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版《越狱》（一）

雨夜

越狱：徐洪慈——中国版肖申克的救赎

铁骑银瓶 于  2016-7-27

题记：一个人，十四年，四次越狱，一次越境，亡命三万里——生命在严苛、荒唐的大环境压迫下，会怎样顽强生长？





一、一张大字报收获“极右”

一九五八年冬，在安徽白茅岭农场，一年前还是上海第一医学院学生的徐洪慈，此刻已经接受了大半年的劳动改造。寒夜中，想起临行时学校说过的话，他偷偷给在上海的母亲写了一封信。

徐洪慈写信给母亲，要她到学校里找李书记，看是不是可以由学校出面把他要回来。因为当年学校说过，去改造的话，如果表现好，可以把他要回来，这话让徐洪慈听起来觉得很有理。所以，徐洪慈一直抱有期待，有一天自己还能回到校园。

然而，学校拒绝了他。

被拒绝以后，徐洪慈的母亲向对方问道：“我们在国民党时代，把儿子培养成共产党员。为什么在你们手里又倒退成右派？是你的责任还是我们的责任？”

一九三三年，徐洪慈出生在上海一个买办的家庭，十五岁就参加了中共地下党，十八岁成为华东局青年干部，二十岁参加全国青代会，受到毛泽东、刘少奇等国家领导的接见。二十一岁，他考入上海医学院。如果不是一九五七年的那场变化，他将成为一名医生，成为新中国急需的专业人才。

在同学们眼里，徐洪慈当年红得发紫，很多人都叫他老前辈。一九五七年，命运突然一个大转折。就像很多人感到突然一样，徐洪慈也觉得莫名其妙。

一九五七年四月，《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鼓励大家大鸣大放，向党交心、提意见。但是上海第一医学院的气氛并不热烈，没有人贴大字报。到了六月，医学院的副院长主持召开全体党、团干部大会，动员大家大鸣大放、贴大字报，并说第二天就要看到成效。

动员会后，徐洪慈回到宿舍，由十四个同学草拟了一份大字报，一共五十一条意见，第二天就贴出去了。

这五十一条意见，有的是对党的意见，有的是对学校和专业设置的意见。例如，希望大学多派一些其他国家的专家，不要仅仅派苏联专家，因为各国都有自己的学术精英。是不是不必只学俄语？可不可以选择学日语、英语、德语？文中也谈及，党内民主不够，党代会总是报喜不报忧。

一九五七年的六月六日，五十一条贴出来后，在学校内形成了一股贴大字报的热潮。六月六日，对徐洪慈来说是漫长的一天，也永远记在徐洪慈心里：五十一条变成了向党进攻、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证据。

苦闷的徐洪慈只有向女友倾诉。他对女友说，自己已经被批判了，“到底是我正确还是毛泽东正确，三百年以后见分晓”，他说这句话时，指的是对苏联的态度，对苏联盲目崇拜。他说的第二句话是：“如果我在这呆不下去，我就想出国，无产阶级革命是不分国界的。”当时的出国就相当于叛国。

给他致命一击的，恰恰是他的女朋友。

他的女朋友把这两句话揭发了出来。当时右派分右倾、右、中右、极右。徐洪慈被定为极右的极右，被开除党籍学籍。他也成为少数的被送进监狱的学生右派。



二、三次越狱，获刑六年

一九五七年的经历常常会复现在徐洪慈的头脑中。一年之后，向学校求助的一线希望破灭了，徐洪慈动起来另外一个念头：他要自己回到五百公里外的家——上海。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十四日凌晨，徐洪慈和同伴从白茅岭逃了出来。

逃离监狱以后，他们走了很长一段路，然后坐长途汽车回到了上海。到上海后，徐洪慈给家里打电话，结果暴露了自己。在发现他们逃走以后，监狱马上行动，上海方面立刻对徐洪慈的家实施了监控。抓获以后，他被送回了白茅岭。

徐洪慈觉得自己被冤屈，心中积郁难平。多年后，他回忆说：“我就想不通，明明是他们号召我们写大字报的，还说不写是对党没感情。我后来才知道，这是引蛇出洞”。

徐洪慈从白茅岭第二次逃出。

这一次，徐洪慈逃向了昆明，从昆明到泸水，他计划通过泸水越境到缅甸。泸水其实已经到了边境，但是根据原先老地图的记载，这里离边境还有很长的路。解放以后地图改版了，他不知道，居然大模大样到食堂去吃咸肉菜饭，大吃一顿后还大摇大摆到理发店去理发。

徐洪慈的头发又乱又长，穿的衣服又脏又破，眼神也有点异样，在这么一个敏感的地方，这么一个敏感的时期。带着外地口音的陌生人，特别引人注目。于是，他在泸水落网，关押在泸水看守所。

尽管已经有过一次逃跑被抓回的经历，但此时的徐洪慈，依然不相信自己会在泸水看守所这个地方束手就擒。他有一种急切地想证明自己的强烈冲动，强烈的自尊被激发起来：我一定要用行动证明自己。他想到国外继续参加革命，用行动来重新证明自己。

徐洪慈立即开始实施他的第三次逃跑计划。

泸水是一个偏僻落后的地方，看守所的墙虽然厚，但却是并不坚固的土墙。徐洪慈决心在上面挖洞。他搞来了一把不锈钢勺子，上海人叫调羹，不断地挖，土挖不动，他就向墙上撒点小便，让它松软一下再挖，一次不行再来一次，挖出来的土就堆到床底下。多次下来，他庆幸居然没人发现。粗糙却并不坚固的土墙，经不起勺子日复一日的刨挖，挖通的那一刹那到来了。

下面的一幕，是真实的，却极富戏剧性：当徐洪慈挖通了土墙，把手伸出去，正在兴奋之时，外面的一把叉子叉住了他的虎口。伸出的手被外面早已潜候多时的人牢牢地抓住。他所作的这一切，已经被发现，人家就等这么一刻了。

一年之中三次越狱，辗转七千公里。徐洪慈不但没有证明自己的清白，反而一错再错。一九五九年，美丽的中缅边境小城——云南泸水，逃跑的大学生右派徐洪慈正在接受着一场审判。

法官说：“你是非法越境。如果没有这次、第三次逃跑的话，可能会判得轻一点，更可能就是判得很轻。轻到什么程度呢？我们要用你，因为你是医生。像我们边境落后的地方，太缺少你这样的人才了。你看，你懂多国外语，英语、德语、俄语，是不是？在我们这里是奇缺人才，你还学的是医疗专业，比我们这里所有医生强多了。你看看，你自己毁了自己，你想越狱，罪加一等。”

就这样，徐洪慈被判六年。

三、你不就是逃跑吗？

云南，遥望上海三千公里，逃，使徐洪慈离家越来越远，六年刑期宣判之后，他先后辗转到几个关押地，其中有丽江大盐农场和拉马古铜矿。

逃，也使他在别人的眼中越来越坏。很多人议论纷纷，管教对他也没好话，对他的恶评接踵而来。此时，徐洪慈遇到了王金如，这是在大盐农场。

徐洪慈没有想到，自己被调到王金如手下，居然是王金如把他要过去的。 王金如说：“这个大学生脑子活，聪明，很多东西都懂。特别是他有医学的专长，为什么不能到我们医务室来工作呢？”就这样，暗地把他要过去。

王金如个子不高，见面第一句话，王金如就打着哈哈：好你这个逃跑大学生，人家都说你是逃跑专家，我看你还可以啊，你罪不算大，你不就是逃跑吗？现在你跑不了了，在这里好好工作吧！他还直言不讳地告诉他：是我把你要过来的。并甩下几句话：你到我们这医务室工作吧，发挥你的长处，我们缺的就是医生。

在王金如手里，徐洪慈的工作环境还很不错，王金如更不歧视他，他们还很谈得来。但随着王金如调走，他身处的环境开始恶化。辗转了几个地方后，他被安排到最苦的拉马古铜矿。在这里，他遇到了另外一个管教队长梁满杞。

梁队长和他进行了一次很恳切的谈话：很多人说你坏话，我看你不是。你只是处处有自己的思想，处处显得与众不同而已，就是这样。但是在别人眼里，你是一个不服管教的人。其实我不认为你是这样的人，我希望你在这里能够好好工作。让我证明我的判断是对的。——这一席话对徐洪慈有非常大的触动。

在梁满杞手下，徐洪慈从事的是地质队的工作，这意味着他能在矿区周围行动自由，和一般犯人还有区别。徐洪慈觉得这是一种知遇之恩，重新找回了被信任的感觉。他没有再动一次逃跑的念头。

我在他手里，六年就六年——徐洪慈回忆说。

在王金如和梁满屺感召下，徐洪慈安心服刑。六年里，他时常想到父母、同学、还有那个揭发他的女朋友。他们在做什么？

一九六五年，徐洪慈刑满了，他急切地想回家。

四、就你这恶劣的态度！

刑满释放， 释放应该可以回家。但当时的政策却不让徐洪慈回家。监狱领导说：你不能回家。想回上海？没门。

徐洪慈说：我刑满回家是很正常的要求。

“不行，就你这恶劣的态度，继续留场。”

于是，他变成了留场人员：这是那个时代特有的一种人群，即刑满释放后，继续留在劳改农场从事劳动的人，有一些有限的自由，星期天可以上街去买点东西吃，每个月有为数很少的一点工资。当然，最大的不同，是自己有了一个可以独立睡觉的地方。

留场以后，徐洪慈的处境并不好，甚至可以说很糟糕。他被分到了管教木世勤的手下。木世勤对他很有偏见。两人关系恶化。徐洪慈也不服软。

一天半夜，木世勤还开着喇叭，吵得徐洪慈没法睡觉。当时，讲究喇叭的轰炸，对犯人进行思想改造。徐洪慈被半夜的喇叭声干扰刺激，忍无可忍，于是冲到木世勤的楼下，说：请你把喇叭关上好吗？我们睡不好的话，明天是没法工作的。这一下，他激怒了木世勤。木世勤觉得，这个人居然如此大胆，这不是公然向我叫板吗？

