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心病：无法交代历史不敢回大陆

碧桂园

张学良晚年不回大陆，根源不在于疾病缠绕，不在于和日本天皇撞车，不在于赵四小姐阻挠，也不在于台湾国民党和李登辉的干涉，而完全在于张学良自己。他太想回大陆了，可他又实在不敢回大陆，他怕有些话说不好，对历史无法交代。本文选自2015年12月4日共识网，作者马双有，原题为《张学良晚年为何不回大陆？》。

   

    张学良在1990年恢复自由以后，最想去的地方，恐怕就是中国大陆了。为什么这样说呢？

   

    大陆东北不仅是他的老家，是他的父母亲、老祖宗埋葬之地，为父母扫墓，叶落归根，是炎黄子孙的传统礼仪和难忘的情结。更主要的是，大陆给了他最高的荣誉，最大的声望；“千古功臣”“爱国将领”“民族英雄”，一顶顶耀眼的桂冠早就为他准备了；他人在台湾，大陆早就给他树立了一座无人企及的巍峨丰碑！大陆自建国以来，无时不刻不在念叨着张学良的丰功伟绩。报纸、电台、电影、电视、书籍等媒体，歌颂张学良的作品连篇累牍，不可胜数。大陆各届党政领导，无不时时刻刻准备敞开胸怀，伸出双手，以最热烈、最隆重的礼仪，来欢迎这位久别重逢、功德无量的大英雄！

   

    面对大陆的掌声、鲜花和笑脸，受尽苦楚和冷遇的张学良怎能不心驰神往呢？

   

    但是，他获得自由离开台湾的第一个去所，竟然是遥远的美国，又从美国回到台湾，在台湾又飞到美国，从此定居美国，直到终老，再也没有回到大陆。这是为什么呢？

   

    于是，张学良晚年为何不回大陆，就成了人们怀着极大兴趣急于探究的重大历史疑问。笔者多年来读过不少此类文章，很少有说到点子上，令人信服的：有的观点是瞎子摸象，片面理解；有的观点是主观臆断，强加于人；还有一些观点是带着意识形态的偏见，为尊者讳，遮遮掩掩，不得要领；尤其是对张学良的内心世界不敢做深入探究和分析，得出了片面的“为我所用”、为政治需要服务的结论。

   

    有的说，张学良是身患多种疾病，无法来大陆。这种观点一看便知是违背事实的妄说。张学良有病，能从台湾飞到万里之遥的美国，就不能来到近在咫尺的大陆吗？他在台湾和美国之间跑了好几个来回，即便有病，他如果想回大陆，10次大陆也回来了！

   

    我们的一些学者却忘记了这个基本常识，在张学良的疾病问题上予以反复考证：某年某月张得了什么病，已经看好了；在某时某地张得了什么病，现在已经痊愈，可以走路了，云云，以证明张学良不是因疾病而不能回大陆。这种考证毫无必要，他能到美国而不能去大陆，这根本不能用“疾病”来解释。

   

    有的说，张学良是因惧怕日本天皇而不敢回国。说1992年10月张学良准备回大陆的时候，恰好日本天皇此时也在中国大陆访问。为了避免和日本天皇发生冲突，所以取消了回大陆的行程。这个观点更是有点可笑。

   

    人常说，大路朝天，各走半边。日本天皇的访华，怎么会影响到张学良的回国呢？如果不想和日本天皇碰面，等他走了以后咱再回国；天皇在中国访问，最多也就是十天半月，难道非得这几天回国吗？

   

    对于这个可笑的观点，我们完全可以一笑置之，不予理睬。然而我们的一些学者却抓住这个问题，对张学良与日本的关系进行了认真考证，说明在“九一八事变”左右，张学良对日本如何仇视，杀父之仇，亡国之恨，刻骨铭心。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张学良的仇恨淡化了，对日本有好感了，甚至表示要到日本看看。所以，他不可能担心和日本天皇相遇。这种考证也属无聊。这种明显的可笑的观点，小儿常识即可驳倒，大人们却拉开架子认真批驳，不也显得可笑吗？

