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馬習會」看歷史虛幻、自我催眠的「九二共識」

潘晴

由「馬習會」看歷史虛幻、自我催眠的「九二共識」

【北京之春】首發   文／潘晴

中華民國總統馬英九昨天赴新參加「馬習會」，引發國際媒體高度關注。馬英九在雙方公開致詞時，只強調「九二共識」下的「一中原則」，卻沒有提及台灣方面的「各自表述」。這一對中華民國前途「生死攸關」的表態，立即引起軒然大波，造成台灣社會的震盪。

在事後的記者會上，馬英九雖然表述了：要維持兩岸和平穩定，須堅守「九二共識、一中各表」。但強調指出：中華民國的憲法不承認「一中一台」、「兩個中國」與「台灣獨立」。完全呼應了中共的「一中立場」，甚至表現的比習近平還要主動。

馬的這一立場，立即遭到泛綠陣營批判。在馬習會期間，台灣民眾到總統府、立法院等處抗議，激烈抨擊「馬習會黑箱操作」、「馬英九出賣台灣」。民進黨主席蔡英文也指出：「馬習會事前黑箱操作，無視台灣主流民意，喪失對等與尊嚴，台灣人民決不會接受。」「馬習會」之後，台灣民調顯示：至少有七成以上的人反對「九二共識」，在反對者眼中，根本不存在「九二共識」，認為接受「九二共識」更會傷害台灣利益。

「馬習會」結束後，藍綠族群在對「九二共識」的看法上，出現高度分歧。使這場爭議發酵。筆者認為：「九二共識」其實是一個「跨世紀謊言」。其一、欠缺歷史真實性，由政治人物杜撰產生；其二、定義權完全掌握在中共手中，台灣只是一廂情願；其三、由於中華民國「表不出來」，使台灣參與國際社會的空間盡失；其四、更有違66年來兩岸的真實現狀。

因此，筆者認為：應揚棄虛幻的「九二共識」，回到正視66年來「兩個中國」真實存在的現狀，即中華民國在台灣的立場上來。

一、「九二共識」的基本定義

「九二共識」涉及兩岸政治定位的建構。其核心在於：對「一個中國」與「中華民國」關聯性的詮釋。2000年4月28日，時任陸委會主委蘇起建議，以回到「九二共識」的說法，化解兩岸對「一個中國」內涵爭執的僵局。至於「九二共識」的內容，則兩岸各自解釋。這就是「九二共識」一詞的來源。

海峽交流基金會（海基會）董事長辜振甫事後表示，海基會與中國的海峽兩岸關係協會（海協會），的確達成「一個中國、各自表述」的口頭共識，是對岸與我方都接受的說法。在此之後，台灣方面（國民黨）所認知的「九二共識」，即為「一中各表」。而這個定義，蘊含對下述歷史背景的解釋：

中華民國雖在1949年後，喪失對於大陸地區的管轄權，但在台灣地區，卻有效行使國家政府權力。基於中華民國憲法對既有疆域之主張，又考慮中華人民共和國於1949年成立以來，在大陸地區有效統治的事實，因此在終止「動員戡亂」以及《國統綱領》的概念指導下，將兩岸政治定位為「互不隸屬、互不管轄的政治實體」，在「互不否定對方為政治實體」的默契下，開展兩岸交流。

這一政治定位，從李登輝的「一國兩府」、「特殊國與國關係」，到馬英九的「不統不獨不武」，至少在認知上，是以「九二共識」來建立「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互動的政治條件。

然而，「九二共識」論述的基礎，本來就存在重大政治盲點與缺陷，因此長期以來，在島內爭議不斷。

二、混亂的內在邏輯與虛幻的自我催眠

由於「九二共識」不光是政治人物的杜撰，而且充滿了內在矛盾與邏輯混亂。更要命的是，其解釋定義權，完全掌握在中共手裡。其模糊的空間標準，全然取決於北京當局的需要，台灣方面始終是被動的回應者。

蘇起建構此一名詞之前，台灣定義的「一個中國，各自表述」之相關概念，就遭到中共嚴正否認與批評。國台辦2000年2月21日所發表的《一個中國的原則與台灣問題》白皮書，對此表明了北京的正式立場：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宣告成立，取代中華民國政府成為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和在國際上的唯一合法代表，中華民國從此結束了它的歷史地位。」中共立論的基礎是：既然中華民國已消亡，自然不存在「互不否定」的問題。

對北京而言，九二年兩岸達成的只有：各自以口頭方式，表述「海峽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原則」。而所謂一個中國的合法代表，指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而非已消失的中華民國。北京突顯的「一中原則」，是為了打壓、封殺台灣「各自表述」的政治空間。

中共的「一中原則」是：「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代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任何著墨於「兩個對等政治實體」或「中華民國在台灣」的政治論述，就是製造「兩個中國」、「一中一台」或著是主張「台獨」的分裂勢力。

顯然，中共面對「九二共識」的立場是堅定的，且具有排他性。這一堅持，攸關中共1949年建政以來，其政治統治合法性的訴求，因此絕對不能改變和作出讓步。

三、中共「虛假默認」背後的對台統戰

2005年中國人大通過《反分裂國家法》，導致台灣對中共意圖改變現狀的野心存有疑慮。台灣內部民意，對此更有強烈反彈；並於該《法案》通過之後發起了「326反併吞大遊行」。

