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叶：（原创）论“瞿秋白悲剧”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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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论“瞿秋白悲剧”八

红叶

提要：绝代佳人瞿秋白，却逆历史潮流而动，参加并领导了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秋白所以迷误终生，缘于他在认识
上陷入一个误区。“剥夺剥夺者”、“杀富济贫”、“打土豪分田地”，是“革命”外衣掩盖下的强盗理论。“瞿秋白悲剧”不
仅是秋白个人的悲剧，尤其是社会的悲剧、时代的悲剧。从人性出发，中经“党性”的扭曲，最后回归人性：《多余的话》
为秋白纯洁的人生画上了圆满的句号。秋白误以为共产主义“乌托邦”与人类理想的“大同世界”没有多大区别。他为
人类美丽而崇高的理想献身，为广大贫苦民众献身，“求仁得仁”，死得其所。秋白一生，光明磊落。他永远活在人民心
里。全文37000字。




人性的“回光返照”

秋白虽然终生迷误，但在临死前，却开始醒悟：勇敢冲破“党性”束缚，出现了人性的复苏，极其难得。
在“党性”里，没有“人性”存在的余地。党的纪律排斥亲情，不允许亲人之间真实的思想感情的交流，亲密如夫妻者，也包括在内。秋白、之华因此各人戴着自己的面具，终生无从彻底沟通。秋白要走了，他觉得自己一生不曾将真实的自己显示给至亲至爱的妻子，等于在某种程度上欺骗了她一辈子，怎么也过意不去。临终不改，不符合他为人处世向来真诚的底线。他“心上有不能自已的冲动和需要”，要说一说内心的话。于是，就有了《多余的话》。他写作的动机就这样单纯：表现真实的自己。
那么，秋白在《多余的话》里，到底写了些什么，真实的秋白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
到处鼓动阶级斗争，打土豪，分田地，搅得社会鸡犬不宁的“革命”，它的领袖竟然不是青面獠牙的“江洋大盗”，而是一位——按秋白自己的说法——最懦弱的“婆婆妈妈的”书生，连杀一只老鼠的勇气都没有的人。何等奇妙而不可思议的事情啊？秋白叙述的，就是这样一件事情在他身上是如何真实地发生的。他称其为“历史的误会”，是一出“滑稽剧”。对自己来说，则是“一场噩梦”。
秋白是这样描绘自己理想中的生活的：

    我每每幻想着：我愿意到随便一个小市镇上去当一个教员，并不是为着
发展什么教育，只不过求得一口饱饭罢了。在余的时候，读读自己所爱读的
书，文艺、小说、诗词、歌曲之类，这不是很逍遥的吗？

