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1969年珍宝岛冲突真相揭密

雨夜

中苏1969年珍宝岛冲突真相揭密

摘自网络 http://preview.alturl.com/7dub9

    标题上之所以称之为“中苏边界战争”，是包括了黑龙江边境的珍宝岛战役和噺疆边境的铁列克提事件。因为双方介入的兵力达到军一级的规模。珍宝岛战役全国都知道，但铁列克提事件知道的人就很少了。铁列克提事件是苏军对珍宝岛战役的报复。

    在中苏边境发动战争，是毛澤东的决策，这是建国以来毛澤东作出的最冒险的战争决定，不但把世界第二强大的霸权邻国变成了处于战争状态的敌对国，而且几乎使神州遭受苏联核打击。

    1960年中苏两党关系破裂后，边境形势随之紧张，冲突时有发生，双方都指责对方挑衅，但基本都是属于打架范畴的非武装冲突。对于1969年3月2日的战斗，我国媒体的调子是一致的，是苏军先发起的进攻。而我得知的却是另一种情况。

    1970年我大学毕业后入伍沈阳军区，当时沈阳军区某副司令是我父亲的老战友，我曾在他家住过几次。珍宝岛战役时，他是黑龙江驻军23军的军长，直接参与指挥珍宝岛战役。从他及他的秘书那里，我断断续续听到的情况如下：

    珍宝岛冲突初期，双方徒手搏斗，都不许带子弹。

    珍宝岛和七里沁岛是当时边境冲突的焦点，为了避免擦枪走火，双方都不许带子弹。开始时我们吃亏，因为苏联人高马大，打不过他们。后来从沈阳军区各个野战军调侦察兵（现在的特种兵）与苏军对恃，侦察兵练就一身过硬的擒拿格斗本领，使苏军在徒手对打中不断吃亏。苏军发现后，也从其他部队调来会武功的，并用装甲车冲撞我战士，我们又开始吃亏。    珍宝岛冲突初期，双方徒手搏斗，都不许带子弹。


    在这种情况下，沈阳军区报中央批准，选地点找借口用武力给予反击。开始选择绥芬河中苏边境线上，但因是陆路接壤，边界划定难以说清，加上有利于苏军机械化部队，故放弃了。第二方案就是选择珍宝岛，该岛位于乌苏里江主航道中方一侧，在此开战容易表明苏军是侵略行为。我方一侧山多林密，有利于我军机动作战，不利于苏军机械化进攻。

    方案报请中央和毛澤东批准后，沈阳军区做了周密的部署，按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说法，准备了两三个月的时间，从三个军抽调了三个侦察连，由有作战经验的参谋人员带队进行了专门的训练。2月26日作战计划下达到部队并传达了毛、林、周的有关指示。

    3月2日战斗打响。

    战斗的第一目标是消灭一名叫伊万斯特列尔尼科夫的“瘸子上尉”。伊万原来是中尉，在边境冲突中很是嚣张，后来被我调来的侦察兵打伤了腿，落下了残疾。苏方把他视为英雄，提拔为上尉，任命为边防哨长。他回来后更加变本加厉，边防战士都恨他，称他为“瘸子上尉”。

    3月1日深夜，我军3个连悄悄来到珍宝岛潜伏下来。2日上午派出十多人大摇大摆出现在珍宝岛，引诱苏军出来。“瘸子上尉”带领二十多人乘装甲运输车赶到珍宝岛，看我人不多，只带领6名士兵迎着我军走过来，发出警告。当双方的距离达到五六米时，我方走在前排的战士突然闪开，后面的班长提起装满子弹的冲锋枪扫射，当场将苏军7人全部击毙。战士们恨透了“瘸子上尉”，据说对尸体补射了不少枪。

    同时，我事先埋伏好的士兵向装甲车上的其他苏军开火，苏军措手不及，二十多人全被消灭。听到枪响后，苏军另有二十多人乘装甲车赶来增援，双方激战一小时，我方又击毙、击伤多名苏军士兵。这就是我所听到的真相。

    听到这些，我脑海里浮现出3月4日我和北京数十万人民一起到苏联大使馆示威游荇的情景。当时我国宣称：“由于苏联边防部队侵犯我领土，并首先开枪打死打伤我边防战士多名。我边防部队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奋勇还击，胜利的击退了苏军的侵略。”

