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海裁决之我见

施卫江

2016年7月12日位于荷兰海牙的南海仲裁案仲裁庭公布了菲律宾方申诉南中国海的仲裁决议，作出了大大不利于中国的裁决，简要地可归结为：“两个剥夺”和“三顶帽子”：一是剥夺了中国在“九段线”内的历史性权利，二是剥夺了中国对于南沙群岛的主权。“三顶帽子”，一是说中国侵犯了菲律宾的海洋权益，二是说中国破坏了南海的海洋环境，三是说中国加剧了南海争端。
裁决一出台，国际舆论顿时嚷开了。菲律宾和越南二国额手相庆，中国外交部在第一时间发表了声明，重申中国“不接受、不承认”的政策。彼时，美国也迅速做出了反应，以“里根”号等二首航母为核心的多艘军舰集结南海及其周边，意在威慑中国，制造军事压力。
国际仲裁案牵涉到的是许许多多的国际关系，方方面面的政治问题，林林总总的历史问题。单纯从国际法唯一的角度去分析是远远不够的，理解南海问题需要一个的综合维度，国际法并非是完全独立自足的一个法律系统，国际法往往隶属于国际政治关系，而国际政治关系又与多元化的价值观体系，以及经济交往相关联。

（1）        回避是消极的态度
中国方对于仲裁的立场，是全面回避的态度。对于仲裁法庭的裁决采取：不接受、不参与、不承认、不执行。
站立在全球化时代的国际政治舞台上看，似乎是持以消极的态度，当然这也需要进行横、竖、纵向的全面参照和立体比较才可得知，比如美国至今尚未签署《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比如历史上三个大国：美国、英国、俄罗斯对于仲裁庭的裁决也都是采取过回避的态度。但是拿从前的事件相比，在全球化时代的今天，参与与否又有了不同的价值蕴含，不能完全相提并论，开放与关闭更具有异质性。
作为一个影响力巨大的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一个数千年历史的文明故国，一个号称要和平崛起的国家，一个渲染依法治国的国家，唯有积极地参与进世界上的各项要务之中，方能体现出充分的世界责任感来，让世人认识到：中国这个大国在道义上是负责任的，值得信赖的，是讲信义的。  尽管《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条例中的第298条有这么一条“被诉国可提交不接受一条或者更多程序”的书面声明，可以享受豁免权。尽管诚如许多法学专家指出的，在法律上讲，这个仲裁是如何的不合理，程序是怎么的不公正。但是任何不完满的事情都是需要有人去积极参与其中，去纠正，去弥补，去尽力而为之，才迫使事情能够健康地走上朝向完美方向的大路，才使得事态朝向尽可能对乙方有利的一面去转化，在参与的情况下，可以当庭与菲律宾方去辩驳其申诉状中的许多无理处，而回避则失去了这样的机会。参与，是以其积极的姿态来建设新世界，这一动姿还可以看作是超越于法治的立场，是国家软实力的优越性表现，是高级精神境界的真实展示。反之，“无为而治”是老庄哲学的路数，是小国寡民的政治逻辑，是原始社会的蒙昧主义，心智未开的混沌思维。


（2）        法治与人治
不参与，自然地让世人联想到，中国这个国家法治观念的薄弱。的确，中国历来是一个重人伦亲情和关系联络的文化传统，在伦理上讲忠臣孝子，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之类的人伦宗法和等级秩序，却鲜有谈论人际权益的界限，利益上欲明分清楚似乎是丢脸的事情。质言之，在封建帝王年代里“群己权界”问题尚未有国人去构思过。
法治的差劲恰是社会发展低级的形态。尼采说过，上等人对事物的评介讲“好与坏”，而下等人讲“善与恶”。好与坏是法治境界，而善与恶是伦理境界，其实质是人治，终极目的是维护着一个社群共同体的神圣大序。当今许多中国人开始懂得：中国需要强大起来，必须“与国际接轨”，那么在法治理念上如何去接轨国际社会？
在国际政治关系上确立起法治的准则和方式，让西方人所津津乐道的，是从一个法治范本《威斯特法利亚合约》起始的，这本合约是由一系列的合约组合而成，西方历史学家认为1648年10月24日签定的西荷和约，正式确认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在这些组合部分的合约的诞生之前或恰逢时候，欧洲大陆正经历了一场持续30年的大混战，许多欧洲君主国和神圣罗马帝国境内各诸侯邦国都卷入了混战之中，30年的战争历程使欧洲各个参战国都被战争拖累，国库耗尽，人口锐减，但是我们从中可以看出，欧洲人的法治观念却比中国人领先了许多世纪，当时甚至连有些欧洲参战国的参战，都是要设法从以前签署的条约中寻找出参战的合法性理由。比如西班牙与荷兰交战，是出于先前签订的停战条约期限为12年，就在12年的期限届满之时再重新开战。
中国人的法治就差劲得多了，处于同一时代的事件就可作有意义的对比。在1644年时候，吴三桂引狼入室，满清军入山海关，于是中国的大地上也经历了一场大混战，参战方的各有：满清军，吴三桂的宁远部队，李自成的大顺军，张献忠的大西军，众多的南明残余军队，以及割据的地方武装势力和各派草莽流寇，相互之间都有权力冲突，少有共存的空间。那么我们今天设问：当时参与混战的各方在头脑里有没有思考过，运用法律的形式来公布宣战，来约束战争，来规范战争，来制订战后的和平共处？答曰：没有，根本没有！存在着的只有纯粹蛮横的夺权，只有大量残暴的杀戮！大顺军在乱杀人，大西军在乱杀人，满鞑子兵也在乱杀人。
    中国今天采取全面的回避态度，我在想，也许是出于某种不可名状的恐惧，担心积极的参与会导致国人法治观念的上升，由此导致普世价值在国内的高度传播，这是不利于“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的，这也算是“鸵鸟政策”的一种。因为这次国际南海仲裁得到了美国、日本的支持，从而带上了浓厚的意思形态色彩，成为后冷战的一个组成部分。另外，全面进行回避，在国际政治较量的战略战术上可以看作是“釜底抽薪”，对于对方的手段来一场干脆而彻底的全盘否定，如声称：整套仲裁程序的不合法；再如，来一场“非对称”的对抗：你（菲律宾、美国）宣称国际法则，而我宣称历史条件，以“错位”的方式来抗衡之。

