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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曾说:“在延安,首长才吃得开,许多科学家、文学家都被人看不起。”
1938年,诗人何满子与志同道合的女学生郭维琼经武汉到延安。何在陕北公学学习;郭进入安吴堡青年训练班,两人保持着亲密联系。约半年后,何忽然接到郭的来信,说组织上安排她陪同一位老干部到晋察冀前线。何满子在名为《跋涉者》的自传中回忆:“‘陕公’与安吴堡青训班常有人来往,我得知一些情况,知道我们的关系完了。”
延安中央党校的女学员们曾约定:不嫁老干部。但是,在现实面前,很多知识女性却在知识分子和老干部之间,面临两难抉择。丁玲在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的“三八节有感”一文中,这样描述延安女性的尴尬:女同志的结婚永远使人注意,而不会使人满意的。……她们被画家们讽刺:“一个科长也嫁了么?”诗人们也说:“延安只有骑马的首长,……艺术家在延安是找不到漂亮的情人的。”然而她们也在某种场合聆听着这样的训词:“他妈的,瞧不起我们老干部,说是土包子,要不是我们土包子,你想来延安吃小米!”
一位40多岁的江西老红军娶了一位城市女生。老红军是八路军120师某旅政治部民运部部长,上前线后,收到女学生情书,最后一句:“我给你一个亲爱的吻。”部长持信找到捎信人:“她给我捎了东西,东西在哪里?”捎信人一脸茫然:“她没有捎东西啊?”部长指着信:“这不是给我一个亲爱的物?这个物在哪里?”这则笑翻故事很快成为“老红军”与“女学生”结合的经典段子。
一位历经千辛万苦投奔延安的浙大女生,经“组织介绍”嫁给一位出身佃农的老干部。最初,革命热情很高的女生服从组织决定,照例周六回到老干部窑洞,往往一宿无话。日子一久,女生渐渐厌烦。一次,她邀丈夫月下散步,老干部说:“月亮有什么好,圆圆的活像一个烧饼。白天干了那么多的工作,晚上在外面乱走有什么意思?”浙大女生哭肿双眼,悄然离家,留下一道诗:“嫁得郎君不解情,竟将明月比烧饼;从今不盼礼拜六,春宵枉自值千金。”从此不归,组织上也无法说服女生。官司打到毛泽东处,毛写诗回应女生,替老干部辩护:“春花秋月枉多情,天上人间两画饼;寒来花月不能衣,饥时一饼胜千金。”
老干部窗前选美,24小时闪婚的“革命爱情”,“演出”不断。林立果未婚妻张宁之父张富华,1929年参加红军,时任胶东军区某团政治部主任。女兵连晨操,军区司令许世友在窗前问张:“你看上哪一个?”张指着一高个美女:“我要那匹大洋马!”此女就是张宁母亲,胶东文登县侯家集方圆百里出名的大美人。次日,组织谈话,三言两语,好事就算定下了。第三天晚上,17岁的“大洋马”背着行军包进了张主任屋子。一桌花生红枣、一瓶土烧酒,就算结了婚。“妈妈为逃避包办婚姻投奔革命,成了共产党员后,却又由‘组织包办’嫁给了比他大16岁的我爸爸。”张宁在回忆录中说。
延安时期,局势相对稳定,组织上也鼓励干部、官兵积极解决“个人问题”。干部们当然想找有点气质的姑娘,而要“有气质”,自然得上点学、读点书。米脂乃陕北首富县,该县地富女儿绝大多数上学,“该地成为红军干部选妻的重点。军内称米脂县为‘丈人县’。”
