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泽荣：淮海战役共方使用的苏援炮弹

雨夜

共识网作者:徐泽荣

——兼作纪念朝鲜战争爆发64周年

本人于己《公班衙军工业战败之始》一文当中说过：

　　另外，关于“到底是前苏联公班衙军工业的产出，抑或是同盟国公班黎军工业的产出，对于苏军战胜德军起了左右结局作用？”关于这一问题，本人已于自撰《马克思原错：劳动价值知行证非》一书卷二第25章《杜列刘邓江•问真》之中，对于盟国大量给予苏联的“租借”战争物资的品种、数量、质量、作用作过详细交待，此不多赘。

　　但是，由于最近接触到了一份新揭史料，觉得需要补充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新揭数字——我像狙击手一样等了它20年——和一组据此推算数字以飨读者，因此命笔写成此文，如下。

　　吴殿尧于其新书《刘鼎传》[2]中根据所得珍贵档案材料记载：

　　为了迎接解放战争决战时期的到来，刘鼎（时任中共华北人民政府下属公营企业部主管军工生产的副部长——作者注）组织华北的七万兵工大军加紧军工生产，特别是攻坚炮火弹药的制造。1948年三大战役之前，华北解放区个兵工厂造的各种炮弹，年产量已达几十万发以上。这为大决战提供了重要的军火保障。规模巨大的淮海战役，由华北和东北军工送往前线的弹药约有1，640万吨，远远超过了国民党方面的军火供应。

　　显而易见，根据上下文来看，1，640万吨弹药应为1，640万发炮弹之误。钢质炮弹尖头十分沉重，当时中国全国的钢年产量不过60万吨而已，“华北和东北军工”何来几百上千万吨钢材制造弹头？全国的铜年产量就更少了，根本不够制造相应数量百分之一的铜材弹壳。即使是在弹药消耗强度历时仅为65天的淮海战役无法望其项背的历时长达33个月的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军队消耗的各种物资也仅为560万吨，其中弹药25万吨（平均每月0.76万吨，三个月的消耗量就超过三大战役的弹药消耗总量二万吨）。美国在朝鲜战争中消耗的各种战争物资乃为2，300万吨，其中弹药330万吨。由此可见，淮海战役共方消耗弹药“约有1，640万吨”纯属舛误；“远远超过了国民党方面的军火供应”倒是事实，不过对此人们不禁起疑：为何据有沿海最富之地的国民党的弹药生产能力远远不如共产党？去年作者曾在美国洛杉矶和许家屯先生作过四日长谈。期间，曾经任过中共南京市委书记的许氏告诉作者：生产出了“熊猫”牌电子管收音机的南京无线电厂、生产出了“跃进”牌两吨半轻型车的南京载重车制造厂的底子分别是国民党政府下属的军电、军车修理厂；熊猫牌收音机、跃进牌轻型车都不是模仿苏联的。由此推论，国民党的弹药生产能力没有理由远远不如共产党。

　　当时华北和东北军工炮弹年产量仅达几十万发而已，供应淮海战役，据国防大学教授徐焰透露，仅为20多万发。[3]从哪儿冒出了1，640-20=1，620万发？如果我们相信淮海战役共方仅仅消耗20多万发炮弹，假设每门火炮（淮海战役为时65天内的）50天每天发射炮弹200发——这是极为平常炮战用量，那么，共方就只有20火炮！所以，应是吴殿尧间接给出的数字1，640万发合理，靠谱。不过，如果相信1，640万发全部属于自产，那就是比“大跃进”还要大跃进了。因此这1，620万发炮弹，必然属于由驻满苏军将其原有美国租借予它的美制火炮以及炮弹，以及缴获的日制火炮以及炮弹交予中共之物。不可能还有其他来源。

　　20万发炮弹，假设每发均重10公斤，那么总重约为2，000吨。徐焰透露三大战役总共消耗弹药二万吨，[4]假设其中淮海战役消耗弹药最多，占50%为10，000吨，那么不妨推论：其余8，000吨应为轻武弹3，000吨（一亿粒，粒重30克）；手榴弹、炸药包5，000吨（手榴弹4，500吨合900万颗，共方参战60万官兵，每人配发15颗；炸药包500吨合五万包，包重10公斤）。

