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洛茨基与斯大林之争：抽烟斗的人赢了抽香烟的人？

雨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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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凡过从频繁的人之间的理论之争，总是很难分辨哪些争论关乎理论，哪些争论是个人之争。(斯大林打败托洛茨基，有一个看法说这代表抽烟斗的人赢了抽香烟的人，抽烟斗的慢条斯理，好整以暇，抽香烟的神经质，轻躁过动。)托洛茨基与斯大林之争也可以说根本称不上理论之争，因为，在布尔什维克革命的领导要员里，斯大林是最没有思想性的一个。

    马克思的费尔巴哈第十一则论纲说，历史哲学家都是解释世界，真正的课题却应该是“改变”世界。列宁、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Zinoviev)、加米涅夫(Kamenev)、布哈林(Bukharin)都是马克思这句话的化身。这当然不是要贬低正确理论的重要性，因为马克思另外一句名言说，无产阶级在哲学里找到精神武器，哲学在无产阶级里找到物质武器。这话是启蒙运动那句老箴言的另一说法：前进之路寓于思想正确，思想正确先于行动正确。“庸俗马克思主义”明显反智，而马克思主义者中没有几个人比斯大林更庸俗。

    庸俗马克思主义者主张，解释了任何观念体系的阶级起源，就是充分解释了这个观念体系。庸俗马克思主义者固执“伪意识”说，造成不同意见者之间无法出现真正的思想论辩。庸俗马克思主义者似乎说，如果我们有歧见，一定是我们观念的阶级背景不同所致，因为马克思教导我们，归根究底，一切歧异都可以溯源于阶级差异。我的看法如果和你不一致，我可能不知道这差异的真实本质在于阶级差异，但庸俗马克思主义者会说，对一件我们有歧见的事，我们继续讨论下去其实没有意义，因为我的意识是假的，所以我其实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有些学者，例如波普尔教授（Popper）认为马克思本人就是庸俗马克思主义的始作俑者，但这可能并非的论。马克思当然没有否认财产、阶级与信念之间有关系，但他也认为这些关系是辩证式的，十分复杂，只能通过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熟练运用来了解。古典马克思主义并没有指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或资产阶级的建制单纯是资产阶级经济现实事实的反映，关于古典马克思主义无此观念，有识之士皆能道之。

    的确，在《资本论》与别处，马克思似乎还特别表示，马克思主义者并非每每都能根据一个社会的经济基础来说明这个社会的上层建筑。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的英国就是例子，这个由贵族支配的国家有办法与一个逐渐取得支配地位的资产阶级相安共存，法子是追求一种帝国主义的外交政策，巧妙地使贵族对战争的兴趣与资产阶级对贸易的关心相互平衡。19世纪末的德国也是如此，德国工业化迅速推进之际，这个国家是由贵族(容克)的军事与官僚精英支配的。用庸俗马克思主义来说，这是矛盾的，因为庸俗马克思主义的典型说法是：给我看看一个国家的经济，我就能从中推出这个国家的一切是何模样。

    古典马克思主义与庸俗马克思主义的这种识别，显示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多么容易被滥用。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斯大林与托洛茨基的斗争。斯大林喜欢将反对势力打成“小资产阶级”，而且用意不只是为了抹黑对方。

    斯大林主义的论点大致如此：马克思教导我们，一切政治歧见都是阶级差异的反映。凡是好布尔什维克，都同意党(及党内与政治局)是无产阶级关于一切问题的路线的宝库，斯大林是政治局领导人，所以斯大林的路线是无产阶级路线。托洛茨基在重要问题上与斯大林不一致，而我们身为马克思主义者，都知道这些歧见根本是阶级歧异的反映。斯大林代表无产阶级路线，因此托洛茨基必定代表着与此有异的阶级路线，因为不可能有两条彼此对立的无产阶级路线。

