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党内最大的特务 周恩来为何能只在毛泽东一人之下 图

白梅

据文革中曾任上海市委书记的徐景贤回忆录中称，毛泽东曾对江青、王海容、唐闻生三个女人交底称，周恩来想做苏联的傀儡。此前不断披露出来的资料显示，周恩来不仅与苏联关系密切，更是苏联建立的共产国际的代理人。对共产国际来说，周恩来是操纵中共的工具，而对中共来说，周是共产国际代表的代表。

1971年五一之夜，毛泽东、林彪已势不两立。图为周恩来侧目观察毛、林。事后摄影记者被周大骂一顿（网络图片）
2013年11月，香港星克尔出版社出版《徐景贤最后回忆》一书。书中称，1973年11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批周恩来，主题是批周在对外事务中“严重右倾、修正主义”，“目无中央、欺骗主席”，“屈膝投降、丧权辱国”等。
书中披露，毛泽东曾对江青、王海容、唐闻生三个女人交底说，周恩来对苏联怕得不得了，如果苏联打进来，周要当苏联人的儿皇帝。
据维基百科资料，徐景贤生于1933年，上海奉贤人。1967年，徐景贤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后任上海市委书记；因文革罪行，徐景贤1976年10月被隔离审查，并被判处有期徒刑18年；1992年6月保外就医；2007年10月31日在上海病故。
不断被披露出来的资料显示，周恩来不仅与苏联关系密切，更是中共的国际代理人。
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之谜
作家吴洪森在港媒信报撰文《揭开周恩来之谜》，依据所掌握的材料，揭示了周恩来的真实身份：
一九二四年周恩来从法国途经莫斯科返回，立即便被任命为刚成立的黄埔军校政治部代理主任（不久便转正）兼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军衔是中将。时年二十六岁。
周恩来到底何德何能，出国所谓留学数年，归来便获如此重任？似乎从未见人对此提出疑问，因我们已习惯了他是一个伟大人物，将此视为理所当然。
可是翻查一下历史纪录，就不免令人疑云顿生：国民党方面，他毫无功绩，共产党方面虽然有些功绩，但也少得可怜。且看周恩来那段时期的历史：
五四运动前夕，他在南开中学建立了一个十来人的学生组织“觉悟社”，办过一份叫《向导》的杂志，发表过一二篇思想简单幼稚的文章和几首貌似诗的诗，参加过南开学生话剧团（当时称文明戏），在其中扮演女性角色。五四运动中，组织过南开学生上街游行被捕，关押半年后释放去法国勤工俭学。在法期间任少年共产国际中国支部书记，二一年中共成立后转为中共旅欧支部书记，仅此而已。
竟得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官职，地位仅次于蒋介石！
有人将周飞速擢升解释为邓颖超的功劳，说邓颖超在周回国之前在中共党大陆位比周恩来高，是她借助自己地位，为尚未回国的男友周旋安排。
可是查查邓颖超的记录，她的功绩连周恩来都不如，邓颖超本人也是坐火箭高升的人。她既不漂亮又无家庭背景，不但自己爬得飞快，还捎带男友比她爬得更快，简直天方夜谭似的，她哪来这么大的能耐？
关键在周恩来归国途中，怀里揣着一封推荐信。写信人是第三国际执委书记、斯大林密友、保加利亚共产党领袖季米特诺夫。收信人是当时苏联派到中国协助孙中山训练军队、建立黄埔军校的鲍罗廷。鲍罗廷一见此信，二话不说，便任命周恩来为政治部主任，并授中将军衔给这位从未上过战场的青年人。
由此可见周恩来和季米特诺夫的关系。他在法国虽然有留学之名无留学之实，可是却获得政治晋升的最佳捷径。
季米特诺夫当时还是世界共产党情报局主席，周恩来恰恰是中共特务组织创办人，他在法国及德国留的什么学，受的什么训，不就昭然若揭了吗？
他在黄埔军校成立前夕回国，绝非偶然。
事实上，鲍罗廷早就知道第三国际要派一批受过训的中国同志回来，周带的推荐信，只是让他验明正身。
明白了这层关系，也就明白了邓颖超飞速擢升的原因。周恩来旅欧期间，若与国内新成立的共产党毫无联系，对他今后的发展及在党内的地位显然不利，邓颖超就担任起这一联络人角色，周则通过共产国际关系使邓颖超飞快上升，上升后的邓颖超又能给周进行更有效的活动。
周恩来受命莫斯科
书中还披露，对第三国际来说，周恩来是操纵中共的工具，而对中共来说，周是第三国际代表的代表。
中共当时完全受莫斯科和第三国际控制，他们赏识谁，谁就能在中共占据要津，这已是公开的秘密，就连中共党史也无法遮掩这一事实。
莫斯科和第三国际都负有培训各国共党干部的任务，这两家其实是一家，第三国际是完全听命于斯大林的，经费也由苏联提供。既是一家为何分作两处呢？
这是斯大林基于外交上的考虑，如在本国境内训练外国人如何武装反叛他们的政府，会招惹外交麻烦。因此就把军事及特务培训，由第三国际在苏联境外实行，莫斯科则负责意识形态和政治组织培训。
如此，中共早期高级干部，基本上由三类成员组成：
一类来自莫斯科读书班，如瞿秋白、王明等；另一类代表第三国际势力，也就是以周恩来为首的留欧生；第三类是毛泽东式的土生土长派。
第一类人政治声望最高，以钦差大臣身份，带着尚方宝剑回国，具有绝对权威。但这类人致命弱点是光杆司令，在党内没有从上到下的组织系统，党内出现分歧和残暴斗争时，这类人总是逃脱不了被牺牲的命运。后两类人虽然在声望上不如莫斯科派，但他们有自己的组织系统，是真正的实力派。
从人际关系上来看，周恩来表面上与莫斯科关系较疏远，他仅曾“路过”苏联，但实际上，他比直接来自莫斯科的中共干部，更接近苏共最高领导层，他是当时党内真正的“通天”人物。苏共让他少染些莫斯科色彩，只是为了减少外界注意，从而更方便地使用这把“工具”。
试想一下，若鲍罗廷直接把来自莫斯科的中共干部安插在黄埔军校，就免不了留下明目张胆操控孙中山国民政府军队的印象，起用周恩来多少可起到一些掩人耳目、堵人口舌的作用。
如此，周恩来虽无莫斯科钦差之名，却尽得钦差之利。
现在我们可以归纳总结一下周恩来旅欧期间的成就：
他除了成为季米特诺夫亲信之外，还利用旅欧支部，建立了以他为首的帮派体系，这一帮派体系对他一生的重要性，我们只须看看名单就知道：朱德、叶剑英、邓小平、陈毅、李富春、李立三、李维汉、聂荣臻、蔡和森（归国后任中共政治局委员、一度任中央书记）、恽代英（归国后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陈延年（陈独秀之子、广州区委书记）、向警予（蔡和森之妻，归国后任政治局委员）、蔡畅（蔡和森之妹，中央委员）。
当时旅欧中国青年因政治见解不同，常为中国前途问题争执不休，甚至挥拳动手打起来，周恩来常扮演一个调停者、和事佬的角色，这就大大锻炼了他周旋于不同政治派别之间的外交才能。
曾有中共体制内学者表示，周恩来真面目被揭底，“中共最后一块道德招牌”垮了。

追日

周总理的十里长街不是炒作

雨夜

追日 发表于 2016-2-13 12:17
周总理的十里长街不是炒作

天朝信息闭塞，愚民被蒙蔽，周大奸若忠，平时较亲民，所以才有“十里长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