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海建：在越南的学术访问

preston

很长时间以来，我们的学术研究似乎太过于注重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对于一些重要的邻国，比如越南和东南亚国家，研究较少；而有限的研究又似乎过于集中于其现状，对其历史与文化的研究就更少了。据我所知，我们对于越南历史与文化的研究，要弱于日本与美国，这是不应该的——从历史来看，从文化来看，中越两国之间的关系是绵长的。

也正是这个理由，两年前，当我有意推动对越南历史与中越关系史的研究，准备派硕士研究生去越南学习语言和历史时，得到了华东师范大学研究生院的全力支持。该院领导当时对我讲的话，让我今天想起来都很感动。2012年夏天，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派出两名硕士研究生去越南河内师范大学学习，时间为18个月，对他们提出了“会听、会说、会读、会写”越南语言的要求，其中前三项要求达标，后一项争取达标。

时间很快过去了，到了2014年2月，两位学生的学习期限到了，于是，我与崔丕教授一同去越南，进行学术访问：一方面是检查两位学生的学习情况，另一方面是看看对于中越两国之间的学术交流，还有什么事情值得去做。

日程安排与一般印象

由于工作安排所限，我和崔丕教授是2月9日（农历正月初十）晚上到达河内的，对越南来说，也是新年期间，一些学校尚未开学或刚刚开学。当主人知道我们的目的后，最大限度地满足了我们的要求。由此，我们在短暂的时间内，先后访问了河内师范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和历史系、胡志明国家政治与行政学院胡志明与国家领导人研究所、越南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和中国研究所、河内国家大学历史系、顺化大学历史系、胡志明市国家大学历史系、胡志明市师范大学历史系。以上一共是9个单位，经常是一天两个单位，上午一个，下午一个，非常紧凑，每次皆是以座谈的方式进行，对方少则四五人，多则二十多人，谈话的方式也比较直截了当，以能在最短时间内了解具体情况，学到相关的知识。到了2月17日晚上访问结束时，在胡志明市国际机场，我和崔丕教授开玩笑说，我们可能是认识越南历史学家最多的中国学者了。

由于我们个人专业的缘故，我们对河内师范大学、河内国家大学、顺化大学、胡志明市国家大学、胡志明市师范大学五个历史系及越南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访问，收获也更大些。两个国家的学术道路有相似性，中国从“文革”中解脱出来，越南从战争中摆脱出来，比较容易理解对方的学术生态。从总体来看，越南的历史学界已经有了很大的起色。

在我们访问的五个大学中，历史系招收的本科生数量是比较大的，如胡志明市国家大学历史系每年招收200名本科生。本科生的学制4年，其学位称作“举人”！本科生也有留校者，大多从事教辅工作，个别人可以当老师。硕士生的学制是两年，有课程，也要写论文。优秀者可以留校作老师。博士生大多是留校老师继续攻读学位者，也有个别人从事其他职业，按照中国的说法，可谓“在职读博”。我问了一下河内国家大学历史系主任，有没有如同中国、美国和大多数国家那种“专职读博”的学生，他告诉我，该系没有。更加引人注目的是，其学位称作“进士”！

越南的大学制度虽说与世界各国大体相似，但全国有五所大学下面还设有大学，即河内国家大学、胡志明市国家大学、顺化大学、太原大学和岘港大学。如河内国家大学，下设多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大学、科学大学、外语大学等等，让我们感到比较麻烦的是，上一层的总大学和下一层的分科大学，越南语的名称一样。在我收到的名片中，有些学者将下一层的分科大学英译为“COLLEGE”，也有一些学者将下一层的分科大学英译为“UNIVERSITY”。也就是说，前面提到的“河内国家大学（胡志明市国家大学）历史系”，准确地说，应是“河内国家大学（胡志明市国家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大学历史系”；而“顺化大学历史系”，应是“顺化大学师范大学历史系”。在一般人的称谓中，经常省去上一层的总大学，只称下一层的分科大学，不知两级组织在实际运作中相互关系，是否下一层的分科大学更具独立性。我对此曾有询问，但仍不得其要领。

