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叶：（原创）论“瞿秋白悲剧”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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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论“瞿秋白悲剧”1

红叶

提要：绝代佳人瞿秋白，却逆历史潮流而动，参加并领导了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秋白所以迷误终生，缘于他在认识上陷入一个误区。“剥夺剥夺者”、“杀富济贫”、“打土豪分田地”，是“革命”外衣掩盖下的强盗理论。“瞿秋白悲剧”不仅是秋白个人的悲剧，尤其是社会的悲剧、时代的悲剧。从人性出发，中经“党性”的扭曲，最后回归人性：《多余的话》为秋白纯洁的人生画上了圆满的句号。秋白误以为共产主义“乌托邦”与人类理想的“大同世界”没有多大区别。他为人类美丽而崇高的理想献身，为广大贫苦民众献身，“求仁得仁”，死得其所。秋白一生，光明磊落。他永远活在人民心里。全文37000字。

瞿秋白（1899-1935）一生坎坷，最后并被蒋介石杀害。他的人生，确实是一出悲剧。但是，瞿秋白悲剧，不仅是个人的悲剧，更是社会的悲剧，时代的悲剧。

我国现代史上一位罕见的人杰

瞿秋白是二十世纪上半叶我们祖国一位难得的人杰。
瞿秋白出生在常州一个世代仕宦之家。叔祖瞿赓甫曾任湖北布政使（相当省长）。祖父瞿贞甫承袭“云骑尉”，并获“云南白盐井大夫、同知衔江西候补知县”衔。父亲瞿世玮（字稚彬）也捐了一个“浙江候补盐大使”的虚衔。瞿家诗书传家，文化气氛向来浓郁，许多人并且深谙琴棋书画。秋白的母亲金璇（字衡玉）是广东盐大使的女儿，自幼也曾熟读诗书，能填词作文，小楷娟秀。①
秋白天资聪慧，又极爱学习，在母亲的教育和家庭的影响下，诗词、绘画、书法、篆刻，无所不能。还懂昆曲，善吹箫，喜象棋。他爱好古物，对各种历史掌故都有浓厚的兴趣。青年时代，在俄文专修馆学习时，每考必名列第一或第二。尤其作文，几乎每次都被油印传观。当时，除上课外，他还自学英文、法文、社会科学及哲学。终于成长为多才多艺的一代俊杰。②
他心地善良，同情弱者，痛恨社会的不平，从小就敢于反抗，勇于斗争。双十节国庆，他在所住的宗祠门上，挂了一个写有“国丧”二字的白灯笼，发泄心中的怨懑。是年，秋白仅十二岁。  在中学时，一次作文，他就题发挥，大发议论，表示对社会贫富不均的不满，在校还受过一次记过处分。③  秋白曾绘有《风竹图》。疾风中廋竹数竿，虽被风吹弯，但刚劲挺拔，题款：“腰可弯，节不折”，实为其人格的写照。④
秋白的人生使命是清楚的，这就是：献身大众。他不是为自己而活，为个人的利益、名利、地位而活，那些，在他的思想境界里没有地位。秋白说：“本来，生命只有一次，对于谁都是宝贵的。但是，假使他的生命融化在大众的里面，假使他天天在为这个世界干些什么，那末，他总是在生长，虽然衰老病死仍旧是逃避不了，然而他的事业——大众的事业是不死的，他会领略到‘永远的青年’。”⑤
秋白继承并发展了中国士大夫以天下国家为己任的优秀传统。他虽然文质彬彬、作风儒雅，但原则坚定、斗争顽强。他曾撰文指名批评彭述之，实际批的是陈独秀。当时，陈独秀在党内搞家长制，批评他是需要极大的勇气的。秋白说：“我可不怕皇帝制度的斩首。……我们不能看‘党’的面子，比革命还重。一切为革命的胜利！”⑥
秋白接受了儒家“自省”的教诲，严于律己。遇到问题，总是首先想到自己的过错。他经常想到自己的不足、缺点和错误，勇于承担责任。经常埋怨自己对一些问题没有预见性。他说：“我的毛病是与工农群众接触太少，没有第一线斗争经验，因此不能把马列主义运用到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去。他经常提到彭湃、苏兆征、毛泽东、张太雷、朱德、贺龙，赞扬他们有丰富的地方工作和斗争经验，说中国少不了他们。他觉得自己最适合做一个教员，教教书，再不然，就当个翻译工作者。⑦
苏兆征在莫斯科患病，秋白劝他割了盲肠、休息一个月再回国工作。苏因为国内斗争急切要人，不听劝告，匆匆回国。结果在国内病发而殁。秋白后悔自己“没有坚持说服他留在莫斯科”，“是一个不能挽回的错误。”⑧    他多年在党内身处高位，一度成为党的最高领袖，但从来谦虚，有自知之明，总觉得自己水平不足，领导全党，力有不逮，就像“犬耕田”。⑨   
秋白忠于职守，工作起来，从来奋不顾身。他的献身精神是大家所公认的。
萧三说：“秋白同志聪颖，睿智，博学多才，谈吐文雅，一看便知是大知识分子。”⑩
周建人追记他与秋白的初次见面：“我一看那人，约摸二十四、五岁年纪，穿着西装，衣履整洁。他长得神采奕奕，风度翩翩，英俊挺拔，举止潇洒。”⑾
胡愈之说：“无论从那一方面说，秋白是中国智识分子最优良的典范。”⑿
令人无限惋惜的是：如此绝代佳人，却从青年时期开始走上了一条错误的生活道路，为所谓“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献出了一生。
秋白所以走上这条错路，从根本上说，是缘于社会历史原因，并非完全个人之所能选择。“瞿秋白悲剧”，不仅表现在他的遇害，死于非命上，更在于他人生方向选择的根本失误。而这个失误，当年曾是几代杰出人物群体的失误，秋白不过是其中比较突出的、引人注目的一例而已。不过，由于地位、影响的不同，他可以被视为这个群体的一个优秀的代表。他的悲剧人生，是几代人悲剧的缩影，也是时代悲剧的具象。

