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叶：（原创）论“瞿秋白悲剧”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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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论“瞿秋白悲剧”七

红叶

提要：绝代佳人瞿秋白，却逆历史潮流而动，参加并领导了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秋白所以迷误终生，缘于他在认识
上陷入一个误区。“剥夺剥夺者”、“杀富济贫”、“打土豪分田地”，是“革命”外衣掩盖下的强盗理论。“瞿秋白悲剧”不
仅是秋白个人的悲剧，尤其是社会的悲剧、时代的悲剧。从人性出发，中经“党性”的扭曲，最后回归人性：《多余的话》
为秋白纯洁的人生画上了圆满的句号。秋白误以为共产主义“乌托邦”与人类理想的“大同世界”没有多大区别。他为
人类美丽而崇高的理想献身，为广大贫苦民众献身，“求仁得仁”，死得其所。秋白一生，光明磊落。他永远活在人民心
里。全文37000字。




《多余的话》主要为谁而写？

对于秋白最后的著作：《多余的话》，自它问世以来，社会上有关它的写作目的与内容，有过种种的评论：
投敌变节。——《多余的话》是叛徒的《自白书》。(100)
对自己生死观等“基调”的全面否定。（101）
宣传共产主义——秋白写《多余的话》，不仅无“悔过”之意，而且“包藏颠倒黑白之蓄意”。秋白“至死不变”，仍然宣传共产党人的思想主张，与国民党为敌，且手段“狡猾恶毒”。(102)
向党检讨。（103）
总结革命的经验教训。(104)
揭露王明路线。(105)
有限度的退却。（106）
坦然无私地自我审判。(107)
忏悔。(108)
沉重的思考。作者一方面对于共产主义信念毫不动摇；一方面又对于究竟什么是共产主义，对于亲身经历的为达到共产主义所采取的某些手法感到迷惘。（109）
殉情。（110）
以上这些看法，除个别完全错误外，多数有一定的根据，各自有其合理性。但是，要全面把握《多余的话》的本质，则还需要进一步地加以研究：究竟这部作品主要是写给谁看的？为什么要写给此人，又到底写了些什么？
是写给敌人，以求免死的吗？不是。他早已有牺牲的思想准备，被俘后，自知必死，即就气节而论，他也不可能向敌人求饶。
写给敌人，以示自己的坚定的共产主义立场的吗？不是。敌人的顽固与残暴，他再再领教过了，政治上不会幼稚如此。
写给党组织，向党检讨，揭露王明路线，总结党在革命斗争中的经验教训，表示自己是在作有限度的退却？他与党组织已不可能取得联系，又处此残酷的环境，怎会如此想法？
自我反省？在凶残的敌人面前，他有什么必要进行忏悔，坦然无私地自我审判，沉重地思考呢？要知道：监狱并不是自我反省的适当场合。
在敌人的监狱里“殉情”？无法想象。
那么，《多余的话》到底为谁而写？
主要是写给他的妻子杨之华的。