河内师范大学历史系、河内国家大学历史系的师资力量应当说是比较强的，他们中间的许多人曾在俄罗斯（苏联）和东欧国家取得博士学位，近些年来也有人在西方国家的大学，如巴黎第一大学（先贤祠-索邦）、莱顿大学，取得博士学位。最近几年，越南各大学向中国派出大批留学生，河内师范大学历史系、河内国家大学历史系和越南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都有派往中国的留学生，分别在中国人民大学、吉林大学、中山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等校攻读博士学位。华东师范大学就有不少越南留学生。我们来不及进行精确统计，只是大约估计，在这两所大学历史系师资力量中，在国外大学获得博士学位者约占三分之一。这个比例远远高于中国大学的历史系。

同中国一样，越南历史学界也有国家级、部级（教育部、社科院、国家大学）研究课题，据称，国家级的课题资助最高可达人民币3万元，部级课题资助最高可达人民币1万元。一些单位，如越南社科院历史研究所，还设有给本单位人员的所级课题（据称有23个之多，没有询问其资助力度有多大）。然而，这些课题经费都是给单位或研究组的，没有给个人的。历史学的研究，虽然有单位主持、多人合作的做法，但从世界的经验来看，更适合于个人研究。我们也向他们介绍了目前中国历史学界更注重个人研究的做法，他们表示理解。

在访问中，越南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向我们赠送了一年的所刊《历史研究》（据称是越南历史学界的最高刊物，学者在该刊上发表文章很难），我们也收到一些赠书；但我们不懂越南语言，对他们的研究程度，还不能做出准确的判断。

尽管我们提出了访问越南各个档案馆的要求，然到了最后，也没有能走进任何一个档案馆，以结识那里的馆员，了解相应的馆藏。我们由此推测，越南的档案开放程度，仍然是相当有限的。

走马观花，浮光掠影，所观看、所了解的一切，应该只是表面的，缺乏深度；但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是，越南的中国研究超过了中国的越南研究。越南社会科学院设有专门的中国研究所，且是该院唯一的国别研究所。

教授与文庙

在访问越南的全过程，我们发现，遇到的老师或研究人员很少是教授，大多是副教授，或者只是博士和讲师。我们为此询问，得到的答复是，越南大学只有很少的教授，河内师范大学的教授数量算是比较多的，全校共有18位教授。

我向河内师范大学语言文学系陈登川（Tran Dang Xuyen）教授询问其评上教授的具体过程。他告称，教授的基本标准是独立培养两名以上博士、完成两项以上课题、出版一部学术著作、主编一部教材、发表一批有质量的学术论文；先是在学校内部评审，组成15人的委员会，全面评审申请材料，必须得到绝对多数的同意票；然后是教育部进行评审，组成11人以上的委员会，大多是全国的同行，也要获得绝对多数的同意票。也就是说，越南的教授不是学校评定的，而是由国家评定的。

仅仅从以上的标准和程序，当然看不出难度。同样的标准和程序，会产生多种多样的结果。由此，我问越南全国一共有多少位教授，没有人能回答上来。我又问越南全国一共有多少位历史学教授，他们掰着手指头数，称不超过10位。

由此，大多数老师与研究人员终生只是副教授，而且能评上副教授也很不错了，许多人以博士、讲师之职衔而退休。越南的同行告诉我们，一般的情况下老师评上副教授要到50岁左右，在40岁评上副教授者，是越南学术界的翘楚。在我这次的访问中，见到一位三十多岁的副教授（河内国家大学历史系）和一位刚满40岁的副教授（河内师范大学历史系），应当是他们历史学界的新生力量吧。

由此，河内师范大学历史系有4名教授和若干名副教授，河内国家大学历史系有3名教授（可能多为兼职）和若干名副教授，顺化大学历史系只有若干名副教授，没有教授，胡志明市国家大学历史系有6名副教授，没有教授，胡志明市师范大学历史系只有1名副教授，没有教授。按照越南的大学体制，副教授和教授可以担任博士生的导师，副教授和博士可以担任硕士生的导师。由此询问，各校招收的硕士生和博士生数量比较大，每位导师培养的学生是否会数量很多？他们回答称，经常聘请外校或研究机构的人员来担任兼职导师。