所以文革一开始，徐洪慈的灾难就来临了。

一九六六年文革爆发，他被第一批列入运动对象，运动不断升级，升级，再升级，终于，他被判刑二十年。尽管徐洪慈逃跑已经按照他该受到的惩罚服刑过了，但这些经历再次被列入罪状。这对他是一个无情的打击。徐洪慈觉得：我再怎么好好地改造是无效的，是没用的，我再怎么听话也是没用的！

那时候，公判大会的形式时常被采用，以起到震慑作用。在丽江民主广场的万人公判大会上，他被五花大绑，游街示众，甚至被踢、打、枪托砸。徐洪慈永远也忘不了那一幕幕。

徐洪慈开始绝望了。刑满释放三年零七个月后，他接到报信，形势对他非常不利，并且有生命危险。

五、李光荣他早有看法

一九六九年，徐洪慈被安排在丽江五零七农机厂。这里实际上是一个关押重刑犯的监狱。监狱长叫李光荣，李光荣对徐洪慈三次越狱的经历了如指掌，对这样的人，他早有看法。

在李光荣眼里，徐洪慈是个足智多谋的人，有自己的主意，动手能力很强，大家都叫他智多星，好像什么事都难不倒他。他视野开阔，知识面广，在犯人里享有很高的威信。

例如，犯人的鞋都很臭，人人都讨厌臭鞋，怎么办？徐洪慈说：很简单，拿白酒含一口往跑鞋、球鞋里一喷，臭味就没了。大家说：你真是神，你怎么什么都知道？还有，犯人的毛巾，都硬得像刷子，像皮革一样，怎么把它变软？他也觉得很简单：在水里烧一下，点几滴醋就好了。这都是他以前生物化学，理科的一些知识，他不但会学，记忆好，还会联想，并且善于活学活用，有种学以致用的本事。这样，上面很恨他。很忌讳他在犯人中的威信。但是，也正因为有很高的威信，就有人为他通风报信。

在监狱里，犯人是无所不在的，有烧饭的，有在医务室的，还有理发的。他们这些人都有机会接近监狱首长，知道很多内幕。于是，一天，有人突然冒着风险告诉他：关于你的报告在起草中，说你在组织大家越狱，组织暴动。这可是李光荣对你下最后的毒手了，暴动的报告如果送上去的话，就是枪毙，看来这次是要置你于死地了。

徐洪慈知道，他和李光荣之间的冲突已经不可调解，凡是打暴动报告的，没有活的。在监狱中，暴动是最最犯忌的。要置你于死地很容易，就说你搞暴动，他知道自己死期到了。

当徐洪慈再次动起逃跑念头的时候，他想到了之前的两位管教——梁满杞和王金如，他曾对这两位管教发誓，要好好改造，再不逃跑。而此时此地，不走就将是等死。

为了能活着走出监狱，徐洪慈开始了准备工作。他对自己说：我要证件，得保证在路上经得起任何盘查。必须要单位来说到哪里去，然后盖个公章。我因为什么事到什么地方去，这东西怎么弄呢？

学生时代，徐洪慈已练就了一手非常漂亮的仿宋体，这时候派上了用场。 他想，活字印刷字是活字，笔画为什么不能是活的呢？汉字是由笔画组成的， 如果把这些笔画刻成一个个小的图章，要用的时候把它们组合起来不就成字了吗？汉字无非就是点、横、撇、捺、直、弯、勾，五六天刻个点，五六天刻个横，就这样刻，他居然成功了。用这样的办法，他私刻了“云南省云县革命委员会”这几个最简单的字。

而且他还把介绍信三个字都省了，给人感觉这就是云南省云县革命委员会的专用信笺。信笺上面有了抬头，下面就是要用的时候他写上：兹有徐洪慈从某地到某地探亲，特此证明。

抬头是要红色的，这样，他必须要搞到印泥。

一次，他终于找到了机会，乘没人看见的机会，用他那留得很长的指甲，深深地挑进去满满一指甲，然后把挖去的那一块趟平。这个印泥帮了他大忙。

下一步则是需要公章。他记得很清楚，监狱里放了几年的肥皂很干，不管什么牌子的肥皂，把头切平，很快就刻好一个图章。这个图章还用“云南省云县革命委员会”的字样，按好以后，就把肥皂洗掉。

三张介绍信成了。

六、撒开腿就往南方跑

徐洪慈不动声色地准备着。介绍信好了，还要攒粮票、备干粮、搭梯子。而五零七农机厂四面高墙，有电网，有机枪，有看守，有警犬。要逃离此处谈何容易。

徐洪慈观察到一个契机：停电。他要等待一个停电的夜晚。

停电，看上去是无序的，没计划也没规律。但他发现，其实这也是有规律可循的。停电一般都是夏天用电量激增以后，问题在于，你不知道哪一天会停。于是，一进入七月，他就开始准备。他预感到八月份一定会停电。

八月七日的早上，宣布断电。原因是要把电拉给一个小化肥厂开工。

当一早宣布要拉电时，徐洪慈很亢奋，机会来了。白天，他把该转移的东西都转移到了钳工间，从钳工间里面把可以拆卸的木梯零件，漫不经心地扔到那个早已看好的死角。出逃的时间，只可能选在两次点名之间，就是晚上九点点名逃出去，早上九点点名被发现。

当晚，他谁也不理，给大家感觉自己很不愉快，不想和任何人说话。这样，待会儿就没有犯人来跟他说话了。为了造成这样的假象，他晚饭不吃，闹着情绪睡觉去了，大家看他一天都睡在那里，如果万一晚上有人跟他搭话，他不理，人家也会以为他在闹情绪，就没人会搭理他。

他要的就是你不理我。

晚上点名的时候，他和大家一起去点名，点徐洪慈的时候，他很响亮地应答：到！大家都知道他在。点完名以后，所有人就按原来的秩序，洗脸的洗脸，睡觉的睡觉。他乘乱一下躲进了花坛，悄悄地从监房中转移了出来。

点名之前，他用衣服和很多杂物卷成一个人型，放在被子里面。别人一看，以为他还睡在那里。点名以后，他顺利完成了第一步，离开了监房，躲进了花坛 。

待到夜深人静，他拿出那个放到死角的、可以拆卸的梯子准备翻墙。但过墙的时候发生了一个惊险：他突然发现梯子不够高，墙高三米五，梯子才两米，怎么办？墙角正好有两根扁担。徐洪慈觉得，一定是老天助他。他把两根扁担用短绳绑好,，成功地翻越过去。

然后，他沿着这条路线，到钳工间，顺利拿到了他白天放在那里的网线袋。网线袋里是他要吃的沙糕、要用的小刀、介绍信，还有他准备万一失败自杀用的那种用香烟屁股浸泡的药水等等。然后，他从大柳树旁越过了电网，跳进了苹果园，撒开腿就往南方跑。

七、他想起了他的女朋友

徐洪慈一夜疾行三十公里。他打算南下东进，取道四川回上海。一场野外生存考验开始了。

金沙江群山中，如果没有学过定方位，很容易困死山中。徐洪慈不知道方向，也没有指南针，怎么办？他把手表取下来，那时候还没有电子表，机械表都有分针、时针、秒针，只要用个小木棍，对着阳光插入土地，就会有阴影。徐洪慈知道，只要把时针对着阴影，跟阴影保持同方向，那么在时针和十二点之间就会有一条中分线，这条中分线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南边。只要是在北半球，只要当时有太阳，他就不会迷路。

他沿着金沙江走，不会有缺水的问题，但食物吃完怎么办？他就动昆虫的脑子。但凡昆虫幼虫，不长毛的，颜色不鲜艳的幼虫都可以是食物。在这样的情况下，应该尽量寻找各种昆虫的幼虫，野外昆虫太多了，扒开树皮下面全是。长毛的、鲜艳的一般都有毒。最好的就是天牛的幼虫，白白胖胖的，在树皮下挖出来，蚯蚓也是好东西。带壳的昆虫不能吃。这些昆虫身上布满细菌，生吃不行，要解决这问题，只能烧水，生火，但野外生火会有烟，最容易被发现。

但徐洪慈有办法避免生火产生的烟雾。他先寻找一棵大树，树冠很密的那一类，比如香樟树、青冈树。在树底下，沿着树根，挖一个十字槽。十字槽的好处是会形成穿堂风，不用什么砖头垒灶，也不需要用树枝架篝火，有充分的氧气可以让树枝燃烧，而且操作也简单。选择树冠茂密的树，是让烟往上走的时候，碰到茂盛的树冠被过滤和疏散。这样在远处也看不到烟。徐洪慈带着刀，他挖了一个十字槽然后点火，用热水瓶的铝盖子盛点水，放里面一烧，然后将一整把的昆虫幼虫放到里面煮，烧得他们团团转，蜷起来，沸腾，再蜷起来，凝固，熟透了。这样吃起来才不会苦。

正如徐洪慈的事先判断，监狱在第二天早上点名的时候，发现他不见了。五零七农机厂从来没发生过这种事，所有人都一阵唏嘘。李光荣更是恼羞成怒，一场地毯式的搜捕从丽江拉开。

徐洪慈没有想到，在这么偏僻的地方会遇上民兵。这几个民兵盘问他，他就把证明拿出来，民兵一看，有点疑团，但是也找不出什么茬，这就样很侥幸地逃过了。如果没有那张云南省云县革命委员会的介绍信，他就一定会被送回重刑犯监狱。

在过金沙江支流的时候，正是大雨后，河水暴涨。支流旁边有两个农民在种地，都劝他千万不要过去，水太急。八月份，咆哮的金沙江，谁也不敢过的。他知道这样很危险，但离开那个地方越快越好，越远越好，因为，后面随时可能有警犬追过来。

徐洪慈没有听从农民的劝告，结果，一下去，水就到了胸部 。在走完三分之二的路时，他发现水更深了，越走阻力越大，马上就要没顶。这一刹那，他感觉自己完了。

人在最危险的一刹那会想起什么？这一刻，还会有思维吗？经历过生死之间的徐洪慈多年后告诉笔者，这个一刹那，他想起了他的女朋友，就是那个把他的话向上汇报，出卖了他，以致他被送进监牢的安娜（化名）。一直到最后，他也不明白，为什么自己临死都想着她。这个让他爱恨交集的女孩，在他觉得自己必死无疑的时候，依然会想起……