    究其实，托洛茨基主义代表的是什么阶级利益?列宁主义告诉我们，革命之后，资产阶级已被消灭，贵族也已一去不返。列宁还告诉我们，无产阶级专政阶段也是生存下来的阶级——小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形成阶级联合的阶段。斯大林的路线是无产阶级路线，所以，托洛茨基主义必定是一条偏离了列宁主义的小资产阶级路线。

    问题：斯大林如此论点，如何取信于加米涅夫与季诺维也夫这些马克思主义成分不容置疑的知识分子?答案可能是，真正的党内知识分子并未颇为斯大林论点所动，然而斯大林的长处正在其论点粗糙。斯大林向来负责组织与行政，政治局其余成员起初愿意顺着斯大林的反托洛茨基路线，因为他们从来不曾想到斯大林可能继承列宁。他们预料列宁的接班人将如列宁自己，负责政治实务，兼为理论家。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及季诺维也夫都比斯大林符合条件。

    斯大林在其1924年的小册子《论列宁主义基础》（Foundations of Leninism）里主张社会主义不能局限于一国，在其1924年的《列宁主义问题》（Problems of Leninism）中说之更详。这项主张，与列宁共事过的人大多视为不证自明之理。和所有古典布尔什维克思想家一样，列宁认为西方的革命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下一步，而且是根本必须的一步，不是选择要不要这一步的问题。托洛茨基及1924年党内相当多人认为，一国社会主义是抵触整个马克思主义传统的。

    问题不只是如何才是保卫俄国革命的上策，这问题很重要，但这只是革命战术问题。（有人主张，新的布尔什维克国家应该将其所有国内资源用于强化这个世上仅有的无产阶级政权，不要将这些珍贵的资源用在西方，招惹西方国家进一步报复。）托洛茨基与斯大林之争的根本问题，是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政治上的主义，在20世纪的意义如何。这个总体制问题又密切连带着一个特殊问题：1917年以来的俄国革命经验应该如何了解。

    这个主题细分成三个既个别又相连的问题：布尔什维克认为他们在1917年做的是什么样的一件事?内战结束到列宁去世之间，布尔什维克认为他们在做些什么?以及，托洛茨基与斯大林确实在争什么?

    最快的回答是“革命”，但这个答案太粗略，因为马克思主义要信徒仔细分辨各种革命。因此，俄国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是：1917年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还是社会主义革命。前文提过，老一辈的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和普列汉诺夫一样，认为必须先有资产阶级革命，然后“无产阶级专政”在未来一个未经确定的时候到来；根据当时的正统马克思主义立场，在最近的未来，俄国最多只能希望发生一场资产阶级革命，这资产阶级革命将会局部拆解罗曼诺夫王朝的封建—宗教国家，建立一定程度的真正的议会制民主。1905年革命失败，使尚未相信的人相信未来的革命将不得不是资产阶级革命。

    在列宁与托洛茨基以前，“正统”立场是预期资本主义阶段较为先进的西方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列宁的政党理论，加上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使乐观其论的马克思主义者觉得这套图式可以反过来，至少可以大幅改变：在俄国，无产阶级专政阶段可能可以先于民主化阶段而来，而不是随民主化阶段之后而至。民主不再被认为是必须在资产阶级霸权下忍受的一个发展阶段，无产阶级要等条件成熟再发动无产阶级革命。这倒过来的图式当然只适用于俄国这类落后国家，而且列宁说，在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里，“马克思自己的思考就有雅各宾色彩”，其中提到1848年的特殊环境有可能发生民主且无产阶级的革命。

    在俄国，真正的问题是，无产阶级革命与民主革命如此重叠之后，将会是何种演变。在一个落后国家，无产阶级与不满农民实施革命联合，夺权后会留下一个难以解决的矛盾。在马克思主义的语言里，农民被归类为小资产阶级，因为他们仍然紧抱私有财产(土地)的观念。因此，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工作，是在夺权之后开始取消私有财产——工业与农业上的私有财产——之时的问题：俄国无产阶级—农民革命与世界革命应该是什么样的关系？托洛茨基与斯大林的歧异就是由此问题开始。