　　苏援炮弹（撇除轻武弹、手榴弹、炸药包了）1，620万发该是如何构成？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公布的一份档案[5]透露：1950年上半年中国移交给北朝的朝鲜裔中国人师第15独立师装备得有：236门火炮（100%），其中132门壕用迫击炮（56%。弹每发重约5公斤），72门反坦克炮（30%。弹每发重约7.5公斤）、32门榴弹炮（14%。弹每发重约15公斤）。据此推算，我们便可知道，这1，620万发炮弹的构成应是：迫击炮炮弹907.2万发，重约45，360吨；反坦克炮（应可包括日制山炮）炮弹486万发，重约36，450吨；榴弹炮炮弹226.8万发，重约34，020吨。总共重约115，830吨。也许头两类炮弹没那么多，榴弹炮炮弹没那么少——这里只是提供一条正确的思路而非精确的数字。

　　淮海战役65天用去炮弹135，830吨，完全有这可能，苏军柏林战役首日炮袭空袭最厉，一天用去98，000吨炮弹和炸弹。淮海战役消耗自产炮弹与苏援炮弹之比为1.2%：98.8%。假设淮海战役共方每门火炮每天发射炮弹200发，总共发射（65天中的）50天，那么，不难推算出来：淮海战场共军拥有三种火炮（主要为美制原先租予苏军火炮以及日制苏军缴获火炮。中共军队自行缴获火炮此时仅以百计）1，358门。据此估计，三大战役消耗苏援炮弹应在20万吨以上。出于可以想象的的原因（联想“排除苏共干扰独立自主革命”、“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小米加步枪打败了飞机加大炮”、“人心向背主浮沉，马列主义得人心”），这些苏援炮弹的来源、品种、规格、数量过去没被纳入正册，纳入正册的只是20万发自产炮弹一类的有关数据，后人惨被误导，真惨！但是1，640万发这一数字却被刘鼎或其领导之下的机构本着对于历史负责的良心计入了另册，当时——极有可能——并将“发”字有意改成了“吨”字，以作保密（=以淆视听）。63年后，吴殿尧将它找出来了；65年后，徐泽荣将它查明白了。刘鼎对于中华民族绵绵信史的贡献，远远超过了他对中共革命军工生产的贡献。没有他的这笔暗记、巧记，对于中共党史军史研究，我们势必还会被迫继续“在黑暗中摸索”许许多多年头。

　　对于苏援火炮以及炮弹对于淮海战役胜利所起的左右结局的作用，恐怕谁也没有粟裕和毛氏那般心知肚明。虽然在言语上，粟裕对“东北兵工厂”感恩，但是在行动上，他对“苏联老大哥”感恩——他将长江江防地图私赠给了苏军顾问，为此受了批评甚至可能受了处分——本来他应领元帅衔的呀。我想粟裕一生之中必然三番两次扪心自问：“如果没有苏援火炮、炮弹的充分供应，我方60万人赢得了敌方80万人吗？我和毛泽东真有那份军事天才吗？”辽沈战役11月2日结束，淮海战役11月6日开始，前后只差四天——据此作者怀疑，毛氏得到苏联军方指点：辽沈战役先打锦州，后下长春，就可以将四野千门苏援火炮就近、及早通过辽宁大连→山东悝岛（由苏军提供运输船只）海路运往淮海战场，辽沈收拳淮海出拳一气呵成。

旁证：如今连军事科学院的人都在怀疑：四野几十万大军连同骡马，若无苏军顾问参与组织，苏联火车参与运输，怎么可能在短短两三周内，成功完成由中满向南满的转移。由此推论，毛氏应还知道驻满苏军将会出动火炮、坦克助阵，林彪未必得到毛氏明示或者暗示苏军此一意向。毛诗“战锦方是大问题”料应藏此玄机。开始不愿冒险先打锦州的林彪，原是被蒙在鼓里！九一三事件之后，他还因此被戴上“干扰毛主席军事路线”的帽子。不知者不为过，林彪有何“干扰”？其实真正高明的是俄国人的炮战传统，是斯大林的“你不懂炮，干脆我来”。迫击炮、榴弹炮、加农炮、火箭炮可都是俄国人发明的呀。毛利人亮战舞、义和团亮拳咒、法国人亮战马、英国人亮兵舰、俄国人亮火炮、德国人亮坦克、日本人亮航母、美国人亮军机，中国人亮什么？我的看法：坑道！其实守住了上甘岭，功劳不在现场步兵坑道，而在远处炮兵坑道。美机、美炮摧毁不了打完就连人带炮钻进坑道的志愿军炮兵团，美国步兵就守不住或者夺不回四面招炮的上甘岭。机关枪、步骑枪、爆破筒、手榴弹打不退美国兵，炮弹从天而降，他们才吃不消。读者想想，是不是这个理？

