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诚毅 于 2016-10-15 14:56 编辑
节节败退的中产阶层：不敢休息，不敢生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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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才是中产阶级？是周末可以和朋友一起购物、喝茶、旅游的李舒，是在北京某市级政府部门工作的公务员王争，还是月入5万至10万，有房产有豪车，妻贤子乖的时会理？中产是一个模糊的概念，没有人能给出一个清晰的界定，但他们的压力和焦虑却是显而易见的，身上承载着太多希望，他们不敢放弃，不敢倒下，甚至不敢生病，怕稍不努力一切东西都会消失不见，他们只能无所畏惧的面对未来未知的一切。
（2014年12月15日，北京街头的房地产广告，瞄准新兴“中产阶级”消费群，广告语号召“掌握真正的财富”。）
他们宁愿在麦当劳门口排队一小时只为买一个汉堡，也不愿卷入纷争；他们从事的工作不指望暴富，但他们却是被商家青睐的有消费激情的群体；他们在体面的社会声望背后，却也隐藏着患得患失的身份焦虑。
住在东三环与东四环之间的小区，开Mini Cooper上下班，去国贸或新光天地购物，周末约上闺蜜喝喝下午茶、去京郊散散心，每年至少一次出国旅行……
“这就是我理想的中产生活，也是我现在的生活。”今年32岁的李舒是北京一家生活类媒体的部门负责人，她举着手中英国作家的畅销书《hello中产》称，这是其最近每晚的睡前读物，虽然该书是吐槽英国中产阶级标签化生活的，但“里面提到的生活方式和高档品牌都是我向往的”。
不过，过上“中产生活”的李舒并不认为自己是真正的中产。
因为房子是父母出钱买的，车子是自己贷款买的，而维持上述水平的日常开支几乎等于她月收入的全部，也就是说，她没有任何积蓄。
李舒有一个在公关公司工作的男友，收入相似，但家境普通。
“我们感情很好，只是每次一提结婚生子就会卡壳。”李舒说。
在她看来，成家后就不能再做“月光族”，就要学着节俭，还要为子女教育、家人保障做长期理财计划，“生活质量肯定会降下来”。
不知从何时起，“中产”忽然成为一个热门词。
相关报道亦层出不穷，一会儿是“中国有中产阶层吗”，一会儿是“我们都被中产了”。
2015年10月13日，瑞士信贷银行（Credit Suisse）发布《2015全球财富报告》称，中国的中产阶层人数已达1.09亿人，超过美国的9200万人，报告认为中国已取代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富裕国家。
这一报告毫无意外再次引爆了中产话题，其有关中国方面的结论亦引发质疑：
有舆论认为，该报告仅进行绝对值的对比没有意义，因为1.09亿人仅占中国总人口的8%，而9200万人则超过美国总人口的三分之一；
还有观点认为，单纯对比经济收入无意义，一个人是否属于中产阶层，需要通过一个由收入、消费、职业、受教育程度、价值观等多方面标准综合起来的评价体系来衡量。
不过，抛开种种争议，改革开放几十年来，中国已经形成中产阶层群体已是基本社会共识。
模糊的边界“中产”概念是舶来品。
早期，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斯在其著作《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一书中，概括了美国中产者的轮廓，并把这个概念推向世界。
当时米尔斯认为，这批人主要依附于政府机关、大企业，专门从事行政管理与技术服务。
然而，时代转换，让更多复杂因素填充进中产者的行列，美国的中产阶级也几经更迭。
在国内，这个外来概念相当模糊，大致可以与“中等收入群体”、“中间阶层”约等混用。
划分标准同样几度变更，从未达成一致的看法。
于是，这个指代不明的语汇反而在大众那里方兴未艾，眼花缭乱。
瑞士信贷银行发布《全球财富报告》中的一个争议点即是其对中国中产阶级的界定标准。
该报告以美国当地拥有5万至50万美元财富（按2015年年中的价格计算）的基准来界定中产阶级，然后采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购买力平价值系列，按本地购买力计算，得出其他国家的等值中产财富范围。