    我第一次切身体会到：神州老百姓是不可能知道真实的情况。

    3月15日的战斗，我方最大的成果是击毁并缴获苏军一辆最新式的坦克。

    战斗是在双方都有准备的情况下爆发的，但双方的力量悬殊，苏军只是边防部队的反击，而神州是主力部队参加战斗。时任23军军长的副司令告诉我，我一个加强团事先夜里埋伏在珍宝岛，为了减少在苏军炮火下的伤亡，战士们在冰冻土上挖掩体，他亲自检查，不允许有丝毫侥幸心。苏联指挥官列昂诺夫上校率领部队本想打神州边防部队一个措手不及，没想到对手不但早已准备好，而且兵力强大，他急忙电告指挥部请求派坦克和炮兵增援，恰恰勃列日涅夫和苏联国防部长格列奇科正在国外访问，竟无人能作决定。一直拖到中午与勃列日涅夫取得联系后，苏军才向边防军派出增援部队。

    苏军派三辆坦克从珍宝岛后面的江面上包抄，妄图两面夹攻我在珍宝岛的部队，没料到我军在结冰的江面上布下反坦克雷，坦克只管轰隆隆往前冲。我方事先埋伏好的部队上百门反坦克火炮、火箭筒一起开火，却发现对苏军坦克毫无作用。直到苏军第一辆坦克被反坦克地雷炸断履带停下来，这时一颗40火箭弹不偏不倚正好击中坦克履带和履带挡泥板之间最薄弱的地方，其概率如同流星砸中人头一般，将苏军坦克驾驶员的双腿烧断。列昂诺夫上校就在这辆坦克上，当时吓坏了，因为T62坦克是苏联最新式坦克，原认为神州没有武器能对付。列昂诺夫等钻出坦克逃跑，结果被击毙。苏军第二辆坦克发现大事不妙，掉头逃跑，与第三辆坦克相撞，虽然处在我军密集火力下，这两辆坦克仍然跑掉了。

    我军反坦克武器对苏军坦克失去效力的消息传到中央军委，震动高层，毛、林、周都表态无论如何也要把这坦克弄回来。苏联高层也下令绝不能让神州得到坦克。3月17日的战斗，实际上是我军与苏军争夺这辆T-62坦克的战斗。苏军想炸毁坦克没有得逞，就用重炮轰击，轰不坏，把冰层轰塌，坦克沉入江中。后来在我北海舰队潜水员的帮助下，将坦克捞出送到北京，作为苏军侵犯我国的罪证在军事博物馆展出。1971年我回北京探亲，特意去看这坦克，注意到坦克履带和履带挡泥板之间极不显眼的地方，用白色油漆在火箭弹穿透的小孔周围画了个圈。

    对坦克的研究让军方大吃一惊：一是坦克装备了大功率柴油机，战斗全重37吨，时速高达50公里；二是大口径115mm滑膛坦克炮，其穿甲弹可以轻易击毁我军的任何坦克；三是双稳射击控制仪，可以在行进中射击，而我国的坦克射击时必须停下来，极易成对方的靶子；四是红外夜视装备夜间可视距离1000米，没等我们的坦克发现对方就被击毁了；五是对方坚固装甲，使我军所有反坦克武器失灵。


    我当时下到部队基层锻炼，和沈阳军区某副政委的儿子在一个连队。他从父亲那里听到，部队普遍反映战士中存在一种“恐苏坦克”症，认为和苏联的战争无法打。有的指战员甚至说，装备如此落后，如果苏军几万辆坦克打过来，就是几万个绞肉机。我们师是摩托化部队，是沈阳军区的战备值班部队，装备比较好，团里配备一个坦克营。当时我连配备的反坦克武器40火箭筒、无后坐力炮据说都不行，我们就天天训练用炸药包炸坦克，也就是相当于人肉炸弹。战士们私下发牢骚，真打起来根本就别想靠近苏军坦克。

    这种“恐苏坦克”症已经影响到最高决策部门。苏军为了报复在珍宝岛遭到的伏击，1969年8月13日，出动300多人在坦克、装甲车掩护下越过边界在噺疆裕民县铁列克提地区将我边防部队包围。噺疆军区司令龙书金接到报告后曾急电总参、外交部。后来因没有派军队解围，造成我方数十人牺牲，多人被俘。龙书金不派军队增援，绝非个人决定，而是来自北京，因为派多少部队都有可能遭到苏军坦克部队的围歼。珍宝岛战争的后果开始体现。

