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拼命：追不上房价 握不住性命(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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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二岁的林晓英没有想过，癌症来得这么快。

“我不想动手术。”

“反正都会死。”

“我的辛苦钱是拿来买房子的，不是丢进医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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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碗过甜的浓豆浆让她反胃，继而引发了无休止的咳嗽。林晓英心想：算了，一年到头累死累活的，去医院照个胃镜吧——总是不按时吃饭，说不定是胃溃疡了。

当五线城市的医生建议林晓英取样活检时，她清清楚楚地听到了自己的心跳声：活检？难道是？

检查结果显示，一颗4厘米长、3厘米宽的恶性肿瘤，正依附在林晓英下半段的食管上。

过去的3个月，林晓英发现自己所有的裤子都变得越来越宽松，她还以为是过度忙碌导致的。如果没有那碗令人反胃的豆浆，如果对“买房梦”再专注一点，那这颗恶性肿瘤将毫不留情地往下爬，侵犯胃部。

中国是世界上食管癌第一高发国家，全球超过一半的食管癌新发病例出现在这里。广东省东部的潮州、汕头等地，食管癌发病率居高不下。更令人沮丧的是，食管癌5年生存率只有20.9%，也就是说，每5个罹患食管癌的患者，将有4个，无力撑过5年。

“我不做手术，不要浪费钱。”林晓英哭了。四十二岁的她心有不甘，两句话在脑海中翻来覆去：“我才四十二岁，为什么？我做了什么坏事，为什么？”而她的家人们却口径一致：“做吧，保住命，钱再赚。”

一个星期后，背着大包小包的行李，历经6小时的大巴颠簸，林晓英和家人抵达广州。

这是她第一次踏足广州，对一线城市的一切感到新奇。入住广东省人民医院的头几天，林晓英感受不到癌细胞的威胁。那几天晚上，她和丈夫在医院附近散步，从中山二路走到中山三路，再从中山三路走回中山二路，车流呼啸而过，丈夫总是沉默，林晓英持续感叹：“大城市也好不到哪里去啊！几百万说不定只能买马路边上的房子，天天被车吵。”

“虽然可以做微创手术，但她还年轻，开刀会更彻底一些。”主治医生给林晓英的丈夫建议道。

四十二岁似乎是个机会，身强力壮、恢复能力好，也许切除肿瘤就可以继续过正常人的生活；四十二岁也似乎是个诅咒，这么年轻，就患了癌。

丈夫在楼梯间，烟一根又一根地抽，然后缓缓踱回病房，给妻子做心理建设：“医生说我们这个很早期，微创就可以解决，不过我们的恢复能力比较好，开刀最善后，那就听医生的吧。”林晓英的眼泪又掉了下来。

林晓英对“食管癌Ivor-Lewis根治术”的过程感到十分新奇，尤其是“根治”二字。出院后，她一个字一个字地阅读自己的手术记录，尝试结合模糊的记忆还原整个手术过程。

她给来前来探望的亲戚朋友们复述了好几次：“医生给我戴了一个氧气罩，结果我一吸气就昏过去了！原来那是麻醉药啊。医生从我的肚子中间切进去，然后把食管下边和那颗瘤都切除了，接着用一个25mm的吻合器把食管和胃缝起来。超声刀边切边止血，虽然一把一次性的超声刀就要2000多块，但整个手术我只出了100ml血，所以你们才看到我恢复得那么快！”

那个时候，林晓英的内心充满了对现代医疗技术的信任，以及对自己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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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前准备1个星期，术后康复2个星期，林晓英在广州医院只待了21天，又颠簸了6个小时回到老家。

21天，每日低则1500元，高则2500元的医疗费用，加上一场2万元的手术，塞到医生口袋里的红包钱不算，6万元的花费已经跑不掉了。

住院时，他们在医院附近短租了一套房，两房一厅，环境简陋，但因为地段特殊，租金十分高昂。即使他们要住一两个月，依旧是要按日收费，每天房租250元，一个月就要7500元——CBD珠江新城一套小区三房的月租金都没有这么高。

医院附近一套日租200元的一房一厅（作者供图）

林晓英并不敢有“别人的钱怎么那么容易赚呢”这类似的想法，也不懂所谓的阶级固化，她只知道必须让自己充满正能量，才会有勇气面对这突如其来的灾难。

广州医生建议林晓英回家后，继续在当地医院接受放疗和化疗。医生的理由是——一线城市和五线城市这两项治疗水平的差别不大，在当地治疗可以省下不少费用，并且叮嘱道：“不要再拼了，好好休养，每半年回来复查一次，撑过5年就可以了！”