秋白为什么要投身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

1911年，我国发生的伟大的辛亥革命，是一件划时代的、翻天覆地的事件。实行了两千多年的专制制度宣告结束，国家进入民主时代，中国历史的新纪元从此开始。瞿秋白正好生活在这个伟大变革中，是一位跨时代的历史人物：前12年、幼年，生活在专制时代，后24年则在民主初生、艰难成长的时期度过。
辛亥革命根本改变了我国的政治制度。“中华民国”与“中华帝国”在名称上虽然只是一字之差，但本质根本不同：不再是“家天下”，而是“公天下”了。我国当时是亚洲第一个最大的民主国家。民国初建，社会万象更新。经济文化事业都得到了迅速地发展。我国多年被欺凌的局面改观，开始扬眉吐气。
但是，在清廷垮台之后，国内战乱频仍。北洋军阀头目袁世凯虽然担任着中华民国的临时大总统，却总在图谋破坏临时约法，破坏国会，实行个人独裁，1915年12月12日，更公然称帝，建立“中华帝国”，虽以失败告终，但是，接着， 1917年7月7日，安徽督军张勋又以“十三省区联合会”召集人的身份，率兵5000人进京，拥立傅仪为帝，复辟“大清帝国”。革命人民对此进行了不屈不饶地斗争。
与反复辟革命交错的是军阀混战。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段祺瑞的皖系操持北京政局。冯国章、曹琨的直系联合东北张作霖的奉系起来夺权，控制了北京政权。1922年，直、奉两系接着彼此两度开战。1924年10月23日，冯玉祥等人发动 “北京政变”。推翻了直系贿选的总统曹棍，占领了北京。政权落入奉系军阀手中。
     从秋白的童年、少年到青年时期，社会就这样一直动荡着。连年不断的战乱，民众苦不堪言，遑论安居乐业! 情况似乎还不如清末社会的相对稳定好。如何安定社会是当时全民所关注的最突出、最迫切的问题。清帝逊位、政权变易后，“中国向何处去”作为一个问题，仍然尖锐地摆在人们的面前。
就在我国乱得不可开交之时，1917年11月7日，在我国的北方邻邦俄罗斯，发生了此后多年被称为“十月革命”的政权更迭。民主共和制的临时政府被苏维埃政权取代。
“十月革命”是马克思、恩格斯“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在一个大国的实现，被认为是劳动者建立的第一个政权，揭开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震动了全世界。对社会改造的复杂性缺乏体验的知识分子们，首先普遍相信了这种空想而激进的学说，为之奔走、呼号、宣传。影响所及，逐步形成一股时代的潮流。以建立共产主义社会为目标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就此在世界蓬勃开展起来。
好像上天有意要证实这种学说似的，就在空想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影响如日中天之际，1929-1933年，被视为“旧世界”的资本主义社会崩盘，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持续最久的世界经济大危机。危机首先在美国爆发，随即席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1933年，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工业生产下降40%，世界失业工人达到3000多万。⒀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苏联经济得到了迅速地恢复与发展。1925年同1920年相比，农业总产值增加67.2%，超过战前水平；大工业总产值增加 4.5倍，达到1913年的75.5%，到1926年超过战前水平。人民生活得到改善，1925-1926年度，大工业工人的月平均工资比1920-1921年度增加1.8倍。赢得了世界的一片欢呼。⒁   
