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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长时间以来,我们的学术研究似乎太过于注重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对于一些重要的邻国,比如越南和东南亚国家,研究较少;而有限的研究又似乎过于集中于其现状,对其历史与文化的研究就更少了。据我所知,我们对于越南历史与文化的研究,要弱于日本与美国,这是不应该的——从历史来看,从文化来看,中越两国之间的关系是绵长的。
也正是这个理由,两年前,当我有意推动对越南历史与中越关系史的研究,准备派硕士研究生去越南学习语言和历史时,得到了华东师范大学研究生院的全力支持。该院领导当时对我讲的话,让我今天想起来都很感动。2012年夏天,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派出两名硕士研究生去越南河内师范大学学习,时间为18个月,对他们提出了“会听、会说、会读、会写”越南语言的要求,其中前三项要求达标,后一项争取达标。
时间很快过去了,到了2014年2月,两位学生的学习期限到了,于是,我与崔丕教授一同去越南,进行学术访问:一方面是检查两位学生的学习情况,另一方面是看看对于中越两国之间的学术交流,还有什么事情值得去做。
日程安排与一般印象
由于工作安排所限,我和崔丕教授是2月9日(农历正月初十)晚上到达河内的,对越南来说,也是新年期间,一些学校尚未开学或刚刚开学。当主人知道我们的目的后,最大限度地满足了我们的要求。由此,我们在短暂的时间内,先后访问了河内师范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和历史系、胡志明国家政治与行政学院胡志明与国家领导人研究所、越南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和中国研究所、河内国家大学历史系、顺化大学历史系、胡志明市国家大学历史系、胡志明市师范大学历史系。以上一共是9个单位,经常是一天两个单位,上午一个,下午一个,非常紧凑,每次皆是以座谈的方式进行,对方少则四五人,多则二十多人,谈话的方式也比较直截了当,以能在最短时间内了解具体情况,学到相关的知识。到了2月17日晚上访问结束时,在胡志明市国际机场,我和崔丕教授开玩笑说,我们可能是认识越南历史学家最多的中国学者了。
由于我们个人专业的缘故,我们对河内师范大学、河内国家大学、顺化大学、胡志明市国家大学、胡志明市师范大学五个历史系及越南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访问,收获也更大些。两个国家的学术道路有相似性,中国从“文革”中解脱出来,越南从战争中摆脱出来,比较容易理解对方的学术生态。从总体来看,越南的历史学界已经有了很大的起色。
在我们访问的五个大学中,历史系招收的本科生数量是比较大的,如胡志明市国家大学历史系每年招收200名本科生。本科生的学制4年,其学位称作“举人”!本科生也有留校者,大多从事教辅工作,个别人可以当老师。硕士生的学制是两年,有课程,也要写论文。优秀者可以留校作老师。博士生大多是留校老师继续攻读学位者,也有个别人从事其他职业,按照中国的说法,可谓“在职读博”。我问了一下河内国家大学历史系主任,有没有如同中国、美国和大多数国家那种“专职读博”的学生,他告诉我,该系没有。更加引人注目的是,其学位称作“进士”!
越南的大学制度虽说与世界各国大体相似,但全国有五所大学下面还设有大学,即河内国家大学、胡志明市国家大学、顺化大学、太原大学和岘港大学。如河内国家大学,下设多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大学、科学大学、外语大学等等,让我们感到比较麻烦的是,上一层的总大学和下一层的分科大学,越南语的名称一样。在我收到的名片中,有些学者将下一层的分科大学英译为“COLLEGE”,也有一些学者将下一层的分科大学英译为“UNIVERSITY”。也就是说,前面提到的“河内国家大学(胡志明市国家大学)历史系”,准确地说,应是“河内国家大学(胡志明市国家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大学历史系”;而“顺化大学历史系”,应是“顺化大学师范大学历史系”。在一般人的称谓中,经常省去上一层的总大学,只称下一层的分科大学,不知两级组织在实际运作中相互关系,是否下一层的分科大学更具独立性。我对此曾有询问,但仍不得其要领。
河内师范大学历史系、河内国家大学历史系的师资力量应当说是比较强的,他们中间的许多人曾在俄罗斯(苏联)和东欧国家取得博士学位,近些年来也有人在西方国家的大学,如巴黎第一大学(先贤祠-索邦)、莱顿大学,取得博士学位。最近几年,越南各大学向中国派出大批留学生,河内师范大学历史系、河内国家大学历史系和越南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都有派往中国的留学生,分别在中国人民大学、吉林大学、中山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等校攻读博士学位。华东师范大学就有不少越南留学生。我们来不及进行精确统计,只是大约估计,在这两所大学历史系师资力量中,在国外大学获得博士学位者约占三分之一。这个比例远远高于中国大学的历史系。
