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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文人的骨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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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1-17 23:15:21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文人的骨气,是灵魂的骨头。一个人必先有灵魂,然后才可能有骨气。那些令人敬慕的文化大师们,已经远去。那时的他们,有知识,也更有情趣;有性格,也更讲人格和品格;教学相长;不独守三尺讲台,更在广阔的社会舞台上,展示文人独特的风骨。文人风骨的确应该珍存,绝不能有半点丢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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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网络图片)

1.蔡元培:不作不自由的大学校长

蔡元培一生辞职无数次,其中仅在北大校长任上就先后多次辞职。他1917年1月4日到北大就职,7月3日就向黎元洪总统提出辞职,抗议张勋复辟。

1918年5月22日,为抗议"中日防敌军事协定",又向大总统提出辞呈。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为抗议逮捕学生,于5月8日提交辞呈,9日悄然离京。这次辞职引发广大师生挽蔡大行动,北京各大专学校校长于5月13日齐上辞呈。

1923年1月17日,蔡元培再度愤而辞职,次日他在《晨报》刊发辞去北大校长职务的声明:

元培为保持人格起见,不能与主张干涉司法独立、人权之教育当局再生关系,业已呈请总统辞去国立北京大学校长之职,自本日起,不再到校办事,特此声明。

蔡元培的几次辞职,诞生了两篇杰出的宣言:《关于不合作宣言》和《不愿再任北京大学校长的宣言》,前者为了正义,后者为了自由。1919年6月15日发布的《不愿再任北京大学校长的宣言》,掷地有声:

我绝对不能再作不自由的大学校长: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例。德意志帝政时代,是世界著名专制国家,他的大学何等自由。那美、法等国,更不必说了。北京大学,向来受旧思想的拘束,是很不自由的。我进去了,想稍稍开点风气,请了几个比较有点新思想的人,提倡点新的学理,发布点新的印刷品,用世界的新思想来比较,用我的理想来批评,还算是半新的。在新的一方面偶有点儿沾沾自喜的,我还觉得好笑。那知道旧的一方面,看了这点半新的,就算“洪水猛兽”一样了。又不能用正当的辩论法来辩论,鬼鬼祟祟,想藉著强权来干涉。于是教育部来干涉了,国务院来干涉了,甚而什么参议院也来干涉了,世界有这种不自由的大学么?还要我去充这种大学的校长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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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马一浮:“我在,但我不见你!”

孙传芳自认东南五省联军统帅,驻扎杭州。有一次,他慕名前来拜访马一浮。马一浮不肯会见。家人鉴于孙传芳的权势,觉得不必搞得太僵,便打圆场说:“是不是可以告诉他你不在家?”马一浮断然说:“告诉他,人在家,就是不见!”弄得孙传芳只好悻悻而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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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潘光旦:主席的儿子也别想走后门进清华

潘光旦1935年起兼任清华大学教务长,负责全校的教学组织工作。他工作认真负责,不徇私情。

有一次,安徽省主席刘振华想让他的两个儿子来清华旁听。因他的要求有违清华校规,潘光旦回信婉言拒绝,信中说:“承刘主席看得起,但清华之所以被人瞧得上眼,全是因为它按规章制度办事。如果吧这点给破了,清华不是也不值钱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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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闻一多:我自清贫,绝交官僚

在西南联大时,闻一多虽然生活艰难,但从无怨言,也不去求得别人的同情和帮助。他有不少朋友在重庆做官,也都似真似假地对他表示过“关怀”,但他从不显露自己的贫寒。他一个年轻时代的朋友抗战前就混入官场,已经当到大学校长、教育部次长等要职,多次想拉闻一多去做官。

有一次,他因公到昆明,专门去看望闻一多。眼见闻一多那清贫如洗的处境,他再次提出建议说:“何苦这样苦自己呢,至少也要去重庆休养一段时间,我负责接待。”

闻一多回答说:“论交情,我们是多年的老朋友,过去不分彼此,你来我往,也是常事。你如不嫌弃简陋,我愿意留你小住,但你那儿我不能去!”

好友问他为什么?他回答得很简单:“你那儿和过去不一样了,那是衙门,那里有官气!”

为了不沾这“官气”,从此以后,闻一多毅然与这位好友断绝了来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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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乔大壮:“如果你能改我的文字,我也改你的作战计划,行不行?”

抗战期间,国民党政府总参谋在白崇禧聘请著名教授、翻译家乔大壮当参议,并讲明不过问政务,只做些不相干的应酬文字。有一次,白崇禧将乔大壮的文稿改动了几个字。乔大壮立即面见白崇禧,严厉指责:“阁下是总参谋长,我是中央大学文学教授,各人自有一行。如果你能改我的文字,我也改你的作战计划,行不行?”

白崇禧无言以对,只得把改过的文字又改了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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