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逢2016年第二十六届国际器官移植协会(TTS)大会在香港召开之际,中共喉舌和附庸媒体开始了一轮抵赖“活摘器官”指控的宣传炒作。 中共抵赖“活摘器官”的借口是什么呢?中共诬陷说是法轮功的所谓“造谣”。中共诬陷法轮功“造谣”的理由又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根本没有“活摘”。为什么没有“活摘”呢?因为这是法轮功在“造谣”。为什么是在“造谣”呢?因为没有“活摘” ……中共自欺欺人的抵赖和诬陷是毫无逻辑的死循环。 中共假如要否认“活摘”指控,根本就不用这么费力地让这些御用喉舌或者收买的国外专家来对“活摘”指控说三道四。 怎么做? 就是拿出证据,证明死囚器官完全能够支撑起中国大陆这些年暴涨的器官移植市场。 怎么证明呢? 公布死囚名单,证明器官来源 就是公布自2000年以来每年被枪毙的死囚名单。光是数字还不够,说个每年杀20万,我们也不知道这都是20万什么人。 对于被枪毙的死囚,要把他们的姓名、籍贯、性别、年龄、职业、犯的什么罪、何时被枪决、有没有家属收尸等等这些基本信息都公布出来,人们就可以客观地判断死刑犯到底是不是就是中国大陆器官移植的最主要供体来源。 假如说中共公布的被枪毙的死囚名单中,某年的人数是9千人(这个数字算其实比外界公认的高许多)。不是每个人的器官都合适做移植啊,往高说,算三分之一,被摘取器官的就有3000名死囚。一个死囚的器官也不是全部都能用上,没有全国的联网系统,据说浪费的很多,咱们还是往高里说,器官利用率有三分之二,就是一个死囚提供的一个肝两个肾中有两个被利用。那么,这被摘取器官的3千死囚一共也就能提供6000个器官。因为“95%以上的供体是尸体,而尸体几乎全部来自死刑犯。”(大陆《财经》杂志2005年第24期),所以这6000个器官就算是主要供体来源了。 朱继业、黄洁夫两人把四分之三的死囚器官都用光了 这6000个器官够谁用呢?朱继业自个儿就用了大半。朱继业是什么人啊?北大人民医院肝胆外科主任,他说“(2010年之前)我们医院曾在一年之内做过4000例肝肾移植手术,这些器官来源全部是死刑犯人。” (新华社,2013年9月3日) 看见没有?朱继业自己医院一年就用了4000个死囚器官,把我们上面计算出的全国死囚器官供应量的三分之二都吃光了。 黄洁夫也不甘示弱,透露说“我去年做的肝移植手术有500多例,去年11月到广州做的那台肝移植手术,是按照中国标准公民自愿捐献的首例肝移植手术。”(2013年3月13日,《广州日报》)他一个人,还不是他所在的北京协和医院团队,一年就整掉了500多例器官,他也承认只有1例(多也多不了几例)是自愿捐献的。 那么,朱继业与黄洁夫合起来就用了至少4500例器官,相当于6000个死囚犯器官的四分之三。 可是,比朱继业的名声更响亮的那些真正的移植大户我们还没开始算呢。沈中阳的“东方器官移植中心”,他兼职的“北京武警总院移植中心”,郑树森的“浙大附属一院移植中心”,石炳毅的“全军器官移植中心”,叶启发的“湘雅三医院移植中心”,何晓顺的“中山大学附属一院器官移植科”(黄洁夫曾长期在此工作),吴孟超的二军大“东方肝胆外科医院”,严律南的川大“华西医院器官移植中心”……这些器官移植大户们都是号称这个第一,那个第一的,他们的器官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1000多家移植机构,器官哪里来? 器官的需求还远远不是这几家。中国在最多的时候有多少家移植医院?湘雅三院的移植大亨叶啟发说,2007年前中国开展器官移植业务的医疗机构有1000多家(“器官移植与时间赛跑”,人民网-湖北频道,2015年04月25日)。 居然有1000多家!这1000多家移植机构是什么概念?就算平均下来每个医院一个礼拜做一例手术,一年就做52例,1000家医院合起来那就是5万多例器官移植手术。不过,很多医院可不是这么清闲。看看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器官移植团队有多忙: “我不在医院,就在取肾的地方;不在取肾的地方,就在去医院和取肾地方的路上。” “经常一周甚至半月不能回家享受天伦之乐。”(齐鲁医院科室新闻,2010年12月26日)这一个礼拜得做多少例器官移植? 所以,6000个死囚器官,也就是让移植医院打个牙祭,根本撑不起中国大陆器官移植暴涨的蘑菇云。器官何来? “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给出了一个解释。 当然,如果中共给出的死囚名单上,一年被枪决的死囚不是8千人,而是8万人,那我们就来看看这8万人都是什么人,犯的什么罪。真相自然就大白了。 中共抵赖“活摘”的三个阶段 “活摘”是2006年3月由几个知情人相继曝光的。中共一直回避“活摘”话题,甚至在外交部新闻发布会上有关“活摘”的记者问答都不敢记录在案。为什么十年之后,中共开始出来高调回应呢?