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权观念的提出者为什么犯下反人类暴行

魏蹈拭

贺卫方教授曾经在微博上发一条这样的帖子：【死刑执行花样】法国革命时，革命党把大批犯人用大炮轰掉，一群一群地赶到河中淹死。卡里耶发明了一种将躶体男女捆在一起沉到水中淹死的方式，美其名曰共和国的新型“婚姻模式”。斯科尔说此类做法如发生在今天，欧洲人权法院定会追究革命党的反人类罪，但人权概念正是这些革命家提出的。


法国大革命爆发时，制宪议会（即第一届议会）成立。制宪议会扮演大革命的发起者和领导者的角色，提出和投票通过《人权宣言》。有些制宪议会成员（如罗伯斯庇尔等）后来继续当选国民公会（即第三届议会）议员。国民公会采取各种措施挽救、捍卫和巩固大革命成果，其中包括修改和完善之前通过的《人权宣言》。因此完全可以说，包括罗伯斯庇尔、圣鞠斯特、以及上面提到的卡里耶在内的国民公会领导人，既是引领和推动大革命的革命家，又是人权观念的提出者。但国民公会后来推行恐怖政策，策划和制造断头台大屠杀的人间惨剧。所以正如贺卫方教授上述所指出的那样：以现在的人权标准衡量，这些提出人权观念的革命家在实行恐怖统治、大搞断头台屠杀的过程中犯下不可饶恕的反人类暴行。

为什么人权观念的提出者会犯下严重的反人类暴行？主要原因大概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一、意识形态狂热

无论哪一种社会意识形态，一旦走向极端狂热，往往都会给人类社会带来无法弥补的巨大灾难。文革极左意识形态基本内容包括：追求公有制全覆盖的乌托邦社会主义理想，为达到这一目的奉行斗争哲学，开展“反修防修”群众运动。在狂热的极左意识形态支配下，人斗人成为最常见的时代特征：揪斗、批斗、武斗此起彼伏，大字报大批判铺天盖地。结果死了两千万人，整了一亿人。法国大革命前夕，社会意识形态也是日益极端狂热。托克维尔指出：那时启蒙作家、文人（其中某些极端狂热的记者、律师后来成为法国大革命的领袖人物）控制了舆论的领导，民众对他们言听计从、衷心拥戴，以致诸如自由民主、社会契约、人民主权之类启蒙话语竟成为普通民众日常聊天的话题，连目不识丁的妇女与农民的想象力都被激发起来。《乌合之众》一书的作者勒庞指出：法国大革命中的大人物（当然包括那些革命家），都是在自己被各种信条搞的想入非非之后，再引导别人也想入非非。这样的情形当然属于意识形态狂热的表现，陷入意识形态狂热的人群往往沦为偏执、专横、冲动、暴戾，丧失独立思考的乌合之众。在狂热的启蒙作家和革命家的影响下，民众的想象抛弃了现实社会，沉湎于虚构的美好社会，他们终于在精神上生活在启蒙作家学者建造起来的那个理想国里。对启蒙意识形态的极端狂热和对它所描绘理想社会的无限向往，促使那些革命家和民众不惜毕其功于一役，采取不计后果的大革命、大破坏、大扫荡方式构建人民主权的乌托邦。结果不但没有建成乌托邦理想国，反而迎来暴民政治和断头台大屠杀。