　　据此看来，原为作者首先提出的“中共苏援火炮轰垮蒋家王朝”一说，完全能够成立。由此又可推算出来，苏援饷械对于中共成功夺取全国政权所起的“左右结局作用”，权重应为九成以上——中共28年革命得以成功，乃是外因为主，内因为辅！斯大林才是解放军的运输大队长，什么时候轮到蒋介石？他派往西柏坡的苏共代表战时就是苏联铁道部部长。运送115，830吨炮弹可要8，000节车皮，何况还有大量其他种类弹药、其他种类战争物资，乃至粮食——四野官兵一日三餐吃的乃是寻常百姓常吃不起的小麦面，而非高粱米、玉米面，应为源自美国租予苏军，苏军未吃完就会过期的苏军粮食库存；至1948年，苏东粮食已可自产自足。有道是：10万名科举进士奠定了中国古代各朝的基础，20万吨苏援炮弹奠定了中共49政权的基础。苏援火炮应为3，000门至3，500门，但是，如果没有充足数量相应炮弹供应，门数本身，不足具有左右结局作用。这是作者更上层楼的认识。

　　这3，000多门苏援火炮、20万吨苏援炮弹为中共平添了巨大的硬实力和软实力，但是软实力中有大部分属虚非实。毛泽东后来认虚为实，自不量力，解放以后一次又一次地开罪→加害中国社会各个阶层、中共党内各个派别，最后弄得国将不国，党将不党，国民离心，国风离德，与西力东渐负能矢量互成犄角，内部二次形成华夏文明“三千年未有之变局”。

　　补充这组数字对于作者《公班衙军工业战败之始》一文有何关联？关联大了去了！只问一句读者便会明白：美国租予苏联战胜德国武器，是美国国营企业研发制造的还是美国民营企业研发制造的？战后，对于美国租借物资，只有行民营的英国分几十年还请，行国营的苏联只还了3%左右就不还了——行民营的国家国富，行国营的国家国贫嘛。行国营军工的国民党政府，穷的叮当响，则压根儿就没说要还，美国压根儿也没讨要。美国民营军工对于美国本身、欧洲盟国、苏中两国战胜法西斯德意日的贡献，以及对于共产党在大陆战胜国民党的贡献，多么巨大！

　　刘鼎的故事还没有完。1953年7月，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结束，中共军工老臣、重臣、忠臣、功臣刘鼎反而受到撤职查办处分，罪名乃是因他之故，战争启动前夕，全国“兵工减产，延误军机”，直到文革结束，30年后，冤案方得平反。考其背后原因——传主本人及其家属以及传记作者必然万万没有想到，本人认为，应是毛泽东动念为其韩战爆发之前误信斯大林、金日成所言“美国只会派出日本地面部队而非自身地面部队入朝作战”，寻找替罪羊，以挽回自身“伟光正”无瑕疵形象所致——徐焰发现，抗美援朝战争胜利之后，始于1943年的毛泽东“一言堂”就变得不可动摇了。[6]首先，一份题为“关于朝鲜战争（1950-1953）和停战谈判”的苏联档案文件，概括了金日成与毛泽东于1950年5月会谈的结果：

　　在金日成于1950年5月访问北京期间，毛泽东在会谈中强调了他认为美国不会‘为朝鲜这么小一块领土参战’的信念，并声明中国政府将派出一支部队到沈阳地区，以便在南韩将日军投入战斗时提供必要的援助。中国领导人是基于美国部队不会参加朝鲜战争这个事实来考虑的，他们不想派出大批部队入朝帮助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7]

　　其次，两位俄国外交部官员巴贾诺夫和杰尼索夫同样证实，由于相信北朝领袖关于美国自身部队不会卷入冲突的分析，毛泽东赞成对于朝鲜统一问题采取迅速军事解决，并且坚信不会失手。[8]再次，志愿军38军113师师长江潮曾为志愿军第二次战役的胜利作过决定性贡献，后被尊为民族英雄，这种特殊地位无疑会让他知道更多关于中国在朝军事行动的内幕——在作者对其访谈中，江潮将军感慨系之地对我说：我们的最大失误，就在于没有估计到美国会出兵啊！[9]