（3）        冒险是否值得？
对于海牙南海仲裁庭的裁决，中国予以干脆而彻底的全盘否定，明显带有冒险性质的博弈。今天中国动用了各种手段，包括军事、政治、外交、经济、历史文化等要素，去全力遏制住菲律宾、越南的申诉，连带着遏制住美国、日本等西方阵营的压力，来维护自己在南中国海的权益。倘若顶住了国际反华势力的联合压力，“维权”算作成功，那么菲律宾向国际仲裁法庭的申诉就前功尽弃，无疾而终。倘若扛不住外界压力，则有崩盘的可能性，不仅南海整体不保，连东海的权益也将有所丧失。
从现状来看，中国的对手阵营广泛而壮大，而中国所能够拉拢的帮手，拉拉队的角色，实在是微小而松散，远未能够形成均衡之势的对抗。如此作评估，中国面临着的这个局面就有点玄乎了。
回顾世界历史，当年拿破仑统帅的法国，希特勒强权的德国，科学技术发达、人文学术繁荣而领先世界，彼时可谓国力鼎盛，人才济济，将多兵广，可是安置于最广阔的国际政治的博弈场景之中，迎面而上欲想巨蟒吞象，嗜好战争搏杀，偏要构造成“以一抗十”的局面，则力所不逮，难以为继，最终全局崩溃。甭提老佛爷的大清国，塔利班的阿富汗，萨达姆的伊拉克，卡扎菲的利比亚，他们之狂妄乎，不仅在数量上“以一抗十”，更要在质量上以落后文明抗击先进文明，恰似螳螂挡车、蚍蜉撼树那般。今天美国的政治家就明理，尽力避免自己站队进入“单边主义”的局面。
倘若能够抗住国际反华势力，或可赢得大满贯。今天，中国政府多次表明不接受、不参与、不承认、不执行的立场，这样的执意态度确实是一场巨资的豪赌，带给未来以更多不确定的因素。借用围棋术语来表达：是放出“胜负手”的一招棋，似乎是不愿意委曲求全的表达。
    在博弈场景，有一种增值效应，当博弈的一方得到了某种价值物或物价值后在后继的手段中能够使得价值增值的，这可借用围棋术语来表达：这手棋具有第二手利益，甚至有第三手利益，等等。能够使价值增值的一招棋往往被认为是具有“先手”效力，能够掌握先机，因此，凡懂得棋理者的弈棋都该知道掌握“先手”的重要性，在象棋术语中有“得子失先非上策”的讲法，同属此理。另外，围棋中出招“胜负手”，也就是转移战斗中心去抢占另一战场的先机，同时也是为了摆脱困境的战场，似乎是“围魏救赵”。今天，中国采取全面的回避政策似乎属于棋理上的“胜负手”。今天我们就看到，菲律宾首先服软了，向中国示好，希望与中国合作公共开发南海的油气田，以解救菲律宾的能源危机。借用围棋术语，似乎感觉到菲律宾这块“棋”的“气”很紧。
但若放眼世界历史，要从长远的超功利的视点去看，中国人就不能满足于眼下的“程咬金三斧头”的效力，中国人还将期待着未来的走向。用时髦的话语来说，需要寻求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在此，则有了更高层次的道义上的软实力较量的必要性。
遥想当年日本军国主义者，为了建立起“大东亚共荣圈”，频频动用武力侵略他国，在建设的初期阶段日本可谓旗开得胜，屡屡得逞，成果累累。但由于在1936年的时候日本国捆绑上了法西斯轴心国的战车，崇尚血腥蛮力征服，从而大大降低了道义价值，于是，当发动太平洋战争后没有多久就受制于反法西斯势力各方的抗击，战事频频受阻，最终梦想的“圈子”全盘崩溃，使得自明治维新以来取得的日本海外殖民成果全都付之东流。这就是我要强调的道义上的软实力的重要性，其并不顾及眼下暂时的功效。

