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叶知秋话炎黄

诚毅

                                                                          一叶知秋话炎黄

作者：程晓农

中国艺术研究院奉命接管控制了声誉卓著的《炎黄春秋》，这个杂志事实上被判了“死刑”。虽然知识界不少人联署声援《炎黄春秋》杂志的原社委会和编辑部，但终难扭转局面。北京市朝阳区法院拒绝受理《炎黄春秋》杂志原工作人员对中国艺术研究院的民事起诉，而中国艺术研究院则宣布，已经完成了对该杂志社的人事改组。至此，《炎黄春秋》这面旗帜终于被推倒了，但是，它的精神永在。
《炎黄春秋》遭扼喉，政治气氛逆变
过去多年来《炎黄春秋》越办越好，它关于中国现代史和苏联模式的很多文章都广为流传，成为国人了解国史真相的重要窗口。最近几年，由于其他“窗口”陆续被封闭，《炎黄春秋》几乎成了具有独立思想的知识分子在国内发声和阅读的唯一纸版刊物，其社会影响力达到了该杂志的顶峰，《炎黄春秋》本身也成了思想界最后的一面旗帜。
在极权体制下，思想界的旗帜总会面临不断的风险和压力，《炎黄春秋》多年来在荆棘丛中顽强生存，而承受的打击则步步升级，足见其脚步之艰难。我曾是《当代中国研究》学术季刊的主编，对《炎黄春秋》杂志所面临和遭遇的种种，感同身受。在我主编《当代中国研究》12年当中，秉承的编辑方针与《炎黄春秋》有相似之处；我们的作者、读者与《炎黄春秋》的作者、读者也十分接近，或时有重叠；《当代中国研究》曾经在国内具有相当大的影响，与《炎黄春秋》亦可一比，但两者最后的命运竟然殊途同归。专政之下，学术自由和言论自由始终是官版历史虚无主义的劲敌。昔日的《炎黄春秋》之灵魂被扼杀了，它的生命价值也因此而终结。今后，中国艺术研究院还会以《炎黄春秋》的名号编辑发行出版物，但是，被改组之后的《炎黄春秋》将不得不扮演“喉舌”的角色，当然，读者的流失也可想而知。不过官方并不在乎读者流失，只在乎舆论一律。
从《炎黄春秋》的被接管、控制，坚持改革思维的人们常常提出一个问题：要继续坚持改革，就不应该对《炎黄春秋》这样打压。确实，过去《炎黄春秋》虽屡遭磨难，却依然保持原来的风格，为什么今天就不能让它继续原样存在下去呢？《炎黄春秋》早期挂靠在萧克将军等创办的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之下，得到过某些保护；过去多年当中，当局对《炎黄春秋》的控制逐渐收紧，但并未采取扼喉行动，之所以如此，自然不是心疼《炎黄春秋》，而是一直想用震动最小的方法悄悄地改变《炎黄春秋》的角色。至于现在采取这种强制接管措施，完全不顾恶劣的影响，其实是因为大势已变。所谓大势，我的看法是，在政治气氛变化的背后，更值得关注的是统治模式和领导模式发生了改变。
经济困境之下统治模式的变化：从“高成本统治”变为“低成本统治”
经济形势严峻导致政治收紧，不只是强化舆论控制，还包括约束官僚的贪腐行为，这种统治模式的变化，其主要特征是，用“低成本统治模式”代替繁荣时期的“高成本统治模式”。
关于中国奇迹和中国崛起的赞扬声尚不绝于耳，中国其实已经陷入了难以扭转的经济颓势。回顾中国经济最繁华的过去20年，可以看到出口景气和土木工程景气这两个阶段，两者皆属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本世纪初，中国通过加入WTO和大规模吸引外资，迎来了将近十年的出口景气，大规模出口支撑了经济繁荣。一些西方观察家以为，中国的经济繁荣从此就成为常态了，中国人自然更愿意相信这一点。其实，这样的出口景气命中注定是短暂的。中国的劳动力占世界四分之一，这样一个人口大国，是无法长期靠无限度占领外国市场来保持经济繁荣的。从逻辑上讲，当全世界的制造业都向中国转移，而其他国家多买少卖时，这样的国际贸易早晚会做不下去的，而中国的出口景气也必然终结。事实上，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中国的出口景气就开始走下坡路，直到今年变为出口额明显下降。出口景气逐渐淡出之后，中国政府推动了土木工程景气，又支撑了几年经济繁荣。但是，土木工程景气也同样难以长期延续。现在城市住宅已经严重过剩，虽然房价暂时高企，但土木工程景气却再也撑不下去了。今后，中国可能再也不会出现以前那样的超常景气阶段，而是进入了经济萧条的新常态。
