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向左还是向右？(1)

赤眉陈更

中国——向左还是向右？
——陈更律师评焦国标《模拟习总答客问》

赤眉陈更

要目
○习近平的工资
○军队国家化
○九三阅兵花多少钱？
○“民主恐怖论”
○习近平的家族财富
○大饥荒、大动乱和大屠杀死亡人数
○习近平如何看待“唱红打黑”？
○刘晓波与曼德拉的政治环境比较
○铁路不是天路
○新时代的“剃发令”
○民族主义不是灵丹妙药！
○杀手乎？叶利钦乎？
○外交取舍：再论毛泽东打倒共产主义
○中国梦，共产主义梦
○穿社会主义鞋子的人都在国内
○蒋经国欤？薄熙来欤？
              ○习近平有机会作伟人


目录
说明        4
一、我为什么要写这篇文章？        7
二、关于焦国标的序        11
三、习近平的工资        14
四、军队国家化        19
五、党的经费何来？        23
六、党每年花人民多少钱？        25
七、九三阅兵花多少钱？        26
八、人民有权决定税金的使用？        30
九、官员公示财产        32
十、“民主恐怖论”        37
十一、“真正的反腐是反党”？        44
十二、“不审势则宽严皆误”        47
十三、官员腐败与西方思想的关系        50
十四、习近平家族的财富        51
十五、两个三十年与三个三十年：        55
十六、大饥荒、大动乱和大屠杀死亡人数        58
十七、习近平的人权观        63
十八、习近平如何看待“唱红打黑”        66
十九、关于央视公开认罪        69
二十、对独掌大权的看法：        73
二一、对西方文化的态度        75
二二、“打掉牙和着血吞喽”        78
二三、谁提出“七不讲”？无赖推责        83
二四、高瑜泄密        86
二五、刘晓波与曼德拉的政治环境比较        92
二六、谁让抓捕人权律师        96
二七、文学描写中的“一代仁君”        99
二八、维稳经费与国防开支        102
二九、六四风波定性        105
三十、子逾其父？        108
三一、杀手乎？叶利钦乎？        108
三二、“六四真相”与“阿富汗毛驴”        112
三三、坦克人王维林        114
三四、胡耀邦辞职与赵紫阳软禁        120
三五、是否会为六四事件平反        126
三六、“民族主义”不是灵丹妙药        128
三七、秦始皇、希特勒都曾做过这样的历史新种：        130
三八、二战、冷战题外谈：毛泽东打倒共产主义        132
三九、抗日老兵        136
四十、是“一人难称十人意”还是“冒天下之大不韪”        137
四一、世界史上最丢脸的一次阅兵        139
四二、“党是国家”与“朕即国家”        144
四三、东海、南海引爆军国主义？        145
四四、习近平承认“普世价值”？        148
四五、令完成——中国版的司诺登        151
四六、外交取舍：再论毛泽东打倒共产主义        154
四七、逃美官员起不到反导系统的作用        163
四八、习近平如何对待洋上访、洋抗议？        164
四九、让特别爱管理市场的政府死亡        167
五十、财经记者王晓璐何罪？        172
五一、焦国标陷君于鲁钝？        175
五二、央企是亲儿子，民企是野儿子！        177
五三、画地为牢        178
五四、习近平的未答之答        184
五五、中国梦，共产主义梦        185
五六、穿社会主义鞋子的人都在国内        187
五七、邦联与联邦        188
五八、达赖喇嘛——只希望有一片自由的空间        200
五九、新时代的“剃发令”        203
六十、藏人自焚，非暴力主义极致下的生命隐忍        205
六一、铁路不是天路        207
六二、是卢展工头脑膨胀还是马克思头脑膨胀？        208
六三、如何认识太上皇干政？        209
六四、蒋经国欤？薄熙来欤？        211
六五、毛泽东鬼魅笼罩下的灵魂        216
六六、历史在呼唤，习近平有机会作伟人！        218
附编：        228
杂文篇        228
焦国标转投马克思门下        228
焦国标理论水平很差        233
我为什么评焦国标？        240
焦国标谬论初剖        244
试说“舔菊”        251
驳焦国标“民主恐怖论”        253
号召“做习粉”是“毛主席万岁”的变种        260
批评的浪费        263
习王时代的人民祭献        267
共产党与共产党员不是同一概念        273
附：焦国标：挺习总，答客难        277