（4）        中国缺乏高级的国际政治学家和法学家

欲站立起软实力的新高度，进行道义上的更高层次较量，则需要软实力的大大提升，这恰是中国的软板。
从这次南海仲裁事件中暴露出，在南海权益的较量上，中国输掉了一个回合，进而中国在世界舆论高度上失势，显露这个大国“头轻脚重”的味道，也就是说，在国家的整体力量上，经济物质相当强盛，但是精神文化上却不敢恭维，形象远不足称道。
    中国的知识人士，与西方的法学家界争论大道理，必须了解国际法的律法规则和程序要义；与西方政治家打交道，必须懂得普世价值；与各国外交家去搞合纵连横，必须熟谙国际谋略的微言大义；让中国文化发扬光大，必须舍弃中国传统的那些土俗陋习。有些人以为靠“金元外交”能够破局，开拓新局面，但要知道这难以让他人服膺，即使有奉承者也只是势利眼的实惠主义。总之，近视的策略，或可一时风光，总未能行走多远。
为了满足上述要求，中国需要卓越的政治学家，法学家，国际关系学家，以及其他人文学科的杰出俊才。欲言诞生，为时尚早。因为中国的教育还是中国式规训体制，远离自由理念。人是世上至尊的性灵，人文的学科都是关于性灵至尊的学问，是需要从自由中汲取源泉，但是自由的理念恰是悖理于中国黄土地的文明。
科尔伯格的道德发展理论给我们一点启发，将人的道德水平提升到高级阶段，需要在道德教育内容中有更多的自由意志的表达。
看看今天中国大学的人文学科系，女生占据了压倒多数，就可得知，是女性化的规训教育所然，她们成就了唯唯诺诺，却不知自由化的意志走向何处。难怪乎，今天中国的各级法院，仿佛成了“尼姑庵”，全是娘子的地盘。我这么说并非要歧视、看低女性，我只是想说，在攀登人文思想学术和政治领域的最高山峰上，需要有身心自由的极致发挥，这种超凡的孜孜以求，使自由高飞，只能让男人来眷恋。论天性，男人崇尚天堂，女人崇尚大地。
于是，女性化思维反映在现实上，当今中国人对于国力的认识，普遍停留在“落后要挨打”的观念上，以为这个国家要少受挨打、免受挨打，唯有多多发展经济、科技和军队，这样的思路恰是缺乏自由意识的机械唯物主义的表达。须知道：物质要素果然重要，但远非唯一要素，更非最重要的要素。自从二战结束以来的统计表明，国际上的战争是以工业发达国家吃亏的居多。

（5）        强指标与弱指标  

中国输掉了这次南海国际仲裁，关键之处，在南海的所有岛礁上，中国没有行使过（长期）有效的单独控制。
裁决指出，中国的“航海者和渔民”与其他南海周边国家的航海者和渔民一样传统上经常登上和使用南海岛礁，但是“没有证据能证明”中国在历史上对所谓“九段线”之内的南海海域和岛礁行使了有效的单独控制。
因此裁定：中国在南海不存在“历史权利”，而“九段线”的划定也不符合公约规定。
这个仲裁庭依据的法律和证据完全否定中国方所依据的“历史权利”，仅仅依据是有效的单独控制。然而我们也该知道，要满足“有效的单独控制”，这里也必定有历史性因素。有效控制若缺少了“较长历史”这个证据，那么将“短暂历史”一竿子打死，全部报废，毫无用途，我以为，也是不公正的。我把前者称为“强指标”，而后者为“弱指标”。我的困惑是：难道这两者指标的该划分得那么显著？非黑即白？若用数学公式来表达，就是前者达到100%的效用，而后者是0%！当前者不满足时候，后者作为证据就被彻底否定？甚至连太平岛这样一个被中华民国政府所控制达60年的岛屿也同样的被彻底否定掉主权所属？我想肯定是成问题的。
法律最讲公正，公正是一种平衡，这个平衡是“两元性”要素在相互比较中所要达成均势的结果。用“强指标”去裁决南海申诉国的各方，当中国方的条件不满足的时候，同样的，其他所有的申诉方也全都是不满足，那么这时候应该拿出“弱指标”来衡量，就是因为公正是“两元性”的相互比较，在“弱指标”上，中国的证据明显占据优势，那么中国的权益相应要大些。
     在网路上有些反共愤青拿出地图，单凭简陋的直觉指出，中国的九段线那么贴近人家的海岸线，“这不公平！”，我以为这样的讲法断然否定掉“历史性权力”，恰是不公平的。
君不见，美国在古巴岛上建立关塔那摩的海军基地，地理位置深入到古巴共和国的腹地了，完全是合情合理的存在。同样的，大不列颠在伊比利亚半岛的最南端享有领土：直布罗陀，又在爱尔兰岛的北部享有领土北爱尔兰，使之组成联合王国。西班牙在链接北非摩洛哥的二块土地：休达和梅利利亚上享有领土主权。这里就有“历史性权力”的因素，当然也有国际条约的约定，而这些约定也是历史性形成的。
    另外，在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和美国，早有原住民（即土著居民）存在，若按照现代法律的要求：以国家的形式进行“有效的单独控制”，尚不够成条件，但是作为“历史性权力”的诉求，还是给予了这些原住民一些优惠特殊的利益予以补偿。

