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古道今谈中央政府的合法性

江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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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行易


               

1946年12月，南京。国民大会制宪会议结束后国大代表们步出会场，记者拥堵采访。

一个政府要执政掌权，首先必须解决的是合法性问题。纵观中外历史，没有合法性的政府一般是不会长久的。
禅让制时代
在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上，中国最早的合法政府是由禅让制产生的，那时政府合法性的依据就是禅让。据记载[1]，尧将禅位给新人的时候，就先广泛征询贤哲、耆老、诸侯们的意见。史载第一次的征询有放齐、驩兜、四岳等人，这四岳不只是一人，而是四方诸侯之长。当时，比较一致的意见是推荐鲧。尧虽然觉得不太满意，但还是尊重众人的意见，让鲧进入试用程式。结果，九年以后，得出不合格的结论，就是“绩用弗成”。于是，尧想请四岳中的一人担当新君之任，但都认为自己德行不够，予以婉拒。尧就向众人征询人选，大家一致推荐无官无职的舜。试用合格后，尧就将君位禅让给舜。
在禅让制中，新人的人选是由大家提名的，这有些接近于投票表决；将让位的君王则起着一个把关的作用。禅让的实行，以征集正反言论、广泛征询贤哲作为开始，还要进行实际的考察和试用。禅让成立时候，当然也少不了祭天等各种祭祀。这种将君王的位子禅让给贤达之人的制度，源于上古民本思想。实际上，也可以说这是一种古代的民主制度。那个时候，君王合法性的根据就是由禅让而相承接。
家天下的得逞
尧、舜、禹均是按禅让制相授受。到了禹的时候，先是将君位产让给皋陶，但皋陶在禹之前就去世了；于是，又将君位禅让给益。[2]但是，后来竟是禹的儿子夏启做了君王。启的兴起，结束了禅让制度，以半武力、半拥戴的方式建立了代代相传的家天下。应该说，这是中华的悲剧，用理学思想来分析，表明了人欲（私欲）遮盖天理。当然，废黜禅让制、建立私家天下，也不是一件风平浪静的事情。诸侯中的有扈氏就挺身而出，起兵讨伐夏启，在甘这个地方打了一场大仗。有扈氏义正词严地说：“以尧舜举贤，禹独与子，故伐启。”[3]有扈氏可以说是见诸文字的第一位中华英雄。
家天下的建立，开启了不正常的武力解决方式。这要以商汤和周武王为代表。就是在天下百姓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有人承担天下的使命，顺应民心和天命，进行武力革命。众多诸侯的拥护应该看作是当时天意民心的一部分。不过，武力只是在顺天意、民心的情况下才可以使用，既是有限的，也不是唯一的，而且，经常是为了收拾暴政带来的乱局。纯粹武力的抢夺，从来都是不合法的，因为必须有天命归依的表征，还要出于仁义之心，按朱熹引王逸的话，“惟在下者有汤武之仁，而在上者有桀纣之暴则可”[4]。其实，可以这样说，中国古人几乎从来就没有将武力看作是合法性的决定因素。古时政府的合法性主要有赖于：天命的认定；人心所归；对天理和道德的认可。而古代的每一次朝代更替，都少不了祭天，这一行动，可以说象征性地囊括和表征了前面列举的那几个要项，有着远超出祭祀礼仪本身的更广泛的含义。还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祭天，就没有古时新政府的合法性。而且，祭天还应该是发自内心的，虚假的欺骗性仪式，肯定是无效的。所以，在礼仪上，开国典礼中有没有祭天这一项，可以视作判断有没有合法性的关键一项。
王权专制年代
商汤、周武的模式被后人效法了几千年，政权从一家转移到另一家，成为中国古代政权更替的合法性来源之一。当然，商汤、周武革命所包括的各要项都是必不可少的。经这种方式实现的政权更替，在当时就具有合法性，并大体得到天下人的认可，合法性就一直延续到皇朝结束的时候，或者，还要早于这个终止时间。对于这个模式，后人不能割裂历史来看问题，况且，当时当地并不存在其他可能的转移途径，也仅仅只有这样一条更替方式而已。有一些事情，现在看来是不对的，在古代却是正确的、合法的。那个时候的政府更替，有当时相应的规则，也还是得到了当时大多数人的认可。另一方面，私家天下的传承，本来是不合理的，但是，人（私）欲支配性的兴起，专制皇权压倒优势的格局，思想观念的局限，也就使这种家天下传承具有了历史的现实性，就是说在古代同样具有合法性。