   

    还有一种观点，说是赵四小姐阻拦张学良，不让其回国。这可能是一种因素，但绝不能作为定论。

   

    据说，赵一荻作为张学良的夫人(原来是秘书兼情人)，在台湾和在美国夏威夷期间，都多次流露出她不希望张学良回大陆的意思。有些话甚至口无遮拦，毫无顾忌。这可能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让张学良改变主意和动摇归乡信念的消极作用。有人为了论证这一观点，举证说，在台湾期间，即便与张学良私交甚密的台湾新闻局处长郭冠英、《联合报》资深记者周玉莞等可以随便接近张学良的人，想对这位世纪老人进行采访的时候，也一定要事先得到赵一荻的首肯。这就更不要说张学良回大陆的重大事件了。这一切都因为赵一荻从中作梗，才使得张学良的回乡计划始终不能如期实现。

   

    有人对此也进行了反复考证。认为赵一荻并非外界非议的那样，是因为她对家乡和祖国没有感情。恰恰相反，赵一荻对家乡对祖国的感情之深，一点也不逊于少帅。她之所以说出“张学良不想回大陆”的话，很可能是被台湾的政治局势所左右。她的真实情感，是十分思念大陆和故乡的。大陆的亲人给她来信，她在几封回信中，一再表示对大陆家乡和亲人的的思念，“希望有一天大家能够团聚”，感叹“我离家已经60年了！”由此可以证明，赵四小姐是思念大陆家乡的，那种所谓赵一荻百般阻拦张学良回祖国大陆的说法，是难以成立的。

   

    其实，这种考证也是无意义的。赵一荻接到大陆亲人的信，肯定要回信，表示对亲人的怀念，这是很自然的必须说的符合人之常情的话，也仅仅是说说而已，我们不能以此为据，就说赵一荻想回大陆，因而不可能阻拦张学良回大陆。赵一荻如果真的想回大陆，她完全可以独自一人，暂时离开张学良，像无数的台湾老兵一样，在80年代即可回乡探亲，谁也挡不住！

   

    “赵一荻阻拦张学良回大陆”，本身就是一个不靠谱的不合常情的论断。张学良如果想回大陆，把一生奉献给了张，对张体贴入微、百依百顺的赵一荻，不可能阻拦，只能顺从。她才不管你什么政治不政治，一切惟张学良马首是瞻。况且，她明明知道，大陆对张学良布满了鲜花和荣耀，而不可能有什么陷阱。一个女人家，跟着丈夫去迎接掌声和鲜花，自己也被戴上荣耀的光环，夫唱妇随，夫贵妻荣，何乐而不为呢？

   

    一些专家在推翻了上述几个观点之后，得出了自己的观点。认为张学良始终不能回大陆的根本原因，就是“政治的阴影一直笼罩在这位一生热爱祖国、主张国家统一、反对台独的民族英雄身上”，“在于当时执政的国民党右派人士给予他的精神打压过于沉重”“李登辉从中制造障碍”“李登辉虽然口头上高叫给张学良自由，然而在事实上利用国民党情治机关时时限制这位与中共有千丝万缕关系的东北军将领的自由”。直言之，就是国民党右派不让张学良回大陆，李登辉不让张学良回大陆！

   

    为了论证这一观点，一些学者也举证了不少事实。早在1988年蒋经国在台湾病逝前，东北大学旅美校友会会长张捷迁等一批旅美学者，就已经在海外策划如何敦促国民党尽快给张学良以真正的自由了。然而在蒋经国当政时，张学良的虽然有了一定的自由，改变了蒋介石在世时军统特务严加管束的局面，但张学良在1988年前只是一种形式上的自由。李登辉上台后，张捷迁等人过高地估计了李登辉在媒体上鼓吹的“民主”“自由”，从1988年春天，他们就以美国为中心，多次向台湾国民党发起“尽快给张学良以真正自由”的舆论呼吁活动。但是李登辉不予理睬。