    托洛茨基认为，一国的革命，而且是落后国家，是没有意义的，除非摆在先进西方经济中相当发达的无产阶级革命潜力的脉络里。依古典马克思主义构想，社会主义革命是求富革命。在这层意义上，马克思属于启蒙运动哲人的传统，哲人们当初希望，以科学与技术为形式的理性广布于世，有一天能使世界免于匮乏。古典马克思主义也怀抱此一希望，只是加说匮乏不会结束，除非成熟的资本主义经济由革命无产阶级接管，并且依照社会主义理路来组织。

    托洛茨基就是如此想法。在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不可能有一个大功告成的社会主义，在一个新近被内战摧残的国家尤其不可能。依托洛茨基设想，或者依照他的后见之明(《不断革命论》1928年才完成，1930年才出版)，在落后的俄国，革命只能视为一种拖延行动，等候西方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来救援他们在苏联的革命弟兄。依托洛茨基之见，莫斯科不可能一直是世界革命的首都。世界革命的首都不得不是巴黎，或伦敦，甚至纽约。

    托洛茨基真的是这么想。在列宁死后苏联的接班危机高潮期间，他自请前往德国，因为他认为德国存在着古典马克思主义构想的无产阶级革命客观条件。所以，所谓不断革命，在托洛茨基有两层意义：一是列宁的意义，即在俄国毕无产阶级革命与民主革命之功于一役；二是他自己的意义，亦即在国际阵线上继续斗争，产生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其基础是接管经济，使其提供苏维埃经济无法提供的富足。因此，不断革命就是在国内与国际两方面继续1917年的革命。

    斯大林的立场如何?起初，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国际层次，他看来是正统派。在《论列宁主义基础》里，他提出这个问题：

    在一个国家内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政权，还不等于保证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革命获得胜利的国家的无产阶级既然已经巩固自己的政权并领导着农民，就能够而且应当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但是，这是不是说，它这样就能获得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即最终胜利呢?换言之，这是不是说，它单靠一个国家的力量就能够最终巩固社会主义并完全保障国家免除外国武装干涉，也就是免除复辟呢?不，不是这个意思。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至少必须有几个国家内革命的胜利。

    但是，后来，斯大林在争夺领导权的斗争中由于必须把托洛茨基打成“冒进分子”，因此逐渐改变论调，主张俄国自身的努力与资源有可能即足以建立社会主义经济。他指责对手过于悲观，不合布尔什维克精神，他自己对革命的前途则充满“创造性”的理念。斯大林仍然寄望西方发生革命，但有口无心，他的重点其实逐渐移向苏联。

    “一国社会主义”之争，内容就是这些吗?这样就能将托洛茨基打成冒进主义，说他的冒进外交政策可能招惹西方报复苏联吗?托洛茨基和斯大林的理论争论并不是那么重大。两人都有同样一段社会主义与列宁主义的过去，两人都认为西方合宜发生革命，两人都同意应该尝试在俄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经济与社会，无论这事多么艰巨。斯大林对托洛茨基的抨击切中什么要害，宜从布尔什维克党在内战后的反省来了解。

    列宁去世及内战结束后，布尔什维克自认所为何事?

    内战结束时，苏联濒临崩溃，这一点已不必强调。内战1921年结束，处处饥荒，有些地方据说人吃人。内战的革命斗争与其说改变了苏联社会，不如说摧毁了苏联社会。幸存的布尔什维克不得不自问的一大问题是：我们代表谁?作为革命力量的无产阶级几乎已不存在，因为政治上活跃的工人在内战中死亡无数，第一代工人则重回乡下。在这些情况之下，党如果不是代表它自己，很难说是代表谁。政府面临的直接困境，是如何养活城市。内战期间，城市与军队由美其名为“战时共产主义”的办法养活，“战时共产主义”其实就是向农民强征衣食日用，但1921年喀琅施塔得(Kronstadt)要塞之变，显示国人已无法忍受战时共产主义。唯一解决之道，是回头实行“新经济计划”(New Economic Plan)，新经济计划者，其实就是在粮食生产上恢复私人企业。

