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磅内幕 秦城监狱中共最高层的娇妻 美女们惨遭蹂躏 图

白梅

“娜拉”们到延安之后的出路，大体上是嫁给高干，成为政治斗争中的附庸，命运随婚姻而沉浮。一旦高干落马，夫人容易被牵连入狱，王光美、严慰冰、叶群、薛明等人皆不能例外，其中又以江青兼任毛泽东政治秘书为最突出。贺龙被打倒后，毛泽东曾贬损他说“我最反对的是把自己的老婆做办公室的主任”，一方面为与薛明不和的江青出气，同时也敲打林彪和叶群。但联系到江青自己，毛的话实极具反讽意味。夫人之间的公案，实际是党内斗争主旋律的伴奏。全文如下。

江青(左)与王光美拼图
作为两位前“第一夫人”，王光美和江青在秦城上演了“换房”桥段。
王光美出身大家，毕业于辅仁大学，父亲曾任民国总长，抗战胜利后从北平军调处转赴延安，是刘少奇在中共胜利入城之际续娶的第四任妻子。毛泽东和刘少奇在对待夫人态度上风格不同。1950年代到1960年代前期，江青尚处于政治舞台边缘，只是担当毛主席秘书一类角色。由于毛泽东除建政初访问苏联外从不出国，江青也无机会对外展示其第一夫人风采。王光美却时常随刘少奇出国访问，尤其以1963年出访东南亚四国最为风光，从而招致江青嫉恨。
文革之前的“四清”运动中，刘少奇更是放手让王光美在河北省抚宁县桃园大队抓蹲点，推广“桃园经验”。凡此种种皆为犯忌之举。王光美回忆，“四清”运动期间，一次在中南海春耦斋舞会上碰到江青，江青对王说：“我现在身体不好，下不去了。你身体好……”妒意溢于言表。文革初期刘少奇被打成“内奸、工贼、叛徒”并含冤身亡后，王光美被株连，罪加一等关入秦城，备受折磨。一种传言是王光美曾被判死刑，毛泽东“刀下留人”。原周恩来传记组长高文谦考证，事实是专案组曾建议对王“永远开除党籍并惩处”，没有说明惩处是生刑还是处决，专案组牵头人江青批示“拟同意”，留下了处决可能性。周恩来批示“应判刑”，或有针对之意。毛提出“保存活证据，对将来有利”并批示“暂不宜判刑”。同时高文谦披露，江青曾私下对毛要求处王光美死刑。1978年12月22日，王光美获释，而一年零八个月以前，江青已经进入秦城受审。
参与审判江青案件的法官王文正，记录了这一起“换房”戏剧的落幕：1980年的一天，法官们正在秦城监狱预审室里观看预审江青的录像，一辆轿车开进秦城大门，车上走下一位女同志，在有关人员引导下，向预审室走来。进屋之后，她静静地坐在一旁同法官们一起看预审江青的录像，看得很认真。
录像结束之后大家看清，原来这是王光美。出狱两年后，她故地重游，特地来观看昔日加害者在秦城的录像。王热情地同法官们打招呼，看上去精神不错，但刚才看录像的激动似乎还未平息，眼眶里含有泪光。王光美环顾一下这间昔日她也曾受审的房屋，对法官们感慨道：“一场文化大革命搞了10年，我却在这里被关了12年，比一场文化大革命的时间还长啊!”