二、为目标不择手段

在文革中，为捍卫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确保红色江山永不变色，可以不择手段、无法无天。批斗揪斗走资派、专家权威以及五类分子，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可以在众目睽睽之下对被斗争对象拳打脚踢，甚至当场把人打死。打死人不仅不偿命，而且还被视为“最革命”。检举揭发别人（基本无害他人和社会的言行）被视为思想觉悟高的表现。甚至以对付敌对分子的手段对待家人和亲友，父子或夫妻之间相互告密，据说那时薄熙来为个人前程打断其父三根肋骨。在法国大革命时，无套裤汉（底层无产者）也把告密变成公民的头号美德，人人都在互相猜疑和检举揭发，个个随时都可能变成嫌疑犯。仅仅由于思想观点不同、或对革命态度冷淡以及被视为具有反革命企图，就会被当做嫌疑犯抓走，甚至被推上断头台。罗伯斯庇尔对坚决执行其恐怖政策的手下说，发你们的雷霆之怒（当然是断头台侍候），就是在维护法律，维护自由。大恐怖期间，各地大肆抓捕和屠杀贵族、教士、有钱人和嫌疑犯，通过死刑判决的有一万七千人。判决极不公正，有的嫌犯被禁止自我辩护，有的供词还没说完就被拉去问斩。还有大量未经审判或仅凭一纸命令而被处死的，监狱的恶劣条件造成三万五到四万人死亡。战乱地区遭到集体屠杀的人数更多，仅旺代省至少有十三万人被杀害。全国关押的嫌疑犯（多半是思想犯）约有三十万。到处都在乱杀，却被说成具有良好的效果，为的是享有自由、拯救大革命和外敌入侵下的祖国。凡是政府的建筑，都有自由两个字雕在上头，巴黎的革命法庭就设在王宫，美其名曰“自由堂”。却为了自由这个神圣的目标不择手段、滥杀无辜，以走过场的形式进行审判把无数人推上断头台。屠杀王后、德穆郎、巴那甫等所加的罪名，不过是笼统的破坏自由。


三、横扫一切障碍的盲目冲动

文革时期，为了永不偏离革命路线和红色江山永不变色，提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主张。党内走资派、修正主义者、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都在扫荡之列，甚至连他们的“徒子徒孙”或“小兔崽子”也要被踏上一只脚。这还远远不够，所有被视为妨碍或阻挡革命运动的潜在势力都要被肃清。于是追查一个人的祖宗三代，只要查出祖先出生不好，或建政前本人进过什么旧机关或监狱、以及国外有什么八竿子打不着的关系，都会被沦为批斗的对象。知识分子被视为臭老九接受思想改造，连寺庙里的和尚与尼姑也要接受批判和再教育。勒庞指出：处于乌合之众状态的群体或个人就像愚昧无知的野蛮人，完全意识不到在梦想成真前会遭遇种种障碍。他们不具备理解中间障碍的能力，很容易进入无限狂热的激愤状态，任何障碍都会被他们粗暴地摧毁。这里勒庞暗指法国大革命时，那些革命家和民众所具有的横扫一切障碍的盲目冲动。跟文革一样，法国大革命时也有黑五类，包括贵族、教士、企业主（或庄园主）、内贼（相当里通外国的叛徒内奸）、反革命（不满或反对大革命如保王党等），这五类分子当然都在横扫之列，某些跟他们有瓜葛的人也遭到迫害甚至屠戮。大恐怖时期，激进的革命家之间互相揪内贼，凡是对恐怖政策存在疑问或不解的领导人都会被视为宽容派而遭到屠杀，昨天才杀过人，今天可能因为“宽大”而被杀戮。即使最有功于革命的丹东、德穆朗等人也无法逃避被杀的命运。那时罗伯斯庇尔等人用恐怖手段构建和维护道德秩序，除结党营私、主张宽大、贪赃枉法外，凡是被认为没有道德心、太过浪费、怜悯囚犯、反恐怖政策、效忠罗马天主教，都成为被控告的罪名。“破坏群众道德”和“破坏自由”一样成为很常见的公共罪名，光这一条就杀了很多人。既杀妓女又杀修女，还要毁坏教堂和修道院，捣毁圣像。有一个证人不好好作证，也被杀，有一个教书先生因为耽误了规定的交合时间，也被群众投入监狱。罗伯斯庇尔恨女人，连喜欢女人的人他都恨上。难怪他整天愁眉不展，因为掌握最高权力的国会里和社会上不良国民（也就是牛鬼蛇神）太多，处处都是坏人、仇人，都是他奋力前行路上的绊脚石和必须清除的障碍，他要大开杀戒横扫这一切前进路上的障碍。

