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晴：明明必败的三峡工程，当年为什么必须上马？

1224260320

原题：灾难性的政治工程
戴晴


        三峡工程终于宣布正式开工。

        几年来，不少关心中国前途和命运、对灾难性大坝也有所了解的朋友一直在问：“究竟为什么？ 为什么政府非要上这个工程不可？ 他们，那些高层人物，难道什么都不知道？ ”

        怎么会不知道？ 江泽民收到过多少封“友好人士”的婉劝信？ 杨尚昆清楚地表述过军方的担忧； 乔石一再提醒宣传不可以一面倒，要允许不同意见发表，还特别担心把移民问题简单化； 聪明肯学习的李瑞环对三峡工程的了解已相当细致，分别对防洪、移民、泥沙提出疑问； 主管组织人事的宋平竟然提到“泥沙模型只定性是不够的，要有定量分析”这样很专业的见解； 丁关根担心的是这样超大型的工程所需的强有力的领导班子； 就连李鹏也明白说国家的钱并不就是水电部的钱，银行账面上的数字，也不就等于可调用资金。更不要说省长会议已经把话放在那儿了：不能为了这一个工程而挤各省项目。

        但三峡工程一直“宣传一面倒”地获得了人大的通过； 又违背人大决议，将“列入十年规划”强挤入“八五计划”； 还不顾专家们就移民与泥沙这两个几乎肯定要出事的方面的一再提醒； 更不管文物古迹工作者的近乎绝望的吁请，抢着、赶着基础开挖，宣布了正式开工。

        中国不是正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并且打算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吗？ 这种明摆着的说不通的事，怎么居然行得通？ 三峡工程得以在一片反对声中强行上马，别的都是次要的，“小平同志同意了的”，永远在最关键的时刻起到关键作用。

        邓小平为什么同意？

        1980年，邓小平要看看三峡，被招去陪伴的魏廷铮抓住机会报告三峡工程的好处。在他的汇报里，其实有一系列惯用的对首长的连哄带骗与报喜不报忧。

        比如发电，他灌给邓大人的是“2000多万千瓦，效益很大，1100亿度，合全国上半年的全年发电量”——不提这是装机容量还是实际出力；也不说计算值是要随着水量的大小打很大的折扣的。对于丹江口水库，他说“解除水患，粮、棉、鱼连年丰收”，不提污染、不提移民。至于船闸5000万吨的通过能力，根本不解释，这是要将船都换成数千吨和万吨大轮船，且在全年满载通航条件下的计算值。生态变化更敢打包票，使邓得出“听来问题也不大”的乐观结论。

        但这些并不足以构成邓的非干不可之势。直到最近他与赵紫阳就这项工程的一段对答公诸于世，才知道事情的核心所在。

        这次视察之后，邓即“建议紫阳同志，由国务院召开一次三峡专业会议。”科委、建委、计委、科学院以及水利、电力等部门的专家投入工作，到了1986年，赵紫阳向他汇报：

看了三峡后认为有三个问题： 技术、经济、政治。技术经济问题都可以解决，难办的是政治问题。一些反对的同志，并不是这个方面的专家，有的主要是对共产党有意见。如果将来人大审议时，有1/3弃权或反对，就成了政治问题。

        邓小平的回答是： “上有政治问题，不上也有政治问题，不上的政治问题更大。”(《邓小平与三峡工程》〈炎黄春秋〉94年第3期)

        赵紫阳担心的是执政的共产党逆民意行事的危险。邓小平觉得一旦共产党下决心作什么，而在七嘴八舌(或称对绝对权力的制约意识)面前服了软，那才是大问题。这还是对内；对外，就更不能屈服于帝国主义份子了。
       
        让中国普通百姓省出口粮，支援领袖的政治工程，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   

       戴晴 1994年


（读者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