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叶：（原创）论“瞿秋白悲剧”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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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论“瞿秋白悲剧”二

红叶

提要：绝代佳人瞿秋白，却逆历史潮流而动，参加并领导了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秋白所以迷误终生，缘于他在认识
上陷入一个误区。“剥夺剥夺者”、“杀富济贫”、“打土豪分田地”，是“革命”外衣掩盖下的强盗理论。“瞿秋白悲剧”不
仅是秋白个人的悲剧，尤其是社会的悲剧、时代的悲剧。从人性出发，中经“党性”的扭曲，最后回归人性：《多余的话》
为秋白纯洁的人生画上了圆满的句号。秋白误以为共产主义“乌托邦”与人类理想的“大同世界”没有多大区别。他为
人类美丽而崇高的理想献身，为广大贫苦民众献身，“求仁得仁”，死得其所。秋白一生，光明磊落。他永远活在人民心
里。全文37000字。


苏维埃社会真相

苏联经济当初的迅速发展，和他们若干具体措施的采取有关。但是，根本的是在于布尔什维克实行的是一党专制独裁制度，剥夺了所有国民的财产和自由，使其全体沦为国家的奴隶，强迫他们在皮鞭下为政府劳动。
一个好的社会制度，一定有利于社会生产的发展。但是，社会生产发展并不能反证社会制度的必然优越。我国万里长城雄伟得很，那是当初在专制独裁制下，由千万劳动者的血泪和白骨堆起来的；商代的青铜器美轮美奂，世所公认，那是牺牲了万千奴隶的利益和生命得到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德国、日本曾经迅速勃兴，国力强大，举世触目，则缘于法西斯对国内民众的残暴统治和无情奴役。就是早已为人所不齿的所谓“满洲国”，经济曾经也很繁荣。1943年秋季，东北三省依靠占中国12%的土地和10%的人口，生产了占中国93%的钢材、66%的水泥、69%的化工品、95%的机械、78%的电力。包括德意志银行、巴黎银行、瑞士银行、巴莱克银行、花旗银行、美国银行、摩根大通银行在内的34家外国金融企业，在东北三省设立了分支机构。“满洲国”悄然超越日本，成为亚洲第一大经济体，其生产总值在全球仅次于美、苏、英。而当时底层民众，无一不是生活在暗无天日的地狱里。⒇  
苏联经济的迅速发展，正是如此。在农村，苏维埃政权强行集体化，把农民的一切生产资料收归集体所有。在城市，有产者也均被全面剥夺。无论工人还是农民，所有劳动者，都被剥夺殆尽，变得一无所有，不再有可能依靠自己的独立劳动来谋生，一律堕为国家的奴隶，依附于布尔什维克，只是政府的“会说话的工具”而已。 当时，以劳动手册取代身份证，并将劳动记录与口粮分配挂钩，“不劳动者不得食”。不仅不得食，拒绝劳动且罪同“反革命”。列宁说： “资产阶级中凡有劳动能力的男女，均应编入挖壕营，受赤卫队员的监视；违者枪毙。” (21)  多达1500万—1600万人被迫每天工作12—16小时。(22)  负责监督劳动的是特务机构“格柏乌”。“格柏乌”最初的名字叫“契卡”，意译就是：“全俄肃清反革命及怠工非常委员会”。(23)  “怠工”与“反革命”相提并论。列宁指示﹕“假使在俄罗斯的一万万人口中有一千万不愿意服从苏维埃，那我们便将这一千万人的肉体加以毁灭。”