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雨夜 于 2015-11-10 04:57 编辑
胡也频遇害后,生命力恣肆汪洋的丁玲对冯雪峰雪藏的感情终于爆发,写了无数滚烫的情书表白: “从我的心上,在过去的历史中,我真真的只追过一个男人,只有这个男人燃烧过我的心,使我起过一些狂炽的欲念,我曾把许多的生活幻想放在这里过,我也把极小的极平凡的俗念放在这里过,我痛苦了好几年,我总是压制我。我用梦幻做过安慰,梦幻也使我的血沸腾,使我只想跳,只想捶打什么,我不扯谎,我应该告诉你,我现在可以告诉你了(可怜我在过去几年中,我是多么只想告诉你而不能),这个男人是你。” 从后面的信中可以看出,冯雪峰明显拒绝了丁玲的爱,并且采取了回避不见的态度,这使得丁玲非常痛苦,只好说明自己对冯的感情已经升华为纯洁的同志式的、高尚的革命情谊,来挽回自己和他相见的机会。 当时的情形是,冯雪峰不是不能爱,而是已婚娶,他同丁玲一样珍视这份情谊,最终又用理智战胜了这种情感。 要有多坚强,才敢念念不忘? 以互相温暖为追求,以互不伤害为底线。 1985年,丁玲回忆说:“对我来说,情况非常复杂。虽然我深深地爱着另一个男人,但我同胡也频同居了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彼此都有很深的感情依恋,如果我离开他,他就会自杀,我决定,我不能同我所爱的这个人生活在一起,于是对他说,虽然我们不能生活在一起,我们的思想是分不开的。并说,世界上只有一个人是我所爱的,不管他可能离得多远,这个事实决不会改变。我说,因此,我们的爱情必须是‘柏拉图式’的。这个决定使他非常痛苦。我最后不得不拒绝继续看到他,并完全断绝了这种关系。” 1985年,丁玲不顾年迈多病,从北京远赴浙江义务参加冯雪峰学术研讨会。 1986年2月7日是农历大年初一,距丁玲逝世只剩下二十多天。清晨,丁玲在病榻上迎来她的最后一个春节。听着街上一阵紧似一阵的鞭炮声,丁玲感叹地说了一句:“雪峰就是这个时候死的。 丁玲后来这样回忆冯达: “这是一个陌生人,我一点也不了解他,他用一种平稳的生活态度来帮助我。他没有热,也没有光,也不能吸引我,但他不吓唬我,不惊动我……” “他不爱多说话,也不恭维人……没有傲气,也不自卑。” “他常常来看我,讲一点他知道的国际国内新闻给我听。因为我平日很少注意这些事,听到时觉得新鲜。有时,他陪我去看水灾后逃离灾区的难民。他为通讯社采访消息,我也得到一点素材,就写进小说里去。我没有感到一个陌生人在我屋里,他不妨碍我,看见我在写文章,他就走了。我肚子饿了,他就买一些菜、面包来,帮我做一顿简单的饭。慢慢生活下来,我能容忍有这样一个人。” “后来,他就搬到我后楼亭子间。” 不久,冯达调至中共江苏省委并负责《真话报》工作。丁玲也接受组织安排,参加《北斗》编辑工作。 1933年,丁玲、冯达、潘梓年一起被秘密逮捕,一同押往南京软禁。丁玲开始了终其一生苦难说不清道不白的三年囚居生活。 一同被捕入狱的潘梓年在相关的文字资料中被如下记载:1933年5月,潘梓年由于叛徒出卖在丁玲寓所被捕,入狱达4年之久。 因为丁玲的社会声望及舆论,加上国民党一向比较尊重文人,所以丁玲并未遭到为难,没有审判,没有坐牢。担任过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央组织部长、中央宣传部长等职的张道藩,曾先后三次找过丁玲,请丁玲写剧本,都遭到拒绝。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叛徒顾顺章都与她经常来往,对她表示十分器重,陈立夫也和她见过面。当时国民党特务中曾流行“谒陵”(看丁玲)“谒蒋”(丁原名蒋冰之)这样的话。 在软禁期间,丁玲同叛徒嫌疑人冯达一直同床共枕,并于1934年9月生下了一个女婴蒋祖慧,这个女孩后来成为中央戏剧学院著名舞蹈家,《天鹅湖》、《巴黎圣母院》的导演。 多年后丁玲对那段日子的回忆是:“实际我心中成天装着一盆火,只想找人发泄!” 对与冯达之间的同居关系总结为:“明知不是伴,事急且相随。” 1936年9月,经过蔡元培、杨铨、胡愈之、邹韬奋、洪深、林语堂、叶圣陶、郁达夫、陈望道、柳亚子等38位知名人士致电南京政府要求放人,宋庆龄致电南京行政院院长汪精卫要求营救,世界著名文学家罗曼罗兰等也表示抗议。迫于社会舆论的压力,丁玲得以获释。 丁玲1936年冬到达陕北时,党中央十分重视,这是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之后第一个从大城市来的文人,也是日后最典型的延安文人,这是红军苏区的一件大事。 在陕北的窑洞中,毛泽东问丁玲,打算干些什么?丁玲回答说,她要当红军。毛泽东说,好,马上就可以去,现在还有最后与胡宗南的一仗,赶快去,赶得上。在保安只停留了12天的丁玲,就跟着时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总政治部副主任杨尚昆到了定边前线。 整天坐在陕北冬暖夏凉的窑洞中日理万机的毛泽东对丁玲念念不忘,遂于12月30日挥笔写出《临江仙》一词,用军用电报发到前线聂荣臻司令部,嘱转给丁玲同志。