   

    1989年，李登辉在海外人士的多次施压下，不得不接见张学良，以示给了张氏以相当的自由。张捷迁等人识破了李登辉的政治伎俩，公开在报纸上向李登辉叫板说：“如果张学良真有自由，就应该允许他到美国来。如果不让他来美国参加东大校友会的活动，我们可以自费赴台，专为张学良祝寿。”

   

    张学良得知消息后，立即给张捷迁去了一封言辞隐晦的信，暗示了他在台湾的处境：

   

    捷迁弟：

   

    4月15日信收悉。

   

    捷迁弟，凡事要理智些。不要太感情用事，冷静些，忍耐些。不要太性急。······我郑重地对你讲，时非其时，你们来不会见到我的。我想起唐伯虎的诗，书于后：“万事由天莫强求，强求不成反成羞。”

   

    愿上帝祝福！

   

    张学良于台北

   

    看了张学良这封短信，很让人感到奇怪。张学良此时似乎处于白色恐怖的严密高压统治下，类似于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共产党的处境，连一直冒着风险为自己帮忙的远道而来的朋友也不敢见。难道国民党的军统特务还在门口虎视眈眈吗？在1989年台湾已经开放党禁报禁、实行充分民主自由之时，这不可能啊！可张学良此刻竟然有如此胆怯心态，究竟何故？

   

    据说，张捷迁等人并没有向台湾当局的高压屈服，他们仍然不断利用美国传媒，大肆向台湾当局发起进攻。一直到1990年春天，在国民党开明人士张群等人的里应外合下，李登辉才不得不同意在圆山饭店给张学良公开祝寿，同意给张学良包括去美国探亲等自由。但唯独在张学良回大陆的问题上，仍然不肯放松。

   

    1993年，张捷迁等人借东北大学70周年校庆之际，向李登辉去信，要求为张学良回大陆开绿灯。他在信中说：

   

    他(张学良)珍爱台北家园，依靠基督，自称浮云野鹤，心灵自由，怡然自得，仙人一般。不过，老年时常念念不忘故乡故园，60多年来从没有祭扫父墓，难免凄然。特别听到他创办的东北大学于1951年被取消名义，分母校和分校两部分，难免耿耿在心······1993年4月26日，是东北大学70年校庆，同时母校校友会筹备在沈阳举行复校典礼，拟请原校创始人张学良校长亲莅现场剪彩······。老校长认为母校夭折42年复活，可算大学教育史上的奇迹，由93高龄的创始人前来剪彩，更为稀有。他老慨然应允此行······。如他老不访故乡，不扫父墓，不为复校剪彩，似乎未尽道义责任，不会甘心，临终将难以瞑目······

   

    张捷迁的信代张学良说话，可谓情真意切，设想美好。但很快就在李登辉冷若冰霜的态度面前化为肥皂泡。台湾当局依然不予理睬。

   

    李登辉阻挠张学良回大陆的证据不仅如此。张学良1991年首次访美时，曾经与他有过三个月接触的贝祖贻夫人蒋士云女士，托记者在台湾《中国日报》发文说：“少帅居停纽约时，北京派不少人来看他，中共当局已经准备妥一架专机，只要少帅愿意返回大陆，专机即随时飞至纽约搭载少帅。贝夫人当时曾力劝少帅回大陆看看，并说这是他的‘大好时机’，少帅本人亦很想回东北老家瞧瞧。然终未成行。做事一向果断爽快的少帅，为何舍弃良机，未回暌违40余载的故国？少帅向贝夫人解释说，李登辉只准许他到美国来，他不能借此机会就跑去大陆。这样对李登辉不好交待。而他又是讲义气的人，不愿难为李登辉。贝夫人对李登辉说，不要管那么多，就利用这个好机会回去走走。少帅一直犹豫不决。他对贝夫人说，他回到台湾以后将请示李登辉，批准他回大陆。贝夫人答道：‘你不用问他，问也白问，他一定不准。’少帅请示的结果，果如贝夫人所料，李劝张学良勿回大陆。贝夫人说，少帅上了李登辉的当······。1993年底，少帅离台，定居檀香山。2001年病逝，始终没有赴大陆。据贝夫人说，张夫人赵一荻反对少帅回大陆，也是促成少帅终老海外、怅望神州的原因之一。少帅后来虽然嘴上不说，但心里一定很后悔没回大陆。”