由于越南的教授与副教授不是由学校而是由国家组织评审的，教授与副教授的授职仪式，亦由国家来举行。教授的授职仪式由国家领导人主持，副教授的授职仪式由教育部领导人主持。举行仪式的地点在河内的文庙。

文庙即孔子庙。越南在历史上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奉行儒家学说（当然也有越南化的内容），举行科举考试。河内（升龙）有黎朝时期的文庙与国子监，我们在访问之际也去参观。与中国北京的孔庙相比，河内文庙的规模要小很多，但参观的人数却要多一些。许多年轻的女孩都在摆放的花前拍照。庙中供奉着孔子，供桌上香火不绝，前来施礼的人很多，听说每年高考之前，许多越南青年人会来文庙祈愿，以能考上心中的大学。庙堂前东西两庑，原来应是供奉从祀的先贤先儒神位的地方，改为旅游纪念品的商店，出售许多与考试相关的物品，其中有一种小条幅，用汉字写着诸如“高中”之类的考试吉利词语。我看见一个条幅写着汉字“杜达”，不明其意，问了一下，才知道是“及第”的意思。我又问了一下价，大约人民币二十多元，但已经卖完。另一家店也有同样的条幅，只要人民币10元，但不是手写的，而是印制的。在文庙中，也有一些人以笔墨伺候，为访客写一些汉字的条幅，挣其工值——毕竟现在的越南人基本上都不识更不会写汉字了。

河内国子监的遗址已经大体不存，但越南人谈起他们的大学历史，还经常追溯到他们的国子监，以示学术源流之久远。对比之下，中国的大学以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为开端，以示新旧两种教育制度之不同。前已提及，越南的大学本科学位称为“举人”，博士学位称为“进士”，而越南社会科学院也有了“新”的古老名称——“翰林院”。

与全世界其他地方的文庙所不同的，是越南文庙中的孔子身着帝王装。孔子与文庙在越南看来不仅是文化与精神的象征，而且也是国家权力的象征……

说起文庙中的供奉，还应提到顺化太庙与皇陵。

在访问顺化的时候，我们参观了阮朝旧宫殿的遗址，大多数建筑已在战争年代被毁。但阮朝的太庙仍旧完好，陈列着13位皇帝（包括保大皇帝）的神主，牌位、供桌等项一应俱全，而且每一位皇帝神位前都有香烛的供奉！我们参观了阮朝三位皇帝（明命帝，1820-1841年在位；嗣德帝，1847-1883年在位；启定帝，1916-1925年在位）的皇陵，在顺化城外，交通很不方便，不通公共汽车，参观的大多是外国人。我也注意到三个皇陵的供桌上都有香烛的供奉，在嗣德帝的供桌上，我和随行的学生也各插了一炷香。听顺化的同行说，这些供奉的行为是由当地政府进行的。我想，他们未必是遵循儒家教义的正式的祭祀，只是善意地对待先人，不管他们在历史上算是“好人”还是“坏人”。我们在顺化的时候，正是正月十五元宵节，也时常看见街头上一小簇一小簇的香火，据说是抚慰那些孤独的亡灵。

严霆为

虽说我们此次对越南的访问时间极为短暂，接触的人稍多，由此而很难建立起清晰可靠的印象；但两国共同的经历，使我们比较容易理解对方的个人经历。也有一些学者接触虽少，但在我们头脑中留有深刻的记忆。其中一位是严霆为。

严霆为（Nghiem Dinh Vy，1947-），出生于河内以外一百多公里的一个农村家庭，1970年毕业于河内师范大学历史系，留校为讲师，1980年在苏联莫斯科大学获博士学位；1984年起，先后任河内师范大学历史系副主任、主任、校长，河内国家大学副校长；2000年起，任越共中央科教部司长、副部长；2007年起任越共中央宣传教育部副部长，后改任高级专家。此后，他回任其母校河内师范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院长。

严霆为是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派往该校学习的一位硕士研究生的学术导师。由此，我们一行访问越南，他是接待方的主持人。我们在河内的访问过程中，只要他有时间，都会亲自陪同，这让我们很不好意思，毕竟他曾任高官，年龄也比我们大——尽管看起来比我还年轻。我们在顺化、胡志明市对各学术单位的访问，也是他操办的。