落幕之后，尚有尾声。1980年11月20日下午3时，北京正义路一号，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第一次开庭。审判庭楼上会议室设有闭路电视，供党和国家领导人在此观看实况。审判台下有前国家主席刘少奇夫人王光美、贺龙夫人薛明和罗瑞卿夫人郝治平三人坐在前排中间的旁听席上，观看了江青被两名女法警押上被告席的一幕。王、郝二人，都是秦城的前“房客”。薛明也曾因与江青的过节，在贺龙过世后受到拘禁。
江青和王光美的秦城戏剧有一个前奏，即牵涉林伯渠夫人朱明的“匿名信事件”。
1954年，随毛泽东在浙江的江青收到一封匿名信，从上海发出，由浙江省交际处转江青，使用华东文委信笺，内容是写江青1930年代在上海的风流史和被捕变节的历史问题，内容非常具体，警告江青不要为所欲为。江青接信非常恼火，曾对浙江省公安厅长王芳哭诉。因写信人深知江青1930年代的历史及党内上层情况，江青推断此人必是党内高干或文化界名人，或是他们的夫人。当时浙江省公安部门由王芳主持立案侦查，称为“18号案”，多人受到怀疑，但未破案。
一直到1961年，一次偶然的事情中，查明了给江青写匿名信的人，是林伯渠的妻子朱明。
林伯渠去世之后，朱明给中央写信，反映有关林伯渠死后一些遗留问题，主要是希望对林伯渠遗体不要火化，容许土葬，并强调林伯渠既是共产党员也是同盟会员，可以区别对待。此信被用于与匿名信查对，两封信笔迹一模一样。朱明承认匿名信是她写的，并立即服安眠药自杀。虽然朱明自杀身亡，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朱明仍被定为“反革命分子”。朱明的自杀当时震动甚大，内幕不明，直到近年王芳回忆录出版才披露真相。
朱明亦是一位延安女性，原名王钧璧，生于1919年。出身大家，多才多艺，抗战之初背叛家庭投身革命。延安整风中，身在中央党校三部的朱明以一篇《从原来的阶级中解放出来》的反省教材被树为改造典型。在这篇文章中，朱明大胆袒露自己在一系列重大政治问题的看法上与党相左，譬如对共产党、毛泽东曾有怀疑、对共产党宣传“国民党假抗战”的反感、认为蒋介石才是中国领袖等，以此将自己树为王明“右倾”路线的反面典型，揭示自己世界观和灵魂的知识分子劣根性。她经过“抢救”成为“新人”的转变历程，成为整风成效活生生的例子。学者高华在《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中引用了朱明的反省作为分析样本，认为朱明反省的最大特点是坦率性、深刻性与广泛性，堪称标准的反革命百科全书，为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论断提供了充足论据，因而成为样本，应该是在诱导启发之下写成的。
1945年，朱明嫁给了年届60岁的林伯渠。同为舍弃家庭奔赴延安且嫁给高干的“娜拉”，她何至对江青有如此恶感，以致写匿名信，令人回味，也足见江青在延安结怨甚深。一个旁证是，贺龙的妻子薛明也因为贬斥江青，在贺龙身故后仍受到批判关“牛棚”。薛明亦是一位延安女性。
粉碎“四人帮”后，中共中央组织部对朱明的问题重新进行了审查，并做出结论：朱明“给江青的信的内容没有错误，原定其为反革命分子是错误的，纯属冤案，应予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延安整风的反省标本和1950年代的匿名信，是朱明在历史上留下的两次痕迹，即使是官方出版的林伯渠传记中，在介绍林伯渠的婚姻内容中，朱明也仅在1946年出现过一次，近似史铁生在《务虚笔记》中所说革命历史中被抠掉的“人形空白”。
另外一起与秦城有关的“匿名信事件”则发生在陆定一夫人严慰冰和林彪夫人叶群之间。
严慰冰入狱是由于检举叶群的“匿名信事件”。严与叶群早年并无利害冲突，同样出身于大家，严慰冰父亲早年加入中共，她考取中央大学后随母奔赴延安，在抗大毕业;叶群则为国军少将庶出之女，在一•二九运动中接近中共，以后到达延安。二人同为延安名媛，各自嫁给高干，严慰冰相比下更为根正苗红。1949年之后二人工作亦无交集，却由于出身和做派不同，令严对叶群产生了难以抑制的恶感。