（24）   在布尔什维克残酷的统治下，作为“劳动力”的普通民众，被任意宰割，没有任何人身安全可言，往往成批地或被折磨死、或被打死、或被饿死。当时全俄各地有610个契卡工作委员会，1000多个革命法庭。仅1918年—1922年2月，杀人就不少于200万。（25）集体化的1930年代初，在哈萨克斯坦，农村人口缩减了30.9%，在伏尔加河流域人口减少了23%，在北高加索，人口减少了20.4%，而1933年政府却将足够700万人食用一年的1800万公担谷物运往国外，民众怎能不大批饿死？（26）   在苏联“粮仓”乌克兰，1931至1933年出现大饥荒，500到700万苏联人丧生。（27）  1929——1953年，前后共约有2870万人更被关进“古拉格”（劳动营管理总局），完全失去自由，强迫劳动，占全苏人口的10%以上，其中，275万并且死在了那里。  俄国中部省份在1916年人口有6800万，到1920年仅剩下3800万。（28）对现状表示不满的知识分子则被大批开除国籍，驱逐离苏。1922年，包括尼•别尔嘉耶夫在内的160名作家、哲学家、历史学家、教授、诗人――他们构成当时俄罗斯文化的核心和精华――被驱逐出境。总共有多达200～250万人被赶出国境，流亡国外。（29）   
毫不夸张地说，整个苏维埃国家,就是一座变相的监狱，一座地地道道的劳改营。统治这个国家、管理这个大劳动营的，就是当年的“革命者”布尔什维克；这个造反时的领导集团，一旦掌权，就原形毕露，迅速转化为贪图私利、只知压迫剥削民众的、罪恶的统治阶级，他们拥有宅第权、特供权、特教权、特继权、特卫权、特支权等各种特权：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员均有一处或几处别墅。凡是名胜地、风景区、海滨、避暑胜地，几乎全部被大小官员的别墅所占据。各级党政机关均有特设的内部商店、餐厅、冷库等供应网络，按照官职大小、地位高低享受特殊供应。凡是高级官员的子女，从幼儿园到大学均有培养他们的专门机构或保送入学的制度。高级军官的儿子则直接送军事院校培养。官员特别是高级官员可以免费为自己的子女留下豪华住房和别墅，供他们终身享用。花在高级领导人身上的保卫费用，达到无法核算的程度。位居金字塔顶端的官员在国家银行有敞开户头，即户主可以不受限制随意提取款项的户头。他们被原南斯拉夫共产党领袖之一的德热拉斯，后来恰如其分地、科学地命名为“共产党阶级”。而“共产党阶级”的统治手段，则主要依靠臭名昭著的“格柏乌”—“克格勃”特务组织。“共产党领袖”依靠它来控制党，进而依靠党来控制民众，这一特殊政体，被另一位同样杰出的、也是曾经的共产党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陈独秀，科学地概括为“格柏乌政体”。后来蹂躏人类至深的意大利、德国法西斯就是由这个政体演化而来。
人类社会从1215年英国“大宪章”签署、君权开始受到限制时起，逐步由封建制向民主制转型。到现在，将近千年，这个转型虽然还没有最后完成，但是，近几十年来，全球一体化的加速推进，自由经济的广泛而迅猛地发展，相应要求全球政治民主化的快速实现，改行民主制的国家于是迅速增多，原来的民主国家的民主程度则日益加深，更趋成熟。世界民主事业朝气蓬勃，前途一片光明。
从英国“大宪章”产生到民主制在全球实现，是一个过渡时期。在这个过渡期内，民主和专制的矛盾，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继续前进、完成民主制在全球的全覆盖，还是停滞下来，维持专制独裁现状，甚或倒退回去，在部分地区重搞专制独裁的问题，始终摆在人类面前。