按照这一标准测算，中国中产阶级财富拥有额约为17.5万-175万元人民币。
报告将中国社会的“中产阶级”定义为：
月收入4.5万元人民币，年收入在50万元以上；除稳定的收入，还要有百万元级的资产，以及还要有房、有车、有社会地位等。
（在中国，中产阶层的标准不一，很多人“被中产”，其生活水平并不高）
这一标准与中国官方的统计口径大相径庭。
国家统计局城调总队课题组曾在2005年发布《中国城市中等收入群体探究》，将大陆中等收入群体的家庭年收入标准界定为6万元-50万元。
该报告据此推算，2005年中产占城市人口5%，到2010年将增至14%，到2020年将增至45%。
不过，这两份报告的标准都遭到公众不同程度的质疑。
很多人认为，中产的收入标准应该是一个地区人均收入的平均值或比平均值稍高。
以“两大一小”的三口之家为例，年收入6万元相当于夫妻两人每人每月收入为2500元，这在大部分一二线城市中，都属于中低收入群体，温饱尚可满足，但很难有余力像人们心目中的中产一样，追求舒适与享受的生活。
而月收入4.5万元，在当下绝对属于高收入水平，而不是社会中游。
实际上，梳理各国的中产阶级标准亦不难发现，如何界定中产是一个很普遍的难题，即使是在被公认为是中产阶级国家的美国、日本等，中产也是一个相对模糊、含混的概念，特别是经济收入与消费标准，不同研究者站在不同的角度给出的统计口径宽窄不一。
但是，在上述国家和地区，中产的概念却都因多年的普及深入人心。
以至于社会上对这一群体形成了较为固定的整体认知，“富裕”、“稳定”、“传统”以及“受过良好教育”、“注重生活质量”等都是中产阶级标签。
《福布斯》杂志也曾公布过这样一个中产阶层标准：
生活在城里；25岁到45岁之间；有大学学位；专业人士和企业家；年收入在1万美元到6万美元之间。
在中国，由于人们对中产的认识和接受程度不高，导致标准更为模糊。
很多学者，选择从收入水平、职业、身份认同、社会声望、教育程度、消费水准等综合维度来界定这个人群。
但争议依然没完没了。
而即使仅仅从经济收入角度衡量，除前述瑞信的报告以及国家统计局的研究外，还存在着各式各样的数据与结论。
“准入”变难1985年出生的王争大学毕业后考上公务员，现在北京某市级政府部门工作。
在朋友面前，他经常半开玩笑地说，自己30年的人生轨迹简直与网络盛传的“‘80后’是最悲剧的一代”里面的所有经历高度吻合。
虽然是独生子女，但是由于父母一代人口基数太大，王争也赶上了生育高峰年代，那个时候，中小学还没有提出“减负”，为了将来能考上大学，从小学起就要先努力考上重点中学，所以在他的童年记忆里，业余时间全部被奥数、作文、英语等各种辅导班填满。
（2014年8月3日，广州，祈福新村一名女业主挥舞旗帜维权。祈福新村近20万业主绝大部分是新晋中产，他们渴望在公共事务的决策和实施中拥有更多话语权。）
好容易考上重点中学，却发现高校开始扩招，很多当年上了普通中学甚至是职高的同学，也一样进入了大学，找工作的时候又站回一条起跑线上了。
“没有赶上‘70后’们毕业包分配的年代，只好奔波于各种招聘会，但找到的工作不是高不成就是低不就。”王争说。
终于听父母的劝去考公务员，被录取的时候以为从此端上了铁饭碗，结果却发现这些年，政府机关的福利也在严重缩水，福利分房自然早已取消多年，终身聘用制也改为合同制，绩效考核、末位淘汰一样都不少，现在，连养老金也要并轨了。
最令他无奈的是，工作几年来一直在拼命攒钱，可怎么攒也赶不上房价上涨的速度。
王争很清楚地记得，当年上大学的时候，学校附近一个著名开发商开发的小区刚刚开盘，房价是每平方米6000元。
“买一套房子至少需要50万元，当时觉得简直是天价。”王争说，但自己的梦想就是毕业后能买到这个小区的哪怕一个小开间，他盘算着，如果父母帮他交了首付，自己每月收入能达到5000元以上，生活上节省一些应该可以供得起房子。
可是等他毕业那一年，该小区房价已经涨了一倍，涨到了每平方米一万二，几年来，该小区的房价一路看涨，现在已经直逼每平方米3万元。
可是王争作为公务员的收入增幅，远远没有翻这么多倍。
“最小的一居室也要250万元以上，别说已退休的父母无力支付七八十万的首付，就算能买下来，月供近一万元也是自己无力承担的。”王争说。