　　斯大林确实是玩弄阴谋诡计的高手，竟然骗得毛泽东、金日成一愣一愣的，误信美国只会派出日本地面部队入朝参战。只懂“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论”的中朝两共领袖不谙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以及实践：此时美国岂会允许刚刚被己战败，曾对自身造成巨创的日本重新武装，“修正”（Revisionist undertaking）二战之后国际体系？中朝两国当时对于日本的情报工作亦属太差（不是还有日共窝里帮忙吗？），美国在日哪有重组日军达到五六个野战师之多啊？没有经过重型武器装备、训练的警察部队能够瞬时摇身一变，成为有效野战部队吗？罗马尼亚齐奥塞斯库以为可以依靠只有轻型武器的内务部部队，结果不是落个夫妻双双被国防部部队抓获枪毙？事后看来，事前轻信美国只会派出日本地面部队入朝参战，真是不知从何谈起！

　　几乎所有国内国外研究韩战学者，过去都不曾意识到此一误信对于中国参战决策起过严重误导作用。当然，作者相信，即使估计到了美国地面部队入朝参战，好样儿的中国也会出兵，但是对苏索价就会更高，从而民族牺牲就会更小，亮的就不是同一把剑了！

　　因为此一误信，1949年末三月以及1950年上半年，中央（而非刘鼎，他哪有那个权力啊）曾经下令全国兵工“关停并转”，以致突然得知韩战爆发美军参战之后，恢复兵工研发制造措手不及。不找刘鼎替罪，还可找谁替罪？作者认为，还有一个更为深层的政治斗争原因，令得刘鼎不可避免身陷囹圄。

　　据我所知，刘鼎于1930年留苏归来以后进入中央苏区曾把——遵照共产国际之命——在苏学得的密码破译技术传授给红军情报部门。从此以后，三大红军对于国军前线部队的密码电报，只要截获，就都能够破译，因而有了“共军的信息化战胜了国军的机械化”一说。可惜，吴殿尧书对于刘鼎对于中共依靠苏援饷械成功夺取全国政权作出的这一巨大贡献，竟然全然没有着墨。苏联愿意予以共产党密码破译技术转移，美国却不愿意予以国民党密码破译技术转移。不过共产党对于破译日军密码，似乎效率不高。苏联似乎无意向其转移日军密码破译技术，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共军对于日军作战胜算不如对于国军作战胜算之高。毛泽东对于蒋介石“百战百胜”，一大原因乃在于此！毛泽东将刘鼎莫名其妙地以延误军机为名撤职查办，有没籍此灭掉刘鼎此口之意？过了两年，他不是又灭成潘汉年另口了吗？“别看今天闹得欢，就怕秋后拉清单”，刘鼎知道密码破译术与毛氏成功关系之罪，在毛氏眼中，与潘汉年知道串联汪精卫与毛氏本人关系之罪，一正一负，乃可相提并论。刘鼎之冤，较之窦娥六月飞雪之冤有过之而无不及！

　　最后，作者想了半天还是按耐不住要说：这样研究中共党史、军史，才能得出信史，才能治出真学，咱们有些同仁该支个不是白活了吗？2014-06-045，

　　[1]载于香港《开放》，2014年4月号。

　　[2]吴殿尧《刘鼎传》（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390页。

　　[3]徐焰《第一次较量——抗美援朝战争的历史回顾与反思》（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0），209页。

　　[4]同上，323页。

　　[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319-321页。

　　[6]同注3，26页。

　　[7]《关于朝鲜战争的新的发现》（英文），凯瑟琳•韦瑟斯比翻译、评论，摘自《CWIHP简报》第三期（1993年秋季号），16页；亦可参看沈志华《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152页。

　　[8]叶夫根尼•巴贾诺夫“朝鲜战争的政治评价”（英文），7页；瓦列里•杰尼索夫“1950年-1953年的朝鲜战争：关于战争起因、角色的思考”（英文），12页。二文曾在于1995年7月24日-25日由韩国社团、韩美社团以及乔治敦大学联合赞助，在美国华盛顿特区乔治敦大学举办的那场名为“朝鲜战争：对于历史记录的评价”的国际研讨会上宣读。巴贾诺夫是俄罗斯联邦外交部东方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杰尼索夫是俄罗斯联邦外交部亚洲司副司长。他们都有接触苏联政府档案的途径。

　　[9]秦婴（作者笔名）编《前苏联政府档案朝鲜战争文电摘要》（台北：《中共研究》杂志社，1999），第二部分《面访有关朝鲜作战中共官员谈话记录》，32-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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