当经济繁荣时，当局不但信心满满，能够不断扩大就业、提高工资、增加养老金、放手让房价上升带给中产阶层从天而降的财富，而且也对腐败格外宽容。对当局来说，这种“花钱买稳定”的统治模式其实是“高成本统治模式”，既满足体制内工薪阶层，让中产阶层财富感十足，也让权贵们荷包鼓鼓。但是，一旦进入长期的经济困境，江、胡时代延续20年的“高成本统治模式”便难以为继。找不到开源生财的路子，不得已而告别“高成本统治模式”之后，当局唯有节流省钱，改换“低成本统治模式”，才能尽量延长统治。既然经济发展的“大饼”很难再做大，财政日益吃紧，政府也就大方不起来了。不但工薪阶层的日子会越来越艰难，中产阶层的财富会缩水，当局也收回了过去给政治精英的部分好处，把以往对精英们经济上的慷慨放纵变成“斤斤计较”。阻止官员们花天酒地的生活，封堵他们的捞钱路数，没收处以上官员的护照，无非都是堵塞“跑冒滴漏”的门道。
“低成本统治模式”之下，社会各阶层，从官场到民间的不满，自然比比皆是，当局的应对手段则是强化政治高压，其中也包括反腐败成为新常态。反腐败既可以降低统治成本，也可以借此清洗不顺从的官员，同时造成恐惧气氛，逼迫精英们让步。就这样，中共的统治模式悄悄地从以往的收买为主，改变成了威压为主。
领导模式的钟摆从“集体领导”回到“个人威权”
在中共用“低成本统治模式”替代“高成本统治模式”的同时，它也自上而下地推动了领导模式的转变，即终结集体领导，重建最高领导人的个人威权和个人专断。
在所有共产党国家，领导模式都是在集体领导和个人威权之间，像钟摆一样来回摆动，但这种摆动并非率性任意的结果，而是有明显的规律。一般来说，第一阶段，钟摆在集体领导一侧。共产党建政初期，按照其政党教条和革命时期自然的领导模式，往往都实行集体领导，苏共在列宁时代、中共在50年代初都是如此。领导模式随后就会进入第二阶段，这个钟摆会朝最高领导人的个人威权摆动。因为政策取向必然是急功近利的，而政策错误又难以避免，当最高领导人容不得对自己的批评时，清洗有不同意见的高层成员必然成为常态，最后则个人崇拜大行其道，斯大林和毛泽东的个人威权和个人专断就这样取代了集体领导。个人威权的领导人去世后，领导模式又进入第三阶段，这个钟摆会重新摆回集体领导一侧，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的苏共领导模式，从华国锋、邓小平到胡锦涛的中共领导模式，基本上都是如此。
从上述钟摆规律可以看出，统治模式和领导模式的选择与统治需要有密切关系。斯大林和毛泽东都急于完成工业化，建立强大的军事工业，这需要最大限度地集中资源，又需要把老百姓的生活需要降到最低限度，所以必然实行“低成本统治模式”。这样的统治模式自然会造成党内和社会上的不满，于是便打击党内为民请愿的官员，消灭社会上的任何不同声音。在这种统治模式下，尽管当局只提供低工资、低福利，也能迫使官员和老百姓效忠和顺从。与此对应的领导模式则是建立在政治清洗和对领袖的个人崇拜基础上的个人威权领导模式。但斯大林和毛泽东死后，后继者会放弃这样的“低成本统治模式”，因为个人崇拜不能转移到接班人身上，接班人往往需要平反过去的冤假错案来赢得官心和民心，同时给老百姓一些实惠，建立权力后继者的合法性，赫鲁晓夫、邓小平、陈云就都是如此。随着统治模式变成“高成本统治模式”，领导模式恢复集体领导，勃列日涅夫和江泽民、胡锦涛这样的领导人都通过允许腐败来换取官员们的顺从。
那么，集体领导会成为领导模式的永久常态吗？由于戈尔巴乔夫选择了政治改革，苏共保守派发动政变失败后，苏共被解散，苏共领导模式的钟摆自然也摔碎了。但是，中共最近的政治气氛表明，随着“低成本统治模式”替代“高成本统治模式”，领导模式的钟摆正从集体领导摆回个人威权。