秋白挚爱之华。他刻过几枚图章：“秋白之华”、“秋之白华”、“白华之秋”，俩人名字溶为一体，相互渗透，不分彼此，可见其爱之深、之浓、之热烈。现存的秋白遗物中，有一枚他给之华的金别针，上面有秋白亲手刻的“赠我生命的伴侣”。感情内敛如秋白者，能够如此表露，则其情爱之无可压抑可见。(111)
秋白、之华的结合是不易的。1924年，秋白见到之华时，她已婚有女，丈夫沈剑龙，与之华彼此志趣迥异。之华激进，多年从事革命活动，与沈疏远。她由秋白介绍，加入了共产党。秋白、之华在共同的革命事业中，相互了解，逐步建立了感情。经秋白发起，秋白、之华、剑龙友好协商，之华、剑龙“正式脱离恋爱的关系”，秋白、之华“正式结合恋爱的关系”，剑龙、秋白“正式结合朋友的关系”，三条《启示》同时发表在1924年11月27日至29日的上海《民国日报》上，成为当时妥善处理恋爱朋友关系的佳话，秋白、之华结婚时，剑龙并曾亲临祝贺，开一代新的社会风气。(112)
与热烈地相爱并存的，是生活的动荡与艰辛。他们离多聚少，许多时候处在敌人的追杀之中，多次搬家，为保存生命而不断流荡。其间，还曾多次到鲁迅家避难。他们始终生活在提心吊胆之中。令人痛心的是，在此严酷的环境中，组织却对他们十分无情。秋白自幼体弱，刚刚二十岁，就患上了肺结核，多次吐血。早在1921年，在苏联，医生就说他的一叶肺已经烂了，只能支持两三年。但是，秋白坚持工作，病得不能起床时，就把吊灯拉下栓在床架上，躺在床上看书，俯在枕上写作。（113）  婚后，全凭杨之华无微不至的关照，他才得以保全性命，继续为党工作。但是，1934年1月，中共中央却残忍地决定要疾病缠身的秋白，离开生活条件较好的上海，去衣食住行十分艰难、几个月吃不到油盐、谈不到什么医疗条件的江西苏区“工作”。他要求之华同行，以便生活有所依靠，竟遭无情拒绝。而同年10月，当红军从中央苏区转移、外出逃命、开始进行所谓两万五千里“长征”时，重病的秋白反而被组织更为残忍地遗留于原地，最后终于被搜山的敌人捉住而牺牲，掌权者“借刀杀人”的险恶罪恶目的至此达到，方才罢手。
对中共“愚忠”的秋白，忍受了所有这一切，对党从来没有怨言。他“党性”极强，在党内遭受的所有一切侮辱、打击、挫折、陷害，他全都忍受，深埋在心，从来不给之华吐露一字。从前，列宁同马尔托夫曾经就共产党的建设问题发生过激烈地争论。马尔托夫认为：党应当是志同道合者的结合，进出自由。列宁不然，认为：党应当有铁的纪律，既是党员，就必须成为党的工具、螺丝钉。马尔托夫要建的是现代政党，而列宁要的是一个绝对服从“黑帮老大”的帮派。秋白信奉列宁的学说，遵从列宁建党路线，首先把自己束缚得死死的，他要保守“党的机密”，从来不给任何人说心里话。他彻底抑制着自己的人性，“戴着面具”，只说党要他说的话，只作党要他作的事，类似于“戏子”的表演。现在，生命已至尽头，在此最后机会，是继续“戴着面具”赴义，还是剥掉面具，讲点真话？他该做出选择了。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觉得最愧对的是自己唯一的亲人之华。他对妻子讲了一辈子的“党话”、假话，但一想起，就十分“难受”。此憾不补，如何对她得起？死了也于心不安。他写道：

