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紅冰: 國際共產主義的入侵——精神和文化的亡國滅種之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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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紅冰: 國際共產主義的入侵——精神和文化的亡國滅種之禍（《中華民國祭》第二章第一節摘登）







【按語：《中華民國祭》出版之後，在國際華人社會引起廣泛的反響和討論。現特摘錄第二章第一節以饗讀者。海外欲購此書者可通過網購形式從金石堂、博客來等網路書店購買。——亞太政治哲學文化出版社】










《中華民國祭》




袁紅冰  著







第二章    血浴中華民國

——兩柄入侵之刀插在東亞大陸的命運上




第一節    國際共產主義的入侵

——精神和文化的亡國滅種之禍










“一個幽靈，共產主義的幽靈在歐洲徘徊。”——《共產黨宣言》這句極具陰森神秘感的開篇語，是一種對人類宿命的預言，也意味著對萬里之遙的東方古國，中國的鬼氣森森的詛咒。




迄今為止，相關的課題研究，絕大部分都局限於從當時具體的歷史原素中尋找共產主義的理論之根和社會因素之源——絕大部分研究者都把共產主義運動視為一種以近代史為根據的“湧現”，即一種新的歷史命運的創生。然而，很少有智慧之士意識到，共產主義實質上乃是一種古老宿命的幽靈借屍還魂。




古希臘文明蘊涵的自由、民主、人權、法治的思想傳統，以及精神多元的文化風格，借“文藝復興”之名，衝破中世紀極權政治鐵牢的禁錮，從囚禁在歐洲千年黑暗中的鬼魂，升華為時代的文化之王——這次輝煌的復活被奉為近現代的歷史主題，甚至是唯一主題。之所以稱其是“輝煌的復活”，全在於“文藝復興”運動使人性擺脫中世紀神權的心靈和政治的雙重奴隸的卑賤地位，成為高貴的自由人。




或許人類過分沉醉於人性復活的輝煌，從而忽略了共產主義的崛起並不是一種新命運的創生，而是黑暗的中世紀極權文化的幽靈在“文藝復興”時代的復活。自由人性的復活和極權文化的復活，這兩種互相否定的“復活”，形成近現代人類命運的矛盾主題。




如果從更具歷史縱深感的角度審視，並運用黑格爾頗有宿命神秘感的“否定之否定”邏輯來表述，可以説中世紀神權政治從心靈到行為的全面專制，意味著對希腊文明的自由和理性哲學的否定，“文藝復興”則是否定之否定；共產主義運動的興起則是另一次否定之否定的輪迴——借共產主義之屍還魂的歐洲中世紀黑暗的文化之魂，要在人類大歷史的宏觀舞臺上，演繹“基督山恩仇記”，對源於古希臘智慧的自由和理性哲學復仇，並重申他對世界的所有權，對人類心靈的主宰權。




瑣碎的學者文人出於瑣碎的智力水平，會把任何一項概念都搞得歧義紛呈；他們的“天職”似乎就是撕碎一切“共同性”，就像被寵壞的狗總是氣哼哼地撕碎主人的沙發。定義“極權主義”就是瑣碎文人顯示其破碎智力的一個領域。在我看來，某種強權實施從心靈到社會行為的全面專制，就意味著專制的極端形式，即極權主義；或者更簡單明確地講：凡是要求絕對主宰心靈的專制政治，就是極權政治。




依照我對極權主義的定義，歐洲中世紀的千年黑暗，表述西方文化的極權主義傳統從精神本質到現實政治法律形態的最終形成。。有人傾向於用“神權政治”表明歐洲中世紀的主要政治的特徵。我認為，“神權政治”並非關鍵；關鍵在於對心靈的絕對主宰和對社會行為的全面控制——這才是歐洲中世紀政治的魔鬼之魂，神權政治只是那個時代極權主義披上的一件神聖外衣而已。




“文藝復興”運動盛裝舞步式的凱旋，使歐洲中世紀極權主義的魔鬼之魂，變成隨黑暗之風徘徊漂泊的幽靈；魔鬼的亡魂寂寞兩百餘年，終於又通過共產主義運動再次復活。之所以指控共產主義是歐洲中世紀極權主義的復活，是因為我依據天啓的智慧發現，共產主義運動和歐洲中世紀神權專制，這兩者的政治基因太相似了——共產主義運動就像古老銅鏡中映出的中世紀神權專制的影子。