王争的无奈颇具代表性，几十年来，中国一直处于高速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变革之中，平均主义被打破，收入与职业差距迅速拉开，社会阶层分化加剧，数量巨大的底层民众为了自己或子女能够跻身中产阶层，想尽各种方法。
人们纷纷把希望寄托于教育改变人生、户口改变人生、房子改变人生，甚至移民改变人生、婚姻改变人生等方法上。
以至于很多人从小到大的生活，就像通关游戏。
而重点学校、重点班、名牌大学、城市户口、知名企业、中高层职位、房产证、结婚证、绿卡……就是一道一道的关卡。
还有网友总结，人生就是一场接一场的比拼。
小时候拼出身、拼父母素质和眼光，上学后不仅拼成绩，还要拼人脉、学区房、赞助费，找工作要从招聘会上突围，入职后要从职场厮杀中胜出，面对婚姻这样的人生大事，还要拼老公，甚至拼丈母娘。
有时候，哪怕只有一项没拼赢，都会前功尽弃。
“生在大城市，知名大学毕业、工作体面又怎样？没有房子，我这辈子都不可能成为中产。”王争说，现在他已经接受现实，不再做买房梦。
事实上，房子并不是中产阶层唯一的困扰。
近年来，各种调查研究均显示，医疗、养老和子女教育也是中产群体最关注的三大民生问题，更是他们生活压力和焦虑情绪的主要来源。
全球知名个案研究中心益普索2014年初发布的《中国中产人群生活质量研究》报告显示，超四成被访者认为，目前家庭生活成本压力大，最主要的家庭支出依次是子女教育、住房和医疗保健。
62%被访者对所居住城市的教育资源与教育质量不满意，58%对城市就医状况不满，53%被访者对未来自己的养老问题感到担心。
焦虑难掩有人觉得削尖脑袋还是难以跻身中产行列，有人身处其中却烦恼不断。
不管以时下何种标准来衡量，时会理应该算得上是一个成功的中产：
大学毕业后来京工作，经8年打拼，一度升任北京知名财经媒体图片总监，固定薪酬加上利用业余时间兼顾的商业拍摄工作加起来，每月收入可达5万至10万元，拥有东四环附近某知名中产社区100余平方米住宅，出入驾驶宝马汽车，妻子美丽贤惠，儿女双全。
“如果让8年前的我看现在的我，一定会觉得自己简直是完美的人生赢家。”坐在一间精致的咖啡厅里，时会理说，再过一个月，就是他30岁生日。
“可事实是，三十而立的我，每天都生活在金钱、职场和家庭的压力中，特别焦虑心慌。”说话时，他随手拿起桌子上的一块精致甜点放进嘴里：“好吃吗？可在我嘴里根本尝不出滋味儿。”
“当年来北京闯荡，就是为了过上今天这样的生活，可真正拥有了，却发现一点也不开心、满足。”时会理称，更多时候，自己只是人前风光，背后的辛酸无人能懂。
（2014中国国际房车展览会现场。中产拥有汽车，一般不是指没有汽车，而是指是否拥有较好品牌的汽车）
“你能体会我每天一睁开眼，就想到身上还背着几百万贷款，每个月不赚到5万元都觉得过不踏实的心情吗？”时会理习惯性地算起了账。
因为之前积蓄不足，他的一辆车和两套房全部系贷款购买。
其中，北京的房子商业贷款190万元，每月需还1万元，分30年还清；
沈阳的房子，贷款40万元，每月需还3500元，分20年还清；
宝马轿车贷款19万元，每个月5000元，需3年还清。
此外，为方便接更多的业务，满足更多不同需求的客户，2015年初，他还租下一处写字楼内的物业，投入20余万元改造成摄影棚，并购买了全套最新的摄影器材。
现在，摄影棚的月租金是7500元，聘请的一位固定助理月薪则为6000元。
也就是说，一个月即使什么都不做，也有3万多元的固定开销。
另外，女儿私立幼儿园的学费是10万元/年，将来儿子也计划在此就读。这意味着，两个孩子三年幼儿园需要另外准备60万元学费。
“我不敢休息，甚至不敢生病。”时会理说，因为他觉得，只要自己一停下来，所有的一切都会消失。
“有一天一个朋友突然问我，你有什么爱好吗？”时会理说，“我一下就愣住了，脑海一片空白，我突然发现自己已经沦为一部没有感情的赚钱机器，对生活中的一切都失去兴趣，于是只好回答，我的爱好是赚钱。”
“最近，我开始特别羡慕身边的很多朋友。”时会理说，他有一位同事，家住燕郊，月赚五六千元，进城要挤2个小时的公交车，可是每天可以睡足10个小时以上；
相比之下，自己每天睡眠时间最多只有四五个小时，有时候身体明明已经累到不行，但就是睡不着，脾气也变得暴躁易怒。
还有一些朋友，虽然只是时不时在朋友圈发一朵形状可爱的云、带着光晕的花，或者夕阳的倒影，但也让他异常羡慕，因为连看电影都走神的他，已经很久没有冲动去抬头看一看天，低头闻一朵花。
“如果有一天，我赚到足够多的钱，实现了财务自由，只想好好休息一个月。”时会理说，这一个月，他什么都不要去想、不要去做，每天只要无所事事地躺着发呆、晒太阳。不过，赚到多少算足够，他并没有仔细去想过。