    “新经济计划”令许多布尔什维克深思，特别是其中对历史较有认识者。他们知道革命会有“热月”(Thermidor)，拿破仑的“葡萄弹”划过1789年美好的革命理想。法国大革命产生两个对立团体：吉伦特温和派、雅各宾极端派。布尔什维克们开始自问：我们之中谁是吉伦特，谁是雅各宾?我们什么时候可以预料整肃与断头台就要开始了?因为无人不知法国大革命吞噬了它自己的孩子。最重要的是，谁会扮演拿破仑，使革命回头走向反动?他们会如此寻找历史类比，无足为奇。布尔什维克寻找历史先例来解释他们自己的立场处境，十分自然，法国大革命也是俯拾即得的先例。1923年德国革命失败，加深了布尔什维克的孤立感，这孤立感类似法国革命派当年遭遇整个欧洲包围时那种感受。满怀敌意的西方似乎威胁着布尔什维克党的存在。

    就是在这些非常特殊的情况之中，斯大林及其同伙试图将托洛茨基与“左翼反对派”斥逐出党。斯大林将反对派领袖传到“党的最高法庭”(由中央委员会与中央监察委员会结合而成)，指控者与被控者的应答，就使用了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语言。1926～1927年那些审讯有一点不大真实的况味，读其记录，有点像历史课，其中隐含的问题始终是：革命是不是失败了?只有放在布尔什维克的历史意识之中，这些充满文学意味的辩论才有意义。历史要让布尔什维克弄巧成拙了，他们有点不知所措。

    布尔什维克根据法国大革命这个可供自省的仅有历史角度，不但要提防热月政变与拿破仑，还必须提防出现雅各宾式的官僚体系(大革命在法国的真正遗产)。马克思主义有个老生常谈，说法国的官僚是原来雅各宾党人的化身。在这场审判中，托洛茨基大量取譬于法国大革命。他要求知道左翼反对派是被当作革命者还是反革命分子审判：

    法国大革命期间，许多人被送上断头台。我们也把许许多多人送到行刑队面前。但法国大革命有两大章：一是这样(说话者伸手往上指)，一是这样(他往下指)……在前面一章，就是法国往上走的时候，雅各宾，也就是那时的布尔什维克，将保皇党和吉伦特党送上断头台。我们也经历过与此相似的一章，我们反对派和你们一同枪毙白色卫队，放逐我们的吉伦特党。然后，法国打开了另一章……热月反动派和波拿巴主义者，这些来自雅各宾党右翼的人，开始放逐和枪毙雅各宾左翼。(检方应该)……把这个比方想清楚，然后答复这个问题：（检方）是在哪一章里准备把我们枪毙?这不是闹着玩的；革命是一件严肃的事情。我们之中没有一个人害怕行刑队。我们都是老革命。但是，我们必须知道谁要被枪毙，以及我们是在哪一章里。我们自己枪毙人的时候，我们很清楚我们是在哪一章里。我恐怕……你们是在热月那一章里(枪毙我们)。

    托洛茨基接着将他的类比推得更近：

    如今，扑鼻尽是第二章的臭味……党的体制窒息每一个反对热月的人。工人在党内已被窒息。党员群众一片寒噤。(雅各宾俱乐部走向衰腐时也是如此。)恐怖统治当道，强迫的沉默；表决则要求百分之百赞成，并且要求放弃一切批评；依照上面的命令而思考是义务；人们被逼不再认为党是一个活生生的、独立的有机体，而是一部自足的权力机器……雅各宾俱乐部，革命的坩埚，变成了日后拿破仑官僚的苗圃。我们是应该向法国大革命学习教训，但真的有必要将它重演一次吗?(引自多伊彻，《托洛茨基》，第二卷，344～345页。)

