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红冰：中共对维吾尔人实施种族灭绝性国家恐怖主义——《美国肢解中国？》摘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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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语：近期，ISIS恐怖主义猖獗。中共利用国际社会反恐之机，假借反恐之名，利用国家恐怖主义暴力残酷镇压维吾尔人反抗中共暴政的正义斗争。为让人们认清中共暴政的本质，特摘登《美国肢解中国？》一书中袁红冰教授点评的部份相关内容。——亚太政治哲学文化出版社】

袁红冰点评之十六

中共统治新疆近七十年，维吾尔人在一次又一次种族灭绝性的大屠杀中浴血，在一次又一次宗教和政治大迫害下经历心灵的苦痛；在多如蝗虫的贪官污吏、奸商恶贾的压榨下承受经济德剥夺。中共暴政对维吾尔人犯下了不可饶恕的反人类罪行。

戴旭企图用其三寸不烂之舌，尽掩天下人耳目，将维吾尔人反抗中共暴政的原因归结为美国的煽动。不过，稍有理性的人则会从另一个角度来思考：假如维吾尔人在中共统治下过着自由、富足、幸福的生活，那么，任何外国势力都没有能力煽动他们走上凶险万般的反抗暴政之路。

毫无疑问，戴旭不可能遵从理性和良知的引导思考这个问题。理由在于，作为暴政的鹰犬和无魂的极端民族利己主义者，戴旭把中共对维吾尔人的屠杀、迫害和剥夺，视为“维护国家利益”的行为——在魔鬼的眼中，是非是颠倒的。

美国确实为维吾尔人反抗领袖热比娅提供了政治庇护，但是，指控美国煽动维吾尔的反抗则是诬陷。不过，戴旭在进行黑白混淆的指控中，却暴露出中共在新疆统治的大危机。

戴旭断言：“有朝一日中国和美国发生大规模对抗，美国可能会武装三十到五十万维吾尔人……如果美国人给他们武器，这个地方就一定组织个几十万人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这个地方的形势非常严重，这才是最大的威胁。”戴旭上述寥寥数言，既有对美国的纯粹臆测性指控，又透出真实的信息。真实的信息可以简要表述如下：在新疆，这片占《中华人民共和国》总面积六分之一的广阔地域上，维吾尔人对中共暴政的愤怒已经如火如荼，随时可能借诸某种历史的机遇如火山爆发，形成一次人民大起义。

面对内部大危机似地火奔行的状态，中共太子党以及戴旭一类所谓军中鹰派，不知反省极权统治的罪恶，却企图通过极权主义全球扩张，实现属于无魂的极端民族利己主义的“强国梦”，乃是自取败亡之路；可悲之处在于，中国则可能成为殉葬品。

在这部演讲中，戴旭提到了新疆的“恐怖主义”。为正天下视听，我不得不就这个问题作出点评。

一般意义上而言，当代所谓的“恐怖主义”，专指为实现特定的政治或者宗教意志，对不特定的多数人的生命财产实施侵害，以造成社会性恐怖气氛的行为。戴旭将维吾尔人反抗中共暴政的行为指斥为恐怖主义，则是欺天瞒地的谎言。

毋庸讳言，确实有些反抗行为表现出恐怖主义的特征，不过，那绝不是维吾尔反抗运动的主流。维吾尔人反抗运动的锋芒，始终直指特定的对象，即中共强权用以对人民实施铁血统治的国家暴力机器。戴旭上述演讲中的一句话也不慎“走光”，证明了这一点。戴旭说：“……这群人最严重的是，专杀我们中共的党员和官员。”戴旭这句话中所说的“我们中共的党员和官员”，就是中共强权国家暴力机器的生命体现。

几百年前，伟大的卢梭就凭借天启的正义确认，人民拥有在暴政前起义的权利——当暴政剥夺了人民用和平方式表达意志的权利时，人民就有权通过起义同暴政对话。正是通过从尼德兰革命到北美独立战争等一系列人民大起义，人类历史才走进自由民主的主题曲时代；如果没有人民在暴政前的起义权的壮丽实践，恐怕直到今天人类命运还蹒跚在中世纪的无尽黑暗中。

维吾尔人反抗的锋芒直指中共的国家暴力机器，雄辩地证明了自己的正义性和合法性——正义性就在于，维吾尔人是在行使天赋的在暴政前起义的权利，而这种正义性符合当代的法的精神。

时代已经过分长久地容忍了中共暴政；死于中共暴政的亿万冤魂厉鬼日夜呼唤一次席卷东亚大陆的人民大起义。维吾尔是一个英勇悲壮的民族，这个民族的血炽烈得能烧裂铁石，他们用一次又一次悲怆的反抗，承受巨大的民族牺牲，拉开了当代东亚大陆人民大起义的序幕。我相信，就在戴旭一类专制鹰犬将维吾尔人的反抗诬控为“恐怖主义”的同时，历史正在准备一项盛大的庆典——未来当自由的海雨天风涌进东亚大陆的时刻，为维吾尔人的反抗运动作英雄的加冕。

长逾半个世纪以上，中共极权专制将国家恐怖主义暴力发挥到极致，一次又一次将维吾尔人反对文化性种族灭绝政策的抗争淹没在动荡的血海深处。我愿人类历史能同苍天大地一起记住一个事实真相：东亚大陆之上只有一种恐怖主义，即属于中共暴政的国家恐怖主义。