困难倒逼改革？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中，经济改革的推进经常与经济形势的倒逼有关，因此就出现了一种说法，即经济形势不佳，正好倒逼改革。确实，“高成本统治模式”的致命弱点是，它依赖于经济的超常增长，一旦经济景气不再，花钱买稳定（也包括腐败换稳定）会大量消耗当局掌握的经济资源，这迫使它更换统治模式。然而，倒逼导致改革，这只是一种可能性；倒逼也可能产生统治模式和领导模式回归旧态的结果。
既然现存经济体制和经济结构不能维系“高成本统治模式”，而唯一的替代选择“低成本统治模式”又要靠政治高压才能在经济困境下尽可能地延续统治，那么，与“低成本统治模式”相对应，领导模式从集体领导向个人威权回归，就不算出乎意料了。在共产党统治史上，每当统治者需要长期施加政治高压（包括对官场严格管束）时，个人威权的领导模式就会取代集体领导。统治模式和领导模式的回归，主要是在政治层面，它不会退回全面公有制加计划经济，因为那会侵害红色权贵的庞大利益。中国的现状表明，转型未必是单行道；目前的政治走向更像在封闭的环形道上移动，已经进入了往回拐的弯道。今后，政治上将越收越紧，不会再有思想解放，也不会对政治进步有任何宽容，持续不懈的政治高压将成为当局维持统治的主要工具。
中国许多知识分子对国家的政治进步期待已久，但最近国际环境发生的变化却令人担忧。当今之世界，再遇多事之秋。不仅中东地区极端伊斯兰势力仍在扩张，恐怖主义活动在欧洲此伏彼起，而且欧盟发起国的欧洲大一统乌托邦梦想面临现实的严峻挑战，令欧盟诞生不久便陷入了风雨飘摇的晚境。欧盟的构架忽视各成员国经济、税收、财政的国别差异，形成了以德国经济为最后保障的欧盟“大锅饭”经济社会体制，而单靠德国这一匹健骡，本来就拖不动南欧各国疲软的经济和沉重的社会福利包袱。恰在此困难时刻，德国政府用难民政策吸引了数百万来自亚非各国的移民，而且后续大军跃跃欲试；德国的敞开接收方针不仅导致一些极端分子混迹其中，同时德国政府还过度夸大了这几百万移民的素质和能力，结果背上了沉重的新移民福利包袱，还引进了宗教文化对立造成的潜在社会不稳定。德国政府虽然拒绝认错，对德国和欧盟的困境却也束手无策，只能硬挺下去。而不少欧盟成员国则离心离德，各求自保。在此状态下，半个多世纪以来欧洲左翼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的话语权和基本社会政策被自我削弱；未来数年，倘欧盟难以自支，其成员国各自的政治重组势必引起国内政治纷争不断和社会摩擦，而欧洲的繁荣稳定恐难再续。在经济层面，中国借以摆脱经济困境的“一带一路”政策原以欧洲市场的长期可靠需求为最终目标，现在看来，可能会因为欧洲自身的衰落而成为镜花水月。在政治层面，欧洲国家的政治经济困境正在把回归保守状态变成许多发达国家未来多年民众关心的走向，而内政问题将成为这些国家今后的施政中心。中国统治模式和领导模式的回归，恰恰就发生在这样的国际大环境当中。中国当然不可能去“领导”这样一个多事之秋的世界，而在世界主要国家的视野里，一个失去了经济繁荣光环的中国，似乎也难以吸引它们的期待。

《中国人权双周刊》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第188期    2016年7月22日—8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