1938年,16岁的何鸣刚入抗大,便成为很多人的追求对象。抗大队长兼教员聂凤智最终胜出,因为他不久兼任卫生所所长,与女护士何鸣有更多的“正当接触”。聂凤智的表白语:“我是党员,你也是党员,双方都是共产党员,也都没有传染病,双方自愿在一起,谁都不强迫谁。”聂凤智15岁参军,闻战则喜,身上有11个枪眼,负伤八次。何鸣:“他打仗勇敢,这一条就招人喜欢。”1940年元旦,26岁的聂凤智与18岁的何鸣在晋察冀结婚,抗大教育长罗瑞卿主持婚礼,吃了大白菜豆腐,“搞得还蛮热闹”。
女性资源紧缺,男性之间的争斗自然就会加剧。萧军与萧红分手后,与丁玲谈过恋爱,后与青年女演员王德芬订婚,辗转赴延安。但延安后,大概王德芬又与萧三粘粘扯扯。一次边区文协开会,萧军、萧三、艾思奇、吴伯箫等十来人出席,萧军从靴中抽出匕首,往桌上一插:“萧三,我要宰了你!”弄得大家都很害怕,面面相觑。还是老实人艾思奇慢慢说了一句:“萧军,你有什么意见,可以说啊,不能那么野蛮。”萧军才把匕首收起来。
1937年11月底,从苏联经迪化(乌鲁木齐)到延安的陈云出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次年1月,陈云流鼻血旧疾复发,休养三个月。组织上考虑要派人照料,中组部秘书长邓洁受命到陕北公学第五队女生队去挑人。“经过五队支部研究,以为最合适的人选,是于若木(于陆华)。因为于若木是中共党员,而且历史清楚,政治上可靠。”3月,陈云、于若木结婚。
1938年,山西汾阳东南一带,八路军685团团长杨得志掏出1块钱请带路老乡帮忙买点鸡蛋,竟买来20斤。一位当地老乡替尚未婚娶的杨团长找来一位姑娘,长得俊,还是高小毕业,两头都愿意,但女方父亲要杨团长出100块钱彩礼,杨最多只能给几百斤粮食,人家不干。杨得志后升任344旅代旅长,过汾河前,杨得志还想带走这位姑娘,“可最后还是没有带成,主要还是因为拿不出那100块钱来。”
1938年,天津女生薛明投奔延安。第一次见面,贺龙便向薛明发出邀请:“我那儿有一个会做天津包子的厨师,今后你可以到我那儿去玩玩,看看这个天津包子像不像。”此后,虽经组织撮合,薛明一直没动心。她对贺龙真正动心是一次大雨。那次,薛明被派往贺龙驻地汇报学习整风文件心得,汇报结束后贺龙送薛明回住处。恰逢大雨,天黑路滑,薛明一只脚陷进泥沼,贺龙回头拉她。她一抬头,一个大闪电,贺龙穿着长筒皮靴,白衬衣扎进灰裤,腿长步大,虽然年纪较大,她还是觉得他很帅。这次雨夜送行迅速在西北局“传为佳话”。1942年8月,贺龙娶了比他小20岁的薛明。
1939年10月,经陈赓撮合,41岁的彭德怀与21岁的中组部干事浦安修结婚,几位红三军团老战友参加婚礼。滕代远拿出一月津贴——五元,炖了一盆猪肉,买了花生、红枣,算是很热闹很上档次的婚礼了。
1939年初秋,前方不少领导干部陆续回延安,以出席“七大”。邓小平与卓琳、孔原与许敏同时举行婚礼,杨家岭窑洞前摆了一长熘宴席,非常热闹,相互劝酒。留苏生孔原在战友的连连进攻下喝醉了,昏睡一晚上。邓小平却一杯杯与人“干”,神态自若。后被揭底,喝的大多是白开水。
关于江青与毛泽东恋爱的具体经过,据江青透露是毛泽东主动找的她。据江青向美国人维特克介绍,到延安不久,毛泽东曾亲自找她出来,送给她一张他将在马列学院做报告的入场券。她感觉震惊又敬畏,始而谢绝,继而很快克服了自己的羞怯,接受了邀请。一直跟随毛泽东身边的叶子龙回忆,从洛川到延安后,“有一天,江青找到我,把两张戏票塞到我手里,说是请主席看戏,要我也去。那时,延安的文化活动很多,经常由部队和地方的文艺团体演节目,无论官兵一律购票入场,每张票5分钱。我把票交给毛泽东,他真的去看了,是江青主演的平剧《打渔杀家》”。后来,毛泽东在他的住处多次接待过江青。