   

    这些材料反复在论证一个观点，是国民党右派和李登辉之流阻挠张学良回大陆，似乎煞有其事。但一回想台湾的社会现实，便觉得这种观点似是而非，难以令人信服。

   

    1990年张学良获得自由后，台湾已经完全是一个民主宪政、人人享有充分自由的社会。那种特务横行、冤狱遍地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那种独裁专制、钳制自由的社会早已烟消云散了。统治台湾几十年的蒋介石的神像已经被人民推倒，国民党的残暴罪行已经遭到人民的清算。台湾的反对党如雨后春笋不断诞生，而最大的反对党民进党，正在向国民党的统治发起一轮又一轮的冲击；李登辉贵为总统，但是对他不满的老百姓可以向他吐唾沫、扔鸡蛋，可以对他发出愤怒的抗议和谩骂。李登辉和国民党的统治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几年后果然被民进党所推翻，陈水扁取而代之)。他有什么理由、有什么胆量，竟敢限制普通公民张学良的自由呢？李登辉对张学良的所谓“限制”“不肯放松”，只能是一种说法而已；张学良向李请示，李不让他回大陆，只能是老朋友之间一种善意的劝告，类似于“好自为之”之说。他根本阻挡不了张学良！

   

    1989年，张捷迁等人准备到台湾为张学良祝寿，为他筹划去美国回大陆之事，张学良竟回信表示避而不见，有点惊恐不安的样子，绝不是台湾的什么高压政策又恢复了。很显然，是大陆学潮的政治风波遭到西方世界的一致围攻，美国、台湾正在对大陆进行妖魔化宣传，大陆的改革开放陷于停滞，大陆的政治名望进入寒冷的冬季。而这一切与张学良不无干系。张学良此时正处于极度懊恼忏悔和自责之中。这和国民党右派和李登辉恐怕没有什么关系。

   

    其实，张学良从1990年获得自由后，不独在美国的张捷迁等人对张学良表示关切。对张学良的去向最为关注、最渴望张学良回大陆的，当属大陆的中共最高领导层。

   

    1991年3月10日，张学良和夫人从台北桃园机场踏上赴美探亲之旅。在登机前与中外记者的谈话中，也表示有回大陆探亲的意向。这引起了中共中央的重视。已经退休的邓小平打电话给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和国家主席杨尚昆，说：“你们应该开个会，研究研究这个问题。”并对如何迎接张学良的归来作了较为详尽的指示。

   

    根据邓小平和江泽民的指示，中共中央有关部门马上作了四项重要安排：一是当年6月在北京为张学良举办91寿庆活动；二是纪念九一八事变60周年；三是派人去沈阳修葺大帅府和大帅陵，为张学良归来后赴辽宁抚顺安葬其父张作霖的遗骸做好前期准备工作；四是派出一位中央副部级以上领导，亲赴美国旧金山转达中共中央对张学良的欢迎之意，此人并具体负责对张学良归来的一切事务性安排。

   

    中央选定原全国政协副主席、张学良的老部下吕正操为赴美特使。为了加重联系的分量，周恩来夫人邓颖超根据邓小平的意见，亲笔给张学良写了一封信，全文如下：

   

    汉卿先生如晤：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数十年海天遥隔，想望之情，历久弥浓。恩来生前每念及先生，辄慨叹怆然。今先生身体安泰，诸事顺遂，而有兴作万里之游，故人闻之，深以为慰。