    托洛茨基在这里借法国大革命预测党在苏联的未来历史。真正吓人的是罗伯斯庇尔被判上断头台后，向丹东(Danton)发出的那声喊叫：“我后面就轮到你，丹东!”1926年，左翼反对派为什么被审判?作为忠实的马克思主义者，托洛茨基的解答是，革命发生于一个不够现代化的国家，而且一直陷于孤立，则矛盾导致对革命的未来出现相互歧异的路线，是势不可免的。无产阶级与农民专政是一种矛盾的革命联合，唯有一场国际规模的革命才有希望解决这矛盾。

    托洛茨基与左翼反对派认为，斯大林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与中期为了养活城镇而实施纵容富农(Kulak)的政策，是一个反革命的走向。中下农民所受蹂躏似乎和沙皇末年一模一样。当时甚至有个恢复私有财产(私有土地)的运动。斯大林没有做到那个地步，但他容许期限很长的租约，就是往那个方向走了相当一段路。反对派认为，没有西方的优越技术资源，集体化是不可思议的。他们担心，斯大林以西方革命失败为借口，根本不再想法解决农业问题。

    斯大林宣布“一国社会主义”，实质上将他自己先前的政策颠倒过来。论者都同意，在经济上，革命的真正难题是如何在俄国组织社会主义生产。实施“一国社会主义”政策之后，这件事只能靠武力、靠政府、靠党来完成。心态较为古典的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极不舒服，认为这是依照源出社会上层结构的观念来重塑社会的经济与社会基础，理论上简直本末倒置。大规模工业化，以及“清算富农阶级”，必定要大规模动用武力，以及发展并强化国家与党的力量来执行任务——这其实是一张警察国家的蓝图。

    托洛茨基与斯大林所争何事?

    但是，上述诸事也不足以完全说明托洛茨基与斯大林决裂何来。经济政策关系重大，但两人决裂不在这里，而是根本的，文化及马克思主义人文主义的问题。托洛茨基认为，依古典马克思主义见解，革命是向“真正人性的历史”的飞跃，这见解到了斯大林却变得毫无意义；如果说斯大林尊重马克思主义这一面，那他也从无表示。例如，看看托洛茨基的《文学与革命》(Literature and Revolution，1925)，里面对革命的远见是斯大林主义里找不到的。

    托洛茨基认为，一国社会主义根本就是承认苏联野蛮。托洛茨基和19世纪所有社会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一样，对苏联的落后都思之心惊。一国社会主义就是与西方隔绝，也就是苏联要继续倒退。无产阶级文化(Proletkult)造成知识阶层外移，将在苏联文化中造成一个真正的真空。由此浮现的不是马克思主义文化，而是无产阶级文化最恶劣的形式。文化外移，苏联的文化生活落入教育程度不足的共产党干部之手。文化堕落的结果，就是训诫知识分子要“写文章像斯大林”。

    文化上的这种败坏，体现于斯大林本人的性格之中。列宁提拔斯大林，就是看中斯大林残忍而有效率，没有这种高效率的残忍，任何革命在俄国都不可能。用列宁自己的话来说，你要斯大林上几道“辣盘”，可以放心他一定端得出来，但列宁也知道，没有托洛茨基来对治，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那班愚夫莽汉一朝大权在手，后果也难以想象。列宁第一次得病，向党推荐托洛茨基与斯大林，说这两人是最能干、最不可少的布尔什维克。然而列宁像所有社会主义知识分子，是熟读历史的，知道一个历史常识：征服者常为被征服民族的文化所化，无论被征服者的文化优于或者劣于征服者。列宁死前领悟到，布尔什维克官员文化不足，将为沙皇官僚残暴不仁的传统所染。被留中不发的“列宁遗嘱”——托洛茨基顾全党的团体，甚至否认有此物——建议党对斯大林加以限制。

    故事的结尾，我们已经知道。素来长于政治纵横的斯大林发挥这个长处，赢得接班之战，托洛茨基的下场是流亡，1940年被斯大林派人谋杀。一国社会主义必须清算富农阶级，清算富农阶级必须使用残暴手段，使用残暴手段意指由斯大林主义模子制造出来的人当权。凡反对苏维埃生出的这种残暴化者，很容易就被打成以小资产阶级的假斯文和无产阶级的真美德作对。斯大林根据与此类似的理由，说党是严肃的东西，不是“辩论社”，因此，批评斯大林政策就是反党。