说明



笔者以“中国——向左还是向右”命名本书，是因为在中国大陆“左”和“右”最能标明一个人的政治立场。但扩而至于海外，在不同的观念地域，左或右可能是一个令人困惑的概念。左、右翼概念的产生，源于法国大革命时期。左派，又称左翼，在政治中是指支持改变传统社会秩序，创造更为平等的财富和基本权利分配的一个派别；右派，又称右翼，则主张保守既存秩序。但时间推进，秩序前移，衡度嬗演，事物的质发生了变化，如地球的东西位置转换一样，左与右互移。那似曾激进的极力打破旧秩序的法西斯主义被称为右翼，柬埔寨红色高棉以极度的破坏起家，最终也被世界学者归为极端右翼。但中国有中国的语境，中国是一个以“打破旧世界”为旗号的强力集团继续统治的国家，左与右沿行着老统治者确立的既存概念。毛泽东认为自己是中国旧秩序的打破者，新秩序的建立者，谓已为左翼；中国人民总体上还处于毛泽东所确立的时空之内，没有本质变化。所以，中国人将拥护、恢复或企图完整保存毛时代的老一套社会秩序的，仍称为左；与此相反，主张冲出毛的传统，恢复、归于或推进于中国乃至人类传统的、自然的、自由的社会秩序的则称为右翼。
具体来看，中国的左翼在政治上主张固守毛泽东的所谓无产阶级专政，经济上主张公有制及严格的国家管理；同样与之相反，中国的右翼主张改变中国的现实，摒弃专制统治，恢复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和经济自由，实行以多党政治为标志的宪政政治。笔者的左和右是以中国为语境的，不同境域的阅读者应以此为依归，不要发生歧义。
自习近平担任中共总书记近三年来，其带领中国究竟是向左还是向右，这是人们瞩目的焦点。
大国政治具有朦胧化的特点。习近平执政以来，一会儿大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会儿却强调公有制主体地位不能动摇；一会儿大谈社会主义法治，一会儿却成批量抓捕人权律师和异议人士；一会儿与美国总统奥巴马瀛台夜话，一会儿却对肢解乌克兰的俄国蛮汉普京搂背搭腰；南海与东海问题也是这样，看似剑拔弩张，每遇事却烟火消散。于是，中国政治的观察家们一部分人称其向右，认为习近平将带领中国实行民主改革；另一部分人则认为他急剧向左，为中国民主政治开倒车——需对他重拳猛击，使行进的步伐符合民意，合乎潮流！
习近平究竟是在向右，还是向左？并非无迹可寻。老子《道德经》曰：“常有，欲以观其徼 ，”本书正是透过习近平上台以来的种种言论和实际行动判断他的深意所之。
今年八月，关心国是的网友就国内政治的焦点，拟六十四问请习近平回答。好事者焦国标先生据此作出《模拟习总答客问》逐一作出答案，他认为习近平是民族英雄，在主动营造环境，推进宪政改革的到来。陈更律师则认为，习近平无论政治、经济、外交诸方面左转明显，意在恢复毛泽东时代的红色江山。陈更律师的观点是通过对焦国标对六十四个问题的回答的一一驳斥表现的。
习近平向左还是向右，请看陈更律师与焦国标先生的ＰＫ大战！
　　　　　　　二零一五年十二月六日




































　　　　　　一、我为什么要写这篇文章？
焦国标先生是北大新闻学院的前副教授，2000年代初曾因《讨伐中宣部》《当兵要当美国兵》而名噪一时，其后又不时发出些“日本军队又占据了中国的半壁江山，你猜我何以自处？我就会学习汪精卫先生和周作人先生，做千夫指的汉奸”“如果有一天我执掌了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我一分钱就把她卖给美国作它的第五十一个州”等惊世骇俗的言伦。焦国标的上述声音右得畸形，因其标新立异，颇得部分青年的好感，在思想界有一定代表性。
但2014年习近平主政中国以来，焦国标陡然左转。他首先于2014年8月写了《挺习总，答客难》表示对习近平的支持。2015年9月，又写《模拟习总答客问》通过国际名媒ＢＢＣ予以发表，彻底拜倒在专制皇廷门下。焦国标说，习近平是“千古一遇的民族伟人，是民族的恩人，正在为中华民族打拼，中国人民应当对他感恩”；焦国标又说，即使在习近平执政的阶段发生了政治践踏，人民也应当“打掉牙咽肚里，和血咽喽”，作中华民族明日荣耀的祭品。笔者为此已经写了《焦国标转投马克思门下》《驳焦国标“民主恐怖论”》《习王时代的人民祭献》《号召“做习粉”是毛主席万岁的变种》等系列文章，对之进行批判。
对于我的批判有两种声音，肯定者说当前正值时代变革的拐点，我与焦的论争将载于中国思想史，记录下中国政治改革进入纵深阶段左右两翼的思想分化，以及双方斗争的是是非非。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焦国标渺无名者，与之论证太无价值，反自降身份。
《模拟习总答客问》发表后，我就有心撰写系统文章，对所作答案逐一批驳。然而受到“值与不值”两种声音的影响，一直踌躇犹豫。近两日来，一些海内外的网友一再鼓励我放弃犹豫，针对该文展开批评。他们共同认为，人们针对当局所提出的六十四个问题，是中国目前很刺眼、很现实的问题。焦国标的模拟回答为中国现实政治辩解，鉴于他原来的右翼身份，很容易产生欺骗世人的作用。对其模拟性回答一一批驳，以正视听，有利于浑沌中国的正确思考。他们的鼓励使我定下心来，决定写作这篇篇幅较长的文章。
关于写作目的，抄我昨日网发的一段文字，再作详介：

