”我得了他的条子，暗暗高兴。因为米皮中含有油脂和多种维生素，我们用它来煲粥吃，在糠中加几粒大米。果然吃了二天后，水肿慢慢消失。

一贯都吃米饭肉菜的人，突然有一天开始要吃野菜、树叶和糠饭度日，这对身体会造成什么样的伤害呢？不用猜都能想像得到，那就是肠胃严重消化不良，大便硬结，我们全家人全部有过拉不出屎来的经历。为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于是想出了一个办法，每次大便时都将事先准备好的削尖了的木棍带进茅所，拉屎期间便将木棍插进肛门，一点一点将屎掘出来。不过人的生命力是很奇怪的，经过一段时间后，肠胃会逐渐适应这种环境，后来便慢慢可以拉出屎来了，只是整个人瘦得只剩下皮包着骨头，形像惨不忍睹。

但是就这5斤米皮糠也维持不了多天，最后还是母亲下了一个最大胆的决定：吃谷种。我听到后，很惊惧。我说：“到时没有种子了，岂不是真的死路一条？”她说：“与其坐而待毙，不如先吃，这是不得已而已，再说也不是把谷种全部吃掉，只吃一部分。”我听后恍然大悟，于是吃了一部分。

等到播种时，我们用剩下的谷种进行疏播，加施肥，这下可要感谢天感谢地了，当年我们育出来的秧苗茁壮无比。随后不久，稻田中的稗子早熟，以往，农人都是将稗子先除掉，以防稗子影响禾苗生长。我们也把它们先除掉，但不是踩入田里，而是把它集起来，因为稗子结的果就是我们的粮食。我们用碓把它碾碎，蒸吃。吃完稗子，紧接着早稻渐黄，我们得从死里还生。现在回想起来，真是奈河桥上复归来啊！

此时家中一无所有，天寒盖蓑衣御寒，出门无裤子穿，过着非人间的生活。但有一意外的物资没有被贫农抢走，那就是一缸粪和一大堆草木灰。贫下中农万万没想到的是，就是这缸粪和一大堆草木灰养育了我们。记得那时，我与源弟把粪淋在草木灰上，和上田泥，制造出独特的肥料。莳田时，我们把粪堆捏入每一蔸禾的根部，精心莳种。结果，不出十天，就见到禾苗异常茁壮，再过十几天，竟然比周围贫下中农种的禾苗高出近一尺，再后，谷粒长得异常饱满，一片金黄，而且还早收了一个星期，当造获得大丰收。那些贫下中农见状觉得异常，以为我们施了什么法术似的。

正当全家人高兴之时，其中又有一些坏心者心怀诡计，他们不愿看到地主自己耕种的禾比他们自己耕种的早收而且丰收，于是等到打禾脱谷时，他们几个人走过来说，要借给贫下中农去交公粮。我们明知他们会有借无还，明知上当受骗，但我们仍不敢拒绝，结果我们所收割的稻谷，大部分又被他们迫着拿去交了公粮。等到他们的禾收割后还谷给我们时，还的尽是些劣谷，大约每百斤谷损失20斤左右！

需要说明的是，1953年土改完成后，农村是分田到户口，不论成分，人人都分有土地，当然，好田都分给了干部家庭，然后是贫下中农家庭，瘠田远田是分给弱势弱姓或是老实忠厚家庭，最后才是地主富农家庭。但不论是谁的田都是各家自己耕种，除交公粮外，收获全归自己。一直到1958年公社化后，田地才重新收回，并变成集体统一耕种。即使是如此所谓的公平状态下，有的贫下中农家庭，有的是干部家庭，在农忙时仍要请人帮忙耕种，仍要给人工钱，这是因为不同的家庭成员千差万别，有的人可能生病，有的人可能发生意外，而无法完成耕种，且有的人天生就不会耕种，长久以往，势必有的人的田产就会增多，有的人的田产就会减少。你不耕田了，又请不了人来帮工，田地就会荒掉，如果需要钱用，而且田地又比较值钱，有人就会把田地卖掉，土改后，又把分得的田卖掉的人不是没有，只是没有公开叫卖而已，这是一个简单的常识。可是为何田多的人就是地主，田少或无田的人就是贫下中农呢？这种荒唐的理论，奴隶、封建社会里也是没有的，害得多少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啊！

还有的是，那时政府号召开垦荒地，谁开垦的归谁。我们全家人便在屋上角老公路下面开了一大片荒地，总面积达10亩以上，后又经过精心种植黄豆、花生等经济作物，并且以类似的栽种方法进行栽植，结果这些经济作物又获得丰收。同同一样的土地，同同一样的面积，同同一样的种子，我们地主家种下去后，产量明显比贫下中农种的要高，这难道仅仅是天佑我家吗？不，种田也是需要智慧和技术的。

但是我们的智慧和勤劳，却没有得到政府及贫下中农的赞扬或奖励，不但没有奖励，反而心生怀恨和妒嫉，后来他们又以新联社的名义强逼没收，改种柑树，由贫下中农负责栽种，结果彻底失败，生产出来的柑树，果小味酸，白送给人都没人要。他们哪里知道这种畲地是不适合种柑树的道理！再后来，他们干脆把这些畲地荒掉了事，最后他们中的人又把它推平用来建私房。他们所建房屋，造价比我父所建的房屋还要大，还要贵，但他们有贫下中农的身份，且家里有人在镇政府内做事，自然而然，从未有事。

还有是现在屋后面的那个加油站东西两边的一部分，也是我与母亲、源弟与源弟媳妇等一起在土改后所开垦的荒地。但合并到生产队以后，又被他们分掉了。这等于是，无论是土改前，还是土改后，我家的劳动成果全部都被贫下中农霸占了。他们不劳而获，坐享我成。悠悠苍天，此何世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