   

    先生阔别家乡多年，亲朋故旧均翘首以盼，难尽其言。所幸近年来两岸藩篱渐撤，往来日增。又值冬去春来，天气和暖，正宜做故国之游。今颖超受邓小平先生委托，愿以至诚，邀请先生伉俪在方便之时回访大陆。看看家乡故土，或扫墓、或省亲、或观光、或定居。兹特介绍本党专使某某同志趋前拜候，面陈一切事宜。望先生以尊意示之，以便妥为安排。

   

    问候您的夫人赵女士。即颂春褀！

   

    邓颖超 1991年5月20日

   

    这是邓颖超给张学良的第二封信。一年前她就给张学良发过祝贺他90寿辰的贺电。此贺电竟高高悬挂在台北圆山饭店祝寿的礼堂正中，引起海内外人士的高度关注。张学良敢把“共党首领”的贺电高挂在国民党治下的礼堂中，并未遭不测，可见台湾开放自由之程度。

   

    吕正操一行5人，奉中共中央之命，携邓颖超之信，于5月23日从北京启程径飞旧金山后，发现张学良已于几天前到美国东部纽约访亲问友了。于是便率员飞赴纽约，在曼哈顿贝祖贻夫人的住所，终于拜见了老上司张学良。

   

    第二天，吕正操避开所有外人，在一家瑞士银行的经理办公室里，和张学良进行了长达1小时的谈话。他首先转交了邓颖超的信。张学良接信感慨万端，动情地说：“周恩来我熟悉，这个人很好。请替我问候邓女士。”

   

    接着，吕正操又向张学良转达了邓小平、江泽民、杨尚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他的问候，以及欢迎他借赴美之便返回祖国大陆探亲访友的良好意愿。张学良极为感动，非常感谢，却表示拒绝。他说：“我这个人清清楚楚地很想回去，但现在时候不到，我一动就会牵动大陆、台湾两方面。我不愿意为我个人的事，弄得政治上很复杂。”

   

    在随即开始的纽约各届人士为张学良举办的祝寿活动中，中共代表吕正操考虑到种种不便，没有出席这类活动。后来，二人在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团长李道豫大使的官邸里，进行了3个小时的会谈。吕正操介绍了中共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祖国的大政方针，张学良深表赞同，并表示愿为统一祖国出力。但就是不愿回大陆。尽管如此，仍然给邓颖超写了回信：

   

    周夫人颖超大姐惠鉴：

   

    某某来美交下尊札，无限欣快。又转达中枢诸公对良之深厚关怀，实深感戴。良寄居台湾，遐首云天，无日不有怀乡之感。一有机缘，定当踏上故土。

   

    敬请某某代向中枢诸公致敬。

   

    另转请某某转陈愚见。

   

    肃此

   

    敬颂夏安！

   

    张某某顿首 再拜

   

    6月2日

   

    张学良在纽约出席旅美华人为他举行的寿庆活动不久，即与夫人赵一荻于1991年6月27日经夏威夷飞回了台湾。91高龄的张学良携夫人在台湾和美国之间飞来飞去，万里之遥来回飞，咫尺大陆不愿归，究竟是为什么？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知，张学良晚年不回大陆，根源不在于疾病缠绕，不在于和日本天皇撞车，不在于赵四小姐阻挠，也不在于台湾国民党和李登辉的干涉，而完全在于张学良自己。他太想回大陆了，极大的诱惑在大陆那边向他频频招手；可他又实在不敢回大陆，他怕有些话说不好，对台湾和美国的朋友无法交代。

   

