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看重监督条例 曾遭江泽民抵抗：有我无它 图

白梅

近期，根据党媒的报道显示，不论是在政治局会议还是北戴河会议上，习近平非常重视修订《党内监督条例》，并将在今年的六中全会上审议通过。前中纪委书记尉健行旧部王友群日前在海外撰文，曝光江泽民曾多次抗拒修订中共《监督条例》的有关秘闻。有分析认为，此条例和之前颁布的《问责条例》是为问责中共前党魁江泽民做铺垫。

江泽民曾多次抗拒修订中共《监督条例》的有关秘闻被曝光（网络图片）

习近平看重《党内监督条例》
7月26日，习近平召开政治局会议，按惯例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另外，会议决定10月召开中共十八届六中全会，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制定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修订《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
据香港《经济日报》8月8日报导，北京政界消息人士指，今年的北戴河会议，将进一步讨论并提交今年10月召开的六中全会审议通过新修订的中共《党内监督条例（试行）》。
前中纪委书记尉健行撰的稿人王友群日前在海外撰文，曝光江拒修订中共《监督条例》有关秘闻。
王友群文章称，他曾经是中共《党内监督条例》起草小组成员。当年江泽民曾就“党内监督”发表了许多冠冕堂皇的讲话，但江本人其实最不愿受到实实在在的监督。他介绍了江多次拒绝出台《党内监督条例》的秘闻。
江泽民：有我无它
最早在苏东剧变、苏联面临亡党亡国的巨大风险之时，中共慌忙于1990年3月12日的中共十三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一个关于加强同群众联系的决议，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拟定实行工作监督和法律监督的监督法，国务院制定行政监督法规。中纪委会同中组部拟定党内监督条例。
但当时任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乔石专门组织起草小组，起草了一个对中共政治局、政治局常委会和中共总书记有一些硬性约束力的《党内监督条例》，上报到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那里之后，江说了一句话：“只要我当一天总书记，这样的监督条例就绝对不能出台！”由乔石组织起草的这个《党内监督条例》被封杀。
暗中抵抗
1994年9月28日，中共十四届四中全会通过关于党建等几个问题的决议。时任全国人大委员长的乔石等人又一次提到“要完善党内监督机制，制定党内监督条例”。但江泽民对起草这个条例没有一丝一毫的积极性。
尉健行任中纪委书记时期，1995年末，中纪委、中组部又组建了一个《党内监督条例》起草小组。由当时的中纪委副书记徐青任组长，中组部副部长虞云耀任副组长。王友群当时负责保管《党内监督条例》的材料并参加了所有与党内监督条例有关的调研活动。
最后因为与江泽民密切的中共元老薄一波在谈话中出言暗示，“我就想多活几年！”所谓党内监督条例高高举起，又轻轻放下了。
对江无效
1997年9月中共十五大后，起草《党内监督条例》的事又慢慢上路。但直到2002年11月中共十六大，尉健行退休，江泽民退出中央委员会，也没有起草出一个新的《党内监督条例》来。
中共十六大后，吴官正继任中共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2003年1月，第三次成立《党内监督条例》起草小组，到2003年12月，经中共政治局讨论通过后，《党内监督条例（试行）》正式颁布施行。
但在江泽民干政之下，胡锦涛被全面架空，在中共十六大时，江泽民又将原来的七位常委增加到九位，心腹罗干和周永康均获提重用。王友群说，在这样一个邪恶的布局下，对照乔石时期起草的《党内监督条例》，新的条例中所有的棱角全部，不是磨平了，而是磨光了，对江泽民没有任何制约作用。
为给江定罪铺路
综合报道显示，六中全会会议的两大议题，制定党内政治生活准则与修订《监督条例》，都与反腐〝打虎〞有关。
据评论员谢天奇分析，此前当局通报很多落马的江派高官包括国级〝大老虎〞，都点明他们违反了〝政治纪律、政治规矩〞，半公开江泽民集团的政变罪行。政治生活准则与《监督条例》的出台，将震慑江派残余势力，防范他们在习、王终极围剿江泽民、曾庆红等〝大老虎〞过程中的搅局及垂死反扑活动。
王岐山出任中纪委书记后，近4年来，在拿下逾百名省部级及以上的江派高官的同时，已相继制定《廉洁自律准则》、《纪律处分条例》和《问责条例》。随着政治生活准则与修订《监督条例》的制定，习、王将获得更大授权以清洗官场、围剿江派；抓捕江、曾等江派国级〝大老虎〞的〝虎笼〞也逾扎逾紧密。
阿波罗特约评论员“龙啸”表示，《监督条例》和《问责条例》都强调“两个责任”，既是整治江派官员不作为、乱作为，为推行改革政策铺路，也是为问责中共前党魁江泽民做铺垫。
阿波罗网白梅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