民主制的内涵之一，就是少数人服从多数人，而在同时，少数人的一切合法权益得到保护。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恰恰相反，主张依靠多数人统治少数人，剥夺少数人的财产，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按照民主制，社会自然会在和谐中不断发展，而按照“阶级斗争”学说，社会永远动乱不休，天为宁日。近代以来，以这个错误的学说为基础的“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运动，以建立一党专政为目的，成为世界历史的一股强劲的逆流，曾经笼罩了人类的三分之一，猖狂至极，但因其违反人类的天性与良知，正在走入其衰败期，终将彻底失败，成为过眼烟云。践踏人权的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政权，从建立之日起，就受到民众的强烈抵制与反抗，铁板统治73年后，终被民众推翻，就是这个运动整体解体的象征。

秋白对苏联真相的如实报道

1921年1月-1923年1月底，两年多时间，秋白任职《晨报》记者，在《饿乡纪程》、《赤都心史》中，本着记者的良知，如实地报道了他在苏联的所闻所见。
刚到远东共和国新都城赤塔，他就多次听说了布尔什维克对民众的无情掠夺：“听说穷党政府（指布尔什维克—引者）要没收商货”。（30）    一位莫斯科逃难出来的女郎，听说秋白他们要去莫斯科，紧张地说：“可怕得很！可怕得很！”，很为他们担心。原来，她家在莫斯科 “有一所房子，现在一大半充公了，自己只留四五间住的，……弄得一塌糊涂。” （31）   秋白清楚地知道“小资产阶级一部分的所谓‘营业自由权’”被政府“侵及”。（32）    在沃木斯克，遇见一中国工人，从他那里得知：一九二O年春天，在那地方还可以做小买卖，后来全充公了，强逼做工。（33）  到伊尔库斯克，他们渡河所乘的“小小的火轮”就是从船主手里“征收公用”，不收渡钱，被称为“苏维埃渡船”。(34)     农民更被彻底剥夺，处境尤其悲惨。“农民出产物之全量”被“收取” 。(35)  一位老工程师曾向他抱怨：“乡下人的鸡鱼鸭肉一概都行集权制”。 (36)   大文豪托尔斯泰的一位亲戚，不仅儿子“被可恶的布尔什维克杀了”，他们家的“许多房舍，邸宅，田地一概弄光了。”他自己“还坐过三个月的牢狱。”(37)  德维里省一牛奶厂主谢美诺夫，从小辛苦到大，挣得的一份家业。德维里劳农兵苏维埃决议：宣告谢美诺夫之工厂，财产，房屋，一律没收，充作德维里省劳农地方政府公有。宣布之后，就派人去搜查封闭，一大半不动产都充公了。后来通国又行动产没收法，名为“革命税”，谢氏被判出六万卢布，他把几千张卢布纸币尽行拿出，说：“再也没有了，再也没有了。”革命政府说，如不拿出，立即枪毙，限了六天的期限。终于搜出充公，才罢。(38)
苏维埃政权对有产者的掠夺，完全违反人类的良知。某乡有一地主，没收之后，他到处询问，向各机构去申诉：“我没有犯罪，为什么没收财产？”——他始终不明白这就是所谓的“革命”。终于精神失常。小村落的尽头，一间木屋外，残枝堕叶，雪影稀微之处，常常见他，有时背着手，有时叉着腰，独行踽踽，来去踯躅，不时指手划脚，呢喃自语：“什么！什么!……啊！……不是地主？没收？”“呀！什么！”(39)
所有在俄的华侨，一如俄民，在被剥夺方面，无一幸免。例如，在赤塔，“许多穷苦的华侨，货物被政府依官价征收去了”，而“官价（却）一时发不出来。” (40) 包括华侨在内，“都赶进工厂做工。”(41)    在赤塔的七万和欧俄的四万华侨，“大家都想回国。”(42)