同中国一样,越南历史学界也有国家级、部级(教育部、社科院、国家大学)研究课题,据称,国家级的课题资助最高可达人民币3万元,部级课题资助最高可达人民币1万元。一些单位,如越南社科院历史研究所,还设有给本单位人员的所级课题(据称有23个之多,没有询问其资助力度有多大)。然而,这些课题经费都是给单位或研究组的,没有给个人的。历史学的研究,虽然有单位主持、多人合作的做法,但从世界的经验来看,更适合于个人研究。我们也向他们介绍了目前中国历史学界更注重个人研究的做法,他们表示理解。
在访问中,越南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向我们赠送了一年的所刊《历史研究》(据称是越南历史学界的最高刊物,学者在该刊上发表文章很难),我们也收到一些赠书;但我们不懂越南语言,对他们的研究程度,还不能做出准确的判断。
尽管我们提出了访问越南各个档案馆的要求,然到了最后,也没有能走进任何一个档案馆,以结识那里的馆员,了解相应的馆藏。我们由此推测,越南的档案开放程度,仍然是相当有限的。
走马观花,浮光掠影,所观看、所了解的一切,应该只是表面的,缺乏深度;但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是,越南的中国研究超过了中国的越南研究。越南社会科学院设有专门的中国研究所,且是该院唯一的国别研究所。
教授与文庙
在访问越南的全过程,我们发现,遇到的老师或研究人员很少是教授,大多是副教授,或者只是博士和讲师。我们为此询问,得到的答复是,越南大学只有很少的教授,河内师范大学的教授数量算是比较多的,全校共有18位教授。
我向河内师范大学语言文学系陈登川(Tran Dang Xuyen)教授询问其评上教授的具体过程。他告称,教授的基本标准是独立培养两名以上博士、完成两项以上课题、出版一部学术著作、主编一部教材、发表一批有质量的学术论文;先是在学校内部评审,组成15人的委员会,全面评审申请材料,必须得到绝对多数的同意票;然后是教育部进行评审,组成11人以上的委员会,大多是全国的同行,也要获得绝对多数的同意票。也就是说,越南的教授不是学校评定的,而是由国家评定的。
仅仅从以上的标准和程序,当然看不出难度。同样的标准和程序,会产生多种多样的结果。由此,我问越南全国一共有多少位教授,没有人能回答上来。我又问越南全国一共有多少位历史学教授,他们掰着手指头数,称不超过10位。
由此,大多数老师与研究人员终生只是副教授,而且能评上副教授也很不错了,许多人以博士、讲师之职衔而退休。越南的同行告诉我们,一般的情况下老师评上副教授要到50岁左右,在40岁评上副教授者,是越南学术界的翘楚。在我这次的访问中,见到一位三十多岁的副教授(河内国家大学历史系)和一位刚满40岁的副教授(河内师范大学历史系),应当是他们历史学界的新生力量吧。
由此,河内师范大学历史系有4名教授和若干名副教授,河内国家大学历史系有3名教授(可能多为兼职)和若干名副教授,顺化大学历史系只有若干名副教授,没有教授,胡志明市国家大学历史系有6名副教授,没有教授,胡志明市师范大学历史系只有1名副教授,没有教授。按照越南的大学体制,副教授和教授可以担任博士生的导师,副教授和博士可以担任硕士生的导师。由此询问,各校招收的硕士生和博士生数量比较大,每位导师培养的学生是否会数量很多?他们回答称,经常聘请外校或研究机构的人员来担任兼职导师。
由于越南的教授与副教授不是由学校而是由国家组织评审的,教授与副教授的授职仪式,亦由国家来举行。教授的授职仪式由国家领导人主持,副教授的授职仪式由教育部领导人主持。举行仪式的地点在河内的文庙。
文庙即孔子庙。越南在历史上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奉行儒家学说(当然也有越南化的内容),举行科举考试。河内(升龙)有黎朝时期的文庙与国子监,我们在访问之际也去参观。与中国北京的孔庙相比,河内文庙的规模要小很多,但参观的人数却要多一些。许多年轻的女孩都在摆放的花前拍照。庙中供奉着孔子,供桌上香火不绝,前来施礼的人很多,听说每年高考之前,许多越南青年人会来文庙祈愿,以能考上心中的大学。庙堂前东西两庑,原来应是供奉从祀的先贤先儒神位的地方,改为旅游纪念品的商店,出售许多与考试相关的物品,其中有一种小条幅,用汉字写着诸如“高中”之类的考试吉利词语。我看见一个条幅写着汉字“杜达”,不明其意,问了一下,才知道是“及第”的意思。我又问了一下价,大约人民币二十多元,但已经卖完。另一家店也有同样的条幅,只要人民币10元,但不是手写的,而是印制的。在文庙中,也有一些人以笔墨伺候,为访客写一些汉字的条幅,挣其工值——毕竟现在的越南人基本上都不识更不会写汉字了。
河内国子监的遗址已经大体不存,但越南人谈起他们的大学历史,还经常追溯到他们的国子监,以示学术源流之久远。对比之下,中国的大学以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为开端,以示新旧两种教育制度之不同。前已提及,越南的大学本科学位称为“举人”,博士学位称为“进士”,而越南社会科学院也有了“新”的古老名称——“翰林院”。
