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教授揭江泽民死穴引热议 习亲信要替下江系老部长？

于飞

武汉教授张应凯去年12月在讲课时说：“中国工人的剩余价值被政府资本家联合拿走了”，被教育部巡视员告发而受到学校处分，引热议。现任教育部长袁贵仁曾长期在江泽民姘头陈至立手下任职，有分析称，去年底习近平旧部朱之文升任教育部副部长，或准备替换袁贵仁。经济学家程晓农曾披露，江时期的国企改制，被江作为拉拢官员腐败治国的工具，国企都改造成高官私产，造就了权贵资本主义，造成中国财富分配极度不公，也将中国经济拖入危机。

武汉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四级教授张应凯

近日有媒体披露，根据网传通知显示，去年12月3日，武汉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四级教授张应凯在讲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时，在关于“剩余价值”和“经济危机”内容的讲授中有“不当言论”，“违反了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为严肃纪律，教育本人及他人”，给予张应凯记过处分，处分期为12个月，自2015年12月13日起至2016年12月12日止。
有关通知没有写明张应凯发表的“不当言论”是什么。
不过，据香港《星岛日报》的报道，有消息称，张当日在课上表示“中国工人的剩余价值被政府资本家联合拿走了”，被指污蔑中国是“权贵资本主义”。
自由亚洲报道，2015年中国教育部专项检查组的便衣巡视员听课时给张应凯录了音，并向学校告发，学校紧急处理。除了张本人外，主管张应凯的一名书记也被党内警告处分，学院院长、副院长被通报批评。
该消息引发舆论不满，指责中共当局不断压缩高校的言论自由空间。

权贵资本瓜分中国财富（网络图片）

对此，河北资深媒体人朱欣欣5月23日接受自由亚洲采访时表示，“他（张应凯）所说的完全正确。的的确确，中国现在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那种缩影，一个再版。中国完全就是一种国家资本主义，同时怂恿一些不良的资本家、老板来剥削、欺诈工人。”
教育部长被问责，教育部或面临整肃
教育部过去曾被江泽民姘妇陈至立把持多年，导致大陆教育腐败严重和全面崩塌。而公开简历显示，现任教育部长袁贵仁于2001年4月从北京师范大学升任教育部副部长，正是陈至立主政时期。此后，袁贵仁一直任副部长，直到2009年10月，接替周济出任教育部部长。
2015年年初，袁贵仁年初因发表〝绝不能让传播西方价值观念的教材进入课堂〞的言论，招来网上一片骂声。特别是九月份习近平在访美时，亮出自己的书单，大都是西方的世界名著后，更引发一些质疑，袁贵仁言论是否和高层背道而驰？
2015年12月2日，中纪委机关报《中国纪检监察报》发表前对教育部长袁贵仁的采访报导。《中国纪检监察报》接连向袁贵仁追问四大问题：一周内两次通报4所高校党员干部违纪问题，是出于怎样的考虑？作为教育部“党建”第一责任人，怎么看通报的这些案例？当前教育系统还存在哪些具体问题？教育系统将如何直面问题、吸取教训？
同日，与习近平阵营关系密切的财新网发文披露大陆教育危机与乱象，被认为直指教育部。
随后，复旦大学党委书记、习近平旧部朱之文进京出任教育部副部长。现任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已年满65岁。有看法认为，朱之文或将接替袁贵仁的职务，出任教育部部长。
权贵家族长期染指，习近平动刀国企
香港《南华早报》刊发文章指出，2015年9月13日，国务院最终批复了国企改革计划。由此，“一部分人的权力将被转交到另一部分人的手上”。
文章说，习近平反腐和改革遇到了强大阻力。既得利益者不会善罢甘休。因而习近平需要更多的自己人布局到各个系统的关键部位。
有分析认为，中共最大的既得利益者正是江派权贵，众多重点国企被江泽民及其亲信家族占据。公开报导显示，江泽民、曾庆红、吴官正、刘云山和李长春等家族资产都过百亿，甚至超过千亿。
其中江泽民的长子江绵恒1994年用数百万元“贷款”买下上海市经委价值上亿元的上海联合投资公司，几年间建立起庞大电信王国，控制上海信息网络、上海有线网络、中国网通等十多家企业。网通号称国企，实际上是江绵恒的“私人企业”。江绵恒因此有“电信大王”、“中国第一贪”之称。
曾庆红家族从鲁能集团改制中，获取高达几百亿的财富。
刘云山之子刘乐飞2008年出任新成立的中信产业投资基金公司董事长兼CEO，管理着四个基金，总规模达350亿元人民币。
李长春女儿李彤是中银国际控股公司首席执行官，李的儿子李慧镝2008年7月进入中移动集团，2012年就被提拔为中国移动集团的副总经理。
吴官正次子吴少华布局国企光大集团，他从一个中专生，摇身一变成为光大集团执行董事、副总经理。
经济学家：江泽民贪腐治国，国企被掏空

中国经济专家、《当代中国研究》杂志主编程晓农博士认为，江泽民时代的特点，就是通过国有企业改制，把绝大部分国有企业变成了私有企业，而且最后落在了国有企业的党员干部手里，帮助他们发了横财。使几千万工人失业下岗，“这也使包括江的儿子江锦恒，以及其他一些太子党们都趁机捞到了不少好处。”
2011年7月，经济学家綦彦臣接受大纪元电话采访时，谈到江泽民时代在经济方面对社会造成的沉痛影响时说，江时代的跛脚国企私营化，造成了权贵资本主义，现在名义上的国企，实际上几乎成了私有化了，比如曝光的一些‘天价茅台事件’、‘天价吊顶灯事件’，都是个人利用权利，把所谓国有企业当成自己家一样。这就是权力资本化的一个体现。”
綦彦臣认为，江泽民时代政治和经济的联系可以总结成两个方面。一个是在党的高层，以腐败换团结，整体腐败使党的高层形成利益共同体；另一个是在整个社会层面，特权普遍化。哪怕谁的舅舅是个小股长，都能沾光捞到点利益，这两个方面一直延续到今天。
2015年9月，陈思敏在《习近平国企改革的背后》一文中表示，江泽民时代国企改制中的典型，一方面资产被掏空，一方面改制后的国企被特定权贵资本幕后控制官方股份，垄断的国企不是没有能力获利，而是垄断的获利多数落入私人口袋。
在习近平上任后推行国企改革的同时，透过王岐山打“老虎、苍蝇”也包括针对中央、省级及市级国企的一系列人事汰换清洗，特别是“恐龙”级的国企三大电信商与三桶油，这是江泽民集团的传统利益与根深错节至今的地盘。
文章指，国企除了垄断市场，还可以操纵股市。A股及H股市场皆以国企为主，百大股票中，国企占逾65%，江泽民利益集团掌握绝大部分，曾多次在反腐关键时刻利用国企交叉持股的复杂股权结构，以及监管单位难以有效勾稽查核的大量附属公司作空股市，引发恐慌性卖压、制造暴跌，威胁习近平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