    毛万万没有想到，珍宝岛战役捅了这么大的马蜂窝，刹时间中苏边境地区战云密布，大规模的战争一触即发，当初的胜利喜悦一扫而光。珍宝岛事件前，苏联在中苏边境地区只有15个非满员师，珍宝岛一声枪响，苏联增兵超过50个师，配备了最先进的武器，其中包括核导弹和战术核弹头。苏联还制定了对神州进行“外科手术式核打击”的计划，目标是神州的重要军事基地──酒泉、西昌导弹发射基地，罗布泊核试验基地，以及北京、长春、鞍山等重要工业城市。索尔兹伯里后来在《中苏战争》写道：“苏军的作战设想，是通过核攻击使敌人陷于瘫痪，然后通过装甲部队的闪电式攻击，使神州在几天之内完全丧失战斗力。”

    毛这才意识到，苏联和美国不一样，美国发动战争要经国会批准，而且要打着联合国旗号，你即使出兵朝鲜打死他那么多人，他也不能轻易发动对神州的战争。从这一点来看，你说美国是“纸老虎”也不为过。而苏联和神州一样，政治局几个人就可以决定发动战争。俄国人极为残暴，什么人道不人道，逼急了打核战争完全可能。

    核战争的阴影笼罩在神州的上空。由于苏军各师都配备有战术核武器，且受过在核战场上作战的训练，确有能力先发制人，摧毁神州绝大部分核武器和导弹基地、海空军基地和地面部队，数以亿计的人将遭到灭顶之灾。

    毛知道情况不妙，拥有了核武器并不能保证不遭受核打击，相反可能成为对方首先进行核打击的借口。于是让林彪发出一号命令，紧急疏散。10月15日，毛澤东离京抵达武汉；17日林彪以“紧急战备”名义疏散到苏州；随后周恩来带领中央政治局和军委办事组成员从北京市区撤往西山。部队疏散的规模达95个师、94万余人，还有4100多架飞机、600余艘舰艇和大量坦克、火炮及车辆等。大批工厂转向交通闭塞的山区、三线，实行“山、散、洞”配置，北京等大城市开挖防空洞，由此造成的经济损失无法统计。

    没想到被神州骂成“亡我之心不死”、在越战中和我军对垒的美帝国主义，关键时刻不但没有对两个共產党国家的生死大战幸灾乐祸，反而冒着核大战的风险对神州伸出援助之手，使苏联的核打击计划破产。

    8月20日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奉命在华盛顿紧急约见了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向他通报了苏联准备对神州实施核打击的意图，希望美国保持中立。但遭到美国反对。美国8月28日通过《华盛顿明星报》泄露了苏联计划，并亮出了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中尚保留未及动用的一张牌──用已被苏联破译的密码，发出一旦苏联对神州核打击，就向苏联本土134个城市、军事要点、交通枢纽、重工业基地进行核打击的总统指令。勃列日涅夫得知后气坏了，愤怒地喊道：“美国人出卖了我们！”

    我对朋友们说，我不管美国出于什么动机，不管神州政府及神州老百姓感不感谢美国，反正我听说这事后很感谢美国。因为我当时在北京，你中央领导都跑到三线去了，我们还蒙在鼓里。老毛子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你能想象当年苏军能一次于卡廷森林活埋了六千名被俘的波兰中下级军官吗？没有美国，我们在座的北京人早化成灰了。也许是美国的这个举动，改变了毛澤东对美帝国主义本性的认识，向美国伸出了橄榄枝，促成了日后的中美建交，这是后话。

    在当时处于美国军事包围并秘密派兵到北越支持越南抗美战争的情况下，再与北方超强邻国把关系恶化到兵戎相见的程度，实属战略上最大失策。我对朋友们说，两线作战，腹背受敌，是兵家大忌。当时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认为神州领导人疯了，怎么能同时与两个超级大国为敌打仗？

    现在回过头来看，毛决定在珍宝岛开第一枪，除了毛本人强烈的民族主义以及唯我独革、反修防修等激进的主张外，就是想利用边界冲突转移国内文化大革命内乱的矛盾，使全国人民能团结起来一致对外。没想到几乎把神州推向核大战的边缘。

    从那以后我真的有些恐惧，不知什么时候最高领导人头脑一热，就有可能把整个民族推向战争。

雨夜

“林副主席”的第一号命令让毛泽东感到军权旁落，很生气：

(以下文字摘自《毛泽东的最后十年》)