為確證“共產主義幽靈”就是以歐洲中世紀千年黑暗為墓穴的鬼魂復活，且請隨我迅速審視一遍共產主義運動和中世紀神權專制之間精神風格和政治特徵的相似之處。




其一，兩者都設立一個超越永恆和無限的絕對權威，並以其作為世界和人類命運的創造者，同時，這個絕對權威不僅自命唯一的“宇宙真理”，否定精神多樣性，而且向人類索要心靈的主宰權。不同之處只在於，天主教神權政治的絕對權威是屬於當時天主教的上帝，而共產主義運動奉為絕對真理的乃是物性崇拜論。




其二，兩者都設立一個終極理想，作為歷史命運的幸福歸宿以誘惑人類——真理往往是冷峻的，謬論和魔鬼才需要露出終極誘惑的微笑。不同之處只在於，天主教神權政治的終極理想是俗世之外的天國，而共產主義社會，這個“人類最美好的理想社會”，則在人類歷史的地平線之上。當然，不須太多常識即可知道，“地平線”意味著永遠無法到達的地方，可是，很多人似乎是常識之外的存在，竟然會一時癡迷於歷史地平線上的理想，並以為能夠把那個理想摟在胸前，就像相信能夠摟住一縷紫霞，或者一陣秋風。




其三，兩者都斷言人類的歷史命運不是人類自主意志的實現，而是由某種在上的，或者外在的力量所確定的不可改變的宿命。不同之處只在於，天主教神權政治視上帝的意志為人類歷史宿命之源；共產主義理論則把物性邏輯，以及物性邏輯經典的社會形態，即經濟規律，奉為人類歷史宿命的決定者。




其四，兩者都否定人的心靈的本體性，以及心靈在本體論意義上的主體性。自由本質上是屬於本體的特權，所以，否定心靈的本體性與否定人的自由是同一回事。不同之處在於，天主教神權政治認為人的心靈源自上帝的創造，人的心靈這面智慧之鏡的“天職”，只限於反映上帝的意志；共產主義物性崇拜論則認為，精神是物性的一種存在形式，人的心靈是物性邏輯的鐵律展開過程中宿命地出現的現象，即心靈本質上歸於物性。可見，兩者都把心靈視為不配擁有自由的天生囚徒——或者終生囚禁於上帝創造人類的目的之中，或者是物性永恆黑暗中的死囚。




其五，兩者都把仇恨，這種常常比愛更強悍的激情，當作歷史發展的動力。不同之處只在於，天主教神權政治仇恨的對象設定為異教徒，共產主義運動則以“階級敵人”，或者“敵對勢力”，作為仇恨的鋒芒所向。而且，這兩者都表現出相同的傾向，即將仇恨神聖化——摧殘異教徒是實現作為絕對真理的上帝的意志和權威；從靈魂到肉體徹底消滅“階級敵人”，則是推動社會趨向“偉大的共產主義理想”的必然要求。




顯而易見，天主教神權政治和共產主義運動具有共同的洞悉一項人性邪惡的智慧基因：人類總在尋找縱情發洩生命深處獸性的“道德理由”，而“神聖化”的仇恨的激情，正是這種“道德理由”的強有力表述。仇恨的激情一旦通過“神聖化”，演進成獸性洶湧的社會洪流，就會獲得推動歷史命運之輪的瘋狂的生命能量——這正是天主教神權政治屹立千年和共產主義運動百年間便澎湃於世界的力量依據。




其六，兩者都設立一個精神和政治的特權階層，實現其對社會的全面控制。不同之處只在於，天主教神權政治的特權階層由教士構成——據說這個階層是上帝的直接對話者和神諭的宣示者，只有通過這個階層，一般人才能聆聽上帝的聲音，並得到絕對真理的祝福；共產主義運動的特權階層則叫作“共產黨”——“共產黨”自稱是思想最先進、道德最完善的“聖徒”群體，是民眾的救星和實現人類最美好社會理想的先鋒隊。不過，當年天主教神權政治的教士階層的晦淫晦盜、放盪無度，今日中共千萬貪官污吏權力腐爛入骨的墮落，仿佛是冥冥中的某種力量在對西方極權主義文化傳統施加羞辱刑。




其七，兩者都追求經由對人類心靈的絕對控制，實現壟斷對世界所有權的意志，而且，為絕對控制人類的心靈，都把文化性種族滅絕政策當作其征服世界野心的屠刀。天主教神權政治和共產主義運動，這兩個以西方極權主義文化傳統為靈魂的歷史命運，儘管相隔千年時間的廢墟，卻在世界性野心這個意志節點上，完全融成同一滴黑色的魔鬼之血，以致於它們關於壟斷世界所有權的理由宣示，都相像的如同兩隻吟頌神聖誓詞的蟑螂——天主教神權政治為使人類得到“上帝的救贖”而索要世界所有權，共產主義運動則聲稱以“解放全人類”為目的，並進而要求成為世界上唯一的絕對真理性的政治精神存在。