    更主要的是，张学良是个直性子，快人快语，豪爽仗义，胸无城府，不会做戏。到了大陆，肯定有无数的中外记者要采访他，有无数的亲朋好友要拜访他，还会有无数的好事者。好奇者来叨扰他。他该怎么说话？说假话不是他的性格，说真话又怕得罪好多人，惹出事端来。正如旅美学者张捷迁所说：“如果双方谈判有进一步的结果，三通能够早些解决，张老先生就能早点回家乡看看（后来两岸谈判有了结果，达成了‘九二共识’，实行了‘三通’，张学良依然没有回大陆）。他不想在双方互相斗争的环境下回去。若是在政治还没有明朗的时候回去，肯定有许多人问他对以往历史的看法，他不好回答。这是他为什么总是推辞回大陆的主要原因。”

   

    这才是说到了点子上。张学良恢复自由十几年来一直没有回大陆，关键问题就在于此。

   

    现在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张学良如果回到大陆后，有哪些问题不好回答？有哪些问题会让他处于尴尬境地，甚至会出现矛盾纠纷？

   

    第一个问题，也是世人最关注、最感兴趣的问题，当属“九一八事变”。面对这个最主要的当事人，有人会问：“九一八日本进攻时，究竟是谁下达的不抵抗命令？大陆都说是蒋介石下达的不抵抗命令，那么，你保存有蒋介石的手谕和电报原件吗？”

   

    张学良可能会实话实说：“那不抵抗命令是我下的。我当时误判了形势，错估了敌人的企图，总是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以避免扩大事端。结果使敌人的阴谋得逞。这个责任在我，与南京政府无关······”

   

    就这一席话，就会似当头一棒，打在好多人的脸上，使好多人惶惶不安，头上冒汗。他的一些老部下就会跑来哭丧着脸对他说：“少帅啊，你怎么能这样说呀？我们几十年来异口同声，都说是蒋介石下了不抵抗命令，是南京政府捆住了我们的手脚，使我们无法抵抗，仓皇撤退，丢失了东北。现在的电影、电视、报刊、书籍都这么说。你一说实话，揭穿了我们的谎言，叫我们的脸往哪儿搁？叫这么多影视书刊的口径怎么改？现在全国人民根据我们的说法，把你当成了抗日爱国的英雄，我们都跟着你也沾了光；照你这么一说，你和咱们东北军都成了只会逃跑撤退的狗熊，咱们以后如何混日子啊？”

   

    面对这样的指责，天真率直的张学良情何以堪！该如何回答？

   

    第二个重大问题，当属改变历史命运的“西安事变”了。有人会问：

   

    “你发动西安事变，据说是为了‘逼蒋抗日’，那么，蒋介石后来的一系列抗日决策、抗日部署、抗日战役果真是你逼出来的吗？”

   

    “九一八事变时，30万东北军，面对几百个、几千个日本人仓皇败逃，日本人就在跟前却不敢抵抗；你退守锦州时，蒋介石和南京政府给你下了5道抵抗的命令，你违抗命令，不战而退，现在却以武力手段‘逼蒋抗日’，这是什么意思？”

   

    张学良正难以招架，有好事者又戳他的痛处：“张先生啊，你在《西安事变反省录》中说：‘西安事变言来深为痛心，伤感后悔万分。良志在救国反而误国，想救民反而害民。误长官，害朋友，毁部署，莫此为甚！坐收其利者反为共产党耳！良酿成巨祸，百身莫赎，中国今日之浩劫，不悉祸延何日······’共产党把你称为千古功臣、爱国英雄，你却在那里骂共产党。这是真的吗？”

   

    尴尬、羞愧的张学良一定会惶恐地说：“这话是我说的，不过这是在蒋介石的威逼胁迫下写的，这不是我的真心话······”

   

    “那好，张先生能否在此发表声明：我在台湾写的几部反省西安事变的著作，都是在政治高压下的胡言乱语，不能算数！请吧······”

   

    张学良一定会惶恐无地，满头大汗，不知所措······。

   

    想到此，在美国颐养天年的张学良一定会说：罢罢罢，我就不去大陆，这一切尴尬苦恼不就可以避免了吗？放着这里舒舒服服，我为什么要自寻烦恼呢？

思想的小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