（6）        西方大国的政治图景

国际政治的较量中，一般讲，首先挑起事端者总是被标定为制造麻烦者、违反者；而后发制人往往具有自卫、防御的性质，被认为是可行的。这样的认识是基于“和平”，这个合人类总体历史的目的性。反映在具体操作上，就是注重维持现状和稳定。
如此推理，凡是事件的挑起者，与同一事件的后来行动跟随、反应、模仿者，这两者在法理上应该是有区别的来看待。
     那么我们来看看，是谁在南海主权争议事件中首先挑起事端。早在五十年代，南越政权开始抢占西沙的岛礁（当然，再早些法国已经开始行动了）。七十年代，越南和菲律宾开始大肆抢占南沙和中沙岛礁，而且修建工事，苦心经营。越南总共占了29个，菲律宾共计占了8个。此外马来西亚占据了若干个岛礁。中国在1974年1月时候与南越海军打了一场胜仗，此时也顺势占据了几个岛礁。
     那么美国等西方国家是如何看待中国南海周边许多小国的抢占行动和岛礁建设的呢？显然是沉默状，起码在以前是这样。这样我们就看清楚了，今天这场南海仲裁案是带有西方政治色彩的，是不纯粹的法律仲裁，若是纯粹以法律的视点，每个申诉国应该完全基于平等的地位。但是在这场仲裁案中的政治图景远非是一些流亡海外的反共分子所称的“民主与专制相对抗”，只需简单看看越南，这是一个怎样的国家？难道菲律宾、马来西亚挂着“民主”的牌子就有了实质的民主了吗？人权就有了充分的保障啦？我以为，这其中显然带有西方利益的“现实主义”的分量。
西方的国际政治战略，从古希腊、古罗马时代起，就盛行“权力制衡”原则，又称“分权制衡”，其目的是防止某个单一权力的独自膨大。今天，令美国、日本等西方大国担忧的是，中国的国力迅速膨胀，接下来就要对他们在远东和西太平洋的利益构成挑战。而中国南海周边的小国显然是不构成任何对于美国、日本等西方大国的挑战和威胁的。
那么同属西方阵营里的韩国、新西兰等中小国家为什么对待中国坦然的态度呢？这就是现代西方国际政治理论中的“现实主义”路线。另外，为什么柬埔寨和老挝二国要站在支持中国的一方呢？其深层原因就在于，这二国担心越南在中南半岛上要做成老大，将来成为压迫者。概括言之，在级别相当的对手之间特别容易引起竞争性。
    所谓现实主义，简言之，就是注重实际功利，疏远道义价值。盖因国与国之间相争，极大地反映在利益之上的，这也是R·尼布尔的“群体不道德”理论所论述的内容。美国没有签署《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我想，也是基于现实主义的考虑。今天，美国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川普先生已经认识到这点，他在竞选演说中一再宣称，要从世界各地抽回美国的军事力量，除非受保护国多多自己掏腰包供应美军军饷。
但是我认为，西方人的传统：权力制衡，分权主义，现实主义，这些价值观的运作都是要产生出极大的副作用，主要表现在，对于主人权力（尼采意义上的，又可称为“优秀权力”）以极大的颠覆和损耗；此长彼衰，奴隶权力（尼采意义上的，又可称为“劣等权力”）的大肆施虐，张扬不已，这在当今尤其显然。君不见，今天穆斯林极端主义势力的恶心膨胀，而美国社会深深地为“黑、穆、墨、非”这“四类分子”所困扰不已，就是这种症状，而西方世界流行的“政治正确”价值观却莫能正视之，幸好川普很快就要登场了！

                                    施卫江 写于
                                 美国 纽约 2016年7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