诸友，今天早上接到郑州翟先生一帖，称我批焦文章宅心仁厚，只从事理层面评说，应算劝诫，可惜焦国标不会理解不会领情。翟先生可谓读懂了我，除最初一两篇文章针对焦对我直接的人身攻击，有非礼之词以外，我后来的文章是很理性的，剔除杂文必具的特质以外，是最大限度的礼貌的。
我写这些文章，原因在于：焦是一种社会现象，政治意义上的社会现象，文化意义上的社会现象，某种不可言说的心理意义上的社会现象，并不针对个人，他个人，反而成为束缚我运笔运思的羁绊。
不知我者谓我何必，知我者谓我宅心仁厚——唯作此后评者尚须在一般的理解文化之外，理解文化的纯真的非个人功利的社会功效。真实的文化，虽其稀，亦必有也，否则便不会有寥寥落落的灿烂星空。我写焦的文章，目的大致有几:
1、警示社会，民主尚須努力。
2，警示人们，莫作政治投机。
3，刺激国标自省，自省要点在以下几个方面：
a，去掉虚狂，谦心于天地之间，如此，才能深吮皇天厚土之汁霖，壮大自已之籽須；
b，诚实是文章的第一要义，学识是文章的第二根基，二者兼得，加之努力，必有可期。及今观来，焦的学识是偏颇的，但因为诚实，十年前的文章是好的，极富灵气。现在的文及论，除了油嘴滑舌，哪有文化的內蕴？
c，人生也难，功业更难，唯需努力，努力，执着而坚韧的努力。唯投机不得。投机，不但得不到功业，反毀了纯洁的人生；努力，即便实现不了功业，至少还有心灵的平静。
d，一个十分具体的形而下问题：无端的赞颂邻接于阿谀和谄媚，正直人性之至恶。即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再世，也不能颂或谀了。须知我们面对的是现代社会，浸润于现代理念之中。

需要解释的是，焦的文章《模拟习总答客问》是根据网上流传的《六十四问习近平》所作的模拟性回答，其基本立场是站在习的立场上为习所处位置所固有的专制性质开脱，为其不作为或固化专制的积极作为开脱。焦的文章已经很长，针对他的文章系统反驳所形成的文章更长。言论控制之下，即使惜墨如金也“吟罢低眉无写处”，更何况长。所以我一向以来行文力求其短，以努力挤入文报之边角。此次例外，长就长罢，“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滔滔汩汩”，只根据需要写来。
这篇文章包含了三个部分：一、人们提出的64问，这些问题集中了时代的质疑，二、焦的模拟性回答，他的回答表现为对现实的辩护——这些辩护符合统治者固化专制的要求，形式上却和右翼思想者的目的一致（追求民主宪政）。焦国标说“挺习”是一种方法，因此很具欺骗性，三、本人对64个问题的思考以及对焦国标的批判，个别篇章也附录相关文章，介绍背景，引发兴趣。
自“民主墙”始，笔者亲历了民主运动的各个阶段，一直关注左右翼的思想斗争，并撰文阐述自己的观点。我不敢说这篇文章将成为时代思想的总结，但可以肯定的是，它将成为历史的记录：专制之力与民主自由思想竞进，角力残酷；力的挤迫、利的考量，民主阵营不断加入新力量的同时，也有人不断逸出阵营，直接带人围剿，或形成严重的社会欺骗。
围剿实不可怕，旧的右翼人士以“方法论”为借口，替“左”张目，诚为民主进步的威胁。笔者为文，意在剥掉伪装，拆穿谎言。