很快，脚底触到了硬地， 而且居然渐渐抬高了。他知道，快到河岸了，那个最低点过去了，他渡过了最低点，慢慢慢慢地上去了。

八、你是男人，娘都服帖你了！

金沙江水没有冲走徐洪慈，李光荣的脚步也没有追上他，十四天后，徐洪慈徒步走出云南。到达四川后，他立即买了火车票，又一次回到上海。

到上海后，他见了母亲，母亲给他一百块钱，并很自豪地说：你是我的儿子，有骨气啊！——上海话说就是：模子，你是模子，你是男人，你还要逃啊，娘都服帖你了。可以看出，他母亲也是支持他这个行动。他拿了这家里最后的一百块钱，走了……

与母亲再次见面后，徐洪慈消失在人海中。十一年后，上海、云南两地给予徐洪慈平反通知书，而他们却找不到徐洪慈这个人。

此时，遥远的蒙古共和国的后杭盖省，有一对美满的夫妻，蒙古妻子的名字叫奥永，中国丈夫的名字叫徐洪慈。


(徐洪慈二零零六年七月在蒙古共和国乌兰巴托市)

九、这个地方已经不是中国

一九七二年八月七日深夜，徐洪慈抓住千载难逢的停电机会，从丽江的五零七重刑监狱逃了出来，这是他错划右派后的第四次逃跑。此后，他徒步穿越金沙江大峡谷，取道四川回到家乡上海。与母亲匆匆见面后，徐洪慈继续北上。一个月后，他来到了中蒙边境的二连浩特。

当徐洪慈向着边防站的灯光走近的时候，意外发生了。明明亮着的探照灯，灭了。多年以后，边防战士告诉他：这种现象，那是千分之一的概率啊，三年才可能碰到一次。就是因为突然断电，否则你过不了。那是非常巧的，那么强的灯照着你，还有雷达。

事实上，当时徐洪慈并没有考虑到雷达这个因素，他沿着岗楼的底线走过去， 贴着岗楼走，那地方正是雷达的一个盲区。按理说，探照灯没有以后，雷达还有备用的电源可以继续工作，但这个盲区恰恰是雷达扫不到的地方。这都是误打误撞，他事先没有想到的。当他沿着盲区出去，过了边境线，到了一个洼地，他感觉自己过来了，只是还没最后认定。

但他的方位感告诉他，这个地方已经不是中国了——这么多年来，他第一次感觉到了安全。

从八月七日深夜到九月十日深夜偷越国境，这三十四昼夜是徐洪慈一生中永远不会忘记的一段历险经历。每当想起那些冒死逃亡的情景，他都万分激动。在当时的条件之下，他只有走这条路才能保存自己的生命。没有更多的漂亮话，他的行为的动机只是求得生存。

徐洪慈在地上蹲了几分钟，面向南方鞠躬，向这个多灾多难又给了他无数磨难的祖国告别。

生存的道路走得这样艰难。徐洪慈在心里告别了祖国，走进了另一个国度。这是一个能够接纳徐洪慈的国度吗？

一九七二年九月十日这个没有月光的黑夜里，——这天是农历八月初三，最多有一钩新月。徐洪慈走进了蒙古边防。

他大着胆子推门一看，是蒙古人，这判断来于那人穿的制服。蒙古人也大吃一惊：半夜怎么突然来了一个蓬头垢面的不速之客？看样子不像蒙古人，跟他说话，语言也不通。徐洪慈开始担心他们会不会把自己送回中国呢？当时有很多人都被送回去了。

凑巧的是，一九七二年的九月，蒙古刚刚颁布新的法律，其中内部法律规定：凡是越境的，未经审判，不能马上送回。他出逃的时机，正好这个法已经颁布；再就是，一审时，徐洪慈的表达很到位，他越境到蒙古来没有物质上的诉求。这很重要。这让对方对他产生了同情。因为很多越境的人是盗窃犯、杀人犯，这些人他们当然是不会同情的，但有思想的知识分子就不一样了。这是他未被遣送回去的一个重要原因。

但也存在一个是否间谍的问题，要取得对方信任，就得有凭证。对方当时是非常防范间谍这类事情的，所以首要的是排除他是间谍的可能——你刚才说的，你过来是没有使命的，是不是如你所说，请提供证据。

徐洪慈的记忆力很惊人，他说：请你翻阅一九五七年八月二日的《人民日报》，上面有关于我的，对我批判的文章。我可以背一段给你听。

他对批判自己的文章记忆尤深，因为这是改变他命运的文章。法官当时就说：如能找到报纸，我们事情就好谈。毫无疑问，他们找到了。这样，一种初步的信任找到了基础。但是，徐洪慈的经历那么传奇，有些细节甚至是匪夷所思的，你说你能刻图章。你说你能写介绍信，你的字那么好？你给我试试看！——于是叫他当场动手刻一个。

徐洪慈在解放前是地下党，由于经常刻传单，所以仿宋体写得很好。他当场露一手，法官没话说了 。

十、必须把我父母的隐私告诉你？

徐洪慈在丽江重刑监狱期间，曾刻制笔画，组合成字，为自己准备了三张介绍信。正是这三张介绍信帮助他应付了一路的盘查。而他现场的表演更让蒙古法官大为惊叹。获得信任后的徐洪慈却提出了令蒙方恼火的要求。

徐洪慈越狱的时候，本来打算去苏联，但是发现钱不够，所以先到了蒙古。但他始终还想苏联。他想去苏联还因为他觉得，在苏联机会更多。一他会俄语。二他可以找他的老师。当年医学院那么多老师，全是俄文老师。至少有五六个老师对他印象特别好。毕竟他当时的成绩非常好，所以他要去找老师。而且，苏联的经济情况也比蒙古好。

这样，他反复地要求，法官巴依玛感觉自尊心受到了伤害，终于发火了：我们是个主权国家，我提醒你注意，我们蒙古不是你到苏联的一条路。我们对你是很讲道义的，是吧？你怎么开口闭口还是到苏联？

徐洪慈被他们这么一说，觉得自己确实有点过头：蒙古是我的恩人啊，如果他们简单粗暴一点的话，立刻把我送回了，毕竟是非法越境啊！——徐洪慈是个吃软不吃硬的人，也很重情义。然后就很明白地向巴依玛法官表示：我愿意留在蒙古。

同意留在蒙古后，蒙古法院很快对徐洪慈的越境进行了审判。此间，法官巴依玛与徐洪慈有了进一步的交流，他向徐洪慈提出了新的要求。巴依玛法官在审讯过程中问他：我们救了你，你应该告诉我们一些我们感兴趣的事情。比如说，中国现在的经济情况。你曾经长期在党内工作，曾经在华东局工作，按你所说，一直和华东局的高层领导有接触。你应该告诉我们你所知道的一切。还有，听说监狱里大量饿死人。你在监狱呆了这么长时间，而且，三年自然灾害，你也在监狱里，你应该告诉我们监狱里的真实情况。

他认为徐洪慈掌握很多党内情况，而徐洪慈确实也了解很多情况。但徐洪慈听了以后，非常感慨：尽管自己是个逃犯，尽管受到了不公正待遇，但内外是要有别的。

从当时立场，他觉得，中国出现了很多负面的甚至黑暗的现象，这是暂时的。如果以此博求自己的好处的话，自己就是卑鄙的。所以他对巴依玛法官说：好比我们两家是邻居，我们家出了事情，我投奔你这家邻居。你却说，我是可以帮助你的，不过，必须把你父母的隐私告诉我。你说这样的邻居有道义吗？

巴依玛一听，觉得很难为情。他说：是的，是的，是的。那就到此为止吧。

十一、蒙古的监狱把我野化了

在蒙苏边境的宗哈拉，人人都知道一个汉人的故事——苏武牧羊。两千多年前，苏武就曾在宗哈拉不远的贝加尔湖放牧。如今，宗哈拉又来了位中国人——徐洪慈。他要为自己的非法越境，在宗哈拉的大森林里服刑一年。

蒙古监狱给了徐洪慈另一种体验。他说：中国的监狱把我驯化了，蒙古的监狱把我野化了。据徐洪慈介绍，蒙古所有被流放的人都集中在宗哈拉。宗哈拉自然条件非常严酷，那是个大森林，在冬天，天天是零下四十度，西伯利亚大寒潮可以直接到达那里，横扫天地之间。

夏天则是另一种严酷。这里的三种昆虫会轮番而上。宗哈拉的蚊子，没有那种嗡嗡嗡的声音，天一黑，这种大蚊子一口咬住你，当地人叫它血泵，像抽泵一样咬住你拼命吸。到了早晨，天一亮，太阳一出来，牛虻就来了，牛虻会把你当牛一样叮，牛和马的皮那么厚，牛虻照样能叮，所以所有的犯人最怕牛虻，叮下去就是一个大包，很毒的。除此以外，午睡的时候，还有一种小黑虫会钻进蚊帐。这样，在宗哈拉的夏天，一天二十四小时不断受折磨，这些昆虫三班倒地折磨着这里的犯人。

然而，在徐洪慈看来，在宗哈拉的大森林中，繁重的体力劳动、丧失了母语的环境尽管严酷，但那是单纯的身体的劳作和生活上的艰辛，没有像李光荣那样不停地进行精神和肉体折磨的狱警，他甚至感受到了一些快乐。

在宗哈拉，还有一件很奇怪的事，很多犯人都是没脚趾的。后来才知道，原来当地人的脚趾都是喝酒喝掉的，蒙古人特别好酒，喝烈酒，他们很容易在暴饮以后暴醉。哪怕冬天，很多人就地倒下了，人冻不死，脚趾可付出了代价。