日趋紧张的中苏关系

　　赫鲁晓夫上台后否定斯大林，成了中苏交恶的起因。两国在开展公开论战后，终于导致了以苏联停止援助撤走专家为标志的破裂。1969年3月至8月间，中苏边境接连爆发了珍宝岛冲突事件。1969年8月28日，中共中央发布命令(俗称8.28命令)，要求边疆地区革委会、人民解放军驻边疆地区部队，充分作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随时准备对付武装挑衅，防止敌人突然袭击。9月至12月，开始疏散大中城市人口、物资，在京的中央大批党政机关，以及北京主要单位、学校，包括其家属，被紧急疏散到外地，有的暂时先疏散至郊区。疏散中央领导是战备的一部分。10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要求在京的中央党政军主要领导人及一些老同志，于10月20日以前全部战备疏散。

　　同日，毛泽东离京去武汉。刘少奇和徐向前到开封，陶铸到合肥，董必武、朱德、李富春、滕代远、张鼎丞、张云逸去广州;张闻天去肇庆;陈云、王震及邓小平去南昌;陈毅去石家庄;刘伯承去武汉;叶剑英、曾山去长沙;邓子恢去南宁(后转桂林);谭震林去桂林;王稼祥去信阳，陈毅去郑州，邓小平去南昌，而彭真、彭德怀、罗瑞卿、陆定一、刘澜涛等人，仍然被留在北京。关于中央领导疏散安排的报告是由当时的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和副主任王良恩签名上报的，由周恩来指示后下达执行的。该项报告明确指出“中央集中到北京某地办公，由周恩来留在北京主持工作。”

　　把领导机关分散配置，防止因突然战争瘫痪领导指挥系统，是战争准备的基本常识。在当时的情况下，中央如此安排没有不妥之处。

林副主席第一号命令

　　1969年10月18日，毛主席乘车从北京出发，沿京广线南下，到武汉住进了东湖宾馆。我们到达武汉的第二天，即10月19日，在北京的林彪以电话记录的方式向毛主席做工作报告，说为了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而发布紧急指示，调动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其内容包括迅速抓紧布置反坦克武器的生产;立即组织精干的指挥班子进入战时指挥位置;各级司令部要加强首长值班，及时掌握情况，迅速报告等一类内容。

　　这个被称做一号命令的文件，是通过总参谋长黄永胜等以“林副主席第一号命令”的名义下达全军贯彻执行的。他们所以采取这种先下达，后报告，先斩后奏的目的，在于形成既成事实，逼毛主席同意的局面。

　　毛主席看了这个电话记录稿之后很生气，当即说：“烧掉!”这意思是明确的，根本就没有敌情那么一回子事，因而要烧掉。

　　可是，林彪、黄永胜等为了掩盖事实真相竞篡改毛主席指示为：“很好，烧掉。”这个“号令”，关系到全军总动员，准备打大仗的事，不经党中央研究，不经中央军委批准，竟敢号令全党全军全国执行，这真是瞒天过海，犯下了弥天大罪。就在这个时候，汪东兴向我们做了传达说：“有人要调动军队，想干什么呢?毛主席听了很不高兴。要求警卫部队提高警惕，防止有人搞破坏。”

　　于是，我们对给部队配发了手榴弹、小铁锨和十字镐等野战作业方面的器械，做了随时可以投入战斗的准备，并加强了军事训练。往日我们随毛主席外出，主要是值勤站哨，很少或是就没有搞过军事训练。这一次却有所不同，不但加了这方面的内容，而且还在驻地一些重要部位，构筑了简易工事，对付突发变故的准备也比较具体。这在我随毛主席多次外出中应该说是绝无仅有的一次。在此期间，差不多每天都有机要通信员从北京飞来给主席送文件，也把北京备战的最新情况带来告诉大家。诸如北京的大疏散、大搬家啦，北京的大专院校往外迁啦，许多住户卖东西，很便宜啦，连我们警卫部队住在城区的家属也被疏散到西山了……

　　有一天下午，汪东兴把我们几个找到他的办公室，顺手拿出个本子来，向我们传达说：毛主席对一些人搞的“一号命令”很生气，说这是捕风捉影，小题大作。敌人不可能南边也来，北边也打，都向我们打来，他们不会配合得那么好。打仗的准备要有，警惕也是要的，但不会马上打起来的，不要惊慌失措……主席的这些话，在我们之间引起极为热烈的反响。在对待打仗的问题上心中有了底。当然此时，还不能向战士传达，已安排的工作也不宜立即更改，只是做起来就有明显的差别了。

coming

多谢。两篇我们都发在历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