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建华该杀，贾敬龙不该杀！

博讯螺杆

贾敬龙是不该杀的
    何海波
    我不认识贾敬龙和他的亲属，也没有人跟我讲起贾敬龙的案子。我是从微信里看到“刀下留人”的呼吁。我看到时，最高法院的死刑复核已经下达数天，贾敬龙的生命只怕是以钟头来计了。



    我隐约感到，这个案子有什么地方不对劲，而几位为贾敬龙呼呼的学者没有提到。我上网搜索了相关材料，又从朋友那里获得了贾案的一、二审裁判文书。
    看了裁判文书，我更加确信，贾敬龙不该杀！
    贾案的基本案情，就如检察院起诉书所指控的一样：因北高营村旧房改造时自家房屋被强行拆除，他对该村村长兼书记何建华产生怨恨，寻机报仇。在2015年北高营村春节团拜会中，他用一把改装的射钉枪朝何建华后脑开枪，致其死亡。贾敬龙有过自首的表示，但在路上即遭拦截、撞伤，当天被逮捕。
    贾敬龙是否属于自首，看来还有争议。贾敬龙婚房被拆、女友分手的情节，让人唏嘘。贾敬龙寻仇对象明确，没有像杨佳、王斌余一样不分对象滥杀无辜，这一点也被人指出。但我更关心的是——贾案作为一起典型的报复杀人案——事情的起因。
    贾敬龙及其辩护人曾经提出，被害人何建华违法实施强制拆迁，也有过错。法院不予认定。法院的理由是，房子和宅基地在贾敬龙的父亲贾同庆名下，贾同庆已与村委会签了拆迁协议，并且拿到了两套房子以及拆迁补偿款。因此，“违法强拆”的观点不予采纳。
    问题就在这里。
    贾敬龙作为成年的农村家庭成员以及被拆房屋的实际居住人，房子理应有他的一份权利。贾敬龙父亲不顾贾敬龙反对，单独与村委会签订的协议是否有效，是可以讨论的。而且，贾敬龙父亲与村委签订的协议，确实有些被逼无奈。这一点从村委会充满威胁的告示和做法可以看出，从贾同庆事后上访的事实也可以印证。自始至终，贾敬龙都在主张他的权利。
    更为关键的事实是，村委会的拆迁是强行进行的。2013年2月27日，村里对贾敬龙的房子组织过一次强拆，由于贾敬龙的抵制而没有成功。2013年5月7日下午，何建华再次组织人员对贾敬龙的住宅进行强拆。这次是二十多个人，一台钩机，直接拆墙。在此过程中，双方发生了肢体冲突，110民警到场干预。贾敬龙被带到派出所，但房子仍然被拆掉。如果这不是强拆，那什么是强拆？
    判决书可能强调的是，这不是违法强拆，因为村委会有拆迁协议。但这样一来，问题更大。村委会虽然持有拆迁协议，但协议没有给村委会强制拆迁的权力，法律更没有给它这种权力。作为协议的一方当事人，它不得实施强制。否则的话，那么多民事纠纷，有实力的当事人都自己解决，还要法院干什么？事实上，中国法律对待强制权力是非常谨慎的。在本案强拆的前一年，《行政强制法》即已施行。依照该法，行政强制执行只能由法律设定；法律没有规定行政机关强制执行的，作出行政决定的行政机关应当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国务院都无权设定、行政机关都不得擅自强制，村委会凭什么？
    我的结论是，村委会的拆迁没有法律依据，是私力强制、违法拆迁。它侵犯了贾敬龙的财产权利和人身权利，也激发了贾敬龙报仇杀人的心思。这是整个故事的要点。
    但不管何建华有什么过错，贾敬龙是杀人犯。判不判贾敬龙以极刑，不但关乎一条生命的去留，也关乎法律对待私力复仇的态度，关乎法治秩序的建构。
    私力复仇固然是对法治秩序的挑战，但它更是结果而不是原因。如果权利能够得到有效救济，人们不会铤而走险；但凡法治崩坏，必定复仇多有。据说，贾敬龙曾经打110求助，但没能阻止房屋被拆；事后他家人里曾经多次找何建华商谈拆迁补偿，没有结果；他多次写举报信给当地检察院和信访局，同样没有结果。我不知道他有没有想过上法院；即使曾经想过，在他眼中估计也是一片渺茫。一个村委会没有法律依据的强行拆迁，只有迎合地方领导的意图，实际上是得到体制的庇护的。不但拆迁者不会受到处罚，被拆迁人想要到补偿款都困难重重。不但贾敬龙绝望了，在许多民众眼里，当前中国法治的威胁就是有权势者恣意妄为，无权势者求助无门。如果这一头不加以遏制，光杀复仇者是不解决问题的。“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我们建立法治，就意味着国家垄断强制权力，并承诺给予公民平等的保护、公正的对待。法治秩序禁止私力复仇，它也同样禁止私力强制。禁止私力复仇，这就是为什么贾敬龙的行为构成犯罪、必须惩罚的原因；禁止私力强制，这就是为什么被害人有过错、贾敬龙不该杀的原因。如果我们只严惩私力复仇，而不问其起因，那是对贾敬龙的不公；如果我们不抑制村委会私力强制，而任其泛滥，那是对法治的背离。
    我并不主张当下中国全面废除死刑。但死刑的适用确实应当慎之又慎、少而又少，应当具备人权和法治的充分理由。
    至少，贾敬龙是不该杀的！



有减刑情节，为什么不予考虑？这样判，如何让天下人服！！
高院院长周强是个很坏的家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