宗哈拉的犯人，从犯罪类别来说偷盗的多，基本没有政治犯，没有反革命犯。在这样一个环境下，徐洪慈没有学会喝酒，却学会了打人。在那里，人和人关系很简单粗犷。一语不和，打人是常见的。有两次打架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第一次是和管教打架，管教叫巧灵。徐洪慈身高一米八，但是在蒙古大汉眼里，他是小个子。巧灵把他举起来，扔到地上，一拳就把徐洪慈右边两根肋骨打断了。徐洪慈说蒙古人的拳头像簸斗一样大，像我们武侠小说里看到的拳如簸斗。但这次打架却让巧灵很佩服他：中国人，好汉、硬汉！蒙古人很豪爽，朋友们和巧灵说：你打得太过了，你把他肋骨打断了，他发高烧了。一听这话，巧灵觉得很对不起徐洪慈。他丝毫没有自以为是一个管教，就端着架子。立刻拿了一袋马肉去看他，当时那里盛行吃马肉。这是第一次打架。

第二次打架，是徐洪慈在监狱厨房里工作的时候。犯人的头经常到这里多吃多占，徐洪慈不允许，就打了起来。徐洪慈拿一个冒着青烟的熨斗就上去了。对方身高马大，比巧灵还厉害，像个黑猩猩一样。他居然拿着个熨斗烫上去，烫了个烙印。蒙古大汉打不过他就逃走了，也没有回头报复他。

徐洪慈觉得这个地方是粗犷的，道理也很简单。人和人之间有种最单纯简单的东西。和蒙古人相处，他一直有愉快的回忆。

十二、你跟我去后杭盖

一年刑满后，徐洪慈已经能熟练地使用蒙古语。他不能想象，在异国他乡，一段爱情正向他走来。一九七四年，徐洪慈在首都乌兰巴托的医院遇见了一位叫奥永的姑娘。

奥永回忆道：我和徐洪慈是在乌兰巴托的一家医院认识的。那时候我是一名护士。有一天，徐洪慈来我们医院看眼睛，我们就这样认识了。

当时，徐洪慈四十多岁，奥永二十一岁。年龄几乎相差了一代人。各方面差距也很大。然而，奥永说：你知道我为什么那么可怜他吗？他虽从监狱里出来，但他是有思想有头脑的人，是个好人。我心里清楚他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

就这样简单，他们从相识，走到结合。


（徐洪慈与奥永）



奥永回忆：他说，奥永啊，我知道你是个孤儿，你不要怕我。我们可以在一起生活，你跟我去后杭盖，我们在那里生活。

在蒙古腹地的后杭盖省，徐洪慈终于有了自己的家。徐洪慈给别人做事，干体力活，搬木头，石头。当时蒙古还没有什么机器，就用那种两个把儿的小推车，就这样，徐洪慈给人家做了八年的活儿。他一边干活，一边还做饭做家务。

奥永说：三十多年，都是徐洪慈做饭的。我从没做过饭。那时候我们蒙古的妇女们说：什么活都是徐医生做，你就不能做做饭什么的吗？你多有福气啊！我跟徐洪慈说：要么我来做饭，他说：不用、不用，你就待在家里，把两个孩子看好就行。别的所有的事情都由我来做。

在蒙古的腹地后杭盖省，徐洪慈在自己的家里心甘情愿地为妻儿们操持着整个家。然而，在他的心底，亡命天涯的悲凉是不是能填平的：他真的要在异国他乡终渡此生吗？

从宗哈拉出狱后，徐洪慈一直没有和国内的家里人联系，他觉得自己还在危险里，如果和家里联系的话，家里情况势必被政府掌握，这样他就有可能被引渡。他后来回忆说：这里与世隔绝，失去祖国，失去母语环境，我还能做什么？我的一切特长都不被认可，一切研究也就无从谈起，四次越狱后，我已经耗尽了自己的一切力量坚持到底。现在我已四十一岁，人生的一大半已经过去，年轻时的理想和抱负全部破灭了。

但他仍然非常关心祖国，也很想知道国内的情况。在蒙古出狱以后，第一次拿了工资，他就动脑筋买半导体收音机来收听广播。只要有空，他就不断地听国内的情况。国内形势的变化，他都是由此了解的，比如一九七二年至一九七六年的国内社会事件，比如文革的结束。

大概在一九七九年，通过收音机，他揣摩各种社论文章，闻到了一种别样的气息：种种迹象表明，中国将发生巨大的变化。但这个变化，却是他不敢想像的。他认为自己一辈子够反动的了：在反右时他的言论不说，在文革时候的作为不说，就单说越狱，在当时是个死罪啊！而他不仅越狱，还越境，这是叛国投敌，还有比这更严重的吗？他想：我这样的人简直十恶不赦，不可能会得到宽恕的。

就这样，他觉得自己的回国念头只能是一个理想。想，又不敢想，就像我们想自由地跑到月球上去一样，觉得这不太可能。我这样的人，不枪毙，不引渡我算好的了。但是很快，他意识到发生重大变化，粉碎四人帮不仅是党内斗争的问题，还是整个国家转轨的开始。他渐渐风闻，右派都可能改正——这让他觉得有了希望，他觉得，自己所有的前提就是右派问题，这对他很重要。他盼着的这一个希望，终于在一九八一年的年终到来。

十三、平反像跷跷板一样翘着

一九八一年冬天，徐洪慈收到母亲的信，她告诉徐洪慈上海第一医学院党委为他的右派问题平反，并附上了手抄的改正书。一九八二年春天，母亲又通知我，上海市公安局已对他的劳动教养问题平反。这又进了一步。

但是久久期待的云南省丽江中级法院的平反书却迟迟不来。这个问题阻力最大，很可能无法解决。

云南不同意给徐洪慈平反。

这时，他做了一个决策，决心克服恐惧心，试试给有关中央领导写信。他曾经在华东局工作过，曾经有两个老领导，一个老领导叫黄辛白，一九八一年已经担任国家教育部的副部长，还有一个领导就是乔石，已是党和国家领导人了。早在五十年代徐洪慈读大学以后，和这两位领导联系已经很少了，后来自己出了事就更无法联系。于是，他大着胆子写信，把自己的遭遇告诉这两位老领导。

两位老领导都得到了他的来信，而且两位都有反馈。回信中说：这样的事情是不是属实，要查。也并不因为你是我的老部下，就偏信你的一面之词。第二，查出来如实，你就平反，你就是个大学生。

两位领导无论口头还是书面都有过指示：这事情要办！但是，事情依然一波三折。全国都在为右派平反，凭什么不给他平反？领导都发了话，但事情没那么容易，下面一直反弹，特别是云南省法院、丽江地区法院，他们说：他错划右派不是我们的事情，是上海方面的事情，在我们这里，他犯下了不容原谅的错误，不能赦免的错误，就是越狱。

对于丽江五零七重刑监狱监狱长李光荣来说，徐洪慈这个人是他所在的监狱唯一越狱成功的人，他居然能从重刑犯监狱逃出去。而且，在李光荣看来，现在得知，情况更加严重，他居然逃到蒙古去了，叛国投敌、越狱两罪并罚，不能平反。这是罪不可赦的。

李光荣曾经捏造徐洪慈组织犯人集体越狱的材料，企图致徐洪慈于死地，徐洪慈是在接到别人的报信后才决定逃亡。因此，一九七二年的越狱，对徐洪慈来说可谓是一场生死逃亡。——于是徐洪慈继续向中央有关部门写信，要求丽江地委为我彻底平反。冤案在前，死亡逼迫在后。如果他不越狱、不自救，那么今天的平反书恐怕只能对着徐洪慈的墓碑朗读！

徐洪慈继续写信，直到后来，中央领导有了明确的表态：徐洪慈这个事情，首先判断的就是前提何在？他是越狱的，他是越境的，但是谈任何事情要有前提，如果他不被错划成右派，他怎么会发生后面那么多事情呢？后来怎么发生的？因果，一切都有因果。所以一切的根源，都是因为这是一个冤枉的事。既然冤狱被平反了，前提被推翻了，那么后面一切都不能成立。

这最后一句话为他定了性。此后，为徐洪慈平反的指示，是直接从中央发指示到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自上而下的。这是来自中央的力量，也是来自道义的力量。

这是一种迟来的公正，虽然迟来，但还是公正的。一九八二年六月，徐洪慈得到了彻底的平反。

十四、难道是老天给我的征兆？

一九八二年六月十九日的上午真的下了一场鹅毛大雪，千山万壑，白雪皑皑，六月飞雪，天象示冤。蒙古人奔走相诉，连称千古奇闻。

对徐洪慈来说，真正的冤狱平反了。六月飞雪，对他个人来说是一个彻底的拐点。这意味着，他可以回中国了。

一九八二年十月，中国驻蒙古大使馆致信徐洪慈：按照有关规定，你已获彻底平反，我们恢复你的中国国籍，你要到乌兰巴托中国大使馆来领你的护照，领了护照以后，你回国探亲也可以，回国定居也可以。

接到信的徐洪慈欣喜若狂。那是永生难忘的一刻。

然而，蒙古人也找他谈话。这次露面的是蒙古国家安全局，大意是：徐洪慈，我们对你不错吧？！

他说：你们是我的恩人，在我面临死亡的边缘，你们救了我。

“很好，有你这个认可，我们继续谈下去。你在这十多年了，你对蒙古感觉怎么样？”

很好！他当然说好，因为蒙古对他很照顾。

蒙古安全局说：那么，现在你的祖国为你平反了，要你回去，你怎么看？

他说：我很矛盾，我在这里成家，当然我永远忘不了我的祖国。

“我建议你要慎重考虑这件事情，我们欢迎你加入蒙古籍。”

到了这个时候，徐洪慈觉得非常奇怪：你们一直不让我加入蒙古籍。他曾经提出过这个想法，那是为了安全，他原来想过，假如加入了蒙古籍，他们就不能引渡我了。引渡的阴影直笼罩着他，他怕被抓回去，他怕再见到李光荣。但是，当时蒙古对他的要求不置可否，一直拖着。现在却说你可以考虑加入蒙古籍……

徐洪慈听对方这么说，有点不大开心。他说：我就直说了，我曾经多次流露过这个意思，你们不理我。现在我的祖国要我回去了，你又要我加入蒙古籍了，就是不想让我回去嘛。

那个蒙古人说了一句很妙的话，他说：这是常理嘛，女人的魅力就在于她没有离婚。

这句话说得很奥妙，简直不像蒙古人说的。他接着说：这很常见啊，你吃香了，我们就看中你了。

徐洪慈对他的回答就是：祖国的魅力就在于永远令人难忘。话说到这个份上，安全局的人就不和他多说了，他说：那你就是铁了心了，去意已决。你铁了心，不过你没有那么容易能拿到护照的。