1937年1月毛泽东随中央机关进驻延安。江青从鲁艺调到中央军委办公室工作之前,周六晚上过来,周一早上回去。据警卫员蒋泽民回忆:“江青回来后,对毛泽东比较关心,照顾得也还周到。毛泽东工作累了,放下手中的笔靠在藤椅上休息时,江青立即给毛泽东点支烟,放在他手里,然后打开留声机,放一段乐曲。在那动听的像小河流水一样清清流放的音乐中,毛泽东很快消除了疲劳,又继续挥毫疾书。有时候,江青也给毛泽东唱段京戏,她的唱腔不错,毛泽东微笑着听着,欣赏着。”“江青初到杨家岭时,晚饭后经常陪毛泽东散步,我们警卫战士远远跟随,保卫他们的安全。火红的晚霞中,苍茫的暮色下,毛泽东和江青并肩而行,主席身材魁梧,江青窈窕。望着他们缓缓而行的背影,我从心里祝福他们幸福。”
毛泽东在杨家岭住过的窑洞。坐北朝南,三孔窑洞围合成一个小院落。当中一间是起居接待室,两边分别是毛泽东、江青的卧室。毛泽东的卧室兼作书房、工作室。
毛泽东与江青的恋情公开后,曾经在长征路上与贺子珍结伴为战友、当时在马列学院学习的谢飞后来回忆:“我们马列学院的学生全都不满意,气得直跺脚,这么个女人!有的公开写信,有的人秘密写信,不敢落自己的名字。我写了三封。大意是这样的:毛主席,我们希望你不要和江青结婚。贺子珍身体又不好,你们又生过五、六个孩子,老夫老妻了,江青这个人在这里影响不好,男女都骂她是妖精。”
据杨尚昆晚年回忆:“在延安我觉得毛主席最忌恨洛甫的一件事,就是反对他同江青结婚。我是看到过洛甫写给毛主席的那封信的,那时毛主席住在凤凰山底下.他把罗瑞卿抓住写那个抗日游击战争的政治工作,他把这个信给罗瑞卿看了,罗就给我看了。洛甫那个态度很坚决的,不赞成他同江青结婚。以后不是经常毛主席开会就骂么,说我无非是吃喝嫖赌,孙中山能够,为什么我不能够?我看他最忌恨的是这件事。”
陈云当时也反对毛泽东与江青的婚事,他曾以中央组织部部长的名义找江青谈话,说毛主席有老婆,并未离婚,提请江青注意。江青回去告诉了毛泽东。毛泽东立马打电话给陈云,质问道:“你这个组织部长竟然管到我家里的事情来了?”
1938年11月20日,毛泽东与江青结婚,在凤凰山窑洞里外摆席四桌,很普通的几个菜,一盆大米饭,没有酒也没有凳子,客人站着吃饭。毛泽东没出来,江青出来转了转,打打招呼。客人自打饭吃,吃完就走,也不辞行。
1942年5月至1945年11月,苏联塔斯社记者兼共产国际驻延安观察员彼得·弗拉基米罗夫,在日记里记下对江青的深刻印象。她总是那么和蔼健谈,喜欢骑马,喜欢读书,对世界文学名著涉猎广泛。“江青照顾他(毛泽东)的健康、日常生活和衣食,是他最信得过的秘书。”平时家庭生活中,“毛泽东完全处于他的影响之下,他甚至一刻也离不开她。奥尔洛夫对我说,没有江青,毛就心神不定,有时甚至不肯试体温,不肯服药。”
1947年3月,中共中央撤离延安,江青坚决要求与毛泽东在一起。行军路上,风餐露宿,道路泥泞,大部分时间借住老乡家里,江青身上染上了虱子和跳蚤,她没有怨言:“当时我身上有个搪瓷缸子,栓在皮带上,一个战士有个热水瓶,倒水给主席喝,给我喝,再给警卫战士喝,都在一个杯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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