中国显得尤其激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1919年，战胜国举行“巴黎和会”。中国是战胜国之一，战败国德国所占的我山东及其相关权益理应由我国收回。但是，巴黎和会诸列强却决定将其全部转交日本。这是对我国严重的伤害和侮辱。而此后不久，1919年7月25日，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代理外长加拉罕发布《宣言》，却声称：废除帝俄与中国签订的一切秘密条约，放弃以前夺取中国的一切领土和中国境内的一切俄国租界。⒂  鉴于北京政府对此漠然，他们又于1920年9月27日，第二次发布《照会》，重申《加拉罕宣言》的各项原则，与“巴黎和会”对中国的态度形成鲜明的对照。虽然这些“革命高调”事后证明都是“空头支票”，但在当时，却极大地赢得了中国的人心。例如，蒋介石就曾表示：“苏俄为吾中国惟一之同志” ⒃  “如有人攻击俄国革命，必与之力争；如有人攻击共产党，必竭力为之辩护。”⒄
巧的是，正是在1917年“十月革命”前夕，1917年9月，十八岁的秋白在北京考入北京政府外交部设立的俄文专修馆⒅   秋白到北京本想考北大，研究中国文学，将来做个教员，但是经济条件不允许，只好改上“学膳免费”的俄文馆。“五四运动”，北京掀起反对巴黎和会侵害中国的爱国运动，秋白热情参加，但当时同学们谁也不愿意当总代表，秋白顾全大局，组织同学前去示威游行。后来，《北京晨报》要找记者去莫斯科采访，秋白想借机研究俄国文学，附带也想看一看那个“新国家”，就去了。在俄国，他请了私人教授，研究俄文、俄国史、俄国文学史。但是，为了报道的需要，也不能不广泛涉猎俄国共产党的报纸、文件。在当时的莫斯科，除了他，一个俄文翻译也找不到，1921年秋，东方大学开办中国班，他被聘任为助教，讲授俄文，并为政治理论课作翻译。因为职务的关系，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书籍不得不进一步有所接触。而每当中共代表来莫斯科时，更总是由他这位唯一精通俄文的知识分子担任翻译，由于接触日多，所受感染日深，他对苏联产生了同情。好友张太雷来莫斯科开会，介绍他加入了俄国共产党，1922年2月，又介绍他加人中共。⒆  同年11月，中共总书记陈独秀等前来参加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时，秋白为陈等担任翻译。12月21日，陈回国时，要他同回，他就同陈回到北京，并于1925年1月被选为中央委员，1927年5月，成为政治局委员；8月7日后，实际主持政治局，成为党的最高领导人。
秋白从学习俄文开始，同俄国文学、俄国发生了紧密地联系，混同了空想的“共产主义世界大同”与人类理想的“大同世界”的区别，误认二者没有多大区别，为共产主义“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人间天堂”的虚幻设想所迷惑，产生了对苏联的同情，皈依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成为一只在“无产阶级革命”狂潮中凌空飞翔的“海燕”。在狂热的、危害中国的 “共产主义革命”中，度过了一生，最终并为此而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