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被骗身亡背后的底层“搏命困境”

博讯螺杆

作者  周淮安 联系微信号 youhistory1



    一

    一个刚刚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的贫困女大学生，因遭遇电信诈骗含恨而终。这起全国关注的悲剧，有关部门“高度重视”，通常很难抓住的骗子，很快落网了。

    也许在被捕那一刻，骗子自己都觉得奇怪：不就是骗了9900元么，怎么就成了全国通缉的头号要犯了？受骗者过去不是只有“自认倒霉”么，怎么这次正义来得这么快？

    说实话，刚看到这则新闻时，我都不愿意点开看：因为这样的故事太残酷，让人不忍卒读。另外，这样的事每天都在中国发生，让人无可奈何又麻木不仁——就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的手机还收到“无手续贷款”的短信。

    点开新闻下的评论，跟我猜的差不不多，满屏都是“杀杀杀，枪毙这些骗子”“应该以命偿命”……

    似乎只有人命，只有鲜血，才能在中国引起一点点的关注，才能促进一点点改变。民众认为解决问题最有效的方式，也是人命与鲜血。痛恨儿童拐卖，妈妈们呼吁“拐卖儿童一律死刑”；痛恨贪污腐败，大家认为“死刑才能震慑贪官”……

    如果通过革别人的命，就能解决问题的话，中国早就应该是一个没有任何问题的理想国了。

    二

    为什么国人动辄就喜欢拿“命”来说事？

    因为，对于大多数普通人来讲，当公平正义不在当下的时候，也许只有命，才是真正具有议价能力的东西。尤其是身处社会最底层的人群，从某种意义上说，“命”是唯一的可以博弈的资源，是唯一可能引起社会关注的共鸣点，是作为一个人的最后尊严。

    比如，我“大胡建”的电信诈骗红火了这么多年，一直在创新，从未被超越，为什么这次玩砸了呢？因为出了人命，贫困大学生徐玉玉的命。

    又比如，我“大胡建”的民营医院全国开花，一直在胡搞，从未被搞正，为什么最近被修理了呢？还是因为出了人命，重病大学生魏则西的命。

    不是专黑“大胡建”，类似的事件全国各地、各个领域比比皆是。我们的社会治理似乎走进一种怪圈循环：某种恶行长期存在——见惯不惊与无可奈何——发生极端的恶性事件——引发舆论公愤——高层引起重视——个案迅速解决——舆论逐渐平息——又一个恶性事件爆发，然后进入下一次循环。

    小时候，有种现在看来很Low的电子产品——日本人发明的“随身听”，放磁带，戴耳机，边走边听。喜欢一首歌，就可以调到“单循环”模式，反反复复地播发。但问题是，除了让人听歌听到吐外，这种循环模式不会要人命，不会让人人都成为潜在的受害者。

    面对“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不闹不解决”，“搞定就是稳定，摆平就是水平”的潜规则，“以命相搏”是底层人群不得不面对的困境，只有你的命也许才能在死水中激起一点涟漪。农民工讨薪爬塔吊，希望以“搏命”的方式引起关注；拆迁户点煤气罐，选择以“搏命”的方式维护权益；上访户喝农药，选择的还是“搏命”方式。如果运气好，可能命在，问题解决了。如果运气不好，问题解决不了，命还没有了。

    一位县委书记曾经讲过一个故事，某次在接待上访的时候，人山人海，于是让大家一个一个来。一位白发老者觉得书记接待时间太短，一头撞向大厅墙壁，当场晕死，鲜血直流，“不重视，就撞死在你面前”。其实并不是天大的问题，却要用命来拼。书记后来理解了，对于社会最底层来讲，正常渠道大多已经失效了。

    三

    任何一个社会，都会有一个底层社会存在，都会有穷人与富人，财富与社会地位的客观差距永远存在，这没有什么可怕的。社会治理要做的，一方面努力缩小贫富差距，让大家各得其所。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对每一个个体的权利保障，确保及时有效和一视同仁。比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用法律保障每一个人的合法权利，维护公平正义的底线。

    社会底层的权利救济失效，权利保障的不平等才是最大的“贫富差距”。没有权力、没有金钱、没有社会资源的底层人群，一旦权利受到侵犯，往往陷入“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困境。普通人办个事有多烦，大家肯定深有体会，更别说碰上点难事了。

    普通人的“难”，对社会底层人群就是一个“槛”。普通人被诈骗了9900元，固然心痛，但对底层的徐玉玉们来讲，却可能是压垮他们的最后一根稻草。普通人尚能找找关系，托个熟人问问，看有无减少损失的可能，而底层的徐玉玉们面对的，可能只有奚落与嘲弄“大学生竟这么傻？”

    如果徐玉玉没有被骗身亡，如果不是贫困大学生而是打工妹，如果没有形成舆论热点，如果没有上级部门的强势介入，这个故事的结局会是怎样？说穿了很残酷，但却是底层“搏命”的现实。

    鲁迅曾经说：“可惜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