凡抗拒没收者，政府即予逮扑、流放。托尔斯泰故居土地被没收分给农民后，所余土地安置了十八九个农民,他们就是因抗拒征调被捕，出狱后流放于此，建立了所谓的“公社”。(43)    被“扫地出门”、流放异地他乡者，比比皆是。
民众被剥夺之后，只能仅凭赤裸裸的身子为政府干活以谋生。“大家都得做活，不做活的呢，更坏！‘登’上大狱，要到别处去也很难……”。(44)  “老工程师在铁道局办事，屡次怠工，唾骂布尔塞维克，下狱三四次。” (45)  “办事（即劳动——引者）的人才有饭吃”。（46）  在沃木斯克，秋白遇见一中国工人，谈起来，也说是：“强逼做工，一天一斤半黑面包”。（47）  看管托尔斯泰旧居的一户农民，革命时分得一俄亩半田，却要交税十二铺德。折合每中国亩交粮13斤。（48）
沦为奴隶的劳动者们从政府得到的报酬极低。看管托尔斯泰旧居的农夫，每月政府给的工资八九十卢布。不够照一张像。（49）  “一中国工人，皮包匠，每天在工厂做工八小时，一月得钱二百多万。”（50）  而“其时一万八千苏维埃钱才能兑一块中国钱”。（51）  工资虽然极低，物价却高得出奇。秋白说：“买些东西，其贵不可思议。” （52）   “一个苹果二十毛钱！（俄国小银元，值中币一元）” (53)  “买一盒俄国烟，价值要到一千七百五十卢布。” (54)  理发“一人要一块钱。” （55）   车手（火车司机）上车来道别，回赤塔去，要几支烟。他说：“可怕可怕……生活真难呵！我一个月薪水七百元苏维埃卢布，买一盒洋火倒要二百元。” （56）  至于职员（官吏）的生活，“薪水最多的不过八千卢布”（57），生活同样困苦不堪。
秋白到莫斯科的第三天就得到外交人民委员会发给的“膳票”。秋白说：“饭菜恶劣”。但是，比较起来，在那时的俄国还算是上上等的，有些牛油，白糖。同吃饭的大半都是外交委员会的职员。秋白看他们吃完之后各自包着面包油糖回去，因问一问同行的人，说俄国现在什么都集中在国家手里，每人除办事而得口粮外，没处找东西吃用，所以如此。（58）
友人告诉秋白，俄国现在无物不集中，消费者都以团体为单位，个人名义很难领到需用物品。全国集权行得很厉害。譬如莫斯科公社——市政工会之类，每月为莫斯科居民运取粮食，消费者凭劳动卷领取，劳动卷以工作高下为标准分好几等，每等可得若干。（59）    口粮从每月十五斤到每月四十五斤黑面包不等。俄一斤抵中国一斤之四分之三，一月口粮，折合不到中国的12-34斤。（60）    全体民众在饥饿死亡线上苦苦挣扎。
美索瓦有中国侨工二百多人，都是做苦工的。秋白同他们谈话，他们说着，颜色凄然：“……不能回去，有什么法想呢！……一个月我们现在得了三十斤黑面包，只够半个月吃。” （61）  而“苏维埃的黑面包”，秋白第一次吃时，据他说，“其苦其酸，泥草臭味，中国没有一人尝过的，也没有一人能想象的。” （62）  而“黑面包”求之不得，秋白认识的刘君，一九一九年冬天，还不得不吃马食料，为时达两个月之久。（63）
至于灾区，情况更加凄惨。“一堆一堆饥疲不堪的老人幼儿倒卧道旁，呻吟转侧。……噛草根烂泥。……竟有饥饿难堪的农家，宁可举室自焚。……还有吃死人肉的呢。……”真是惨不忍睹。（64）