与全世界其他地方的文庙所不同的,是越南文庙中的孔子身着帝王装。孔子与文庙在越南看来不仅是文化与精神的象征,而且也是国家权力的象征……
说起文庙中的供奉,还应提到顺化太庙与皇陵。
在访问顺化的时候,我们参观了阮朝旧宫殿的遗址,大多数建筑已在战争年代被毁。但阮朝的太庙仍旧完好,陈列着13位皇帝(包括保大皇帝)的神主,牌位、供桌等项一应俱全,而且每一位皇帝神位前都有香烛的供奉!我们参观了阮朝三位皇帝(明命帝,1820-1841年在位;嗣德帝,1847-1883年在位;启定帝,1916-1925年在位)的皇陵,在顺化城外,交通很不方便,不通公共汽车,参观的大多是外国人。我也注意到三个皇陵的供桌上都有香烛的供奉,在嗣德帝的供桌上,我和随行的学生也各插了一炷香。听顺化的同行说,这些供奉的行为是由当地政府进行的。我想,他们未必是遵循儒家教义的正式的祭祀,只是善意地对待先人,不管他们在历史上算是“好人”还是“坏人”。我们在顺化的时候,正是正月十五元宵节,也时常看见街头上一小簇一小簇的香火,据说是抚慰那些孤独的亡灵。
严霆为
虽说我们此次对越南的访问时间极为短暂,接触的人稍多,由此而很难建立起清晰可靠的印象;但两国共同的经历,使我们比较容易理解对方的个人经历。也有一些学者接触虽少,但在我们头脑中留有深刻的记忆。其中一位是严霆为。
严霆为(Nghiem Dinh Vy,1947-),出生于河内以外一百多公里的一个农村家庭,1970年毕业于河内师范大学历史系,留校为讲师,1980年在苏联莫斯科大学获博士学位;1984年起,先后任河内师范大学历史系副主任、主任、校长,河内国家大学副校长;2000年起,任越共中央科教部司长、副部长;2007年起任越共中央宣传教育部副部长,后改任高级专家。此后,他回任其母校河内师范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院长。
严霆为是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派往该校学习的一位硕士研究生的学术导师。由此,我们一行访问越南,他是接待方的主持人。我们在河内的访问过程中,只要他有时间,都会亲自陪同,这让我们很不好意思,毕竟他曾任高官,年龄也比我们大——尽管看起来比我还年轻。我们在顺化、胡志明市对各学术单位的访问,也是他操办的。
严霆为是一个办事细心的人,习惯于亲力亲为。在河内的三个早上,竟然安排让我们品尝了三种不同风味的越南米粉,而我这种味觉感与生活感都“较粗”的人,愣是没有尝出太多的差别来。他也是一个坚持原则的人,在与他的交往中,可以感受到民族主义的立场。他久任高官,对于本国与本校,都有忠诚度——尽管有时也和我们开开玩笑,说说越南的政治笑话,说说个人打趣的话。还需说明的是,严霆为曾任河内师范大学的校长、河内国家大学的副校长,仍然是副教授。在河内师范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的交流座谈会中,他作为院长,介绍该院副院长、语言文学系的陈登川教授,开玩笑地说,“我离开学校到党中央工作去了,等我回来之后,他成了教授,我还是副教授。”
以上所有这些,都应该是很正常的,我之所以会写他,是另外两件事。
我们一行在河内访问时,河内师范大学派出了校车,但学校校车不多,打车也是经常,严霆为时常与我们坐出租车。一次与河内师范大学历史系的同行一起去用餐,晚宴结束后,打出租车回住处。一行共五人,一个车坐不下,需两个车才行,而他在路边十分熟练地打电话,叫来一辆七座的出租车,以省下一点车资。在车上,我对他说,在中国像你这样的高官,很少会去坐出租车。他说,他本是农民出身,对这些也就不太讲究了。这是一。
我们一起去越南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交流时,车上谈起各自的家庭。问及其孩子,他告诉我们,有五个孩子!那是战争的年代,很可能也有“英雄母亲”之谱(现在的越南已是“两胎化”)。而让我们真正震动的是,第五个孩子出生后不久,他太太去世了,以后的几十年,没有再娶,而是单身将五个孩子拉扯大。他告诉我们,“开始的时候,孩子在乡下,父亲提供些帮助,经常要骑自行车回乡……后来孩子都到城里来了,小的孩子还很小……孩子们都很争气,大的孩子留学莫斯科时,也寄生活费回来补贴家用……现在他们都成家了,五个孩子加上他们的配偶,共有六个老师(真不愧为师范大学的校长)……有时孩子太忙,就帮助去接放学的孙子,经常一个下午要接四个……去玩具店时,别人买一个,我要买一堆……”他说这些话时,神态是完全幸福的!所有的男人都能体会到此中的艰难,在他个人事业相当成功的同时,五个孩子也都培养起来。这让我顿生敬意,甚至暗生妒意,在一个相对贫困但充满向上精神的家庭中,孩子大多比较成熟,比较有出息……这是二。
说起来都是个人的私德,但这种私德在东方国家中有着很大的垂范作用。我也听到河内师范大学的人员说,严霆为是他们的老校长,威信还是很高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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