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政、事不分，到普世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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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何晏也？”=“晏也何”。冉子認爲晏有政（治國之法），孔子認爲冉子所言“政”，實為“事”也（政、事有別）。如有政，吾雖不以（其事），亦聞之矣。晏有其事無其政，孔子有其政無其（政）事。孔子對政事非常敏銳。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如知為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為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春秋戰國，亂臣賊子弑君篡位乃常態，他們沒有治理概念，卻拿國家為個人名譽爭勝，你用三句話治了國，他只用兩句口號搞定，而我只需一言，就能興了或毀了這個國家。孔子提醒定公，說多少話可不能這樣計數啊（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決策難，貫徹不易，此為治之難也；定公說那麽「一言而喪邦，應該不難吧？」搞不好還搞不亂麽？難道我就這麽無用？孔子應對這些人不得不小心，他們拿國家都不當回事。孔子說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為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即是說『為君所不樂見的，莫如言出而無違也。』，即一國之君如果發現，他即使言為不善也不會有人違背，那為君也就沒有什麽樂趣了，縂不會以「一言而喪邦」作樂吧？後面還有相關論斷：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孔子曰：「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有這些人辅佐纠正，能衰麽？無道而有政，前者是事，後者是政，不能政、事不分）」這就是孔子說的“言不可以若是幾也”（不可以數數幾句話可以興邦或喪邦）的理由，這話在當今仍有意義，國家運轉靠的是治（自）理，不是靠一波一波的運動或者口號（人治為事，法制為政）。

總結說， 有些君主將國家看成一個可以獨立運行的機構，而另一些君主將之視爲己有私有，這才是定公和孔子的分歧根源。

如所謂沒有xxx，就沒有xx囯，xx萬歲，xx核心，等等，就屬於前一類觀念。事實上國家和地球一樣，都是自轉的，不能獨立運行的，嚴格說都稱不上什麽國家，而是族群。

參考：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慍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令尹，官名，楚上卿執政者也。子文，姓鬥，名谷於菟。其為人也，三次被提為令尹而每不喜，三次被貶而每不怒，並且離職前與新任令尹接交工作。他認爲這職位是老天設的，誰做不重要，重要的是做好。這種敬業和職業素養至今我們都未必做得到。子張問孔子如何評價子文這種作風，孔子說是忠，我懷疑孔子亦未知子文。這體現出孔子價值觀也有局限性，相對孔子，令尹子文更具有普适價值觀。其心坦然非忠所致，而是看重大天理、大秩序，輕視當政、官位、小人濫用職權也，要說是忠，子文忠的決不是爲所欲爲的頂頭上司，而是道理和秩序。一個具有普世價值觀的醫生，會不分敵我同樣對待負傷的戰士。具有普世價值觀的工程師、科學家等也一樣，他們只對自己的工作或職業負責。這些都不是那些“自經於溝瀆而莫知大江大海”那些人所能夠理解甚至想象的。“普适價值”不能跟政治攪合到一起，在西方看來，你（中）國搞不搞民主法制那是你的事，但你若不象對待人一樣對待你國自己百姓，就肯定不會像人一樣對待我們，而這就與我有関了。所以尊重人的基本權利是底綫。離開這個底綫，都無從談什麽内政外交。《 易》 曰 「包承」、「包羞」。子文之德，甚深甚遠，連孔子亦不得其識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