这很有意思。他哪怕刁难你，居然会事先告诉你：我是不会让你那么容易拿到的。

二十五年，沉冤终于洗清。有多少次梦里，被李光荣追赶、折磨，又有多少次在梦里，母亲远远地招手。徐洪慈想家，什么力量都阻止不了他回家的脚步。关键时候，奥永站出来了。她胸脯一拍，她很有魄力地对徐洪慈说：我去。你们大使馆门口都是我们蒙古卫兵，我是蒙古人，我看他们敢对我怎么样？

结果，她上演了一场硬闯大使馆的戏。奥永的性格也是豪放的，她直冲大使馆，顺利地拿到了他的护照。

但是，要离开蒙古，还有更难解决的问题。

蒙古有一条基本国策，即重视人口，蒙古人少。徐洪慈若要回去，要带走老婆和三个孩子，蒙古人觉得这是国家的巨大损失。更何况我们在你最困难的时候帮助你，你怎么说走就走呢？所以，在他办理回国材料的时候碰到很多困难。蒙古的高层官员设有专门接待日，为了获得回国所需的材料，徐洪慈甚至见到了蒙古的高层——蒙古元首泽登巴尔。

一九八三年，蒙古方面终于同意了他：你先试着回去一趟，我们让你回去。试着回去一趟，就是老婆孩子都不带，一个人。

看到自己的丈夫就这样回国了，奥永担心他一去不回，却又相信他还会回来。临别之时，她告诉好多年没见过母亲的徐洪慈：你去吧，去看看你母亲。这辈子也就这么一个母亲，我在家看着我们的孩子，等你回来。

十五、可是我还有青春吗？

流亡十一年，徐洪慈终于踏上了回家的路。昨晚还是逃犯，今天已是华侨，徐洪慈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

可是他还有青春吗？

上海石库门的房子，邻里之间，鸡犬相闻。听说徐洪慈要回来，全弄堂都出来迎接他。徐洪慈终于见到了他的母亲。上次逃回来的时候是一九七二年，再次回来是一九八三年，整整十一年了。母子相拥痛哭。母亲抱着他说：你真是我的儿子。就像当年他逃的时候说的：你真是我的儿子。

这是一九八三年，徐洪慈从蒙古第一次回到上海。弄堂里所有的老人都流下眼泪。这是发生在他们身边真实的故事。常言道，父母在，不远游，而今游子不复青春，却终于回到娘身边。

从一九五八年至今二十五年，徐洪慈第一次在家和母亲共进晚餐，真有说不完的话。徐洪慈也拿出奥永和孩子们的照片。母亲一直和他谈到深夜。

如果说，在徐洪慈亡命天涯的十一年中，母亲是他始终的牵挂，那曾经留下爱恨的医学院、那梦中都挥之不去的云南重刑监狱，他该如何了却这些心事？

学校位置没变，现在还在医学院路，枫林路中山医院旁边。徐洪慈回到学校，第一感觉就是，学校建筑比以前多了，比以前窄了。第二感觉就是伤感。很多同学都留校了，而同学们看到他的第一反应，居然一眼就认出了他。他的脸很有特征，第一，个子高，一米八；第二，两道浓眉；第三，太多的人大吃一惊：你还活着？！

传说中有很多版本，有的说他早就死在困难时期的白茅岭监狱；还有传说他死在云南，死在云南的深山野林中。但没有关于他一个人逃到蒙古的传说，因为这已经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医学院轰动了，同学和老师很多都还健在，特别是老师还健在。

大家马上决定要开一个欢迎会。在欢迎会上，他泣不成声。当年的同学朱世能，后来成为我国医学界的著名专家，他说：当时你的成绩比我都好，没想到你吃了那么多苦，相比之下，我们都还算是顺利的。我们经常埋怨命运对我们不公，但命运对你是最不公的。

说到徐洪慈，大家都绕不开一个人，那就是安娜（化名）。那个曾经和徐洪慈爱得轰轰烈烈，又揭批他最彻底的安娜在哪里？热心的同学要立即安排他们见面。这样一个爱恨交织的人，徐洪慈见还是不见？

事实上，徐洪慈无论是在白茅岭的监狱，还是在云南的监狱；无论是越狱的时候，还是渡过金沙江的时候；不论是差点被急流吞没，还是到蒙古的宗哈拉大森林，他永远忘不了的就是安娜。

曾经有记者问：你有没有仇恨？

他说：没有，我也觉得奇怪，我吃了那么多的苦头，我没有仇恨的情绪。

此时，他想，最好不见她，不见最好。但他抵挡不了一种力量，人心的力量，人性的力量。最终，他就跟着姓沈的同学去了。

姓沈的同学把他安排在一个房间，让他等着。这一刻，他心潮汹涌，所有的往事涌上心头。门一开，安娜进来了。在场的一个是姓沈的同学，还有一个姓熊的，叫小熊的年轻医生。

事后她们回忆说，这个场合他们永远忘不了。那种面部表情，那种尴尬，那种肌肉的抽搐，那种眉眼，无法表述。两个人都非常尴尬，可见双方在对方情感世界所占的地位，这是无法隐藏的，这一切都会自动出来说话，人的情感自动打开。

小熊和沈医生借口就走了。他们说：这个场合我们也看不下去，我们也不合适看下去。

徐洪慈后来回忆说，两人坐下，长久无语。然后还是他开口说话，却是他事后回忆起来，都觉得自己很愚蠢的问话，就是：你还好吗？安娜也问他：你还好吗？你父母还好吗？——此时此刻，双方大脑已经停顿。

两人相见过后，安娜留下了三句话。她对沈医生说：没想到他的妻子比他小二十多岁，做他女儿还嫌小。这是第一句话。这是女人的本性，听上去有点酸溜溜的。第二句话是：你当时那个处境不能怪我，我也是走投无路。第三句话：我们现在都要感谢邓小平，不管是他还是我，我们永远不要忘记邓小平的恩德。

这三句话给徐洪慈印象很深，记者曾经问他：你认可不认可？他说：严格地说，前面两句话总要打点折扣。他说：我觉得第二句话，其实也暴露了安娜她是有负罪感的。她要为自己摆脱推卸这种负罪感。我现在看来，不是安娜害人，是政治环境害人，所以这场纠结就这么结束了。

十六、噩梦与未解之谜一同消散

悲喜交集、恩怨了结之后，徐洪慈立即回到蒙古。这时，他的小女儿叶塞尼亚刚刚出生。一九八四年，徐洪慈带着妻子奥永，儿子安吉尔、波扬特，刚满月的女儿叶塞尼亚一起回到了上海。此后，徐洪慈成为了上海石化总厂教育中心的高级讲师，奥永还做了老本行——护士。他们的生活终于恢复了正常。

奥永说：徐洪慈曾经跟我说过，他要回去。他说：我不想住在这里，这不是我的家乡。我说：你要去哪里？你的家乡就在这里。他说：我要走，回上海。

生活重归平静，而徐洪慈内心的不平静却始终没有停止过。记忆的阴影挥之不去，他经常半夜惊醒，突然坐起来，然后就不睡觉了，起来写东西，经常半夜写东西。他仿佛在重走服刑之路，朋友在，仇人在。

云南丽江，这个美丽的地方，在徐洪慈的生命里留下了多少屈辱与梦魇。那些曾经给予他关照的管教如今在哪里？狱友们都好吗？还有那个要置自己于死地的监狱长李光荣呢？一九九一年，徐洪慈再次踏上了云南这片土地。他忘不了云南，他回到云南，回到丽江。他见到很多狱友。在狱友邓巨卿的安排下，李光荣和徐洪慈同时出现了。

从当年徐洪慈越狱，到他们重见，将近二十年过去了，李光荣究竟怎么样了呢？

李光荣陷进了一个谜，他无论如何要猜透一个迷：徐洪慈是如何越狱的？如果是挖墙的，我气得过自己，我可以说服自己，他毕竟挖墙了嘛，他挖墙我没办法。如果是直升飞机把他带走的，我没办法，是直升飞机把他带走的。我现在一个理由都找不到，一个人就这么蒸发了。我没法向上级交代。

李光荣打那以后，在漫长岁月中的业余爱好，就是研究徐洪慈。他怎么逃走的？他研究很多案例，徐洪慈变成了一个他终身的对手。第一，是那天停电，但是停电以前，他所有准备都做好了吗？应该全部准备好了。但感觉没有任何征兆，没破绽啊，偏偏那么一段停电的时间，就能越狱？准备工作要做多少？怎么上墙的？没有梯子，他不可能有梯子，有轻功吗？有轻功他早就没了，早就逃了，他没轻功他怎么走的呢？这些问题一直在李光荣脑子里盘旋。按照常理，这都是没法想像、无法解释的。他带着这个未解之谜出现在徐洪慈面前。

徐洪慈又怎样呢？多年过去了，徐洪慈说：一听到李光荣进来的声音，我浑身血液凝固。这种感觉很少有人能体会。

像演戏一样，徐洪慈走出来，李光荣愣了一下，立刻把手伸出来，徐洪慈看了一眼，觉得他老了很多。但他还是做了一个符合他脾气的动作：手不伸，不握手，不原谅。在一般社交场合，这样的场面是很少的。因为，这是一种很失礼的举动。中国人的习惯是给面子，再讨厌你，握握手，表面文章要做做的。徐洪慈说：我对他连这招也不用。我心里直接告诉我，我这一生的成就就是战胜你。就是这样， 我不说话。

邓钜卿不能让这个场面再尴尬下去，就打圆场：老李，关于徐洪慈逃走的细节，你不是一直打听吗？你不是老是问我吗？我怎么知道，我知道我变共谋犯了。现在当事人在，你不问啊？