严霆为是一个办事细心的人，习惯于亲力亲为。在河内的三个早上，竟然安排让我们品尝了三种不同风味的越南米粉，而我这种味觉感与生活感都“较粗”的人，愣是没有尝出太多的差别来。他也是一个坚持原则的人，在与他的交往中，可以感受到民族主义的立场。他久任高官，对于本国与本校，都有忠诚度——尽管有时也和我们开开玩笑，说说越南的政治笑话，说说个人打趣的话。还需说明的是，严霆为曾任河内师范大学的校长、河内国家大学的副校长，仍然是副教授。在河内师范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的交流座谈会中，他作为院长，介绍该院副院长、语言文学系的陈登川教授，开玩笑地说，“我离开学校到党中央工作去了，等我回来之后，他成了教授，我还是副教授。”

以上所有这些，都应该是很正常的，我之所以会写他，是另外两件事。

我们一行在河内访问时，河内师范大学派出了校车，但学校校车不多，打车也是经常，严霆为时常与我们坐出租车。一次与河内师范大学历史系的同行一起去用餐，晚宴结束后，打出租车回住处。一行共五人，一个车坐不下，需两个车才行，而他在路边十分熟练地打电话，叫来一辆七座的出租车，以省下一点车资。在车上，我对他说，在中国像你这样的高官，很少会去坐出租车。他说，他本是农民出身，对这些也就不太讲究了。这是一。

我们一起去越南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交流时，车上谈起各自的家庭。问及其孩子，他告诉我们，有五个孩子！那是战争的年代，很可能也有“英雄母亲”之谱（现在的越南已是“两胎化”）。而让我们真正震动的是，第五个孩子出生后不久，他太太去世了，以后的几十年，没有再娶，而是单身将五个孩子拉扯大。他告诉我们，“开始的时候，孩子在乡下，父亲提供些帮助，经常要骑自行车回乡……后来孩子都到城里来了，小的孩子还很小……孩子们都很争气，大的孩子留学莫斯科时，也寄生活费回来补贴家用……现在他们都成家了，五个孩子加上他们的配偶，共有六个老师（真不愧为师范大学的校长）……有时孩子太忙，就帮助去接放学的孙子，经常一个下午要接四个……去玩具店时，别人买一个，我要买一堆……”他说这些话时，神态是完全幸福的！所有的男人都能体会到此中的艰难，在他个人事业相当成功的同时，五个孩子也都培养起来。这让我顿生敬意，甚至暗生妒意，在一个相对贫困但充满向上精神的家庭中，孩子大多比较成熟，比较有出息……这是二。

说起来都是个人的私德，但这种私德在东方国家中有着很大的垂范作用。我也听到河内师范大学的人员说，严霆为是他们的老校长，威信还是很高的……

preston

在胡志明陵前

在越南，胡志明仍然享有崇高的地位与威信。这表现在官方，胡志明陵作为国家的重要标志，建在河内的市中心；在各公共场所的重要位置，大多有胡志明的塑像；越南最大的城市西贡，被命名为胡志明市；国家最高的政治与行政学院用胡志明来命名，且设有专门的胡志明和国家领导人研究所；各大学设有专门的讲授胡志明思想的老师与课程，各大学历史系也有专门的研究者，胡志明市国家大学历史系分为8个学科：越南史、世界史、史学理论与方法等等，其中一项是“胡志明学”……而在我们短暂的访问中，也可以感到普通人对“胡伯伯”的敬意。他是越南的建国之父（Founding Father），且也没有诸如斯大林、毛泽东之类的过失。

在中国，我这个年龄的人群中，胡志明也是一个耳熟能详的英雄人物。越南抗美的一个个大捷，当时中国的报纸、广播都广为颂扬，中国各地也举行过多次声援越南人民的集会。当然，所有这些都已经过去了……

也因为这些原因，尽管我们在河内的访问安排很紧，但在离开河内的前一个晚上，早早结束了晚宴，来到了河内市中心的巴亭广场（相当于中国的天安门广场）。广场最重要的位置（相当于中国的天安门），是胡志明陵。