　二、关于焦国标的序

焦国标原序：
2015年9月20日，习近平主席访美前两天，网上流传一份文件《六十四问习近平》。初见此文件我就即兴模拟访问对象回答了几个。一口气是无法回答六十四个问题的，这样一搁就搁了十几天。自去年八月发表《挺习总，答客难》以来，我就再没写过成篇的时政言论文章。但我对网上一切“涉习”文字都很敏感。这六十四问，虽然未见得个个都提得很有水准，但毕竟集起这么多问题也并非易事。借助模拟回答这些问题，正可以把自己的家国天下之思分享给公众，于是便勉力完成了这篇可能引起广泛而强烈褒贬的《模拟习总答客问》。
　　　　　　　　　　　
陈更对焦国标原序的评议：
焦国标从他去年所写《挺习总，答客难》说起，笔者也应该从他的《挺习总，答客难》说起。主要作用是：一、介绍焦国标立场的陡然然左转，二，介绍焦所表述的他自己立场左转的依据。以此建立读者对焦国标《模拟习总答客问》的立场、观点的基本判断，也初步了解焦的非实事求是作风、非逻辑化的叙述风格，以及事实判断上的江湖神汉胡诌。
焦国标在《挺习总，答客难》中开宗明义说：“共产党和整个红二代都是习总的脚手架，他借助脚手架要建造的是民主自由的现代中国，而不是脚手架本身。这就是我对习总的总判断。数月前我写了一幅书法作品‘道高龙虎伏，德重鬼神钦’，今天特意找出来，题上‘送给习近平主席’。”——阿谀和跪拜之态呈于纸面。
在现时的焦国标眼里，共产党和红二代不是改造的对象，更不是改革的阻力，而是习近平改革的工具（脚手架）。对手的武器（工具）夺取不得，这场改革和反改革的搏杀还如何进行？
当然，这一点基本逻辑是有的。焦国标把秉持这种武器的人当成了一个投诚于改革势力的人，所以原来的武器已经成为改革的力量。因此，焦国标不但不反对独裁和专制，反而拥护独裁和专制的手段。他说他支持习近平“大权独揽”、“万权集于一身”、“我宁肯一厢情愿他立志做大英雄大豪杰”——这和民主所要求的、解构专制制度所必须的权力制衡、三权分立背道而驰。
如果焦国标关于习近平是新时代的“蒋经国”的观点是正确的，先让其“大权独揽”可能有利于推动变革。但问题是，这种认定必须有事实根据。遗憾的是，焦国标却没有任何事实根据。他以为是在作小学生作文，面对人们的提问：“你如此判断习（把习当成宪政改革的民族英雄），依据是什么？”他是这样回答的：“国标：习好比一个百元百次方程，我无法给出解此方程的每一个步骤，但我能直达其解。也许这就是特异功能（笑）。”（见《挺习总，答客难》第十四）
“笑”得多么潇洒！
人们又说：“习的很多公开讲话都是问题多多，无法叫人看好。”他如是回答：“老毛说他从不看《人民日报》，我也从不凭习的公开讲话判断他。习早年的经历，习自己写的那些文章和文风（如写贾大山那篇），北京饭局上听到的习的一些很愣的故事，是我判断他的主要依据。我喜欢他的那种愣劲儿。当下中国，不愣就寸步难行。”（同上）
焦对习做出“民族英雄”的判断，根据原来是他的“特异功能 ”。他如此回答后可能感到有些荒唐，补充说是根据习的文风和饭桌上的坊间碎谈——而且，特别的，他不看习的公开讲话。
习的文风是什么？是“打铁还要自身硬”和“两只鸟论”的粗犷俚俗风格？在我看来更像无产阶级的蛮悍文风。习总走欧访美游英行德，列了那么多书名，从习总的语言中我却看不出莎士比亚、卢梭所代表的人文风格！
饭桌上所听到的坊间碎语是什么？不得而知。
焦国标不但不懂论证，而且不懂事实是判断的基础。他以为他是在写神幻小说，写得惊奇就行。我总结说焦国标的文章是农民式的，中国古典文化式的，形像的比喻为特点，缺乏逻辑构思。焦是写杂文的，而且偏于文学性的杂文，寻求“雷人”是他的特点，说理不是他的追求，更不是他的擅长。当我从他的宝匣中揭开他的荒谬，你不要惊奇！
最后却也要说说焦国标去年文章命题为“答客难”的一些微妙的心理原因。中国文学史上典型的“答客难”是西汉东方朔的手笔，流传千古，开一代文体。东方朔自恃有才，却也可能有点小才，四处张扬炫耀，多次自荐自夸于汉武帝。但武帝始终以俳优视之。东方朔的“答客难”就是别人讽刺他“既然你如此高才为什么却得不到重用”时候的自我解嘲之作。说是自我解嘲，却还是想通过文章自炫求用，因此辞采流畅，比喻华丽，成为后来的榜样文章。后人扬雄的《解嘲》、班固的《答宾戏》、张衡的《应间》等，都是模仿它的作品。焦国标去年以此等题目写作此等文章，潜意识中有俳优之怨，期待新朝发现的用意。却也不可忽视！
我们进入正题。


三、习近平的工资　
焦国标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
1.习近平先生，您身兼党、政、军多个领导职务，您的工资是由党发？政府发？军队发？而党、政、军的钱是不是都是纳税人的钱？
答：我的工资发放渠道与全国数百上千万公务员的并无不同。党政军的钱是纳税人的钱，但纳税人的钱是在党政军维持的框架下挣来的。一个社会平台是由百业各提供其个性服务支撑起来的，我们都是在以各自不同的方式服侍我们的国家和彼此服侍，片面强调“纳税人的钱”是对其他各业的傲慢和凌视。