到这个时候，李光荣眼睛立刻发亮。一个久已萎靡的人，眼睛里立刻精光四射。他到底还是个警察，还是个监狱长，是很精干的一个人。他的力量立刻迸发，两眼炯炯有神，盯着徐洪慈的眼睛。

这眼神，徐洪慈非常熟悉，当年他注视任何犯人的眼睛就是这样的，职业化的眼神。徐洪慈的记忆一下都翻滚起来了，他不由自主打了寒战。看着徐洪慈，李光荣开口了：我最想不通的就是，你没有梯子，怎么上墙的？

徐洪慈说：这是你判断的致命处，致命点。你怎么知道我没有梯子？任何事情都可以分解的，梯子是可以分解的。

李光荣很聪明，听后失声大叫：噢，原来你做了一架可以拆卸的梯子。

徐洪慈笑笑：不错，梯子原本是可以拆卸的，可以用绳索和木头组合，后越过高墙以后，再把梯子拆了。让你们永远不知道梯子是用什么做的。

李光荣瞪大了眼睛，做了个难以描绘的表情。


丽江重逢（左二：邓巨卿；左三：徐洪慈；左四：李光荣）

尾声、我这一生只有这一点

对于徐洪慈来说，似乎所有的恩怨都了结了，组织上也恢复了他的党籍。二零零八年四月十四日，徐洪慈所在的单位给他颁发了老干部离休证书，从颁发日这一天起，徐洪慈由退休改为离休。

在拿到这张离休证书后的第三天，徐洪慈因癌症引起的呼吸衰竭去世。三个月后，组织上下发了《关于徐洪慈同志享受局级待遇的批复》。悲痛，留给了他的妻子和孩子。

从一九九九年就开始接触徐洪慈的记者胡展奋有一次问徐洪慈：当时那么多同学不如你，现在还都是有所作为的。但是你的大半生都是在苦难当中挣扎的，你怎么看待自己的一生呢？

面对这个问题，徐洪慈是这么总结的：我在自己的专业上，在自己原先的人生抱负上，一无所成。像我这样的人，应该怎么说呢？对那种残酷环境、恶劣环境的反抗，这种个人的成功，人格上的成功，我这一生，只有这一点。我心足了。这一点，我对得起自己。

按世俗的标准，徐洪慈很平凡，没有贡献出什么发明创造，没有贡献多少物质财富，他不是一个成功人士。

但对他自己而言，在无数的惊涛骇浪中坚韧地活了下来，并保持了自己人格的完整，昭示了精神不屈不挠的倔强，维护了一个平凡生命的尊严。

而这些，正是我们如今这个社会所稀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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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他还有青春吗？

一声叹息                     

毛时代应该是古今中外人类有史以来最黑暗最恐怖的时代，难道它真是上天降罪华夏而派来的恶魔吗？               

提着酒肉去感谢当初把自己卖进黑砖窑的人贩子，这脑袋里装的是大粪！
                                                                                                                                 

                                 
               

雨夜

《一位中国知识分子逃出文革在德国的流亡经历 》

    “不管天翻地覆，我都用心生活。因为在我的内心深处，有一样能穿透一切高墙的东西，那就是希望。”

    关愚谦、海珮春夫妇通过正式出版的四本书回忆，那是一个纯粹的奇迹，99.9%的概率是死路一条，只有0 .1%的可能性侥幸过关。

    文/唐薇 蒋晓敏



    “有些鸟注定是关不住的。”这句对白源自《肖申克的救赎》。

    1947年，美国，肖申克州立监狱。一把石锤，一本圣经（石锤藏在圣经中），一条500码阴暗污秽的秘道，一张性感女星的海报，一件不可思议的壮举，一段逃出生天的救赎。蒙冤入狱的男主角安迪，在上诉无门的绝望下，用了19年时间凿通了自己的下半生。逃离肖申克（监狱名）后，安迪给“忘年交”狱友瑞德的信中写道：“有些鸟注定是关不住的，因为他们的羽毛太鲜亮了。”

    如出一辙的自我拯救，关愚谦只用了十分钟。有些人总能在歇斯底里的时刻由着性子，将内心深处的呐喊，冲动地付诸行动。这些人要么变成了疯子，一如顾城，要么变成了传奇，一如关愚谦。

    1968年，北京，中央直属机关。仅仅是10分钟的胡思乱想，仅仅是忐忑于第二天“红卫兵”针对自己的批判会，关愚谦竟失心疯地从单位——每天有解放军站岗把守的“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下称“和大”）偷了中南海邀请来的日本友人的护照，冒外宾出境之名订下了逃亡机票。

    这一脚踏出去，在风声鹤唳的“文革”年代，等同于斩断尘世，逼上梁山。自首是死，被发现是死，搏一把或许还有一线生机，在骑虎难下的境遇下，关愚谦硬着头皮把10分钟内仓促选择的不归路走了下去。去公安局盖出境章、到单位财务科领支票付机票钱、让民航订机票、过海关安检、登机，在上海转机，一个持日本护照却不会说一句日语的冒牌货如何突破重重关卡？关愚谦设计的出逃路线连他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

    “99.9%的概率是死路一条，被边防警察开枪打死，只有0.1%的可能性侥幸过关。”近半个世纪过去，已及耄耋的关愚谦（今年85岁），回首往事仍心有余悸。“我当时的想法就是不自由，毋宁死。”

    骗过财务、瞒过民航、蒙过海关，太多的巧合叠加在一起，不可思议地促成了这0.1%的奇迹。关愚谦竟然大摇大摆地坐着飞机跨出了国门。

    年轻时是虔诚基督徒的关愚谦甚至狐疑地对记者说：“据家谱记载，我远祖是关云长。也不知道是不是关二爷忠肝义胆攒下的福报，渡他子孙过了这一劫。”

    然而，预想中的否极泰来却未如期而至，一到埃及就因非法入境被关押了一年多，又以无国籍人士的身份在德国“流亡”多年，关愚谦的亡命天涯一路走得坎坷跌宕。

    自他出逃那一天起，他和他的家族就被打上了“叛国者”的烙印，直至1981年，中国外交部批准他回国探亲方算时过境迁。

    序曲：冒充西园寺公一之子。

    1968年2月，当关愚谦被再次勒令独自留在办公室写检查，等待群众批判时，他意识到自己在劫难逃了。一想到之前发配青海改造数年，差点饿死的苦难，关愚谦就心生畏惧，若要再次流放，那真是宁死勿纵。

    关愚谦越想越万念俱灰，正到处翻找刀片准备割脉自杀时，瞥到了抽屉里几本常住中国的国际友人的护照。由于关愚谦在“和大”负责外宾工作，外宾的各种入境、出境手续都由他负责，所以护照常常集中在他手上。

    翻开最上面的一本，是日本友人西园寺公一的儿子西园寺一晃的护照，里面竟还有去埃及和法国的签证！

    已抱求死之心的他，莫名地灵光一闪：“横竖都是死，不如以命为注赌一把”，关愚谦对南都记者回忆道，当时很恍惚，也不知道哪里来的莽夫之勇，“即使让边防警察开枪打死，比起割脉自杀，不也更痛快些吗？”

    冒用护照出逃的念头一出，犹如打开了潘多拉魔盒，怎么也挥之不去了。决心一下，大脑反而异常清醒了起来。当时已经是下午三点多了。关愚谦先拨通了民航订票处的电话，谎称日本外宾临时决定第二天要出国，要求对方以最快的速度订一张国际航班机票。民航订票处原本一口回绝，但是一听是被周恩来称做日本驻中国的民间大使、毛主席的座上客——西园寺公一的公子要的，真就想方设法在六点下班前弄到了一张票。

    “冒下圣旨”订了票，迈出了第一步的关愚谦此时即使想收也收不回来了，他使劲咬了咬食指，喝了口冷茶，竭力使自己冷静下来，自诩知识分子一向耻于撒谎的关愚谦有条不紊地列出了“这桩莫须有公务”接下来要办的事：盖出境章、领支票、取机票、烧信件、收拾行李。

    关愚谦赶在下班前骑车到了公安局，又谎称外宾出境申请表已经填好了却忘在办公室，明儿个一早就补过来，软磨硬泡地求着外事警察，也是工作上素有往来的熟人老王盖了出境章。马不停蹄地回到单位财务科领支票，正到处抓关愚谦把柄准备斗他的科长一见关愚谦进门，就像见了鬼似地扭头走了出去。

    骨子里透着知识分子清高的关愚谦换了平时一定怒不可遏，此时内心却一阵狂喜：“老天实在太眷顾我了。”因为，只要科长公事公办，稍微核对一下，事情马上就会败露了。而科长的躲避正好给了关愚谦机会，抓着不明就里的出纳开出了支票。

    取机票也出乎意料地顺利，关愚谦甚至还挤出了点时间去储蓄所提取了两百元钱以备急需。那几天，储蓄所照顾存款户，延迟到晚上八点关门（平时都是下午六点关门）。关愚谦冥冥之中觉得这是个好兆头。

    一摞事情若按照惯例，至少需要三天才能办完，而在诸多谎言和巧合的催化下，关愚谦用了三个小时如履薄冰地办完了。“真是豁出去了，我一个基督徒，不但说了谎，还脸不红心不跳。”提起那段“不光彩”，关愚谦不好意思地对南都记者讪笑了下。

    当晚回到家，见到年迈的母亲和年幼的儿子，关愚谦强颜欢笑，内心却是苦不堪言，接下来要办的事对他来说才是最煎熬的。他再一次撒了谎，哄母亲去了姐姐家，又打发妻子美珍带着儿子去亲戚家借住几天。

    安顿好一切，憋到夜深人静、独处一室的时候，他才敢拿出西园寺一晃的护照细细审视起来，也不知是不是做贼心虚，关愚谦越看越觉得照片里的人和他完全不像。他决定把原来的照片揭下来，换成自己的照片，还用手指甲在照片上掐了个钢印的轮廓上去。

    关愚谦替自己收拾的行李没有一点要出国的架势，倒有点“风萧萧兮易水寒”的调调：一把母亲送给他当生日礼物的小提琴，四卷本《毛泽东选集》和一本《毛主席语录》。

    二，逃离，一个纯粹的奇迹。

    第二天，关愚谦外面套了件蓝制服，里面穿着全副西装，到了机场。

    在发生了“红卫兵”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之后，来中国的外国人越来越少，候机大厅冷冷清清。关愚谦甫一现身，办理外宾出境手续的海关检察员小金大老远就热情地跟他打招呼：“小关，送外宾啊！”