可是，无情的现实却把他推倒了历史的风口浪尖上，他不得不负起领导中国革命的重任。就像此前的辛亥革命，操枪而起的革命民众把黎元洪从床底下拉出来、请他领导革命那样，不领导不行。
秋白被俘后，经历了严刑拷打，而在凶恶的敌人对他在肉体上进行严重地摧残前，他早已就被无情的党内政治斗争，在精神上坑害得伤痕累累。他牺牲个人所好，从事着自己并不喜爱、又不擅长的实际革命斗争，已经是勉力而为，老是觉得“这工作是‘替别人做的’”。由于无产阶级革命本身是进攻性的，敌人必然反抗，斗争于是越来越激烈，秋白紧张得无法休息，神经一直绷的很紧，心理难以承受，而他本来体弱，重病缠身，因此“精力衰惫”，总是感到“非常的疲乏”，“十二分疲劳”，“十年二十年没有睡觉似的疲劳”，累到“无可形容、无可忍受的地步”，最后甚至觉得：“不管全宇宙毁灭不毁灭，不管革命还是反革命等等，我只要休息，休息，休息！！”。而在精神上最伤害他的则是：无情地党内斗争。无产阶级政党一党独大，不允许其他任何政治势力和思想势力的存在，为此，在党内首先就要“一统天下”，彻底消灭不同势力，不仅组织成形的要消灭，思想共鸣的也不允许存在。所有对立势力和观点，都必须彻底清理，打倒在地，再踩上千万只脚，使其永世不得翻身，没有“死灰复燃”的可能。所以，党内斗争从来无情，从来“你死我活”，赶尽杀绝，一如社会阶级斗争。所有马克思主义政党，都是如此，所有“党内反对派”的头子，个个身败名裂，死无葬身之地，从考茨基、普列汉诺夫，到托洛斯基、布哈林，再到陈独秀、林彪，都被斩草除根，彻底消灭。这是党的残酷本性所决定的。秋白不幸就生活在这样的党内。随着他在党内地位的不断上升，从1928年在苏联开始，他就尝到了对立面（米夫、王明）“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滋味，1931年被定性为“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头子”以后，日子更加艰难。虽然被开除出了政治局，仍然要没完没了地接受批判，仍然要没完没了地进行自我批判。他被孤立了起来，最后在苏区，连以前比较接近的同志也不敢再靠拢他。党的侮辱与损害，使他精神上遍体鳞伤。外面是残暴的强敌，党内面对的是披着“同志”外衣的、同样的强敌，秋白何以自处？
秋白在《多余的话》里，向妻子坦率地详细叙述了他从前偶尔向她“只露一点口声”的全部遭遇。由于个性、修养所限，认识所限，他没有揭露党内斗争的残暴阴险，却把几乎所有的责任都归罪到自己身上，而这却更显露出了“党文化”的可恶和对人性的毒害。通过“人性秋白”对“党性秋白”全部生活的回顾，人们看到的是一个遍体伤痕的秋白，一个被马克思主义愚弄、完全歪曲了的人的一生。谁也想不到高举“革命”旗帜，从事翻江倒海斗争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领袖，竟会是这样的一个人，精神世界竟会“如此不堪”。从研究共产主义运动历史的角度看，《多余的话》也是世上绝无仅有、不可多得的一份珍贵资料。
我们把瞿秋白同另外两位同样著名的共产党人周恩来、陈独秀作一比较。瞿、周同被“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所毒害，丧失了本来活勃勃的生动的人性，都是党手中的彻头彻尾的“驯服工具”。周恩来临死也不曾醒悟，只是吞吞吐吐地对妻子邓颖超说：“我有一肚子的话”，但是并没有说。周对无产阶级革命“愚忠”至死。即使在至亲的生活伴侣面前，到死，也没有摘下自己的“面具”。他是戴着“面具”死的，世人永远不知道他的真实思想感情是什么，不知道他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秋白不然，他死前摘下了戴了大半生的、压的他喘不过气的“面具”，向世人展示了自己光辉的真面，使人们了解了他的处事为人的真实情态。他置世人的毁誉于不顾，“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我行我素，“布尔塞维克所讨厌的小布尔乔亚（即小资产阶级——引者）智识者的自我分析的脾气，不能够不发作了”，“彻底暴露内心的真相”。过往的一切，“你们去算账罢”！而且，他为“自己能够揭穿”自己的面具而欣慰。他说：“我始终戴着假面具。我早已说过：揭穿假面具是最痛快的事情。不但对于动手去揭穿别人的痛快，就是对于被揭穿的也很痛快，尤其是自己能够揭穿。”
但是，如果比诸陈独秀，则瞿秋白却又差的很远。就个人品德而言，独秀年轻时嫖过娼，个人作风的口碑并不很好，与处事严谨、品性洁白的周恩来、瞿秋白无法相比，但是，曾经高举民主大旗的他，经历了十多年的“无产阶级革命”，最终回到了民主的原点，而且站在这个原点，彻底揭露了“无产阶级革命”最大成果的苏维埃政权逆世界潮流而动、反民主、反人民的残暴面目。号召世界人民起来消灭此种制度，绝不能任其泛滥，成为世界上苏俄的普列汉诺夫之后，与南斯拉夫的德热拉斯齐名的、以“无产阶级专政”政权为打击对象的后近代民主运动的伟大旗手。但是，秋白不行。他只走了两步：第一步，早年停止了对无产阶级革命理论与实践的探索，一切“随大流”；第二步，现在，冲破“党性”枷锁，恢复自己本来的面目。但是，第三步，检讨马克思的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他没有来得及作。以秋白对苏联情况的熟悉，他是应当有所觉悟的。但是，他没有，生命就结束了。《多余的话》是他肉体消失前精神世界的、可贵的一瞥“回光返照”！
秋白在《多余的话》中，既然向妻子、同志和世人展现了真实的自己，那么，他又是怎样评价自己的呢？他对自己的总体评价：一个“没有改造好的”知识分子。他说自己其实是一个“戏子”，每天得收起人性，戴着面具，摆出正儿八经的“党性”面孔，待人接物，“这对于我很苦。得每天盼望着散会，盼望着同我谈政治的朋友走开，让我卸下戏装，还我本来面目。”他要人们从自己的一生得到这样的教训：“要有非常巨大的毅力，去克服一切种种‘异己的’意识以至最细微的‘异己的’情感，然后才能从‘异己的’阶级里跳出来，而在无产阶级（革命）队伍里站稳自己的脚步。否则，不免是‘捉住了老鸦在树上做窝’，不免是一出滑稽剧。”
听听：读了许多有关马克思主义的书籍，不遗余力地把马克思主义和苏联的情况介绍给国人，放弃自己对文学的爱好和思念，全心全意为党工作，不讲任何价钱，不要任何报酬，为“无产阶级革命”献出了整个一生，临了却还是个“没有改造好的知识分子”！没有“克服一切种种‘异己的’意识以至最细微的‘异己的’情感”，没有“从‘异己的’阶级里跳出来，而在无产阶级（革命）队伍里站稳自己的脚步”。连秋白都声称自己一生没有“改造好”，那世界上还会有“完人”吗？只能这样解释：世上根本就不存在什么“改造好了的知识分子”。所谓“思想改造”，本身就是一种虚妄。荒谬的“党性”不可能战胜“人性”。“人性”是无法被“克服”的。即是暂时被压抑，总有一天会复活。只能庆幸秋白“没有改造好”，我们才有幸读到他最后的充满人性光辉的、对读者具有多方面教益与启示的著作《多余的话》，知道在中国曾经有过这么一位杰出的人物；从这部出色的文学著作里，得到了“瞿秋白”这样一个槪括了几代革命者复杂真实内心世界的、极具特色和代表性的“艺术典型”。而且，幸而秋白“没有改造好”，如果他彻底改造好了，成为斯大林、毛泽东那样标准的、彻头彻尾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世界岂不又多了一位“暴君”，民众又将多受多大的痛苦！
从人性出发，中经“党性”的扭曲，最后回归人性。——秋白以一部《多余的话》给自己纯洁的人生，画上了圆满的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