时会理的这种心态在中高收入人群中并非个案，在全球个案研究集团益普索发布的《中国中产人群生活质量研究》报告也有类似结论。
根据调查，中国内地中产人群的整体幸福感评价得分仅为6.78分（满分为10分），与收入水平显然并不匹配。
“土”字形类似时会理的中产者明显是焦虑的，这种焦虑自然也被社会学者所关注。
因为，这同样关乎着中产阶层的发展和如何更准确地定义中产。
一直以来，中产都被描绘为社会的“稳定器”，一个中产者占大多数的“橄榄型社会”，也被认为是最稳定的结构。
他们是宁愿在麦当劳门口排队一小时只为买一个汉堡，也不愿卷入纷争的群体；
他们是一直被商家青睐，能够拉动内需，有消费激情的群体，但同时，他们从事的工作不指望暴富，兢兢业业，一步步往上爬，在体面的社会声望背后，隐藏着患得患失的身份焦虑。
尽管目前对定义尚有争议，但中产阶层的很多标志还是十分明显的。
中国社科院研究院朱迪认为，“追求个人快乐和舒适的倾向在中产阶级的日常消费、品位和物质欲望中非常明显。”
现代社会中，信用卡的普及一直被认为是中产崛起的标志之一。
在美国，信用卡的出现和流行曾一度被认为帮助催生了中产阶级和消费主义文化。
私家车的数量也被认为是衡量中产人数的有利标准。
一个流行的说法是“每辆私家车的背后都站着一个中产阶级。”
判断中产阶级数量的消费指标还越来越多、越来越细分。
除了房子、汽车、金融产品等大额消费品外，购物中心的数量与营业额，健身房、美容店、SPA中心、酒吧、咖啡厅的数量和上座率，甚至苹果产品、进口红酒、有机食品等的销售量都成为关注重点。
不过，即使收入与消费已成为当下判断中产阶层的最主要方式，但是在很多社会学家看来，这还是与真正的中产定义相去甚远。
有专家指出，中产不应是一个经济名称，而是一个社会名称。
判断中产还需要很多软指标，如受教育程度、职业、精神追求和价值观等。
（在多种有关中产的定义中，除了有房有车有存款，一年数次的假期出游也属必不可少的标配）
如今，中国的社会学家也开始制定更为全面的中产界定标准。
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教授李春玲认为：应该用四项标准界定中国中产阶级，即职业、收入、消费和自我认定。
在所有根据职业对中产阶级做出的统计中，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院长李强的报告是最有说服力的研究结论之一。
2015年5月25日，李强公布了由他根据2000年第五次和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对比而产生的中国社会结构变化趋势图。
统计分析结果显示，在2000年以前，中国社会中下层或下层比例、数量巨大，工人、农民、农民工占据了社会群体的主要比例，而中间层弱小，中产明显缺失。
但是第六次人口普查的结果却显示，中国社会各阶层的比例正在发生明显的变化。
十年间，中国已经由倒“丁”字型社会逐渐向“土”字形社会转变。
根据这一数据勾勒出的图形，李强认为，整体来说，传统中国社会结构中的底层群体出现了明显的向上流动的趋势。
虽然中产阶层的某些群体有所扩大，但是，整体社会结构还没有根本改观，中产阶层在全社会中仍然比例较小。
如何扩大和稳定中产阶层，依然是未来发展中将长期面临的重大考验。
两千多年前，亚里士多德这样论述社会的中间群体是什么样：
他们既不像穷人那样希图他人的财物，他们的资产也不像富人多得足以引起穷人的觊觎。他们既不对别人抱有阴谋，也不会自相残害。他们过着无所忧惧的平安生活。
或许，关于中产阶层，我们永远给不了各方认同的标准答案。但无所忧惧，应当是未来社会最大多数人群的生活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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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仔卡
发表于 2016-10-14 20:4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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