陈更对焦国标第一个回答的评议：
在进入正题之前，先介绍一下习近平的工资情况。据2015年1月21日 《凤凰资讯》披露：官方近日首次披露，公务员体系中最高的正国级官员最高基本工资从7020元/月（人民币），增加到1万1385元，换言之，这是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基本工资。以此计算，习近平的年薪是13万6620元（约合2万2000余美元），是世界主要国家的元首中工资最低的。约为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年薪218万美元的百分之一，美国总统奥巴马年薪40万美元的十八分之一。他比他的前辈毛泽东要好得多，毛泽东六十年代的月工资为404元，年薪不足5000元。以10人民币兑换1美元计算，毛泽东的年薪是美国总统的千分之一。一个享受各国元首中最低工资的大国领导人，对他的国家的财富支配权力却又较世界任何国家的元首都要大得多。这也是万花世界中各国领导人工资与权力比较的奇观。让我们进入正题。
焦国标所模拟的回答，看似严丝合缝，其实文不对题，因为焦国标偷换了概念。
我们当然知道提问者的立场，知道所提问题的具体指向：借用现代国家的税赋理论，剥开一个以某政党为统治主体的专制国家不为人民，只将人民血汗垒砌党国王朝的非人民本质。焦国标却脱离提问者的具体指向，将对党国王朝的特定指向偷换为一般国家。于是，他用适用于一般国家的税赋理论解答网友所指向的特定问题。
焦国标在这里运用的是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建立起来的“国家学说”的一般常识。国家由社会（人民）契约组成，社会（人民）要给国家提供为社会（人民）开展管理活动的经费。在正常的国家里，总统、公务员、军队都是服务于人民的，人民纳税供养他们，他们依靠税赋的供养代替人民管理国家。税收的基本原理是“来之于民用之于民”，国家依据法律所征收上来的税不能用于个人利益、社团利益，而必须用之于人民福祉，包括用之于人民福祉过程中的国家管理活动。
网友们所问“你身兼党政军多项职务，你的工资由党发？由政府发？由军队发？”——其直接指向是，作为党的领导人你不应该从人民交纳的“税赋”里边抽取薪水。在任何民主的国家，用人民的纳税钱给政党的领导人支付薪水都是严重违法，不可想像的。但焦国标却说：“我的工资发放渠道与全国数百上千万公务员的并无不同。党政军的钱是纳税人的钱，但纳税人的钱是在党政军维持的框架下挣来的。一个社会平台是由百业各提供其个性服务支撑起来的，我们都是在以各自不同的方式服侍我们的国家和彼此服侍”——这一回答掩盖或回避了问题的最本质的部分。
中国有8000万共产党员，8000万党员寄生或一定程度寄生在这个国家的机体之上；权贵阶层多通过党的权力攫取国家的权力，从而攫取中国的大部分经济利益；网友提出这样的问题很有意义，抓住了问题的本质。焦国标却用“一般”化解“特殊”，把问题的指向全部消灭掉了。
除党的主体应当摒除于赋税的使用者之外，焦国标回答的错误还在于，他说：“党政军的钱是纳税人的钱，但纳税人的钱是在党政军维持的框架下挣来的”。须知中国人民解放军是党的军队，不是国家的军队，党的军队靠人民的赋税供养也产生了问题。对此后有专论，此处从略。
另外，此问题还针对于大规模的阅兵，不适当的援外，不该开罪于某些国家的时候放肆地开罪，然后拿着钱袋子再去讨好。这样使用纳税人的钱决然超出了纳税人的授权范围。
民主国家使用国库的每一笔钱都要国会通过。在我们的国家，这样的程序是没有的，或形式上的。人民纳了税，人民对于税赋的使用毫无支配的权力，这肯定是个问题。昨日有篇文章《新中俄不平等条约》阐述了一个十分严重的事实：普京肢解克里米亚后，在西方国家对俄国实施经济制裁的时候，中国与俄国签订为期35年的天燃气、石油合同；不久，美国与伊朗就核问题达成协议，世界油价降低，而且由于页岩油技术的开发，油价降低将成为趋势；国际油价43美元一桶，中国从俄罗斯进口油价106美元一桶；整个合同履行下来，相当八次“辛丑条约”的受虐程度。不只这一桩买卖，印尼高铁（与日争夺）、美国波音飞机项目（缓解对美关系）都有政治交易的成份，中国丧失了应有的商业利益。问题多多，何是焦国标一句“党政军的钱是纳税人的钱，但纳税人的钱是在党政军维持的框架下挣来的”所能概括的？
焦国标的回答里边还潜藏着一个巨大的错误：将纳税人与征税人混为一体。他说：“一个社会平台是由百业各提供其个性服务支撑起来的，我们都是在以各自不同的方式服侍我们的国家和彼此服侍，片面强调‘纳税人的钱’是对其他各业的傲慢和凌视。”
在税赋理论领域，“纳税者”与“征税者”是两个对立概念，是普通逻辑中“此和此外”的关系。焦国标说“片面强调‘纳税人的钱’是对其他各业的傲慢和凌视”出现了两个层次上的荒谬：１、将征税的权力者（国家和政府）视作“百业”，与纳税人同一地位；２、人民的屈没叫出来，权力者叫屈了：片面说你纳税人的钱，是对我国家和政府（征税人）的傲慢和凌辱！焦国标站在哪个立场上说话？
但是，在知识上你不要过份看得认真：他没有研究过国家税赋的知识和理论，也不考虑逻辑，他是凭机灵瞎说！
焦国标过去说“要用一分钱的价格把中国卖给美国”，还说“要作个汪精卫，中国由日本人统治”——这些话看来荒诞，其实是说：纳税人的钱在不同的统治者手里会有不同用场。美国和日本政府将纳税人的钱用在正当的地方，服务于人民，所以不如把中国交由美国或者日本来统治。看似荒诞，剥开荒诞的表皮合理的内核存在于言语深处。
焦国标的思辨特点是不自觉的诡辩。“诡辩”是圆形的周边，诡辩者永远站在辩论对手的相对立的一面，绕着圆边转；他永远有理，但你不可将他今日所说与昨日所说进行对照，那样就打了自己的脸。“将中国一分钱卖给美国”与“中国的税赋制度很合理”两个论断都指向同一个问题：中国的现行制度合理不合理，纳税人的钱是否用到了纳税人的身上？针对同样的事实，昨日的立场与今日的立场不同，他的回答变了方向：针锋相对。
理论是具有深厚内蕴的一个点，它恒定于圆的中心，像太阳针对不同的事物反射它的光。事物在变，理论（真理）不变。焦国标对理论缺乏这样的理解，他的文章只是浅薄的花言巧语。