林晓英必须结束“拿命换钱”的生存方式了。

二十多岁时，林晓英就和丈夫开了一个手工皮鞋小作坊，自产自销。20多年来，她对皮鞋作坊里刺鼻的味道并不敏感，对含有苯、二甲苯和甲醛等致癌物质的制鞋原料，也没有一点点防备之心。

那几年，天刚刚亮，她就踩着满载皮鞋的三轮车到早市摆地摊，卖力吆喝。午饭后，她就闷在作坊里埋头做鞋，被满柜子的皮料、橡胶鞋底和胶水包围，粉尘在从天窗射进来的阳光里跳动，直到被黑夜掩护为止。

每天晚上十一点后回家，走在没有路灯的小路上，他们夫妇习惯性地暗示自己：再熬几年，等攒够了钱，退休就可以过上好日子了。

尽管很累，但林晓英总觉得一回家就睡觉，生活将没有一丝娱乐。他们轻轻推开家里的门，随即开电视机，按下电源键的同时又马上压紧遥控器上的“音量-”键，生怕吵醒了早已入睡的父母和女儿。

林晓英在亮着灯的房间里沉沉睡去，她的丈夫归家后还要挑灯设计鞋子。她的丈夫有一夜之间设计出新款手工皮鞋的能力，但白天回到作坊比对原料成本及加工成本后，总要再反复涂改三四个通宵，才能定下最具经济效益的设计图。

林晓英心里明白，在地摊上叫价二十五元一双的手工皮鞋，成交的价格可能只有十几元。买鞋子的大妈只会抱怨原料连十块钱都不值，而他们夫妇的劳动不仅廉价，还往往被无视。

如果一个月内没有生一天病、没有下一天雨、没有一天被城管驱赶。按每天卖出10双鞋子，每双鞋子的成交价格保证15块钱的利润来算，林晓英夫妇一个月可以赚4500元。但更多时候，吆喝了一个上午只能卖出三四双鞋，一个月有好几天被城管驱逐，为了薄利多销、培养回头客，他们不得不向大妈无理的价格妥协。要是碰上雨季，林晓英夫妇就更焦虑了。

三十多岁时，由于无力负担价格节节攀升的制鞋原料，他们的手工皮鞋作坊不得不倒闭。只有这项谋生技能的林晓英和丈夫，转而外包大型工厂的一部分鞋面缝制的活儿，除了三餐和睡觉，其余时间，他们手里的鞋面都没有放下过。

在劳动力密集的手工业世界里，想要多得，就得多劳。每一分钱都来之不易，林晓英舍不得买几身漂亮衣服，舍不得去一趟周边城市旅游，舍不得给自己补一补。

谋生、栽培女儿、买房子成了她自始至终的人生目标。

当她的储蓄账户余额突破200，000元人民币时，本可以在当地买一套小商品房，但女儿升读高中后，她的目标变为：过几年，帮大学毕业的女儿在广州买房子。但林晓英显然没有意识到，自己耗费二十多年高强度劳动才能攒得的20万，在房价失控的广州，连一套郊区、二手、小户型的房子的首付都不够。穷人，是追不上房价的。

穷人也不敢生病。术后在家休养，林晓英每天正餐前均需服用一颗12.4元的进口胃药，这让所有的进食都变得不被享受；六点钟自然醒，喝一小盅补品，将炖了一夜的人参水装进保温瓶，带出门散步，耗费约30元；九点多回到家，吃几口早餐——她需要少食多餐补充营养，但食量已大不如前；午饭后，皱眉咽下一碗治疗肿瘤的中药，50元下肚；下午三点多，她已经不想进食了，但又不得不继续吃点什么营养品，硬着头皮花掉20元；睡前，还要喝一杯热牛奶……

前20年用命换来的钱，1年就可以统统花光。林晓英亲身实践着。

3

术后的“好景”只有15个月。

从2015年夏天开始，林晓英的身体状况急转直下，进出医院5次，除了7月份完整地在家度过，其他月份都有一半时间是躺在医院，最久的一次，住院29天。

病魔在林晓英身上做的把戏不止于癌症：肠梗阻、胰腺炎、肠粘连、胆囊结石、胆囊炎、肝管结石、登革热、双肺炎和胰腺假性囊肿，都可以成为折磨她的新理由。

她曾因肠粘连在病床上连续抽痛一日一夜，三支止痛针也止不住，呕吐胆汁几分钟一次；也曾因为胰腺囊肿无法进食，疼痛频率以秒计算。各种疾病轮番上阵，身高160公分的她，体重降至37公斤。纸片人不足以形容，皮包骨头的说法更贴切。