    斯大林主义无论能产生什么，就是不可能产生马克思主义人文主义梦想的“新社会主义人”。有人因此认为，斯大林主义是对俄国社会主义所有最好成分的一种背离，托洛茨基是列宁的真正传人，并将苏联一切令人不喜的事物都归咎于斯大林。这种看法可能未得真相，斯大林主义可能是20世纪整个苏联马克思主义的替罪羊。1927年，列宁已死，托洛茨基已经流亡，说1927年到1939年苏联发生的一切都是斯大林的错，可能未免贪图方便。

    问题是：托洛茨基，一个高超的宣传家，西方报纸唯其所用，在西方所获支持何以却如此之少?为什么大多数西方社会主义者与共产主义者虽然有时候与斯大林主义的恐怖统治保持距离，却附从斯大林主义路线，认为以历史而言，一国社会主义在当时的苏联是必要的，而且一国社会主义最有利于促进世界革命?这问题再进一步，就是这个争论不穷的问题：斯大林主义真的是必要、必然的吗?斯大林主义最有力的辩解大致如下：布尔什维克式的革命在西方没有一处可能发生，在中国也不可能，“共产国际”在斯大林控制下采行的政策没有像托洛茨基声称那样延迟了西班牙与中国的革命——先看上面这几点，再看20世纪20年代末期的苏联经济政策问题。

    关于苏联的经济政策，第一点必须指出的是，如果像布尔什维克似乎都同意的，苏联反正必须尝试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经济，那么，这尝试绝不可能靠人民自愿。“社会主义”是对付农民的代称；农业集体化总是与农民生活的本质相犯的。急速工业化必须降低产业工人的生活水准，这是工业投资的代价，而这样的政策不可能大获人心。经济控制意味政治控制，集体化受到反对，造成国家必须加强警力，于是产生强硬、凡事强制的政府。以内战1921年结束之后苏联的物质与精神状态，加上农业集体化的素材如此，国家就不得不出现某种“过度”行为。

    再以列宁、托洛茨基及布尔什维克其余领导阶层认为无论如何必须走一段社会主义之路而论，则斯大林主义可以说至少有些层面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有其“客观”之必然。布哈林主义者的“温和”政策，鼓励富农生产余粮供养城市，这政策被大多数布尔什维克视为毒草，既然如此，则某种形式的农业集体化势不可免，1929年开始清算富农之后，许多原先反对斯大林的人也幡然变心支持他。所以，我们可以合理推测，如果集体化在列宁或托洛茨基手底发生，也会以“斯大林主义”方式执行。

    如此说法，无助于解决问题，因为我们这就被逼回以下这个最困难的问题：斯大林主义里最明确的斯大林式层面是哪些?取其方便的话，可以说有两大层面，一是政策上的错误，二是斯大林本人多疑、富于报复欲的性格造成的恐怖统治。政策错误里必提的一项，是对不识字、一心追求耕者有其田的农民仓促强制集体化。农民开始被赶入集体农场，他们的牲畜也被征收的时候，许多农民自己抢先下手宰杀牲口，自剥其皮，自食其肉，有人估计苏联的家畜就此遽减一半。生产拖拉机的方案只够填补牲畜被屠留下的缺口，原始的资本累积了无实益，徒见满目疮痍。斯大林主义的几场大整肃更须另作别论，那是无可辩护之事。

    这些是半世纪以前的党内斗争了，因此我们可以从长议论。关于托洛茨基与斯大林的对抗，有个看法认为，苏联一直自我疑问苏联是欧洲还是亚洲，苏联是应该靠自身的精神与物质资源活下去，还是应该向西方开放门户，托洛茨基与斯大林的对抗只是这不能自休的自我疑问的又一回合而已。斯大林的观点说：西方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成天坐言革命之际（包括放逐以后的托洛茨基），苏联及其农民已起而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