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媒：审判维权律师发出直截了当、不寒而栗的信息

江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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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局显然已迫使一些人认罪，或是出现在导演好的媒体采访中以换取减刑，Eva Pils在一封电子邮件中说。不同寻常的是，国营媒体报道说本周受审的四名律师全都承认自己有罪。
                                                                                

【阿波罗新闻网 2016-08-06 讯】

本文译自《基督教科学箴言报》8月5日的报道。直到去年被警方拘捕之前，周世锋运营着北京最知名的人权律师事务所。他代表2008年三聚氰胺毒奶粉的受害者，以及接手其他的敏感案件，给客户以希望——法庭能拯救他们。

本周四，一家法院判周先生颠覆国家政权罪入狱7年。当局声称他密谋破坏中国的司法及密谋把中共拉下台。周的支持者们说这些指控都是假的。
像一连串类似的案件一样，周世锋的被捕和被起诉给中国的维权行业带来寒意。也提出了问题：在未来如果中国的国民无法找到法律援助，他们将怎么办？在过去的13个月里，中国对异议人士的打压加剧，300多名律师和活动人士受波及，周是最著名的被判入狱者之一。
北京维权律师江天勇已经停止代表客户出庭。他说其他人也正在这么做，因为担心报复，或是正忙于为被国安针对的律师朋友们辩护而无暇顾及。
“在民间社会有种深深的恐惧”，江先生周四在周世锋被宣判后不久表示。“有些过去非常活跃受理人权案件的律师已经不再承接了。”
纽约大学法学教授、研究中国法律体系的老牌专家Jerome Cohen表示对于中国人权问题持续的法律工作他已经放弃了希望。
“目前的镇压粉碎了维权运动”，Cohen先生说。他于2012年盲人律师陈光诚逃离中国后帮助过他。一些更年轻的律师或许会逐步接手敏感问题，他补充说，“但是不会有很多人会寻求殉道”。
“这并不意味着不会有新的活动人士加入维权运动”，著名维权律师滕彪说，为了避开被捕他逃到美国。“但是迫害比2012年之前要严厉得多，因此……活动人士不得不保持低调谨慎的方式。”
敏感问题层出不穷
中国的法院不缺需要解决的敏感问题，包括非法没收土地和被污染的食品、水和土地。随着经济放缓，劳工动荡增多，政府试图把自己从国有产业中剥离出来。
人权观察组织中国问题研究员Maya Wang说，中共领导人或许没有仔细考虑过监禁众多律师的后果，尤其是监禁那些愿意承接最棘手案件的律师。
如果无法找到律师代表他们，满腹牢骚的中国国民可能会探讨通过其他的渠道来纾解他们的不满，可能采用暴力。
“最终政府可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她说。
国家安全机关从来没有让中国的维权人士日子好过，但是在二零零零年代中期，律师们看到过短暂的一线希望。一些著名的倡导者，比如许志永，吸引了中共官方媒体赞同性的报道。一些官员似乎感觉到律师和司法系统可以作为一个“安全阀”，帮助中国的国民发泄他们的不满。
当2008年毒奶粉丑闻爆发时，当局敦促像周世锋这样的律师为了“维护社会稳定”不要接这些诉讼。然而周世锋和其他人坚持了下来，帮助曝光了允许把有毒的三聚氰胺掺入奶粉里的腐败。估计有30万人因毒奶粉而患病，包括5.4万婴儿被送院治疗。
剥夺维权律师的身份
自从国家主席习近平2012年掌权以来，中国一直在寻求剥夺维权律师的身份。2014年，一家法院判处许志永寻衅滋事入狱4年。其他律师被拘留，之后，去年7月9日，国安人员开始围捕与周世锋领导的锋锐律师事务所相关的律师和活动人士。
毫无疑问，周和他的一些同伴们会被关进监狱。在它的鼎盛时期，锋锐代理了被当局禁止的法轮功学员的案子，为敢言的人物辩护，如艺术家艾未未和维吾尔学者伊力哈木·土赫提。伊力哈木于2014年被以“煽动少数民族仇恨”等罪名判处终身监禁。
在过去的一年中，中共官方媒体试图把锋锐描绘成“外国势力”试图推翻中国政府的工具。本周一家法院所做的四个审判，包括对周世锋的审判，引述了锋锐的人员所做的行动——包括接受外国组织的训练和对外国媒体讲话——是“颠覆性的”。
在过去，如果被捕，维权律师通常享有某种程度的法律保护。伦敦国王学院研究中国法律的专家Eva Pils说但是情况已经变了。律师们被拘押在秘密地点数月，当局拒绝家人和他们选择的律师见他们。
当局显然已迫使一些人认罪，或是出现在导演好的媒体采访中以换取减刑，Eva Pils在一封电子邮件中说。不同寻常的是，国营媒体报道说本周受审的四名律师全都承认自己有罪。
本周二开始审判的前一天，锋锐最刚毅的律师之一王宇出现在一个录像采访中，她一反常态地赞扬中国政府，谴责锋锐是外国利益的棋子。
王宇的丈夫正面临颠覆罪的起诉，她十几岁的儿子处于官员们的照料之下；广泛认为她和其他人屈服是为了保护家人。
“自然，我们所有人都在问我们自己，究竟中共当局做了什么令他们做出这些照本宣科的陈述”，Pils女士说。
Pils估计在中国有200到300名维权律师，比四年前大幅增多，一些更年轻的律师近期在他们年长的同行们被捕后已经逐渐行动起来。她说，不过，接手这些案子的风险已显著增高。
“对于维权律师来说，情况看起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糟糕，不仅仅是因为这些审判”，她担心。对国家安全和非政府组织更严厉的法规正在“关闭民间社会的操作空间”。
江天勇来自贫穷的河南省，他说当他2005年通过律师资格时，他知道人权工作会是困难的。2008年，他提出为西藏发生骚乱后面临起诉的藏人提供法律服务。他也代表法轮功学员及通过献血染上艾滋病的人。
在过去的十年里，警方数次拘捕了江天勇。2009年，官方的律师协会拒绝延续他的律师执照。即便如此，他继续利用允许朋友和亲属代表本人出庭的中国管理法令为当事人辩护。
然而，目前的镇压改变了一切。江说他担心“国安会把我带走”，于是不再代表客户出庭。他也担忧中国的未来。
“如果人们无法通过法律途径寻求保护权利”，他认为“他们的对抗将会更加猛烈。”
原文China's rights lawyers say sentence sends a chilling–and blunt–mess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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