討論至此，相信凡理智正常者都不會反對得出下述結論：西方極權主義文化的核心內容在於，為得到世界所有權和主宰歷史命運的權力，以絕對真理的名義，滅絕文化多元現象和否定精神自由，對人類實施從心靈到社會的全面專制。




作為一種系統完備的現實政治存在，西方極權主義文化傳統最終形成於歐洲中世紀，共產主義運動則是其近代的復活。當然，人類萬年歷史間，從來就沒有在完全相同的意義上重複的命運循環；任何對人類產生巨大影響的文化命運，其復活既意味著歷史的繼承，又意味著一定意義上的新命運的湧現。儘管共產主義運動也表現出只屬於自己的許多特徵，但是，它仍然忠實地複制了上述西方極權主義文化傳統的核心內容。所以，就精神本質而言，共產主義運動可以恰如其分地被稱為西方極權主義文化傳統的近現代遺囑執行人；它同歐洲中世紀神權政治形異而神似——它繼承了西方極權文化的魔鬼之魂。




不過，“還魂的鬼是醜陋的”。共產主義運動呈現出的，乃是西方極權文化傳統粗俗而殘忍的醜陋至極的形態。




中世紀天主教神權政治還承認，人本質上是心靈的存在。這樣至少給生命保留下一絲屬於心靈的神聖感和屬於精神的詩意。只要生命還沒有完全背叛神聖感和詩意，心靈就依然頑強地堅守人性最後的高貴。




共產主義以物性崇拜論為精神圖騰，將物性必然邏輯視為自然歷史和人類命運的起點與歸宿。猶太奸商目光閃爍不定的眼睛裡只燃燒著物性貪慾；馬克思就是以一雙猶太奸商的眼睛，陰鬱地注視人性。當物性崇拜論將人的本質歸結為物性，人就喪失了心靈的高貴、唯美的詩情和生命神聖感，淪為只聽從物性貪慾召喚的本能動物——活著就是一堆灼熱蠕動的物慾，一聲粗俗獸性的百年長嗥；死後，則是一塊腐爛的臭肉，一片註定被時間抹去的物性邏輯的嘔吐物。




馬克思的物性崇拜論，以科學理性的名義，使人這個概念，受到前所未有的淩辱、踐踏。“人”是歷史的起點、過程和歸宿；“人”的哲學墮落，導致共產主義運動成為最粗俗、嗜血的歷史進程——那是一條猩紅的血河，喧囂的血濤欲把人類命運送進物性的永恆黑暗。




以中華民國最終退出東亞大陸為止的中國近代歷史，逐鹿神州、命運決戰的主題之一，表述源自古希臘智慧的西方自由、民主、人權、法治的文化傳統，與西方中世紀極權文化傳統的復活，即共產主義運動之間的生死之搏。中國命運竟成兩種西方文化傳統逐獵生命哲學和政治形態主宰權的木蘭秋狩圍場——對於中國文化精神，這毫無疑問意味著錐心刺骨之痛，國傾邦滅之悲。作為民族的智慧之鏡，中國的知識分子應當對悲劇的發生承擔主要責任。




如前曾述，當時中國知識分子中有“中學為本，西學為用”之流派，希圖為中華文化保留一絲血脈。其所視為文化本體的“中學”核心，竟是導致近代中國慘敗於列強的文化原罪之一，即後秦政治儒學和道德儒學，顢頇至此，似欲用毒酒起沉痾，又怎能有望執時代精神之牛耳。




另有一派知識分子，欲效日本明治維新，君主立憲，以圖變法救亡，堅守東方式的皇權的政治存在，作為文化不滅的象徵。此派人士，多為君子，且慷慨悲歌，壯懷激烈，其情可憫，其志可嘉，其心可入詩。然而，可悲之處在於，他們不明大局，不識天意。滅滿清皇權，以雪兩百年民族之恥——這是當年中國時代精神的情感主題，而時代精神的情感主題就是天意。戊戌變法，一代君子，逆天意而動，除喋血刑場，青史留名之外，也只化為雄魂厲魄，作千古長哭。




至於詛咒中國文化以顯示才華、作思想乞丐以乞討真理者，大多冷血薄情，自私寡義；在最艱難的時刻，他們從中國文化命運上踐踏而過。面對中國文人如此行色，歷史除作秋風蕭瑟之長嘆，夫復何言。