远远地望过去，夜色中的胡志明陵，在热炽的灯光照射下也显得相对宁静。这毕竟是逝去故人的安栖处。伟人与常人的区别，不在于躯体而在于灵魂。天上下着小雨，广场上没有什么人，一些警察在扎堆聊天。走到陵前，有着白色的警戒线，高大英俊的士兵肃立守灵，而警示牌用各种文字写着相同的内容，中文写的是“禁止进去”。我没有去过俄国，没有见过莫斯科红场的列宁墓，但在我的想象中，两者应有相似之处——胡志明陵是由苏联专家设计的。

在默默表示敬意后，我在巴亭广场漫步，想看看越南的降旗仪式，一直等到8点多，天完全黑了，也没有看到。我们看到了夜色中的主席府（原法属印度支那总督府）和胡志明纪念馆，看到了有名的独柱寺，也去了独柱寺旁的一个寺庙（似乎是以佛教为主多教并存的庙宇），看着普通越南人正在做一种奇特的法事——我也很奇怪，在这个重要区域中看起来很一般的寺庙，如何能安然无损地保存到今天，没有被拆掉……

就在胡志明的陵前，我突然想到，中国与越南的关系，应当是两个主权国家之间的正常关系，千万不要追求什么特殊关系。作为历史学家，我大体知道中越关系的历史——传说、北属、独立、朝贡等多种形态交换更替；到了越南的阮朝（1802-1955，1884年后名存实亡），与法国交好与交恶，与中国的清朝恢复宗藩关系；此后是中法战争、法属时期、日本占领时期，再后是“同志加兄弟”的“友好关系”，再后又是“地区霸权主义”……所有这些，大体都可以看做特殊历史时期的特殊关系，恩恩怨怨，波澜频起。到了今天的国际环境，两国之间应当“存异”而不必刻意“求同”，对于国家利益不应有丝毫的客气，更不必去追求“友好关系”——所谓的“友好关系”，往往夹杂着国家利益的退让，最后都是靠不住的。世界上的事情，有多少恩便有多少怨，有多大惠便有多大仇。两国关系的“双赢”，通常只有理念上的意义，在至今为止的世界历史上并不多见，多见的是“双输”。不如各家过日子，来往的每一笔账都算得清清楚楚……

当我到了顺化，看到阮朝皇宫的大门为“外三内五”（外面看是三个门，里面看是五个门，其中有两个门是相通的），即“外王内帝”之用意（外面是符合朝贡礼法的“国王”的体制，里面是独大的“皇帝”的体制），这种正常关系的想法，更加明确起来——各家还是过各家的日子吧。

当然，我只是一个普通的教授，且从事专业是历史学而不是国际政治论，没有什么政治影响力。以上所言，只能是一种私议或个人心情的表达罢了。

感受到的经济生活

越南是一个经济高速发展的国家，尽管目前与中国还有一些差距。据越南人士自称，越南的“革新开放”比中国晚了十多年，而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也比中国差了十多年；但据我在越南的感受，他们的进步速度比中国快。这个一度是亚洲最穷的国家，在社会经济层面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去访问越南之前，我很想了解越南的校园文化，便提出是否能住在校园内的要求。主人便安排我们住在河内师范大学的外国留学生宿舍，和刚刚开学返校的学生住在一个大院里，每天都能看见年轻的学生。虽说已是该校最好的客房，房间也很大，但仍能感觉到经济上的差距。当主人问及我的感受时，我也如实地说明，“让我重新回顾了二十年前的生活。”同行的崔丕教授告诉我，他睡觉时听到了鸡鸣声。在顺化和胡志明市，我们由主人联系住在“四星级”、“三星级”宾馆，宾馆里也有越南旅客，还不是完全只住外国人或高等越南人的“五星级”宾馆。由此，我们一行，与越南普通人之间，大约还不算“隔”。