汤武模式之外，还有一种基本上和平的王朝更替模式，这就是皇帝逊位，在形式上与禅让的方式接近。这一模式也可以分成两类：自愿让位和被迫让位。前者有燕哙王禅位给子之[5]作为例子，后者则有家喻户晓的曹丕逼退汉献帝作为例子。看来，逊位元方式较之汤武模式有其优越性，一是皇帝逊位元的方式，一般可以避免大规模的流血战争；二是政权延续的脉络是清楚的，如说曹魏政权是汉室让予的，在合法性上似更有理有据。当然，这样的让予说，今天是不会有人接受了，那是私心压倒公义年代的产物。如果不谈针对在位帝王的阴谋和隐蔽的暴力逼迫，王室君位转移给异姓的要件，还是与汤武模式一样：天意人心、传统道德的继承、祭天等。
汤武模式所结束的皇朝政权，一般在政权转移之前就丧失了合法性。政府行乱政、背至道，继而是民不聊生、生灵涂炭，普遍的道德沦丧，一派山河日下的末日景象。这个时候，天命丧失的迹象就很清楚了。但逊位元的更替模式，合法性一般与政权一同转移的。对于政府来说，没有合法性的情况是不正常的，也不能长久，这个时期必然乱像丛生、人民陷入苦难。出路倒是有一条，就是将政权转交到合法者手里。没有合法性的政府，要建立合法性是很难的；丧失了合法性的政府，重建合法性几乎没有先例。
选举制度
历史进入近现代以来，有一种最佳认定合法性的方式，渐渐在全球普及。这就是选举制度之下的选举。政府由选举产生，国家因选举制而延续，选举保证国家和政府的合法性，没有选举就没有合法性。当然，选举要以言论自由为基础，绝对不承认武力有什么正当性。选举是用选票决定明天的执政者，这是由实践所证明的最好政权交接方式。自从这种方式产生、建立的时候开始，就否定了其他的政权转移方式的合法性。当然，选举制度的正常运作，还需要一整套制度的配合，如军队国家化、司法独立制度、政党政治，等等，尤其要尊重法制。概而言之，这就是宪政。但选举制度的正常运作，却是现代社会中国家和政府合法性的关键因素，也是其合法性的生动体现和标志。这一切都不是一件什么难事，中华民国就是一个榜样。当然，如果不能以选举和法制解决问题，那就不能排除武力的正当性了，这是一种古老而残酷的解决方式。
大中华民国
镇压戊戌变法以后，清廷囚禁了清帝，从此清王朝就失去了合法性。于是，就有中华民国的兴起。这时，对于清廷来说，清帝逊位是最好的选择。对于民国来说，接受清帝逊位，则有拒绝武力、重法制的象征意义。毕竟从理论上说，政权还在清廷的手上，而这个清廷也曾经具有过合法性。一九一二年二月十二日清廷颁发《清帝退位诏书》，宣布清帝逊位。中华民国接受了清帝的逊位，政权由清廷转移到民国。这里蕴含着一种古老的合法性，虽然是半和平的被迫逊位，在形式上还是接近古代禅让制。在古代合法的政权转移中，这种逊位元方式是较好的一种。经过军政和训政，如今中华民国进入了宪政时期，国家领导人由选举产生。初期的民国，符合传统古老的合法性规则；而今天的民国，又得到现代国家和政府的合法性原则的认可。当然，随着宪政和选举制度的建立，中华民国的合法性就不依赖于那古老法统了。
有一位民国初年的人物值得特别提及，那是拒绝武力、实践选举的民国俊杰宋教仁。为了推动中华民国的宪政建设，宋教仁先生主持将同盟会改组成中国国民党。一九一二年底至一九一三年初，中华民国选举正式国会，这是民国宪政建设的关键一步，此后将由民国议会制定宪法并选举总统。国民党在议会选举中取得了胜利。但就在这时候，宋教仁却倒在暗杀者的枪口下。孙中山先生的挽联写道：“作民权保障，谁非后死者；为宪法流血，公真第一人。”这一流血事件是中华民族的不幸，但宋教仁先生也用鲜血肯定了宪政原则和选举合法性，而不是否定。这就是这一事件的正面意义。暗杀者和暗杀行为将受到永远的谴责和诅咒，破坏选举者的不合法被永远载入了历史。宋教仁是中华民国的烈士，也是中华的烈士，他为宪政和选举而牺牲。在制度变更方面，他的流血牺牲既是对选举合法性的肯定，也是给行宪政的中华民国作的背书。[6]中华民国在近一百年的时间里，饱经风吹雨打，多历风险暗礁。其间，有军阀的骚扰破坏、有阴谋者的欺骗篡夺、有外敌的入侵、有暴民的无法无天，不一而足。但从历史的角度看，正直的人们所维护的民国，从来就是讲道理、讲法制的，也是有原则的。即使在武昌起义的时期也是如此，因为那时的清廷采取拖延伎俩来拒绝立宪，起义成了唯一的出路。越是艰险，越显出民国的可贵和合法。如果从合法性的角度看，唯有中华民国才是中国的合法政权，这是不容置疑的。
注释：
[1]见《尚书·尧典》所述。
        [2]《史记·夏本纪》。
        [3]《淮南子·齐俗训》高诱注。
        [4]朱熹《四书集注·梁惠王下》所引。
        [5]《史记·燕召公世家》。
        [6]民初史实参阅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

来源：《黄花岗》2008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