辛亥群雄，乃先秦古中華唯美人格之再現；大仁大義、大悲大憫、大勇大智，遂成一代英雄史詩，神韻風流百年。辛亥一代，以英雄人格臨世，卻並非思想大師。為一個古老的命運召喚壯麗的文化之魂回歸，需要一個有能力同永恆和無限對話的思想大師群體——為大國召魂，是屬於心靈如日月星辰的思想大師群體的事業。然而，近代以來，中國知識分子整體上似乎喪失了領悟天啓的精神靈性；即便有一二思想之聖，也只是被放逐於時代邊緣的孤獨者，而大部分文人的人格則已經蟑螂化。




大爭之世，故國土地之上，中華文化卻只能黯然神傷，退出歷史，向隅而泣；悲情之餘，中國精神亡國的大凶之兆已現。




近代西方列強中以自由、民主、人權、法治理性為法律精神的諸國，並不熱衷於把中國命運納入其理性的範疇，而只是在對中國的輕蔑斜視下，關注從東亞大陸攫取經濟和政治資源。看來一個國家一旦淪為“只適於作奴隸的民族”之國，在國際政治中就不再具有平等的國格，並受到自由人才配享有的尊敬。許多中國知識分子也將西方民主法治視為救亡圖存之路，但是，西方列強加諸於中國的國格侮辱和通過不平等條約實施的掠奪，又使他們不得不面對一個事實：他們的“老師”，自私而冷血。




在主宰近現代中國命運的競爭中，上述西方文化自由民主理性哲學最初顯示出的傲慢，顯然會使其陷於不利境地。與之相較，共產主義運動卻展現出下列兩項優勢。




其一，雖然馬克思有言，“宗教是麻痺人民的鴉片”，但是，共產主義運動的政治組織，即共產黨，卻符合古猶太智慧創立的一神論宗教的全部特徵。馬克思只是適應科學理性時代的要求，從上帝手中奪過絕對真理的權杖，交給“物性必然規律”。政治組織一旦被注入宗教的狂熱和忠誠，就會獲得超越一切世俗組織的社會能量。共產黨就是這樣一個以征服世界和控制人類歷史命運為終極目標的政教合一的組織；它所擁有的政治性和宗教性的雙重能量，是共產主義運動磅礡於東亞大陸的基本原因之一。




其二，共產主義出現不久，很快就形成超越國家界限的國際組織，共產國際。這種對國家界限的超越，不僅賦與共產主義全球性戰略目光和政治能量，而且使各國共產黨在全人類命運層次上形成統一的政治宗教組織。馬克思的天才之處就在於，他是踞於全球性和人類歷史整體性之上，來構思共產主義運動，進而創建科學理性時代的“政治宗教”——這種天才只屬於上帝或者魔鬼。很不幸，馬克思應當歸類為魔鬼，因為，他有一顆用“階級仇恨”鑄成的生鐵之心，而供奉在“政治宗教”神殿上的“階級仇恨”圖騰，向人類索要滔滔血海、巍巍屍山的獻祭，共產主義運動因此成為人類萬年歷史間戕害摧殘生命數量最多的社會運動。




中共作為共產國際的東方支部而成立。馬克思死後被奉為共產主義之神，掌控國家權力的蘇共成為共產國際的“羅馬教廷”，中共則是馬克思和蘇共在東方實施精神和政治殖民的代理人。當中共黨人以令人肉麻的虔誠聲稱，其生命的歸宿是“死後去見馬克思”時，他們已經決意背叛養育他們的故國的蒼天大地，作德國猶太人馬克思和列寧的三姓家奴；當中共黨人宣示“我們信仰的乃是宇宙的真理”時，等於誓言要徹底摧毀中華文化，推動文化性種族滅絕政策，讓東亞大陸淪為共產黨文化的一統天下。




回顧中國近代史，人們大多關注西方列強的軍事侵略、領土肢解、經濟掠奪所蘊涵的亡國之危，卻很少智慧之士意識到，共產國際通過中共黨人對中國的入侵，才意味著死無葬身之地的劫難。共產國際和中共黨人追求的，不僅在於主宰中國現實政治命運，而且要主宰中國人心靈的命運——借諸摧殘古中華文化精神，對這個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族群，剖腹開膛，為其換上馬克思主義的魔鬼的靈魂。中國因此面臨文化意義上的亡國滅種之難，之大劫難；文化乃一國之魂，魂滅神銷，國格塗炭，國運湮滅，且萬劫不復。







(袁紅冰 著《中華民國祭》第二章第一節“國際共產主義的入侵——精神和文化的亡國滅種之禍”摘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