四、对政治正确的不正确理解

文革中毛的思想、尤其是其中指导文革的理论成为唯一正确的意识形态。虽然毛对他思想的阐释远比马列主义经典著作通俗易懂，但仍然有不少人对毛的思想存在不正确的理解。当时相互对峙与争斗的双方“打语录仗”很能说明这一点，争吵的双方都引用毛的一段语录攻击（批判或反击）对方。对立的派别之间爆发大规模武斗，造成惨重的人员伤亡并结下永久的冤仇，但斗得你死我活的两派都声称自己这一方代表毛的革命路线，而对方执行资产阶级路线。可见当时不少人对毛思想的理解存在严重分歧，对唯一“政治正确”的东西存在不正确的理解。或许有人会说，毛那些指导文革的反修防修、阶级斗争理论哪算“政治正确”，完全是错误的，这当然说的对。但法国大革命的意识形态或指导思想是人权、自由、平等、民主，这样的意识形态总不能说是错误的吧？这在当时绝对属于“政治正确”。然而，法国大革命的革命家和民众对这种“政治正确”普遍存在不正确的理解：首先，他们把人权和自由理解成集体的概念，而不是理解成个人的人权和自由，所以才会为构建人民主权（集体人权）和自由的乌托邦而大开杀戒、横扫一切。其次，有些革命家和很多民众把民主理解成直接民主、而不是代议民主；把平等主要理解成结果平等、而不是机会均等。当时的民众不断争取行使直接统治的权利，动不动就纠集一伙人武装起来，攻打政府机构或监狱，肆无忌惮地滥杀官员、公职人员或卫兵，到监狱行使“司法主权”大规模杀戮囚犯，很大程度上源于把民主理解成直接民主。而把民主理解成为民做主的罗伯斯庇尔一度利用这种“暴民政治”打击政敌，显然又助长了这种被歪曲的残暴的直接民主。城里的无产者殴打工厂主、管理人员，要求限价打击生意人；农民在乡下洗劫焚烧封建领主或贵族的乡墅，都是跟把平等理解成结果平等有很大关系。而普通民众之所以产生这些糊涂认识，很大程度上源于那些革命家和启蒙文人的宣传灌输，他们对自由民主人权平等“政治正确”的认识偏差影响到千百万人，对无数普通平民卷入大屠杀起推泼助澜的重要作用。


法国大革命的革命家提出人权概念和《人权宣言》，这对推动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具有不可估量的重要意义，然而他们中不少人却犯下不可饶恕的反人类暴行。通过分析这一事实的成因，人们很容易认识到：英美革命的保守性和妥协性远胜于法国大革命激进狂热的特点，靠狂热的意识形态和乌托邦理想主义推动民主进程弊多利少。追求自由民主也不能不择手段、不计后果，不能无视传统、惯例以及合理的法律，排斥和挑战规则；更不能推崇斗争、好勇斗狠，试图全面铲除异己和保守势力，采取全方位大扫荡和砸烂一切的方式。不仅应该正确理解自由民主的普世价值，掌握其精神实质，而且应该按普世价值的要求去做，以宽容、人道和尊重自由的精神对待不同的社会成员及其发出的不同声音。而决不能像罗伯斯庇尔那样，自以为自己是自由化身，代表真理、道德，自己的仇敌就是自由的仇敌。自由成为他训导公众，揪斗、整肃、铲除和屠杀内贼和异己的工具，成为他滥杀无辜和实行最恐怖专制的借口。否则，追求自由民主的努力很可能酿成法国大革命那样的灾难或类似文革的浩劫。在当下反思文革发生五十周年之际，一定要牢记和吸取历史教训，决不能让“毛式文革”悲剧重演；但另一方面，亦须防备打着自由民主旗号类似法国大革命断头台大屠杀的“另类文革”在中国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