严慰冰妹妹严昭称，1942年延安开展整风，在清查历史档案时，发现叶群有隐瞒历史、虚报党龄等问题。严慰冰得知消息，曾向叶群所在单位马列学院党组织反映。后来叶群和林彪结婚，此事未再追究。1943年，叶群在中央医院生了第一个孩子，正好严慰冰也在住院。叶群经常要吃鸡汤，曾要警卫员头顶鸡汤泅水过延河，更引起严慰冰反感。
叶群在延安时期的生活做派，陶铸夫人曾志的回忆录中亦有提及，称她在整风期间情绪受到打击，生活上弄得乱七八糟，在洗脸盆里大小便，甚至尿在曾志的脸盆里。林彪寄给她的新白布，她撕碎了打草鞋，曾志对林彪找了这么个人感到奇怪。
1949年后进城，叶群作风未变，要权要官，一次次提级，成了林彪办公室主任，在军队颐指气使。严慰冰则一直任教员，早年对叶群的意见更形深化。
根据林彪部下邱会作回忆，严慰冰对叶群的恶感，还来自于延安时期陆定一曾追求过叶群。在严慰冰的揭发信里，还说叶群在延安时期男女关系混乱，曾是在“抢救运动”中被处决的王实味的情妇，引得林彪出面作证叶群是处女，也没有跟王实味等恋爱过。
严慰冰的匿名信中痛骂叶群，当然也涉及林彪。公安部门多方查对笔迹未获，以后却由于严慰冰与叶群在友谊商店购物时相撞，受到叶群叱骂而气愤难平，向总政写信反映，信到了林彪手里被看出笔迹，严慰冰因而被隔离审查。
关于笔迹被发现的经过，尚有另外的说法，称当时林彪在外地，不可能辨认严慰冰笔迹。秦城监狱管理员何殿奎称陆定一对他口述，一次严慰冰的匿名信放在陆定一办公桌上，被秘书看见，认出是严慰冰笔迹，因此事发。为查清陆定一与匿名信的关系，公安部以考查的名义，安排陆定一到南方旅游，在此期间匿名信照旧出现，因此说明陆定一与此事无干。但此后陆定一仍旧受到牵连，在康生和林彪力主下打入监狱。此前，严慰冰已经被投入秦城受审。严慰冰的三个妹妹也被关押在秦城同一监区。
陆定一在出狱后曾说过：“严慰冰之所以写匿名信，是因为她患有精神病，把握不住自己。许多人不相信，因为她除了与我吵架和写匿名信外，处理其他事情还是正常的。我曾请教过北京一家医院的神经科主任，了解到确实有这样一种精神病，在许多事情上表现很正常，对某些特殊事件，表现很不正常。严慰冰得的正是这种病。”
严慰冰发病的由来，据说始于“三反”。1952年开展“三反”、“五反”，领导运动的人企图把严慰冰和徐特立(中共“五老”之一，当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儿媳打成“大老虎”，整了她们两人的材料，开中宣部全体工作人员的大会，要她们交代问题，又不让她们申辩。后来经过调查，她们都没有问题，但受过这样的刺激，严慰冰就得了精神病。
“匿名信事件”尚有一段插曲。由于严慰冰写信使用“王光”“黄玫”的化名，又声称“咱俩是同学，谁也知道谁”(王光美早年曾与叶群在北京女师大附中同班同学)，从而牵扯了王光美，一度成为笔迹重点排查对象。文革结束后，王光美和儿子刘源曾接受访谈专门谈此事，称严有挑拨之嫌。此事亦在吴法宪的回忆录中提及。
叶群、严慰冰、王光美同为抛弃显宦家庭出身奔赴延安的知识青年。五四时期，鲁迅曾针对妇女解放提出“娜拉走后怎样的问题”，认为她们或者堕落，或者回来。到了延安时期，娜拉问题以投入革命阵营、嫁给老干部“修成革命果”而得以解决。但她们随之也成为依附组织与丈夫的“革命人”，陷入党内斗争的漩涡。
匿名信事件可称是奔赴延安的“娜拉”们修成正果之后的一段“夫人公案”。在秦城中，王光美与严慰冰同在201监区二层中段女监，王光美曾从零星听到的声音，猜测邻居可能是严慰冰。
秦城中的夫人一族尚有彭真夫人张洁清、罗瑞卿夫人郝治平、李立三夫人李莎（丽莎）、潘汉年妻子董慧、瞿秋白遗孀杨之华以及饶漱石前妻陆璀等人。与严慰冰的牵连丈夫、王光美的遭忌下狱不同，这几位都是受到丈夫牵连，出于审查和“保密”需求。
李莎(俄文名丽莎)是旧俄一位农场主之女，父亲在苏俄革命后不久被契卡抓捕，在车上吞下藏在戒指里的毒药。李莎早年在远东边区出版社做校对看到政治小册子《反对李立三主义的斗争》，第一次接触到这个中共领导人的名字。后来在莫斯科上工农速成班期间与李明(李立三)相识。此时李立三已经历四次婚姻，生有两男三女。1935年二人结婚，此后李立三因为与王明的矛盾未能及时回国，1938年被关进内务部监狱，这里也是索尔仁尼琴牢狱生涯的头一站。在“老大哥”的监狱里，李立三曾遭受橡皮棍打头和关“小号”的惩罚。李莎前往各所监狱排队探寻，后来终于在塔岗卡监狱得知李立三下落，定期前往送钱物。当时李莎自己被开除团籍，哥哥也被判刑劳改修运河。1939年叶若夫被处死，肃反落潮，贝利亚着手纠偏，李立三在年底被释放。二人艰辛熬过了卫国战争，生下女儿英男。1945年延安“七大”上，毛泽东亲自提名将已被共产国际开除党籍的李立三选进中央委员会，随后回国，李莎也辗转前往中国。在东北，李莎和孙维世有交往，并曾当叶群的俄文老师。此后，李莎在北京俄文专科学校任教。中苏关系破裂后，李莎受到内部审查，查无实据，于1964年加入了中国国籍。