在此背景下，北京方面提出了「胡四點」：「一、堅持一個中國原則；二、爭取和平統一；三、貫徹寄望於台灣人民的方針；四、反對台獨活動，絕不妥協。」北京顯然將對台戰略，從「促統重於反獨」，調整為「反獨重於促統」，表面上，似乎出現了對台立場的鬆動。

在此戰略調整下，中共開始默許國民黨片面宣稱「一中各表」。其利用九二共識本身模糊的性質，順勢推動國共第三次合作；並以「反台獨統一戰線」作為兩岸之間的政治基礎。於是人們看到了「連胡會」的登場與「國共論壇」的出現。

其實，中共不再否認所謂「一中各表」，只是戰略上的權宜之計。北京始終認定：「兩岸關係的衝突本質，來自於國共內戰的延續，惟有國共進行黨對黨的政治協商，並建立政治基礎，才能解決問題」。

2009年胡錦濤發表談話：「1949年以來，大陸和台灣儘管尚未統一，但不是中國領土和主權的分裂，而是上個世紀40年代中後期，中國內戰遺留並延續的政治對立，這沒有改變大陸和台灣同屬一個中國的事實」、「兩岸在事關維護一個中國框架這一原則問題上，形成共同認知和一致立場，就有了構築政治互信的基石，什麼事情都好商量」、「我們將繼續推動國共兩黨交流對話，共同落實「兩岸和平發展共同願景」。

其背景是：中共無法坐視民進黨的「去中國化」，解構其「一個中國」的意識形態基礎，因此需要聯合國民黨——「聯合次要敵人，打擊主要敵人」。以此為目的的統戰操作，就成了中共重新界定「九二共識」的理由。

四、台灣的國際生存空間遭捆綁

中共在十八大上已將「九二共識」寫入其政治報告與黨章之中。並在兩岸關係上，用「大陸與台灣同屬於一個中國，中國的領土主權不容分割」，來模糊中華民國的存在。在國際舞台上，強調的仍是「一個中國」原則，而這個中國即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否認中華民國現實存在的國家地位。

對北京而言，所謂「互不隸屬的政治實體」之說，至多只是某種「政治默認」，而非「國家承認」。在兩岸之間，只要不牴觸「一中框架」與「一國兩制」的底線，其它模糊說法皆可接受。

但如果進入國家主權、國際參與、區域安全等議題，中共則一概封殺。以2005年「連胡會」提出的「五點共識」為參照：第二項願景為「促進終結敵對狀態、達成和平協議」，但十年來，中共始終不承諾放棄武力犯台、廢除反分裂國家法，以及撤除飛彈；第四項願景為「促進台灣國際參與」，但中共仍然否決台灣加入以主權為前提的國際組織。

從台港澳的國際參與比較，更可清楚看見，中共對台灣國際參與的打壓。在相關的十九個國際組織中，香港加入了十六個，澳門加入了十個。而台灣只加入了九個，地位還不如港澳。

因此，以喪失中華民國主權國家的現狀，交換以「中華台北」參與國際社會，這種所謂的「彈性外交」，只會讓台灣在與中國的政治博奕中籌碼盡失，在國際社會的生存空間越來越小。

五、主流民意已改變，台灣應該跳出陷阱

民主、多元、尊重、包容已成為台灣社會主流價值。在一個民主社會中，沒有「亙古不變」的真理。也不因為習近平說了「地動山搖」，就向中共屈服的理由。任何政治人物背離民意的決斷，都會成為「開放社會的敵人」。

綜觀歷史各個時期，中共對台政策的論述，都是以「一個中國前提下，什麼都可以談」為政治前提的。這個邏輯，貫穿在《告台灣同胞書》、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江八點、胡六點，到「九二共識」這一系列的政治框架中，形成一條延伸軌跡。

這意味著，兩岸關係的性質早已被中共方面預設。任何與中共所設定的「統一劇本」衝突、違背的論述，都會被視為「台獨分離主義」。習近平所謂不接受「九二共識」，兩岸關係將「地動山搖」的說法，就是其最佳註腳。

台灣自民主化以來，已從威權時期的「國家統合主義」，轉變成以自由、民主、多元的為標誌的社會，在言論自由的保障下，人民具有質疑政府決策、提出政治主張的權力，這是民主社會的基本常態。就兩岸關係而言，「九二共識」不是兩岸之間，亙古不變的唯一選擇。質疑「九二共識」，是台灣人民在民主制度下的基本權利。

由此可見，所謂「九二共識」，由於其主導權掌握在中共手裡。只要接受這一「共識」，台灣就跳不出中共預設的「一中」陷阱，而「各表」中的中華民國，由於中共方面的打壓，和台灣方面的自我矮化，在國際社會中，實際上已「名存實亡」。因此，必須揚棄「九二共識」，公開承認「兩個中國」之真實存在現狀。使台灣問題從中共「內政化」的陷阱中跳出來。否則，台灣將無法自保。在馬英九一廂情願地將台灣納入「一中框架」之後，何去何從，望台灣2300萬人民深思。



潘晴

民國一O四年十一月八日於悉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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