    我留恋什么？我最亲爱的人，我曾经依傍着她度过了
这十年的生命。是的，我不能没有依傍。不但在政治生里，
我其实从没有做过一切斗争的先锋，每次总要先找着某种
依傍。不但如此，就是在私生活里，我也没有“生存竞争
的勇气，我不会组织自己的生活，我不会做极简单极平常
的琐事。我一直依傍着我的亲人，我唯一的亲人。我如何
不留恋？我只觉得十分难受，因为我许多（次）对不起我
的亲人，尤其是我的精神上的懦弱，使我对于她也终究没
有彻底的坦白……

    我十五年来勉强做着政治工作……手里做着这个
（指：自己所不喜爱的政治、领导——引者），心里想那
个（指：自己喜欢的写作、文学翻译——引者）。在当时是
形格势禁，没有余暇和可能说一说自己的心思，而且时时
刻刻得扮演一定的角色。现在我已经完全被解除了武装，
被拉出了队伍，只剩得我自己了，心上有不能自已的冲动
和需要，说一说内心的话，彻底暴露内心的真相。

在秋白被从上海赶往江西苏区时，秋白就意识到此行与之华可能“永诀”。他抓住之华的手，深情地说：“我们一起为理想奋斗，被捕牺牲是意料中事。我们要活就活在一起，死也要死在一起。”临别时，他买了10本黑漆布面本子，每人分拿5本，对之华说：“我们离开后，不能通信，就把要说的话写在上面，等再见面时交换看。”（114）    秋白现在如约，把自己要告诉妻子的话，写在了本子上。当年，在狱中采访秋白的《福建日报》记者李克长看到过，那是一本“黑布面英文练习本”，是“用钢笔蓝墨水写”的，“封面贴有白纸浮签”。写毕，秋白托看管他的三十七师向贤矩寄给自己的亲戚，他的愿望就是他死后之华终能得到原稿，看到他最后的遗言，了却自己最后的一宗心事。(115)
《多余的话》风格极其特殊，蕴意深厚，具有唯一性。只有具有秋白那样文雅、内敛、深思、沉稳的精神气质，那样纯净透明的人品，那样丰富多样的学养和才情，那样妙笔生华、委婉别致的笔法，经历过秋白那样复杂多变、曲折动荡、大起大落的人生，并且是在被敌人扣押、随时可能牺牲的特殊环境里，才能写得出那样优秀拔尖的作品，在文坛上放出奇异的光芒，而永传不朽。文学的任务在于沟通人与人之间的思想感情，促进整个人类精神世界的成长。而没有真诚，作品就是废纸。真诚是文学的生命和基础。就真实与坦率、直指内心而言，世上可有几件作品能够与《多余的话》媲美？这件旷世杰作，不仅敌伪人员编造不出，就在革命队伍内，除了秋白，也没有第二人能够写得出来。它，是不可能被伪造的。在真伪难辨、众说纷纭之际，与秋白相知甚深的丁玲，凭着独特的艺术敏感，一眼就看出其必为秋白亲笔无疑。她说：“我完全相信这篇文章是他自己写的。那些语言，那种心情，我是多么熟悉啊。”（116）    此作如行云流水，自然天成，没有人工雕琢的痕迹，没有硬伤，不仅为其亲著，而且不存在被篡改的可能。
最熟悉秋白气味的莫过于杨之华。可当这最后的一封情书，经历千难万险到她手里时，她竟不敢接受，不承认其为自己日思暮想的丈夫之所为。作品里迹近“离经叛道”的内容，突破秋白谨慎常规的大胆表述，镇摄住了她。被“党文化”彻底毒害了的之华，本能地只想远离“叛徒”帽子，至少保住他们最亲爱的女儿独伊。她抑制着自己的必然“翻天倒海”的感情波澜，断然摇头否认。但是，“亲爱的母亲”——党组织是不马虎的。秋白生前，他们受尽迫害、欺凌。秋白牺牲后，情况并没有好转。秋白多年戴着“叛徒”的帽子，被掘墓毁碑，暴骨荒野，之华、独伊母女被株连审查，扫地出门。最后，之华在党所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中，关押六年，骨瘦如柴，终于庾死狱中。但是，临终，被党迫害至死的她，却还不忘叮嘱女儿：“独伊，你要永远乐观！永远跟着党干革命！”（117）    冰清玉洁的一对玉人儿，信仰了马克思主义，搞了无产阶级革命，既被国民党整的如丧家之犬，又被共产党害的不能伸腰，一个惨死国民党枪下，一个在共产党自己的狱中毕命。俩人到死，仍都在坚持自己对党的忠诚。何等凄凉、深刻、富于启示性的“人间悲剧”！
《多余的话》虽然主要是写给妻子的。但是，秋白知道：如果情况顺利，此作能够留在世上，则自己的同志和各色人等，均将不可避免地会阅读。因此，在内容和口气上屡屡加以“兼顾”。例如，他声言：“我现在很容易装腔作势慷慨激昂而死，可是我不敢这样做。历史是不能够，也不应当欺骗的。我骗着我一个人身后虚名不要紧，叫革命同志误认叛徒为烈士却是大大不应该的。所有虽反正是一死，同样是结束我的生命，而我决不愿冒充烈士而死。”就是既说给杨之华，也说给其他同志，乃至一切人等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