    关愚谦“随意”地将大箱子往行李台上一放，镇静自若地答道：“是啊，西公的儿子出国。”小金一听，二话没说，“砰”地一下就把“免检放行”的戳子打在早就填好的行李单上，“小关送来的外宾行李，哪有检查的道理”，临了还朝关愚谦调皮地挤了挤眼睛。

    殊不知，此时的关愚谦心都快跳到嗓子眼了，赌的就是小金不会开箱检查。第二道关卡是把护照交给边防警察，如果是关愚谦熟悉的老刘值班，他一打开护照，肯定立刻就会认出护照上的照片是关愚谦。

    碰巧那天当值的是个新来的年轻边防警察，从未和关愚谦打过照面，关愚谦把护照交给他后，从容地起身到了地下室的厕所，脱下制服，塞到抽水马桶上端的水箱后头，掏出早就准备好的花领带，熟练地打上。

    不一会，从隔间里走出来的，俨然是一个穿西装、打领带、戴着黑框眼镜，还挂着一个在北京防风沙常用的防尘口罩的“外国绅士”。

    一个足以容纳百人的外宾候机室只坐着关愚谦一个“外宾”，还是个假洋鬼子，诡异的气氛让看似沉着的关愚谦几近窒息。一直等到起飞前十分钟，那个新来的边防警还没把护照还给他，关愚谦快崩溃了。莫非是在护照上发现了疑点？

    关愚谦坦率地说：“我当时已经想好了，只要一发现有军警围过来，我就故意往出口跑，这样军警会当场向我开枪，起码能死个痛快，不用没日没夜地被拷问。”

    他在搞清楚来人的长相后，心里叫苦不迭，因为来人居然不是刚才那位新来的边境警察，而是和他经常拍肩膀开玩笑的熟人老刘！老刘直直走过来，吓傻了的关愚谦动弹不得，只能眼睁睁看着老刘翻到护照中有照片的一页。关愚谦心里一凉“这下前功尽弃了”。

    直到老刘用英文问关愚谦这是不是他的护照时，关愚谦才慢慢恢复淡定。老刘竟然没认出他来，要不然也不会用英语和他对话了！关愚谦竭尽全力克制住声音的颤抖，镇定自若地用英语回答了老刘的问题。关愚谦再一次化险为夷。

    现在就剩登机这临门一脚了。三个登机口的门边，都有两个女服务员把守着，她们边查验旅客的护照和机票，边礼貌地说着“你好”，“再见”。这些女孩子，关愚谦几乎都认识。每次来送外宾时，关愚谦都和她们开玩笑，互相逗几句。只要她们中间的任何一个人认出关愚谦来，叫一声“小关”，这场戏就算演砸了。

    关愚谦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又不敢硬闯，也不能原地赖着，正踌躇不前半步半步往前蹭之际，广播响了：“有首长到了，所有工作人员立即到二号门夹道欢迎！”，女服务员们一撤，关愚谦就瞅准这个机会，迅速穿过无人把守的登机口，跑上了停机坪上一架苏联造的小型客机舷梯。

    飞机离开中国时，天色已经完全黑了下来，此时，关愚谦却觉得眼前愈发敞亮，他几乎忍不住要放声高喊：我终于自由了！

    此后几十年，每当关愚谦午夜梦回想起那次惊心动魄的逃亡时，他都觉得那是一个纯粹的奇迹，绝对的奇迹，“我甚至怀疑，边防警察老刘是不是故意放走了我。二十多年后，我和他在机场重逢，我很认真地问过他，他否认了。所以，我只能将这一切归功于不可捉摸的命运。”

    在埃及监狱一关就是一年。

    西园寺一晃的护照上有法国和埃及的签证，关愚谦凭着自己多年的外事经验，明智地选择飞埃及，因为当时埃及和中国尚未建交，不存在遣返的问题（而法国当时已经和中国建交，极有可能落地即被遣返）。

    在飞往埃及开罗的飞机上，狂喜过后的关愚谦才开始意识到，他的“人间蒸发”将给家人带来一场多么万劫不复的灾难，关愚谦不能自抑地为家人担忧起来。即使是对在他挨批流放时选择落井下石揭发丈夫，写丈夫大字报、要求离婚的妻子美珍，“叛国者”老婆这个致命的头衔也似乎惩罚得过重了。还有哥哥、姐姐、慈母幼子和此时已是自身难保的高官父亲，关愚谦一想到“株连九族”就心如刀割，忍不住失声痛哭。

    邻座来自捷克斯洛伐克的乘客和声细语地安慰起身旁这个怪人。关愚谦坦承自己是从中国逃出来的，这位捷克斯洛伐克的商人和同机的伙伴听说关愚谦连从机场搭车到开罗市中心的钱都没有，决定帮助这个可怜的年轻人

    落地后，他们把关愚谦带到了苏联大使馆，委托一位苏联作家接待了他。苏联作家听说了关愚谦的遭遇后，深表同情，因为苏联的知识分子也同样经历着明珠蒙尘，虎落平阳。苏联作家给关愚谦安排了一家旅馆，还给了一笔够他花费十几天的埃及钱币。

    兜里有了钱，关愚谦心里才稍稍安定了点，但没想到，第二天，埃及警察就找到了他。原来苏联大使馆向中国大使馆透露了关愚谦的行踪，中国驻埃及大使馆的“红卫兵”已经开始四处搜寻关愚谦的藏身之处。

    埃及警察得知消息后，抢在“红卫兵”之前要把关愚谦带走。关愚谦一听说“红卫兵”要来，犹如惊弓之鸟，连行李都来不及收拾，就匆忙跟着埃及警察走了。

    尽管帮助关愚谦避免了押解回国受审的灾难，但是埃及政府不愿意因关愚谦一个小人物把两国关系闹僵，所以他们决定将关愚谦送到一个所谓的既安全可靠又鲜为人知的地方。但关愚谦万万没想到这个安全可靠的落脚点竟是埃及最大的监狱，而收押他的名目是非法入境，这一关就是一年多。

    就在关愚谦以为出狱遥遥无期而心生绝望时，转机突如其来。埃及当局通知他，中国正式放弃递解他回国，埃及当局打算将他送往第三国，首选是美国。但关愚谦不假思索地拒绝了。在关愚谦心中，自己虽身背“叛国者”罪名，但骨子里是爱国的，且他这一代人心里已根深蒂固被植入了中美敌对的观念，纵是背井离乡也不能有任何反对中国的举动。

    这是关愚谦给自己定下的底线。关愚谦对记者说：“马思聪一到了美国就召开什么新闻发布会，四处宣告自己脱离了中国。这点让我很看不起他。虽然当年中国这么多知识分子蒙难，只有我和他逃了出来，但他不爱国！我一点都不和他惺惺相惜。”

    关愚谦想去政治上中立、不与中国敌对的国家。他先后见了瑞士、瑞典、奥地利、加拿大的大使馆官员，回复却大同小异：很愿意帮助他，但是为了避免引起外交争端，无法接纳他。

    等了五个多月，仍然没有理想中的国家愿意接收关愚谦。此时的沮丧已经无以复加，关愚谦甚至动了厚着脸皮回中国的念头，哪怕回去后等待他的是枪子儿。万念俱灰之际，幸运之神再次眷顾了这个宠儿，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即西德）同意他暂时滞留。

    守得云开见月明，悬在半空的关愚谦终于时来运转，嗅到一丝自由的气息，够着地了。

    三，登上汉堡大学讲台。

    关愚谦最先到达了德国的明斯特市，第一份工作是为亚洲研究所写书，德国学者对中国如火如荼的“文化大革命”兴趣甚浓，邀请关愚谦撰写一本关于“文革”的书。

    这份报酬颇丰的工作化解了关愚谦初来乍到囊中羞涩的窘迫。但由于关愚谦不懂德语，亚洲研究所并未考虑长期聘用他，所以书稿完成后关愚谦就失业了。

    为了生存，不惑之年的关愚谦不得不去码头扛钢筋，去亚洲饭馆端盘子。相比体能上的挑战，让文弱书生关愚谦更难以忍受的是思乡的煎熬，每到此时，他都会用母亲送之作为生日礼物的小提琴拉一曲自己改编过的《二泉映月》，回不去的故乡成了他心口的明月光，可望而不可及。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三个月，关愚谦意识到自己不能这么浑浑噩噩蹉跎下去了。他想攻克德语，想进入大学学习。但是一位大学教授告诉他，在德国，必须有相应的学历证明才能申请大学。关愚谦仓促出逃，根本没带任何学历证书，在国内学的也是俄语，英语只是凑合能说说而已。

    就在这时，他偶遇到委托他写书的德国学者，才知道研究所的其他中国学者阅读过他的书稿后，对它评价不高，因为错字连篇，文字不通顺。德国学者指点他去拜访汉堡大学中国语言文化系的华裔教授刘茂才，请他指教改进。

    对自己的文笔颇有自信的关愚谦纳闷不已，次日就迫不及待地捧着书稿来到了汉堡大学。纯粹去为自己心血之作打抱不平的关愚谦根本没想到，他敲开了汉堡大学哲学大楼702的房门，也为自己的人生敲开了一道崭新的大门。

    刘茂才教授一看他书稿上画出来的错别字标记，立刻宽慰关愚谦，因为研究所的其他中国学者都是新中国成立前出国的，不懂关愚谦写的简体字，所以误认为是错别字。这让关愚谦长吁了一口气。在花了一个星期细细读完关愚谦的书稿后，刘教授特意邀请他来家里吃饺子并对书稿很是赞赏，沉冤得雪的感觉恢复了些许关愚谦的自信。

    关愚谦鼓起勇气谈了自己想读大学却苦于没有教授出学历证明的事，刘教授立马答应替他出具证明。

    就这样，关愚谦进入了汉堡大学学习语言学。就在他一边打工一边学习时，刘教授替他介绍了一个中国语言文化系的教员职位，教授大学二年级的中文课，虽然薪水不高，但只要关愚谦在两年内拿到硕士学位，就可以申请正式讲师的位置，这也就意味着未来的生活有保障了。