四、军队国家化
焦国标对第二个问题的回答：
2.您一直强调中国人民解放军是党军不能国家化，但是为什么要用国家预算来养，亦即纳税人的钱来养？
答：我们当下的国家，是一个赓续而来的国家，不是在车间短时间组装（攒）出来的国家。它的许多职能和界限还在不断分化中。你如果以一个组装起来的国家为标准衡量一个赓续而来的国家，不免失望。国家固然有问题，你的标准也不妥。如果上帝怜悯中国，愿意给我们组装一个零部件和功能机制都最优的国家，我愿意以辞去国家元首表示支持和欢迎。

陈更对焦国标第二个回答的评议：
军队隶属于国家，在任何社会的和平时期都是这样的。古今中外，概莫外之。从历史上看，一个人、一个政党在打江山时期，将军队视作是自己的，一旦江山建立，便将军队交付于国家，与人民和平共处。建政之后仍然将军队视作自己的，那就是将自己与人民对立，保持自己（个人或政党）与人民的战争状态。毛泽东时代，党指挥枪，是因为毛泽东的理论是“阶级斗争”、“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与人民确实保持着“战争”的对立状态。目前的中共自称是全民的党，代表着全体中国人民的利益，继续将军队当作中共的军队，缺乏任何理由。在理论上也根本说不通。
即使前苏联，军队也不是苏共的军队，而是国家军队。值得重视的是，按照前苏联的理论，军队的职责是对外防御，并没有对内镇压的功能。前苏联军事理论家，苏军索科洛夫斯基元帅（曾任国防部第一副部长 、总参谋长）主编、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多次再版、在世界各国有广泛影响的《军事战略》一书写道：“社会主义的军队，是保卫人民的自由和独立不受帝国主义侵略者侵犯的军队”。“社会主义国家之所以建立军队，不是因为国内条件的需要，而首先是因为必须保卫国家不受国外敌人的进犯，是因为存在着来自帝国主义阵营的战争危险。仅仅是这一点才使得苏联不得不拥有一支军队…”（《军事战略》，战士出版社1980年6月第二版第461页）。据此，中共坚持军队是党的军队，既缺乏理论支撑，也缺乏历史先例。
针对焦国标先生所拟答案，再评如下：