词曰: 临江仙给丁玲同志 壁上红旗飘落照, 西风漫卷孤城, 保安人物一时新。 洞中开宴会, 招待出牢人。 纤笔一枝谁与似? 三千毛瑟精兵, 阵图开向陇山东。 昨天文小姐, 今日武将军! 据说,毛泽东用军用电报写给个人的情况只有两次,一次是给彭德怀,另一次就是给丁玲。 1937年6月18日,延安文艺界为纪念高尔基逝世一周年,举办了一场大型的文艺晚会,在晚会上,丁玲认识了比自己小13岁的陈明。一段恋情就此在宣传革命的氛围中拉开了沉重的序幕。 老年的陈明回忆爱情的开始是这样的:“那是在一个小饭馆里,我们坐在炕上,我说:主任,你也应该有个终身伴侣了。丁玲反问我:我们两个行不行呢?我听了吓了一跳。事后,我在日记中写道:让这种关系从此结束吧!她看到后,说:我们才刚刚开始,干吗要结束呢?” 可陈明因周围压力娶了另一个女人,可这并没有阻断丁玲与他的联系,最终陈明终于与当时怀孕的妻子离婚。 1942年2月,在延安蓝家坪,38岁的丁玲与25岁的陈明在人们的嘲讽和挖苦声中正式结婚。 丁玲对邻居老太太说:我们爱得很苦。我们结婚没有张扬,没有请客。 据陈明说,那个时候没有一个人看好他们的婚姻。 有人说:“丁玲嫁了一个比她小13岁的小丈夫。她打乒乓球的时候,把呢子大衣往后面一甩,她丈夫就赶快伸手接住。” 面对铺天盖地这样的闲言碎语,丁玲毫不在乎,她在乎自己,她对陈明说:“随他们说去,让他们说上几年,还能说几十年?” 丁玲的秘书张凤珠曾肯定的说:如果没有陈明,丁玲活不到1979年。 丁玲晚年也说:如果没有他,我是不可能活到今天的;如果没有他,我即使能活到今天,也是不可能继续写出作品来的。 婚后不久,丁玲就发表了屡遭批判的杂文《三八节有感》,之后一直命途坎坷,这种时候,陈明默默的站在了她的身后。 1948年10月丁玲在赠送给陈明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精装本上题词:留给陈明,因为你给我许多帮助,使我这本书写得比较少一些错误和缺点,而且当我写作的时候,不至为外界所影响我的情绪,我是应该感谢你的。 新中国成立后,陈明与丁玲在北京度过了一段相对风平浪静的岁月。 一场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暴,打破了这种短暂的平静。 文化大革命中,两人被关进牛棚,相互约定:一不能死,二不能疯。 1970年春天,丁玲和陈明又被秘密关进了拘押政治犯的北京秦城监狱——陈明锒铛入狱的唯一理由就是因为他是丁玲的丈夫。 1975年5月,丁玲获释,陈明也随之获释,紧跟着两人又先后被遣送到山西长治市嶂头公社嶂头大队当农民。 1979年1月13日,75 岁的丁玲才被平反,经中央组织部批准回到北京。 丁玲回到北京不久,在某次文学研讨会上,披了一条鲜红的围巾,颜色耀眼,彪显张扬,引起很多人议论。 随他们去吧,丁玲就是丁玲,一生都在荣辱毁举间,又岂会在乎你多看我几眼? 1982年秋,丁玲和陈明去看望舒群,老朋友在一起回忆往事。丁玲笑着向舒群说:“你还记得吗?当年在延安我和陈明结婚时,你曾说别的都好,就只担心将来能不能偕老,现在你不用担心了,我们不是白头偕老了吗?而且是恩爱到老,幸福到老! 早在延安时期,陈明就曾为丁玲收集整理创作素材。丁玲晚年年事已高,她的作品(包括《杜晚香》、《在严寒的日子里》大多经过陈明的修改润饰。丁玲的重要回忆录《魍魉世界》的最后一章也是陈明续写的。《丁玲文集》出版时,陈明也作过认真的校改。不过,陈明都是在丁玲作品的抄件上进行加工,保留了作品的原貌,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改动都得到了丁玲的认可,所以丁玲戏称陈明为家里的“改家”。她风趣地对人说:人家叫我作家,我还告诉大家一个秘密,我们家里还有一个“改”家。” 文学,爱情和政治是丁玲一生的三个主题。 丁玲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牵挂的唯有爱情,她对陈明说:“你再亲亲我,我是爱你的。”而在这句话之后,丁玲说了一句:“你太苦了,我最不放心的就是你!” 这句话足足让陈明搁在心里20年,记忆丝毫不曾减退。 1986年3月4日,丁玲因内脏功能特别是肾功能衰竭,抢救无效逝世,享年82岁。其时,陈明刚满69周岁。 当天下午,冰心打来电话询问丁玲病情,不料听到的却是丁玲已逝的消息。 三天后,86岁的冰心在写给丁玲的悼念文字中说: 死而有知,也许有许多欢乐的重逢; 死而无知,也摆脱了躯壳上的痛苦。 这样的达观之语,怕只能出自这位生性恬淡而又经历坎坷的世纪老人之手了。丁玲地下有知,当会心而笑。 有一段话很适合丁玲:作为一个女人,我的一生如此丰富。有激情,有痛苦,有欢乐,有眼泪。作为一个女人,我也许不是规矩和忠诚的。但我忠于自己的身体,和自己的欲望;我对得起自己,也不想伤害别人。如果我做的不够好,请原谅。我,只是个最普通不过的女人而已。说不定,如我这样的女人,应该也可以上天堂。(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