越南经历过严重的通货膨胀，目前越南盾与人民币的比价是3400比1。我看到越南票面数字极大的钞票，后面有着许多0，心想越南人的数学一定很好——他们已习惯用大数字来做日常的交易。实际上，聪明的越南人在日常生活中习惯性地省去了三个0，他们实行千进位，也就是多少K，而1K大约等于0.3元人民币，而使用万进位的中国人，则以万除三，多少万越南盾除于三，等于相应的人民币数字。

由于是第一次去越南，也不方便打听各人的具体收入，就一般的感觉来说，普通越南人的收入大约是中国的三分之一。顺化大学历史系一名三四十岁的女教师月收入为300美元。从实际购买力来估计，可能差距还不会那么大，特别是北、上、广的高房价影响下的物价。当然，针对外国人的货物与服务，越南的价格一点也不比中国低，就如北京针对外国人的货物与服务价格相当于纽约和东京一样。

根据越南同行的介绍，越南北方文化力量强，经济力量弱，南方经济发展快，文化发展慢。从河内与胡志明市两个城市来看，也确实如此。河内各大学的教授、副教授的数量明显高于胡志明市。从位于大楼13层的越南社会科学院中国研究所看河内市景，高楼并不多。著名的36条老街，尚未得到精心的保护，显得有点杂乱，同行的崔丕教授让我注意街上的电表和电线。我们从顺化飞抵胡志明市已是深夜12点，机场仍很热闹，旅客在“抢”出租车。从机场到宾馆的路上，街道稍显宽广，也显干净。第二天早上，在宾馆9楼用早餐，只见高楼林立，与中国一般省会城市没有太大的区别。我也在街上看到正在行驶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老式奔驰（Mercedes-Benz）和最新款的宾利（Bentley）。于是我又联想到中国，前一段时间也有同样的情况，北京与上海、广州相比，文化实力远远超出而经济活力稍显不足。

胡志明市，原名为西贡（Saigon），法国人入侵越南南部后逐步发展起来的城市，曾是法国殖民时期南圻总督所在地，越南共和国（南越）的首都，是越南最大的城市。到达该市后的第二天，恰是星期天，我们所住的宾馆邻近边城市场，据说是胡志明市最热闹的区域。早餐结束，天气良好，温度从原在河内的15℃一下子升到当日的最高34℃，换上轻便的衣服，我们一行步行去统一宫参观，即原来的越南共和国（南越）的独立宫，也是他们当时的总统府。

在越南闹市区被抢劫

从统一宫出来，沿着大街，看见许多青年人在树下小聚。有些人手持吉他，打着用音箱做的“鼓”，唱着歌，自娱自乐；有些人骑着小轮自行车，表演车技；更多的是朋友之间的小型“野餐”。我也拿出照相机拍了许多照片。没走多久，到了圣母大教堂（红教堂），据说是远东最著名的教堂之一，从外形来看，与巴黎圣母院很相似，只是不用石头而用红砖建成。虽是星期天，教堂却不开门，于是我从教堂前的小广场，试图穿过马路，去对面的中央邮局——那是法国人在1897年开始建造的老建筑，也是一个著名的景点。

就在过马路的瞬间，事件发生了。

越南是一个摩托车成灾的国家，在河内时就感到过马路很难，许多地方没有红绿灯，须得穿针插缝式地过马路。我从教堂过往邮局，走在马路中间时看见一辆摩托车正向我驶来，我本能地躲了一下，他经过我身边，一把抓走了我手中的相机，我的手指甲也因此爆裂。此时的我，完全是麻木的，马路对面邮局前一群白人血统的“老外”们目睹这一场景，群起大声惊叫起来。我看到他们的眼神，才明白我被抢劫了！（我事后感到，他们能快速意识到发生抢劫，很可能已得到相应的警告）我连忙看了一下，抢匪是一个三十多岁的男子，他还回头看了我一眼。

这绝对是越南全国最为热闹、旅游者最多的地区，星期天，中午十一点，阳光明媚，抢匪的身边有无数的摩托车，路边也有停着的汽车和坐着的司机。所有的人都亲眼目睹光天化日的恶行，但周围的一切依然冷漠，没有人在行动。他们或许司空见惯、习以为常了？