一、军队是国家的军队，人民有义务用自己交纳的税赋供养这只军队；军队是政党的军队，对这只政党的军队为人民服务的部分，人民有义务用自己交纳的税赋进行供养，对于这只军队服务于政党，甚至服务于政党镇压人民的部分，人民无义务用赋税供养。
二、“赓续”一词在本段出现了两次，它是焦国标在本篇文章中最经常使用的一个词汇，他用这个词汇来作权力者逃避责任的渊薮，用这个词汇作为美化现实中发生的罪恶的渊薮。“党指挥枪的制度”由来已久，它成为中国共产党稳固权力的根本，即使大跃进饥荒导致4000万人死亡，即使文化大革命造成中华民族三千年历史上的最大灾难，政权超稳定，稳定的原因都来源于中国共产党对这支军队的掌控。军队显然是中国实现政治改革的最根本阻力，军队制度的“赓续”，必导致中国体制改革的延缓。搞不好还会出现26年前的情况，在改革成功呼之欲出的节点上，人民供养的军队残酷制止了人民改革的要求。
军队制度的改革是国家制度改革的必要条件。“赓续说”是为不合理的制度无期限延长的寻找开脱的理由，为堕性张目，为专制体制千年一系找到冠冕堂皇的遁词。肮脏发生于和存在于历史之中，肮脏必须在现实中清除，清除肮脏是现实的责任。用“毛圣人”的话说：“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说什么赓续？
三、“如果上帝怜悯中国，愿意给我们组装一个零部件和功能机制都最优的国家，我愿意以辞去国家元首表示支持和欢迎。”——美化君王是焦国标行文的又一特点，为了国家的根本进步，习近平愿意辞去国家元首表示支持和欢迎。帝位禅让，尧舜复生，焦国标对习的美化达到难以容忍的地步。习近平经常强调的是：“最根本的是坚持党的领导”、“确保党指挥枪原则落地生根”，焦国标说他愿意以辞去国家元首来欢迎军队国家化的根本性改革，根据是什么呢？

附：苏军“国家化”和“非党化”实自列宁斯大林时代开始（摘）
冯全民　　来源：共识网

一段时期以来，有关因戈尔巴乔夫推行军队“国家化”、“非党化”、“非政治化”改革，从而导致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观点颇为流行。
　　且不说军队“国家化”、“非党化”、“非政治化”导致苏共垮台和苏联解体的观点是否能够成立，单就现在一些人批判的苏军“非党化”的一些做法来说，其实并不是戈尔巴乔夫进行政治改革时才有，而是始自列宁、斯大林时期，可以说是苏军的的传统。

　　一、从理论上看，苏联始终坚持武装力量是国家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

　　苏联国家政权和苏联军队都是列宁等苏共早期领导人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建立的。
　　马克思、恩格斯始终认为武装力量是国家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军队是国家为了进攻或防御而维持的有组织的武装集团”（《马克思恩格军事文集》第1卷第342页）。

　　苏军索科洛夫斯基元帅（曾任国防部第一副部长 、总参谋长）主编、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多次再版、在世界各国有广泛影响的《军事战略》一书写道：“社会主义的军队，是保卫人民的自由和独立不受帝国主义侵略者侵犯的军队”。“社会主义国家之所以建立军队，不是因为国内条件的需要，而首先是因为必须保卫国家不受国外敌人的进犯，是因为存在着来自帝国主义阵营的战争危险。仅仅是这一点才使得苏联不得不拥有一支军队…”（《军事战略》战士出版社1980年6月第二版第461页）。

　　二、从军队领帅机关设置来看，苏联始终坚持由国家和政府掌管军队

　　政府掌管武装力量、政府首脑担任军队的最高统帅、主持最高国防会议，这些都是军队“国家化”的重要准则和标志。而苏军自建立以后，军队领帅机关的设置始终遵循了这些原则。
　　无论是内战时期的“工农国防委员会”，还是卫国战争时期的“国防委员会”，都类似于英国的战时内阁。虽然列宁在担任“工农国防委员会”主席的同时，又担任俄共总书记和人民委员会主席；斯大林在担任“国防委员会”主席的同时，还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和人民委员会主席。但这两个时期的“国防委员会”都属于国家机构，而不是党的机构。因此，那种认为，苏共总书记列宁担任工农国防委员会主席，就“从而实现了苏共对红军的绝对一元化领导”的观点显然不符合历史事实。
　

　　三、从军队领导人参加党中央领导核心来看，苏共多数时期仅安排一名军队领导人参加政治局
　　在苏军七十多年的历史上，只有斯大林在卫国战争时期担任国防委员会主席时被任命为苏联武装力量最高统帅，戈尔巴乔夫在1991年担任苏联总统后被宪法确认为苏联武装力量最高统帅。斯大林之前的列宁和斯大林之后的赫鲁晓夫和勃烈日涅夫等苏共总书记，都没有被任命或被法律规定为苏联武装力量最高统帅。
　　而在安排苏军领导人担任苏共最高领导机构--中央政治局委员上，苏共也似乎历来都比较吝啬小气。

