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叶：（原创）论“瞿秋白悲剧”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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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论“瞿秋白悲剧”六

红叶

提要：绝代佳人瞿秋白，却逆历史潮流而动，参加并领导了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秋白所以迷误终生，缘于他在认识
上陷入一个误区。“剥夺剥夺者”、“杀富济贫”、“打土豪分田地”，是“革命”外衣掩盖下的强盗理论。“瞿秋白悲剧”不
仅是秋白个人的悲剧，尤其是社会的悲剧、时代的悲剧。从人性出发，中经“党性”的扭曲，最后回归人性：《多余的话》
为秋白纯洁的人生画上了圆满的句号。秋白误以为共产主义“乌托邦”与人类理想的“大同世界”没有多大区别。他为
人类美丽而崇高的理想献身，为广大贫苦民众献身，“求仁得仁”，死得其所。秋白一生，光明磊落。他永远活在人民心
里。全文37000字。


在历史逆流中迷误终生

    秋白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认识上、感情上陷得并不深，又耳闻目睹了布尔什维克的种种倒行逆施，知道他们人心丧尽，却又为何坚持“革命”到底？
    原来，他是深深地陷入了认识上的一个误区。
在秋白四岁、还不懂事的时候，1903年，叔祖瞿赓甫去世，全家开始陷入困境，后来以至靠亲戚接济、典当度日。秋白天性善良，破产的家庭生活，相似的社会环境，使秋白更加深了对弱者的同情。一次，在常州郊外，遇到农民在卖自己的小女儿，孩子头上插着一个稻草结。秋白心疼至极，感到“好像在出卖自己的妹妹似的”。还有一次，看到村里一位小朋友光着背在风里发抖，就把自己身上穿的褂子，脱下给了他。
他痛恨强者对弱者的欺凌。看到苍鹰捕小鸟，恨恨地说：“好光景就是让这种强盗给破坏了！”指着身边戴阔边礼帽的大胖子,说：“什么时候大胖子要饿廋了，天下就好过了。”(91)    他喜爱《水浒》，说：“现在就是没有梁山聚义的地方，我虽然不能做拿着双斧的李逵，至少也好做一个水边酒店里专门接送好汉的酒保。”(92)    他向往梁山，出国去苏联前夕，他从北京南下济南，向父亲辞别时，还曾想到郓城、阳谷、梁山泊一带实地看看，因没有时间而作罢。（93）
秋白说：“母亲自杀后，我从现实生活中悟出一条真理，当今社会问题的核心是贫富不均。自古以来，从冲天大将军黄巢到天父、天主、天王洪秀全，做的都是‘铲不均’。孙中山提的‘天下为公’，也是为了平不均。可见当今社会，必须从‘均’字着手。”（94）
秋白向往“杀富济贫”。“杀富济贫”，就是“替天行道”。——这种观念，弥漫在中国社会的角角落落，从来被认为“天经地义”，“理所当然”。包括笔者在内，自幼也都是这样认为的。秋白这样认识问题，一点也不奇怪。他就是在此思想基础上接受“无产阶级革命”的。从中国的“杀富济贫”到马克思的“剥夺剥夺者”，直接对接，中间不需要任何过渡。
“剥夺剥夺者”，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一个基本口号。马克思在前人探索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剩余价值”学说，在人类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认定体力劳动者是价值的创造者，给从来被鄙视、陷入社会最底层的体力劳动者以崇高的社会地位，这是马克思对人类社会一个了不起的伟大贡献。遗憾的是：马克思却从此出发，走向极端，把问题绝对化，以至只承认体力劳动，认其为社会财富的唯一源泉，否认资本、土地、技术、管理、脑力劳动等在生产过程中各自无可替代的作用及其贡献，视资本所有者、土地所有者、技术专家、生产经营管理者、知识分子等等为无足轻重，认为他们都是依靠体力劳动而活着的。尤其资本家、地主，其财富，更被认为系体力劳动者所单独创造，只是被他们剥夺去了；他们统统是所谓的“剥夺者”。为了社会的公正，必须“剥夺剥夺者”。正是这个荒谬的命题，从根本上打乱了社会的正常发展秩序，导致了此后大量的、无穷无尽的、连绵不断的社会动乱。