按照原定的计划，我们一行应在顺化坐火车到胡志明市，以能体会一下法属时期建成的“米轨”小火车，沿着南方的海岸线欣赏沿途的风景。尽管这一段铁路不长，需时长达22小时，但可避免飞来飞去、从机场至宾馆、毫无特色的习惯性旅行。为此，我专门准备了单反相机、配了一个变焦镜头，以能在火车上或车站上抓拍。哪知是春节期间，买不到火车票，最后还是坐了飞机，而这个极为沉重的相机一路上给我和随行的学生增加了不少的劳累。我用它拍摄了几百张照片，留下了在越南的全部美好瞬间。我也曾想过，早知如此，就应带轻便点的微单相机。而这个很贵也很重的相机，包含已拍的几百张照片，在瞬间被抢走了！

也就在这个地区，有两位穿着绿色制服、戴着有棱布帽的人。他们可能是越南的“保安”。他们眼见了一切，也了解全过程。通过他们的对讲机系统，又来了一位“保安”。我们的两位学生用越南语跟他们交涉了很久，要求他们报案，呼唤一下附近的警察。他们先是回答已经报告，警察很快来，后来让我们自己去警察署，并称这样的案件，即使报案也只是简单登记一下，照相机是追不回来的，没有什么用处。我们由此准备自己报案，让人吃惊的是，他们竟然宣称不知道报案的电话！通过河内的熟人，总算知道越南的报警电话是113。电话打了过去，说了半天，还是让我们去警察署。于是，整整拖了近一个小时，叫了一辆出租车，根据“保安”提供的地址，我们去了附近的警察署。

在越南8天多一点的访问中，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就是在管理胡志明市最为热闹区域的警察署度过的半个多小时，我们得到了绝对称不上“礼遇”的接待，拖拉、敷衍和漫不经心，看不到他们的责任心。其中一位警员（警号280-400）抽着烟（室内有禁烟的标志），大声指责报案单的写法。他的那种态度似乎我们不是受害者而是罪犯。舍彼有罪，若此无罪。我很温和地问他，“我们是受害者，相机被抢了，你作为警察有什么责任？”他看了我半天，不解其意，最后说，“我的责任就是让你们填写报案材料。”由此，换了一位警员（警号281-791，Le Hong Quan，一开始也是由他接待的），态度好了一些。我们看到房间里贴着胡志明市各区值班报案电话表，想用手机拍下来，他用温和的态度制止说，“这里不许拍照。”我问这一重要的闹市是否经常出现抢劫？他称，“也有一些外国人因为不警惕而出现了被抢劫的事件，但你是今年的第一起。”

到了这个时候，我对越南的观光意义上的访问自我中止了。我不知道越南的治安情况，但这个上午是我们未有当地人陪同、自己出游的第三次（第一次是个下午，去了河内的文庙等处；第二次是一个晚上，去了巴亭广场）。由于报案需要填写护照号码及签证时限，我们只能先回宾馆。当天下午，我不再外出，待在宾馆里，心想明天还有两个学术访问（胡志明国家大学历史系和胡志明市师范大学历史系），结束后明晚便可以打道回家。当晚，崔丕教授对我说，下午到警察署送报案材料时，看到一对白人夫妇由宾馆服务员陪同也在报案，妻子被抢了，是一部三星相机，人被整个拖了出去，腿上有伤痕，在警察署里哭泣……第二天早上，在宾馆用早餐，听到三位人士讲中文，我便问其来自台湾还是大陆，并善意提醒我被抢了。得到的是滔滔不绝的回复，让我吃惊：他们来自台湾，多次到胡志明市，“在这里一定要注意换钱和被抢……开始我们不能在银行换钱，在金店换钱，会调包，手法很快，根本看不出来……平时的包一定要斜背，单肩背包容易被抢……不要走在路边，离机车（摩托车）远一点……如果要在马路边拍照，旁边站上一个人进行掩护，拍完后立即离开……被抢后千万不要追，后面可能还有一个骑机车的帮匪，给你一击……”

行笔至此，在越南所有的美好画面随着几百张照片被抢匪夺去而逝，留在眼前的，是这张报案单，留在脑中的，是警号280-400警员不那么美好的容貌。这可真是不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