作为有癌症病灶的患者，林晓英每次入院都必须接受肿瘤标志物的筛查。幸好，每一次检查结果都让她安心：肿瘤标志物非但没有超标，还处在安全参考区间偏低的一侧。

“只要不复发，怎么都可以”，她强行乐观，“再痛苦我也会接受治疗。”

2015年年底，林晓英因为胰腺囊肿，两度到广州求医。第一次，因为身体过度虚弱，医生拒绝冒险进行手术；半个月后，疼痛逼迫林晓英再一次跑到广州，主治医生摇头：“你这是在逼医生上梁山啊！”

她只是在争取最后一次过上正常生活的机会。

异地医保窗口天天大排长龙

手术前一天的晚上，十二点，林晓英的女儿蹲在没有人的学生宿舍门口痛哭了半小时，然后给母亲发微信：妈妈，这段日子我们承受了太多苦难，但过了明天，就会好起来了！

这一趟手术，医生要摘除林晓英的胆囊，并对胰腺假性囊肿进行引流。即使此前的多次肿瘤指标物检查和CT影像都未有异常，手术的第一步仍然是要排查胰腺癌变的可能。

医生的肉眼没有发现胰腺出现肿瘤肿块，于是进一步抽取了囊肿内液体进行肿瘤脱落细胞学检查。重复了三次。癌细胞，就在那儿。

原来，癌细胞转移到了胰腺，并满怀心机地深藏在胰腺囊肿的内壁，连 CT影像都无法捕捉到它。至于肿瘤指标物，医生解释：“超标不代表患了癌症，不超标也不能完全排除患癌的可能。”

癌细胞卷土重来，继续在林晓英的身体里“攻城略地”。医生将家属喊到手术室门口，没有一点修饰：“手术恢复后可以做化疗，但没什么意义了，多一些折磨而已。”

胰腺癌被称作“癌中之王”，恶化速度极快，放疗与化疗均无法让其稍作收敛，在21世纪，依然是无法攻克的顽固壁垒。85%的患者发现时已是晚期，仅有不到1/5的患者可尝试手术切除，但术后的5年存活率也不会高过5%。

手术的四个小时里，林晓英六十八岁的母亲紧抿着嘴，哆嗦着在家里来回踱步，反复检查电话有没有坏掉。电话铃声终于响了起来，林晓英的妹妹故作轻松地告诉母亲：“手术很成功，一切顺利。”可一阵突如其来的心慌让林晓英的母亲哭了起来：“骨肉相连啊，你告诉我，是不是转移了？”林晓英妹妹先是一怔，继而强忍着哭腔否认：“没有没有，一切顺利。”

悲剧早就在林晓英母亲的噩梦里上演过几十次了，她冷静地嘱托道：“先别告诉她，让她最后开心点吧！”在这一点上，医生和家人达成了共识。

在虚弱和药物的共同作用下，术后3天是林晓英这一年来睡得最“好”的3天。她只在中途被疼醒的时候嘀咕：“怎么还是那么疼？”然后又因虚弱过度，昏睡过去。医生的例行巡房依旧匆忙，并不会因为多了一个即将离世的病人而增加耐心。

手术后第12天，林晓英勉强能下床，情况最好的时候，能坚持在病区走廊走上一个来回。优质医疗资源匮乏，广州每一家大医院的床位都极度紧张。术后第14天，看林晓英能走动了，各项指标亦相对正常，医生当即建议她回家休养。

冬至那天早上，丈夫走开去办理出院手续，林晓英独自躺在病床上，挂最后一次点滴。

“37床”，没头没脑的护士如常喊着床位号走进病房，递了一张A4纸给林晓英，并未觉得有任何不妥，“喏，你的出院小结。”然后就转身走开了。

林晓英平静地接过出院小结，就像两年前阅读手术记录般，一个字、一个字地读。她的目光扫过出院诊断，上面赫然写着“胰腺继发恶性肿瘤”，她的心跳好像突然停止了，几秒钟都没有看懂这8个字。她的眼泪汹涌而出，模糊中又看见“可行姑息性化疗或放化疗”。

2015年冬至，林晓英真正的“死刑”由护士宣判。她的丈夫和女儿都永远无法忘记，林晓英那绝望的眼神。2016年初夏，癌细胞在身体里活跃了30个月后，林晓英离开了。

她没有房子，没有存款，没有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