　　
　　四、从军队的领导指挥体制来看，苏军多数时期实行“一长制”，只在少数特殊情况下设立政治委员

在苏军七十多年的历史中，实行设立政治委员的双首长制三立三废，最终在1942年10月后确立了“一长制”。
　　苏军第一次实行政治委员制，是从1917年“十月革命”前后到1925年， 第一次政治委员制度实行了七年。
苏军第二次实行政治委员制，是从1937年5月到1940年8月。当时国际军事斗争形势十分严峻，而红军经过肃反，原有的大批指挥员被清洗，新任指挥员又缺乏同时领导作战、管理和政治工作的经验，因此苏共和苏联政府决定恢复政治委员制。
　　苏军第三次实行政治委员制，是从1941年7月到1942年10月。第三次政治委员制度仅实行了1年零3个月。到了1942年夏秋两季，苏军武器装备和军队组织都有了很大改进。因此，当年10月9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发出命令，在全军取消政治委员，恢复军事指挥员单一首长制。从此“一长制”在苏军稳定下来，直到1991年苏联解体。

　
　　五、从苏军政治机关和党组织的职能来看，苏军政治机关及其领导下的党组织和只负责军队的教育和宣传鼓动，而不负责部队的指挥和干部任免

　　
　　苏军的总政治部实际上是苏共中央的一个部，负责苏共对军队的政治领导。总政治部以下，在军区、舰队和驻外部队集群设政治部，在集团军、区舰队、军、师和旅设政治部。团级以下单位不再设政治机关。
　　政治机关的首长在部队官兵的政治思想情况、纪律、战斗训练方面，对本级司令员（指挥员）和上级政治机关负责。在实行军政双首长时，政治机关负责协调和统一政治委员的工作并对政治委员实行监督；在实行“一长制”的情况下，政治机关负责协调和统一政治副职的工作并对政治副职实行监督。
　　因此，苏军各级党组织不是部队的领导核心，不能决定部队的重大问题，无领导指挥权和干部任免权，军队的指挥权都集中在“一长制”首长手中。即使在党内组织生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时，党员和党组织也不能对指挥员的命令进行批评。
　以职业军人为主体的苏军军官队伍反感和敌视政治机关的观念始终没能改变，政治机关和政工干部在部队进行的空洞意识形态说教也使他们在部队“普遍地不受欢迎”。1991年3月19日，作为戈尔巴乔夫军事改革的一项内容，苏军总政治部改名为总军事政治部，仅仅作为国防部属下的一个教育机构，不再具备党政工作职能。在戈尔巴乔夫时期裁军七十万过程中，七、八万政工干部也与军事干部一样被裁撤（并非有人误导的那样，单单裁撤政工干部）。1991年12月1日，苏军总军事政治部又被改组为国防部军人工作委员会。从此，苏军总政治部这一有着70余年历史的机构与苏共一起走进了历史。

　　2013-10-3


五、党的经费何来？
焦国标对第三个问题的回答：
3. 中国共产党的各级机构是社团机构为什么要用纳税人的钱来养？
答：这个局面是由历史赓续而来。一百年后，或五十年后，肯定不同。

陈更对焦国标第三个回答的评议：
“赓续”一词出现第三次，政党是社团机构，是群众团体，不能用纳税人的钱来供养政党，这是国家原理的基本要求。政党是代表特定人群的特定利益集团，人民没有义务提供税赋养活某一特定的利益集团。
从法律意义上讲，国家拥有两种权力：一种是财产权力，也就是所有者的权力；另一种是政治权力，即国家的强制权力。国家征税凭借的是政治权力，而不是财产权力。但是，政治权力的行使要基于法律的规定。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看，中国共产党不属于任何一级国家机构，因而从宪法上找不到它使用赋税的任何权利。宪法是任何一个国家的法律之源，所以我们可以肯定地说，用纳税人的钱来养活中国共产党和他的协从的政党（八大民主党派）不具有任何合法根据。
然而，我们从199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制止奢侈浪费行为的若干规定》、１９９９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调整党政机关汽车配备使用标准的通知》、２０１３年《中央和国家机关会议费管理办法》等此类文件中可以看到，中共社团组织与国家行政机关——人民政府并列，都列为受国家赋税供养的食税人。这样的立法势头还有向下蔓延之势，随便举例，辽宁省出台《地方税务局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业务问题的通知》（第四条关于私营企业党组织活动经费问题）、江苏省委组织部、财政厅、国税局、地税局四部门联合发出《关于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活动经费的通知》均就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活动的经费问题作出了税赋方面如何处理的规定。我们尤从这些文件看到，这些规范性文件（包括规章）不是单纯由立法机构（人大和政府）制定，而是由社团组织——中国共产党——参与制定。
上述规范性文件，在立法内容上的宪法根据是什么？政党参与立法，从立法主体上看，它的宪法根据又是什么？如何朝向法治国家的方向迈进，如何确立法治，这是党心、民心的要求，浩浩潮流，不可阻挡。用全体纳税人的钱供养政党的情况，人民不能闭上眼睛不管，中国共产党也不能躺在人民供养的床上耍赖！
焦国标用历史赓续说来推拖治国者现实改革的责任，意在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