在二十世纪上半叶，农民和土地问题是中国所谓的“民主主义革命”的中心问题。秋白对农民问题的主张，同毛泽东一样，是激进的，偏执的，极端的。其要点是：1、耕地农有，甚至农民佃户自己亦可“动手占据耕地”，“要使农民佃户觉得他所耕种的田是理应属于他自己的。”2、为此，农民应当武装起来，组织农民自卫军，依靠武装，实现并保卫自己的利益。3、乡村政权归农民，凡是行政要由农民代表会决定后才可实行。4、严厉地无情镇压一切买办地主阶级之反革命运动，剥夺其政权。（95）   
中国的所谓“民主革命”的发展，正是循此而进：首先，搞起农民的武装，打倒占有土地的所谓“土豪劣绅”及其“支持者”，包括“军阀”和“反动政府”，改由造反的农民掌握政权，从而夺取土地，实现“耕地农有”。
体现这条路线的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当初，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在陈独秀、彭述之的反对下，只发表了一部分，没有全文刊载，秋白说：“目前党内，特别在中央，有些同志不敢支持已经开始，或者正在开始的农民革命斗争，反而横加指责，今天一个过火，明天一个越轨，这不行。”他让秘书将其送交中共在武汉办的长江书局，出版了单行本，并自己动手写了一篇《序言》。秋白并且热烈称颂：“彭湃是广东农民之王，毛泽东是湖南农民之王。”（96）   
农民天然地靠劳动吃饭，无偿地掠夺别人的土地财产归己，对他们来说，是不可想象的，亦为传统的社会道德与社会舆论所不容，这种事，本分的农民是不会去干的。要在农村掀起“打土豪分田地”的浪潮，只有依靠流氓无赖之徒。这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应有之义。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鲍罗廷就曾说过：“农民受压迫过久，稳健分子不易起来，是要痞子、流氓做先锋，真正农民才得起来。”毛泽东在他的考察报告里大捧农村里的这类社会渣滓，称其为“革命的先锋”。秋白同样如此，他在《序言》中，强调指出：“‘匪徒，惰农，痞子┅’这些都是反动的绅士谩骂农民协会的称号。但是真正能够解放中国的，却正是这些‘匪徒’。”他说：“农民要的是政权，是土地。因为他们要这些应得的东西，便说他们是‘匪徒’。这种话是什么人说的话！┅必定是反革命。”“农民要这些政权和土地┅他们实在‘无分可过’。他们要不过分，便只有死，只有受剥削。” （97）
农民是公民，要和其他公民一起掌权，天经地义，如果政权不是选举产生，是外力强加的，其任务只在对民众实施统治，则农民造反是完全正当的。至于土地，却是另一回事。各家各户的土地，除极个别者外，不论多少，都是祖上传下来的或自己艰苦奋斗所得，别人如何可以视为自己“应得的东西”、随便予以掠夺，而且不给，就杀就抢？而且，依仗群体的力量，而且依靠武装。这种肆无忌惮、蛮不讲理的行径，与土匪何异？