李立三在1949年后任劳动部长和全国总工会常务副主席，却在1951年因为主张工会独立于行政、保护工人利益的“工团主义”被批判为“社会民主党”，1954年被免去劳动部长，变为李雪峰手下的中央书记处第三办公室副主任。1956年的“八大”上，李立三就自己的历史问题再次做了检讨。此后不久，毛开始将李立三与饶漱石、王明、张国焘等人相提并论。中苏交恶后，李莎问题也成了李立三的嫌疑。面对周恩来和康生的谈话压力，这位“左倾”代表人物显出了自己人性的一面，写信给周恩来为李莎申辩，以早年在苏联坐监狱时李莎的忠贞为由，坚持“我们是患难夫妻，不能离婚”。
文革来临后，李立三被打成彭真死党，又在1967年开始的“揪叛徒、特务”风潮中受到揪斗，被打成“里通外国”分子。1967年4月20日，李立三和李莎在批斗会后被分别带走，李立三握着李莎的手说了一句“保重”，二人就此永别。两天之后，拘押中的李立三在午饭时间服用安眠药自杀身亡，留下遗书给毛泽东称：“我现在走上了自杀叛党的道路，没有任何办法去辩解自己的罪行。只有一点，就是我和我的全家没有做过任何里通外国的罪行。”李的遗体以“自杀者李明”名义火化，骨灰以“无人招领”为名和一些所谓盲流的骨灰深埋于北京东郊。一位中共早期最高领导人的人生如此谢幕。
李立三的女儿李英男对笔者称，父亲虽然留下了遗书，但死亡并非没有疑点。李立三处于警察和红卫兵的严密监控之下，致死的上百片安眠药不可能自己觅得。从家中被带走时，李莎给他的安眠药只剩下几片。遗书字迹颤抖，显示出是在极大的心理压力下写成。服药后过了大半天，李立三才被送到医院。这一切都像是要刻意导向李立三表面上的自杀。在以后打击“五•一六”分子的运动中，周恩来曾在华北局提出要调查李立三死因，此后不了了之。平反过程中，李英男和母亲一起向中组部反映了对李立三自杀的怀疑。李英男分析，父亲的不得不死，可能和康生有关。在生前不久，李立三在一封写给毛泽东回顾自己在苏联经历的信中，提到1935年在苏联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中，有人想推选王明为中共领袖，李立三不赞成此事并向康生汇报过。李立三在给毛的信中说，此事康生知情。康生最忌讳别人提起他在苏联紧跟王明的历史，这封信发出后不久，李立三就服药身亡。李英男得知中央文革有人说“李立三是活的档案袋”。
类似的情节发生在冯仲云身上。冯仲云被打成苏修和朝修特务，在批斗中身死，冯忆罗认为死因之一是“六三指示信”的内情。1936年初，由于国际形势导致共产国际的政策变化，王明、康生主持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两人名义向东北抗联下达了“六三”指示信，要求他们扩大抗日统一战线，停止反对地主，并在“满洲国”内寻求利用灰色工会等形式合法活动，避免决战“等待更大事变”。这封指示信当时引起了抗联领导人之一、也是冯仲云战友赵尚志的反对，双方互相以“左倾”“右倾”相指责，赵尚志以后被开除党籍，成为抗联历史上聚讼不已的公案。
一直到1985年，仍需经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成员胡乔木、杨尚昆、薄一波批示同意，由中央党史办冯文彬、韩光主持召开东北抗日联军历史问题座谈会，召集在世的东北抗联“老人”统一思想认识，会议重点是把王明、康生个人的“右倾”与“六三指示信”的统一战线策略分开。冯忆罗说，1949年后冯仲云曾经问过康生“六三指示信”的问题，康生当时说跟他没关系，是王明拿给他例行签字的。冯忆罗认为，父亲的这一次询问，触及了康生的忌讳，有可能最终导致了他的丧命。
如同江青上海时期历史的知情人难于幸免，康生在苏联时期紧跟王明历史的见证人亦难逃清洗，李立三、冯仲云、师哲等人即是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