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叶：（原创）论“瞿秋白悲剧”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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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论“瞿秋白悲剧”五

红叶

提要：绝代佳人瞿秋白，却逆历史潮流而动，参加并领导了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秋白所以迷误终生，缘于他在认识
上陷入一个误区。“剥夺剥夺者”、“杀富济贫”、“打土豪分田地”，是“革命”外衣掩盖下的强盗理论。“瞿秋白悲剧”不
仅是秋白个人的悲剧，尤其是社会的悲剧、时代的悲剧。从人性出发，中经“党性”的扭曲，最后回归人性：《多余的话》
为秋白纯洁的人生画上了圆满的句号。秋白误以为共产主义“乌托邦”与人类理想的“大同世界”没有多大区别。他为
人类美丽而崇高的理想献身，为广大贫苦民众献身，“求仁得仁”，死得其所。秋白一生，光明磊落。他永远活在人民心
里。全文37000字。





秋白对各种反苏声音“充耳未闻”

布尔什维克当时对内虽然极其残暴，对外却严格封锁消息。外界看到的，只是光鲜的外表。“铁幕”遮蔽着一切。和“日趋没落”的资本主义世界相比，苏维埃政权反被普遍误视为“新世界的曙光”，证明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正确。拥护之声，不绝于耳。在世界各地，到处可以听到激动人心的苏联颂歌。
但是，“纸包不住火”。苏维埃政权外表光亮、内在专制独裁的凶象，逐步被一些政治敏感、观察精细、思想独立的人所识破。只是他们的声音与强大的颂歌相比，显得比较微弱，没有引起世人足够的注意与警惕，因而没有抵挡得住这股世界性的历史逆流。
1923年，坚决支持苏联的蒋介石兴致勃勃地去这个“无产阶级的祖国”考察，目的当然是想借鉴引进。三个月考察结果，大失所望。他发现，原来，苏维埃政治制度是“专制和恐怖的组织，与我们中国国民党的三民主义的政治制度，是根本不能兼容的。” “俄共政权如一旦臻于强固时，其帝俄沙皇时代的政治野心之复活，并非不可能，则其对于我们中华民国和国民革命的后患，将不堪设想。” （85）
著名诗人徐志摩凭借着文学的素养和敏感，很快从苏联的现实中觉察出“天堂是有的，可以实现的，但在现世界与那天堂的中间却隔着一座海，一座血污海”。他说： “中国对苏俄的问题，乃至共产主义与中国，和国内共产党一类问题，到今天为止，始终是不曾开刀或破口的一个大疽，里面的脓水已经痈聚到一个无可再淤的地步。”
政治家张奚若在《苏俄究竟是不是我们的朋友》一文中，指出：苏联“假共产为名，为自己的私利……其危害我们中国的地方更甚于帝国主义式的敌人，我们防备他比防备帝国主义式的敌人更应该严密一点。”
思想家梁启超以他那一贯“笔锋略带感情”的风格大声疾呼：“喂，青年们，傻子们，听啊！我老老实实告诉你，苏俄现状，只是‘共产党人’的大成功，却是共产主义的大失败。你跟他们走自以为忠于主义，其实只是替党人张牙舞爪当鹰犬，和你脑子里理想的主义相去不知几万里。” （86）
国民党元老、激进的革命家张继不仅曾经信仰过共产主义，而且实践过。1907-1908年间，他先在日本，与刘师培办“社会主义讲席班”，宣传社会主义；后又前往法国西北部沙利威耳附近的森林中，参加“鹰山共产村”的活动，实践社会主义。那里有农田百亩，母牛一头，二层楼房一所，集合志同道合者十余人，国籍七八种，有法人、意人、西班牙人、比利时人、俄人等，集体劳动，“以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为目的”。张继“蔽衣裸胫，每朝随一俄人，以马运菜到附近乡间，鸣喇叭求售，如是者三月。”但后来，在现实的教育下，他觉悟了，转变了立场，由上海到北京，找到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声言反共，并以“反共先知”自居。张继后来成为“西山会议派”的主要骨干，至死反对共产主义。（87）　　
中国从1840年鸦片战争、国门打开时起，就被迫与世界连成一片，不自觉地巻入了全球化的浪潮。与此相适应，我国的现代化也同时开始，政治制度由专制独裁向现代民主转化。这是我国几千年来从未有过的“大变局”。所谓“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恰恰逆时代潮流而动，站在历史发展的反面，以实现一党的专制独裁为目的，把人类社会拉向倒退。作为我国现代一位杰出的、令无数人敬仰的才人，一位灵魂纯洁、极富才华和奉献精神的著名知识分子，瞿秋白对自己在苏联观察到的种种消极现象“视而未见”，对各种反苏言论“听而未闻”，为时代潮流所裹挟，走错了方向。为此而浪费了一生的精力。
秋白所以投身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并不完全出于他主观上的选择。秋白的志愿在文化工作上，他最想当的是教员。他觉得自己最适合做一个教员，教教书，再不然，就当个翻译工作者。（88）  可是，身不由已，被运动的狂潮卷着走。例如，1928年6月，中共六大，秋白的进退成为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据他临终前叙述，当时，他屡次想说：“你们饶了我吧，我实在没有兴趣和能力担负这个领导工作”，考虑到没有合适的替代者，以大局为重、“责已以严”的他终于还是没有说出口，直到1931年初被开除政治局委员之职。其间的被动应付，一直使他感到极为困难。晚年，他这样描述自己当年的境况：

一只赢弱的马拖着几千斤的辎重车，走上了险峻的山坡，
一步步地往上爬，要往后退是不可能，要再往前去是实在不能
胜任了。我在负责政治领导的时期，就是这样一种感觉。欲罢
不能的疲劳使我永久感觉一种无可形容的重压。精神上政治上
的倦怠，使我渴望“甜蜜的”休息，以致于脑筋麻木，停止一
切种种思想。

自己觉得已经非常地衰惫，丝毫青年壮年的兴趣都没有
了。不但一般的政治问题懒得去思索，就是一切娱乐，甚至风
景都是漠不相关的了。（89）

就这样，从1925年到1931年，整整五年，秋白非心所愿地当了中共领袖之一，最后三年甚至仿佛还是最主要的领袖。（90）
平心而论，秋白之所以投身革命，既不是有什么“领袖欲”，想在中国革命中捞去显赫地位，也不是出于“彼可取而代之”、成为一代国家主宰的政治野心。就马克思主义而言，他的兴趣只在“社会主义的最终理想”，即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创造德莫克拉西（即民主——引者）的新社会，自由平等，没有一切阶级、一切战争的和平幸福的新社会”。这，是他追求的。此外的一切，他都是被动的，责任所在，不能不尔。不仅作为政治领导者，他被动软弱，一生窝囊，就是为世所敬重的理论宣传，实际也是虚浮的。秋白并没有系统地研究过马列主义，因弄清其原委而坚信。他是边工作边学习，对理论完全是“现整现卖”，他在临终前，在《多余的话》中，坦率承认：“我的一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常识，差不多都是从报章杂志上的零星论文和列宁的几本小册子上得来的”，对于马克思主义自己“只知道一点皮毛”，“所谓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只是“偷到的虚名”。因此说，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他在思想上、感情上陷得并不很深，虽然他在党内地位显赫，并曾被尊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