就在这个国家恐怖主义肆意荼毒天下的时代，却有一批伪类——伪自由主义者，伪民运人士，伪基督徒，试图用“和平、理性、非暴力”的伪道德教条，束缚人民抗争暴政的手脚，否定人民在暴政前起义的权利，进而否定维吾尔反抗暴政运动的正义性。伪类们浑然忘记了一个命运的逻辑：是人民起义，而不是“和平、理性、非暴力”的伪道德说教，冲决了中世纪的千年专制堤坝，历史之舟才得以云帆高挂，驶入自由民主的时代。

在暴政前，人民如果放弃了起义的权利，就等于放弃了一切。人民起义并非“暴力”，而是摧毁暴政的合法的强制力——当然不是符合暴政的专制恶法，而是符合运行于天地间的自然法。专制鹰犬戴旭诬指维吾尔人的反抗为“恐怖主义”，同伪类们将人民起义指控为“暴力”，有异曲同工之妙，即以维护中共暴政的政治存在为起点和归宿。不同之处只在于，伪类们更虚假，更伪善；他们时不时也会对中共强权作出一些“批评”，不过“批评”的语调哀怨而又温柔，就像伏在中共强权耳畔倾诉属于同性恋的无尽情思。

袁红冰点评之十八

无魂的极端民族利己主义意味着意识的毒酒——一杯毒酒可令人昏悖；两杯毒酒定令人疯狂；三杯之后，人的意识便化为焚毁一切正常理智的黑色毒焰。戴旭就是这种意义上的彻头彻尾的酒鬼。在他被毒酒烧坏的意识间，世界总是呈现出扭曲的形象——是他的主观意识扭曲了客观世界。

这一部分演讲中，戴旭提出一个观念，即美国建立世界帝国的努力“遇到三个对手：一个是伊斯兰世界、一个是俄罗斯、一个是中国”。如果对这个被戴旭扭曲的观念作符合客观理性的解释，可以表述如左：取代美国成为国际秩序的立法者，实现“解放全人类”的控制地球的共产帝国理想，中共在实施极权主义全球扩张的过程中，将追求同威权复辟的俄罗斯，以及伊斯兰世界——准确地讲，是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和恐怖主义的策源地国家，结成魔鬼间的战略同盟。

戴旭的这个演讲会举办于二〇〇九年深秋，至今已近六年。回顾历史，可以发现一个事实：随着以习近平为政治象征的中共太子党逐步全面主宰国家权力意志，中共同俄罗斯、伊朗一类恐怖主义策源地国家事实上的战略同盟关系越来越紧密。这个事实说明，戴旭被极端民族利己主义烧昏了的狂热的头脑，相当程度上成为中共太子党主宰的国家意志的导师——这荒诞得令人恐怖。

曾有国际间“中国问题专家”历数中共军中鹰派。不过，其中被数到的一些人，如乔良、金一南之流，只是滥竽充数的银样蜡枪头，而没有真正属于鹰派的坚硬；他们发布鹰派的言论，是为了投机中共太子党，以获取浮名高位——投机者尽为鼠辈，与鹰派相去甚远。

戴旭乃难觅难寻的名符其实的鹰派。他的思想犹如一头酗酒疯醉而又皮糙肉横的野猪，只顾沿着极端民族利己主义和极权主义全球扩张的逻辑，狂奔而去，双眼猩红，誓不回顾，绝不回头，不死不休。像戴旭这样一个由于愚蠢的执着而迹近疯狂的非理性存在，竟被奉为中国国家战略的思想导师——不知上苍演绎此种荒诞，是预告中共强权的末日，还是预警人类的大劫难，或者是表述中国命运的悲情。

袁红冰点评之二十

同中共的其它御用文人和政治鹰犬相比，戴旭人格上的“可爱”之处，就在于其泼皮牛二式的勇气——他敢于极其坦率地暴露出中共的丑恶。戴旭以上这段演讲表明，主宰国家权力意志的中共太子党，及其代言人军中鹰派，不仅同情、支持以本·拉登为图腾的伊斯兰恐怖主义，而且将恐怖主义势力视为战略盟友。戴旭甚至认为：“……正是本·拉登对美国的牵制，中国才有了八年的发展机遇期。某种程度上应当感谢本·拉登。按我的观点，零八年奥运会我们应该请宾拉登同志过来。”

事实是，中共强权早就已经与伊斯兰恐怖主义形成潜在的“同志加战友”的关系。据中共内部良知人士透露，中共曾在中国河西走廊一带的秘密基地，为伊斯兰恐怖主义势力训练游击队员；这些游击队员返回中东后，在伊拉克战争后期极大消耗掉美国的军力和国力。

中共强权与伊斯兰恐怖主义结盟，不仅在于双方有共同的恐怖主义文化基因——中共强权正是当代国家恐怖主义的政治策源地，更在于戴旭一类中共精英群体只相信利害，不相信道德；他们阴暗的心只能听懂极端民族利己主义的召唤，而失聪于人类良知的启示。

维吾尔人的世纪抗争，在精神本质上是对中共强权的文化性种族灭绝的国家恐怖主义的反抗。戴旭的这段话同时暴露中共的另一项政治阴谋：将维吾尔人反抗运动的精神领袖热比娅诬蔑为恐怖主义者，然后，假借反恐的名义，残酷镇压维吾尔人争取自由的斗争。

美国有一批愚蠢而又傲慢的政客，他们指望在对抗伊斯兰恐怖主义的战争中与中共强权并肩作战。当看到戴旭这一部分演讲稿时，不知他们会不会因为自己曾经的愚蠢，而羞愧地把头壳藏进裤裆中。

（选自袁红冰著《美国肢解中国？》，亚太政治哲学文化出版社，二〇一五年十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