当然背后原因可能涉及中共高层权斗,参与“活摘”的江泽民、曾庆红、周永康、薄熙来、徐才厚、郭伯雄等“血债帮”在反腐大潮中被风卷残云,朝不保夕,免不得要困兽犹斗。我们这里不讨论这个权斗,要说的是技术层面。中共用了十年的时间来漂白“活摘”。现在觉得漂白得有点头绪了,于是就敢于跳出来攻击“活摘”了。 漂白“活摘”有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把死囚器官推出来,从死活不承认死囚器官,到高调承认器官的主要来源是死囚器官;第二阶段是搞“器官捐献与共享分配系统”,有多大效果不管,舆论宣传最重要;第三阶段是宣布停止使用死囚器官,企图让国际社会接纳中共的移植体系,同时收买国际器官移植专家来为中共站台。到底如何停用死囚器官,谁来监督,对不起,那是国家机密。这三个阶段目前算是完成了。 等到2016年8月18日在香港召开年国际器官移植协会的时候,中共认为时机到了。于是在大会召开的第一天专门举办了“中国专场”,只对中共喉舌和附庸媒体开放。在这个专场里,黄洁夫跳出来公开攻击“活摘”指控。 中共在技术层面上漂白“活摘”的最重要推手就是黄洁夫。他是前卫生部副部长,也是呼风唤雨的肝移植专家。他在新疆做一个肝移植示范,为了防范不测,黄要求提供备份肝,结果不到一天就从重庆和广州各运来一个备份肝脏。 身为医生杀手,黄洁夫漂白“活摘”不遗余力。 媒体齐上阵 环球社评“丢心缺肺” 黄洁夫攻击“活摘”之后,中共一众喉舌开始了有关“活摘”的炒作。昨天环球日报的社评甚至用了一个可笑的词“丢心缺肺”。我们就来看看它自己才是如何“丢心缺肺”的。 它说如果中国有这么多“活摘器官”,岂不是成了“人间地狱”?这就是环球社评的作者少见多怪了。中共统治下的中国,不是经历过很多“人间地狱”的时候吗?三反、五反、反右、大跃进、大饥荒、文化大革命,种种浩劫,累计起来中共害死了8千万同胞,难道那些苦难不是“人间地狱”吗?今天中共再次制造出“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人间地狱”,有什么不可理解的? 它还说,那几年中国政府“最不缺钱”,干嘛要“活摘”牟取暴利?政府缺不缺钱我们不管,反正大夫和医院是需要赚钱的,要不为什么看病送红包屡禁不止呢?为什么医院还要收取高昂的费用,让很多老百姓看不起病呢? 它还为中共不让外界独立调查做辩护,说中国是主权国家,凭什么要让你来调查?伊朗的核设施都敢让国际社会去调查,环球这么说,我们也不得不说,不让调查“活摘”,本身就是最大的证据。 它还说,“活摘器官”是犯罪,如果有,中国政府必定会不遗余力地打击之。中国的宪法规定年满十八周岁的公民都有选举权,倒是问问环球作者选举过谁?中国宪法规定公民有言论、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环球作者享受过多少这些自由? 借用环球社评的一句话,抵赖“活摘”的倒像“丢心缺肺”了。 历史惊人的相似:从抵赖死囚器官到抵赖“活摘” 黄洁夫今天出来抵赖活摘,不得不让人想起当年抵赖使用死囚器官的往事。中共一向不承认使用死囚器官,坚持说是民众自愿捐赠。后来,为了 “漂白”活摘,黄洁夫是最早出来承认使用死囚器官的,那是在2005年,在“活摘”还没有曝光的时候。但是,黄洁夫是身陷其中者,明白“纸是包不住火的”,用死囚掩盖“活摘”是他们力求自保的本能。中共官方并不买账,中共的喉舌媒体包括人民网、新华网高调反击境外“中国使用死囚器官”的有关指控。我们不妨看看那时抨击指控的一些标题: 中国取死刑犯器官移植是谣言 卫生部:“随意取死刑犯器官”报道不实 卫生部:“中国随意取死刑犯器官”言论严重失实 卫生部驳斥“中国随意取死刑犯器官移植”谬论 卫生部:器官移植主要来源于公民去世时自愿捐赠 卫生部驳斥中国随意取死刑犯器官进行移植的言论 “随意进行死囚器官移植”是恶意诋毁我司法制度 随意取死囚器官移植论是恶意诋毁 外媒称中国从死刑犯身上取器官移植是别有用心 武警天津医院驳斥“死刑犯器官移植”谎言 卫生部:从死囚身上随意取器官进行移植,是恶意诋毁 外媒蓄意编造中国从死囚身上随意取器官进行移植,欺骗群众,别有用心 …… 到了2012年,呼啦啦的大陆各种新闻网站上的标题都变成了: 卫生部:死囚器官是中国器官移植主要来源 从否认死囚器官,到高调承认主要来源就是死囚器官,中共又一次愚弄了国内外民众。 看看今天中共否认“活摘”的用词,与当年否认死囚器官同出一辙,什么活摘“造谣”、活摘“谣言”、活摘“谎言”、活摘“谬论”、“恶意诋毁”、“另有用心”、“严重失实”…… 一次又一次撒谎,用一个谎言去掩盖另一个更大的谎言,这就是中共的历史。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也是一次一次地给人以警醒。“活摘器官”人神共愤,中共承认“活摘”的时候,也该是中共解体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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