    刚进大学，就能同时登上大学讲台授课，这让关愚谦受宠若惊，更感恩刘教授的赏识，他下定决心要兢兢业业上好每一节课，不辜负伯乐的举荐。结合自己学俄语时的经验教训，关愚谦尽量用学生们喜闻乐见的方式教学，比如用简单的中文改编童话和民间故事，教他们唱中国民歌等等，这些活泼的手段取得了极佳的效果，学生们都十分喜爱这位中国教师。

    两年后关愚谦拿到了硕士学位，但学校却推诿高教局不批讲师编制，不让他申请正式讲师。

    关愚谦的学生们为了帮他争取一个讲师职位，自发组织了罢课行为，惊动了汉堡市市长，最后高教局迫于舆论压力同意特批一个讲师编制，并且跳过登报和征聘公开选拔的程序，直接让关愚谦入职。

    四，一个“黑户”的异国之恋。



    关愚谦异乡漂泊的流亡生涯，终迎来了苦尽甘来的迹象。不仅名正言顺地登上了汉堡大学的讲台，缺位多年的爱情也不期而至。

    海珮春是地地道道的德国姑娘，在关愚谦之前，海珮春只在电视上见过中国人。因为中国人总是穿蓝色的衣服，德国人把中国人比喻为蓝衣服的蚂蚁，老土、保守是当时对中国人最常见的评价。所以海珮春在舞会上第一次见到关愚谦时，惊为天人。

    因为关愚谦穿着黑色的裤子和白色的毛衣，人到中年却有一头乌黑的头发，而且舞竟然跳得比她还好，他会拉小提琴、弹钢琴，对西方的文学也懂得很多，这让未满20岁的海珮春，情窦初开，一下子对这个出类拔萃的中国人产生了强烈的好感。

    海珮春是个执着的姑娘，一眼认定了关愚谦后，没多久，就主动邀请他参加她家的平安夜晚餐，把他介绍给全家人认识。嫁给中国人在当时的德国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何况关愚谦还是个无国籍人士，前途未卜，说不定明天就会被赶出德国（入境时德国政府只是允诺他暂时居留）。尽管家人不看好，但海珮春还是铁了心要跟关愚谦。

    1977年，关愚谦顺利拿到了博士学位，一天，一位过去在北京的老邻居到德国出差，辗转找到了关愚谦的电话，告诉他说，在他出走后不久，他的母亲、儿子小新、妻子美珍都被迫离开了家，美珍和他单方面办理了离婚手续。

    海珮春得知关愚谦已无婚姻的羁绊后，消弭了最后的顾虑，她迫不及待地想和关愚谦正式确定婚姻关系。但是关愚谦在德国属于无国籍人士，没有出生证明，没有未婚或离婚证明，没有护照，是个彻头彻尾的黑户。根本无法办理结婚手续。海珮春的失落可想而知。

    没多久，他们去香港旅游。在香港街头，海珮春眼尖地看到了婚姻注册处，她立即拉着关愚谦进去碰碰运气。让她大喜过望的是，这里竟然可以为外国人办理婚姻登记手续，而且需要的材料没有德国那么严苛。这段异国情缘终在香港修成正果。

    尽管是老少恋，但相识40年以来，两人恩爱有加。关愚谦告诉南都记者：“我最喜欢佩春的地方是她的慷慨，我们从未因为金钱的事而红过一次脸。”

    因为关愚谦好客，他家永远是宾客盈门，关愚谦的学生没有一个没来过他家茶话会的，改革开放以后又多了一拨拨从中国来德国考察的各路人马。点心、水果、咖啡、时不时的留餐，在关家呈流水席式的常态。对此，海珮春毫无怨言。

    当南都记者夸她这么多年为关愚谦所做的“接待工作”很多中国媳妇都做不到时，海珮春谦虚地笑笑：“我当然希望我们不要老被打扰，但朋友对他很重要，也是最好的药方，可解他对祖国的相思之苦。而且，来我们家拜访的基本都是学者名人，跟他们谈话我能学到很多中国的文化和知识。”

    海珮春对中国文化的热情持续燃烧了几十年。自从和关愚谦在一起后，海珮春就认认真真地学起了中文，还进入汉堡大学的汉学系。如今，中文的听说读写对她来说已是小菜一碟，甚至中医针灸，海珮春都知之甚多。               

    五，“叛国者”归来。

    197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代表团到汉堡大学访问，关愚谦被邀请去参加欢迎宴会。让关愚谦欣喜若狂的是，代表团的领队是他父亲的老战友，他忙让这位世伯给他的家人带去了口讯。

    出逃十载，关愚谦终于在代表团回国后陆陆续续收到了国内家人的来信。此时他才得知，他最深爱的母亲已于两年前因病去世，晚年得了老年痴呆的关母，在北京时总是佯装忘了关愚谦这号人，好让因弟弟“叛国”而正蒙难的另一对儿女不再为她而分心，可是一到天津的弟弟家（关愚谦的四舅）说到关愚谦这个幺儿就老泪纵横，为他担心不已。无法见到母亲最后一面成了关愚谦永远的遗憾和锥心的苦痛。

    关愚谦的哥哥姐姐因他的出逃受到严重牵连（父亲则因为是老革命、以及和周恩来的同窗关系，受到周恩来的保护而没遭到冲击），哥哥和妻子美珍还因此坐了六年牢。最让关愚谦牵挂的是儿子关新，但多次写信向亲友询问他的下落，皆无音讯。

    直到1980年，一封美珍二姐的来信让关愚谦全身战栗起来，信中提到，在他出逃后，关新被自己收留，但是因为下乡的缘故没有读成大学，回城后进了工厂当了工人，现在美珍在美国的大姐准备帮关新办去美国留学，但学费方面希望关愚谦能负责。

    关愚谦把关新的事情向海珮春和盘托出，善解人意的海珮春主动提出一定要支持关新留学。由于常年迎来送往，再加上关愚谦的薪水也有限，他们在德国并没有买房，用做新房的公寓是租来的。如今，又要支援关新留学美国，家里渐显捉襟见肘，海珮春决定出去工作。

    关新到达美国后，关愚谦第一时间飞到美国与他相会。关新这才在父亲面前回忆起他的遭遇：在父亲出逃、母亲坐牢后，一度无家可归。关新去找关愚谦的父亲，却被爷爷拒之门外，十岁的孩子只好拿着爷爷塞给他的五毛钱坐车去了二姨家。可是没几天，关新就闯了一个大祸，机关院子里的孩子们一起踩铁皮玩，突然有人发现铁皮上隐隐约约露出一张褪了色的毛主席像，只一声大叫“这是污辱我们最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便引来了许多解放军。初来乍到的关新自然成了罪魁祸首。

    怕引火烧身的二姨父无奈轰走了关新。关新又只好去找寄居在大姑（关愚谦姐姐）家的奶奶，但姑丈（关愚谦姐夫）二话不说就把关新赶走了，寄人篱下的奶奶老泪纵横却也有心无力。在街头流浪了几天的关新最后还是回到了二姨父家，自幼把他带大的外婆见到他一副小乞丐的样子，立即搂着他抱头痛哭。在外婆的坚持和哀求下，关新的二姨父收留了他，并让他改随姨夫姓，把他抚养长大。

    关愚谦听着这一切，连眼泪都不敢流，他觉得自己没资格流眼泪，是他让儿子小小年纪便遭受颠沛流离之苦。他紧紧抱着儿子，心脏颤抖得说不出话……

    海珮春非常明白关愚谦愧疚又渴望能为家人做些什么的感受，所以非常支持关愚谦无条件帮助亲人的做法。他们接纳了外甥女（关愚谦姐姐的女儿）来德国留学三年，吃穿住行都由他们一手包办。

    他们把外甥夫妇（关愚谦姐姐的儿子）先后接来德国并最终帮助他们去了美国，帮同父异母的弟弟（关愚谦的父亲在革命期间与其母亲离婚，另娶了革命伴侣）办到德国并为其找工作等等，一切的一切，不仅需要时间精力金钱，更需要真情热心耐心。

    海珮春对此非常坦然：“八十年代的中国很穷，我们觉得，如果我们不帮这些亲人，他们可能这辈子都没有出头之日了。谁也想不到，中国会发生如此巨变，现在谁也不需要我们帮助啦。他们都很有出息了。



    正因这份气度，海珮春赢得了关愚谦家人朋友的极大好感。关愚谦曾问过一个德国同事：“你是我的朋友，如果我和佩春吵架，你帮助谁？”同事回答说：“我先把你打一顿，然后再问谁对谁错。”

    同样问题关愚谦还问过他的中国朋友，他不假思索地回答：“那还用问，肯定是你的错。”关愚谦默默地回馈着海珮春为他付出的一切，他知道海珮春喜欢旅游，他从汉堡大学退休后，就开始陪着海珮春到处游荡。因为儿子关新从美国举家回到上海发展，十多年前关愚谦也在上海买了房子，以方便和儿子走动。

    虽然他和海珮春没有孩子，但让他备感欣慰的是海珮春和儿子关新相处得非常好。关愚谦醋意十足地向记者“告状”：“我和小新谈点事情，他动不动就是，哎呦，爸爸侬不懂的啦。但佩春和他说话，他听得认真得很！”老两口如今过起了候鸟生活，春秋在中国旅游、讲学，冬夏回德国度假、过节。

    那段非比寻常的逃亡经历，那些错综复杂的恩怨情仇，那股强者自救的信念，有些被关愚谦有意无意淡忘，有些被关愚谦自始至终坚守。关愚谦在自己的传记《浪》的序中写道：我将会在天堂里最美丽的地方找到你，然后，永生永世依偎在你的身旁，永不离去。

    在采访尾声，关愚谦郑重地嘱咐记者一定要加上这句话：“不管天翻地覆，我都用心生活。因为在我的内心深处，有一样能穿透一切高墙的东西，那就是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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钦佩他们。但貌似没看穿中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