“打土豪分田地”这中国版的“剥夺剥夺者”，实际是一种极厉害的强盗理论，而且是集大成者，而且是其升级版。强盗一般只抢浮财，这里则要求连产生财富的基础——土地也一并抢走；为使抢劫得逞，要大张旗鼓地建立农民武装力量，越多越好；一般强盗在抢劫时，只要被抢者不反抗，是不伤害其性命的，这里则对地主“严厉地无情镇压”，连性命也要剥夺。抢到手后，则要建立自己的政权，以求永固。秋白说“农民佃户觉得他所耕种的田是理应属于他自己的”，这所谓“理应”之“理”在哪里？能站得住吗？为什么佃户耕的田就“理应”属于他？一群人有什么权利宣布另一群人的财产是自己的？这样的夺地，是否符合人类千百年来自然形成的社会公德？再起来一群人宣布并掠夺另一群人的财产，是否也可以？…… 更为严重的问题是：无偿掠夺的口子一开，就不可能拢住。受害的，不仅是所谓的“剥夺者”，此外任何有产业的，“革命”所及，都逃脱不了。所有经“无产阶级革命”而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哪一个，其民众不是被共产党剥夺殆尽。马克思许诺：在革命中，无产阶级失去的只是“锁链”，结果恰恰相反，所有民众失去了一切，个个穷光蛋，“贫无立锥之地”，得到的反而只有锁链。 在今天，当我们冷静下来，方觉得这种理论荒谬、野蛮、无理，无可理喻如此，而在《共产党宣言》发表以后的近二百年间，竟完全俘虏了一代又一代追求进步的革命者们，使他们将其视为服务贫苦民众、毫无疑义的“不二法门”！
秋白为毛著所写的这篇序文，写于1927年4月11日夜二时。过激的革命，到底走到了自己的反面。第二天，4月12日，蒋介石就对共产党人开始了大规模地血腥地屠杀。（97）
秋白既陷入认识误区，视此种掠夺为“天经地义”，则其拥护苏俄的种种过激政策，也就毫不足怪。他认为布尔什维克实行“土地国有”原则是“革命”，在此原则下，“使用土地者的私有生产品权仍保留”，则是“因农民小资产阶级的心理，在现实的世界中，不得不有此政策”，“那资产阶级心理的几百万农民群众，令劳农政府部得不实行新经济政策，对之让步。”（98）    农民对自己的劳动成果有“所有权”，天经地义，但在秋白看来，这却是“资产阶级心理”的表现，布尔什维克允许农民保留私有生产品的所有权，竟被认定是对他们的“让步”、亦即 “照顾”。秋白说：为了“国家经济的总计划——保护‘劳动者’权利”，“不得不侵及小资产阶级一部分的所谓‘营业自由权’。”（99）  侵害民众利益，振振有词。黑白颠倒，一至于此！
“共产主义革命”神圣、雄伟，高大得几乎不可仰视。秋白匍匐在圣像的万丈光芒下，谦卑地自称“东方稚儿”，顺从地任其摆布，诚惶诚恐，丧失了起码的理智和常识。他认定苏俄“确为世界历史开一新纪元”，自觉是在“向着红光里去”，“如今幸而见着心海中的灯塔，虽然只是赤光一线，依微隐约，总算能勉强辩得出茫无涯际的前程” ，“宁死亦当一行”。他来苏俄经受这“澎拜赤潮的洗礼”；到这块革命圣地，是为了“取经”。他如实报道布尔什维克对民众的掠夺等等，不是出于对它的否定，而是显示：这就是革命，这就是伟大的革命。要想进入人人向往的“共产主义天堂”，必须如此。战乱，血污，饥饿，死亡……，一切的一切，都是“必由之路”，是神圣的。中国要进入“新时代”，必须准备“脱胎换骨”。
既然深陷“阶级斗争”的思维泥潭，则秋白对一切问题的看法就不能不带有偏见。例如关于他所热爱的文艺，无产阶级要有自己的文艺，这是没得说的，但是由此而排斥此外的一切文艺，显然是偏颇的，站不住的。无产阶级文艺只是社会诸种文艺之一，怎么可以以“一”代全，打倒其余的一切，那样，社会文艺事业能够繁荣吗？再如，对于他的知己鲁迅，“科学社会主义”浪潮如此汹涌，清醒如鲁迅者，也未免受其不良影响。“鲁迅从进化论到阶级论，从绅士阶级的逆子贰臣进到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真正的友人，以至于战士”，正是鲁迅失误之所在，怎么可以给以完全的肯定？文艺家可以担负战士的某些任务，但这毕竟不是他的“主题”。文艺家就是文艺家，战士就是战士。文艺家的任务是给人类生产精神产品，战士的任务是打仗，二者是有很大区别的。把文艺只是作为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武器来用，认定文艺家的任务仅在与此，是极为片面的。在其他问题上，“阶级斗争”的偏见，也无不比比皆是。极端、偏激、片面的政治见解，狭隘的视野，严重束缚了秋白，严重影响了秋白天才的全面发挥与展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