与下层的艰难困苦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上层的腐败。一位小学女教师因所领口粮不够，兼任一临时讲席，多得一份口粮，竟因此而被审判，在争辩中，方知审判官每人至少得到七份口粮。可他们却仍黑着良心在整一无助的小小女教师。有一军官作弊，得五百万苏维埃卢布，营长和委员长假装不知，其后，军官之妻瞒着委员长，以地毡贿赂营长。委员长之妻从闲聊中得知，嫉妒告发，事情方得暴露。（65）    至于苏维埃官员偷买毒品（鸦片烟）的事，秋白也接触过。（66）    而强收市民、充公的房屋，则由“新来的官员住。” （67）
在苏维埃官员的支持纵容下，城乡地痞流氓猖獗。在赤塔，秋白得知：有些红胡子（土匪）冒充信仰共产主义，布尔什维克有时竟相信他们，他们也就倚势妄为，处处和华侨会为难。（68）在乌金斯克，秋白睡梦之中，听见上乌金斯克华侨商会会员上车来见总领事，诉说那地方胡子哄着俄国多数党反对商会，派兵搜查，诬蔑商会长，剥去上下衣勒索，要求总领事解决。（69）  二流子在布尔什维克支持下猖獗、时兴的事，就在中国的哈尔滨，人们也是知道的。当时，秋白在一家饭馆，看到一个俄国乞丐，给了他一角钱。乞丐走后，饭馆主人说：“给不得他们，天一天来歪缠。要是俄国穷党（北方人俗称‘布尔塞维克’的名字）一来，这般人都得抖起来罢？……”（71）
苏维埃政权之腐败、官员道德之败坏、民心之丧失，在秋白下面一段描述中，跃然纸上：

馆门开处，一位“美人”走进来了，红粉两颊，长眉拂
黛，樱唇上涂着血滴鲜红 的胭脂，丝羅衣裙，高底的蛮靴，
轻盈缓步的作态坐下，眼光里斜挑暗视，好像能说话似的。
拈着一支烟，燃着了，问道：
“咖啡牛奶一杯，有好点心么？”
贵倨的半老徐娘（咖啡馆女老板）和声下气的答应着。
咖啡点心都拿来了。……
“你们这里没有牛肉饼么？几万钱一碟？”
“没有，对不住，可是可以定做，晚上就好，要多少呢？
请问。两万钱一碟。”
“要两碟，浓浓的油。”
说完，他就站起来，扭扭捏捏的走出来，走到门口，懒
懒的说一句“再见”。店主人忙答应着，回头笑向那半老徐
娘用法文说道：“这又不知道是哪一位‘委员’的相好，看
来很有钱呢……”（72）

社会上怨声载道。秋白访友，当晚，这家又来了一位亲戚，是伊尔库次克派来购买食粮的。那客人不断的骂布尔塞维克。据他说，那地方情形比赤塔坏得百倍。“唉！什么共产主义！布尔塞维克只会杀人。还有什么……他们自己吃好的穿好的，还说是共产党……呢？”（73）
见到一位工程师，秋白因问他是不是共产党。工程师放下烟斗，破壳的喉咙里发出嘲笑的声音，而又带着愁惨的声调，说道：“我？共产党！咦！……”旁边有人插嘴，指着一女郎道：“他是共产党。”秋白就回身问他共产党的党纲；并看他脸上涂脂抹粉的，很可笑的形容。那女郎楞着，只是笑，勉强说着一两个字，又顿着不说，似乎害羞不好意思。……工程师抢着说：“党纲好极了！好极了！可惜梦想，幻想；抢，监狱，监狱……” （74）  秋白造访托尔斯泰故居，也看到托尔斯泰家的“两位亲戚女太太们，成天的骂革命政府。”（75）
秋白清楚地知道：不得志的小商人，小资产阶级农民，一九二0年以来，都不满于劳农政府。他知道，所谓“食粮均配法”，没收农民出产物之全量，为近时西伯利亚以及其余各处农民反抗的真因，——这种风潮，他们到莫斯科时已经很甚。（76）  据苏共官方统计，仅在1918年6月后的四个月间，列宁派往农村、抢夺农民粮食的“武装粮食征集队”，其 36000人中，就有7309人被自发反抗的农民杀死。（77）
和农民血肉联系的工人群众则首先提出了民主的要求。1921年2月21日，在彼得格勒的特鲁博奇工厂的工人举行会议，提出了要苏俄政府向“人民政权”过渡的决议，要求取消布尔什维克的一党专政，建立自由选举的苏维埃政权。结果，被“共产主义刽子手”布尔什维克镇压，超过100名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被逮捕，约200名工人和知识分子被逮捕。（78）
苏俄的所谓“十月革命”是从彼得格勒港口喀琅施塔得的阿芙乐尔号巡洋舰炮击冬宫开始的，水兵们因此被誉为“十月革命的荣光和骄傲”。消息传到港口，水兵们大惊：敢情布尔什维克夺权前宣传的民主是骗人的？水兵们不允许抓人，并要求追究是哪个海军部队向演说工人射击。他们更不赞成一党专政，坚决要求实现原先承诺的民主自由。对此，列宁的答复是坚决镇压，说：“我要让你们几十年里不敢再打反对派的念头。”立即命令 6万军队展开进攻，甚至对水兵丧失人性地使用了毒气。英勇的水兵们坚决还击。约一万红军被打死、致残或失踪。直到战斗结束，喀琅施塔的约26000水兵，没有一个人投降。战死者约15000名，8千人跑到芬兰，2千人被判刑。二战后，对民众造反恨之入骨的斯大林，把逃到芬兰的这些人又抓了回来，关到集中营里。这就是所谓的“喀琅施塔得水兵叛乱”。（79）
秋白这样如实客观地报道了这一事件：“ 二月二十八日在克龙史泰（今译喀琅施塔得——引者）——彼得城的港口，向来军事上的要塞，——有一军舰上的水手暴动……声言反抗“共产党的苏维埃”，……到今天——三月十九日——报上载，居然已经完全平静，死亡却也不少。……有人告诉我，莫斯科暗中正在戒严状态中……形势不大稳当。那阴谋的口号是要求三端：（一）自由贸易，（二）开国会，（三）解散共产党。这次克龙史泰的口号却是“无共产党之苏维埃”。（80）
至于农村的“民变”，其混乱、血腥，一村苏维埃秘书向秋白作了详细地介绍：当时，白党乱事屡起，劳农政府须得多集军队，下令征兵。他们村里应有三千人应征。一天早上，新兵齐集车站。车站堆着一大堆人，父母妻子兄弟，牵衣哀泣……急听得村外呼号声大起，突然一排枪声。几分钟后，公事房门口突现一大群人，街卒赶紧举枪示威，农民蜂拥上前，亦有有枪械的，两峰相对。村苏维埃秘书说：我陡然觉得满身发颤，背上冰水浇来，肺脏突然暴胀，呼吸迫促，昏昏漠漠不辨东西，只听得呼号声，怒骂声，“不要当兵”，“不要苏维埃”……我生生世世忘不了这一刻的感觉，——是“怕”，是“吓”，是“惊”？……不知道。（81）
秋白知道当时被称为“十恶不赦的白军”是在为民主而战斗。他为好奇心所激发，曾以新闻记者名义去访《光明报》主笔。《光明报》是谢美诺夫“白军”的机关报。他问到“谢将军”，主笔说：“呀，谢将军是真正的俄国民主主义者，可恨社会党，过激党胡闹。”主笔说，一旦“谢美诺夫民主国”成立，希望中国了解远东问题的重要，能和此“新俄”及日本结三国同盟，抵御美国的侵略。（82）
关于布尔什维克的反智问题，秋白也是十作了客观报道的。他引一位老者的话，这位老者是德维里地方一牛奶坊协作社的社员，据秋白说，此人是中下社会的人，谈吐朴实，蔼然可亲。他说：布尔什维克“看见带眼镜的人都指为智识阶级，怠工者，拼命排斥；于是智识阶级更逃得厉害，至今弄得要人办事的时候，人手又太少了。”（83）
苏维埃政权的倒行逆施，把整个俄国拖入了破产的深渊。俄国本来落后，1913-1914年,俄国工业总产值仅占世界总量的2.6%，与美国所占的8%、日本的13%、英国的14%、德国的16%，根本无法相比。布尔什维克夺权后，主要由于政策错误，加上内战、外国干涉等因素，1921年的工业生产最多只及战前水平五分之一，对外贸易从29亿卢布跌至3千万卢布。粮食收获的总额，从8亿零100万英担（1英担为100磅——引者）跌至1922年的5亿零3百万英担。整个国家和政府都走到了深渊的边缘(84)，俄国成了大国中唯一的“饿乡”，社会一片凋零，民众真正生活在“人间地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