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旧体制的无可奈何花落去
究本溯源，十九世纪兴起的马克思社会主义，原是强权世界孽生的一个激进宗派理念。二十世纪前期的法西斯主义，是对它的理念的补充或修正。它们的不同之处，是方式、对象各异。马列革命的对象是剥削阶级，法西斯要消灭的是劣等民族。相同之处皆是对资本原始积累阶段人性恶一面的大警示。在地球文明并没有人类自诩伟大的时代，它们并非全然不可理解。事实上，战前的自由资本主义若无权力制衡机制以及民主与人权这一减压阀，资本与权贵同流合污下的唯利是图一样会是一个短暂的历史现象。因为它推动的丛林法则只会让人性恶的一面表现无遗，让文明倒退回动物世界。正如今天占主导地位的美欧现实，仍然需要不断地改进、改革一样。毫无疑问，由极少数人通过强权占有绝大多数人的生产与生活资源，决非未来人类文明的常态。一部充斥着太多血与泪的文明史，从来就是一部有损于人的称谓的权利争斗史，它有着相当的历史必然性乃至合理性，却不等于它永远具有必然性与合理性。事实上，二十世纪已经开始揭示此问题的极其重要性，突出表现为二战彻底撕开了人类文明荒谬一面的脓疮。人类作为一个特殊物种，为使自己生存、繁衍、发展，在与自然界的征战中，无疑表现了莫大的悲情、智慧、勇气。在自身之间如何相处中，迄今为止并谈不上成功，基本上是失败。或者说，文明远未成熟。民主使开辟新路有了可能，但若制止不了借助技术权能膨胀的人的贪婪心，文明仍不免走向毁灭。仅仅一个与自然界无法有机相处，就不是人类吃得消的。无疑，理顺人与人之间的根本关系，可成为生命无意义的情况下，制约不愿负责任的贪婪心的解毒剂。欲制成此种解毒剂，民主乃是目前能提供的主要原料。不得不说，无论法西斯主义、马列社会主义或新的恐怖主义，皆非文不对题。法西斯主义为世界埋葬，马列社会主义需要退出历史舞台，恐怖主义不能为高科技时代接受，皆在于它们的以恶抗恶，以暴易暴，权力无制约的行为，势必走向极端地反人性、反人类，也就势必会被时代首先阻止。一百多年来唬人无数的意识形态论战，特别马列追随者的万千论证，基本是垃圾，因为真相其实简单。说到底，人类命运是否悲哀是另一回事，既然发展出了文明，至少感情上、本能上便不会答应让文明毁灭。生命的万有引力当然是各种欲望与强权，但是文明的基础却是良心、良知、互爱、共存。
所以，源远流长的社会主义，原是无穷无尽的灵与肉相冲突的必然反映，一应追求普度众生的宗教，对此皆有异曲同工的阐述。不幸的是，通向理想的彼岸，中间有个深不可测的漫长的、遥远的过程。一应希望造福于现世的社会学说，皆不可以想当然地打造一个包罗万象、直达天堂的路线图，更不可以自封正确或科学。比较稳妥的做法是，谦虚地看待自然与社会，认真地倾听反对方的意见，通过争呜，互相取长补短。马克思社会主义却不是这样。为了证明自己的理念唯一正确，马克思竟自封科学，并且把它发展成为一根打压不同见解的棍子。杀气腾腾的《共产党宣言》，就是一根挥舞起来便置人于死地的棍子，当然，这棍子最终也击向了自身。仿佛罗伯斯庇尔的革命专制，让无数人上了断头台，最后也把自己送上了断头台。它忽视了科学固然是文明殿堂的梁柱，良心良知却是供文明殿堂立足的坚实土地。另者，科学本身属于进行时，且不足以指导或裁决灵与肉的万千冲突。蔑视良心、人伦的基础作用，乃马克思主义，法西斯主义皆一味追求冷酷无情人生观的致命伤。它们太过关注人世间的恩怨情仇，不肯想象地球文明只是茫茫宇宙中的一叶浮萍，人的情感、思维乃是一个永恒的磨合，认为凭借一种强力就足以改造和改变几千年文明形成的合力。突出的现实悲哀是，达尔文的进化论属于科学，现阶段仍能够很好地解释生物的演化，却不可以套用人类文明，尽管人类告别不了生物属性。不然的话，关于二战的结论就全错了。而依得逻辑，联合国还应该为希特勒、东条英机等人平反才行。因为法西斯主义何尝不属于遵循了优胜劣败的自然律，既然它在按照科学行事，又有何错？而依得马克思社会主义，阶级斗争也是没有错的。因为阶级与斗争，皆客观存在。难怪今天的毛左派，还在鼓吹阶级斗争并不输理。排斥协商、崇信暴力的阶级斗争确乎不输理，却输人情、人伦、人性。再者，马克思学说里面固然含有理性，某些部份合乎科学，总的理论体系却又明显地反科学。因为只要人类存在，文明演进便会无止境，学术创新也会无止境，他却强使未来的人类遵循他的演进思路，于是使他的科学社会主义大体系回归到了天主教旧教：一切都由上帝规定得好好的，照着做就得了。自称无神论的科学，本质上成了唯我独尊的一神教。
本来，赤裸裸的反人类的法西斯主义就不去说了，只说让人伤心的马克思社会主义。没有它，不同文明的冲突，在国家悖论的导向下，一样会要出来种种时代悲剧。今天的俄国就是一个例子。它放弃了已被理性与现实皆证明为落后、复古的马列社会主义，承认了当然有缺陷但前景广阔的普世价值，实行了吻合工商业经济的民主制衡制度，但是它与欧美的深层次矛盾依旧存在。今天的克里来亚事件，到底是欧美挤压了俄国的战略空间，还是普京新沙皇及其上层权贵骨子里丢不下世界帝国梦？不过，马克思社会主义理念在一个多世纪起了为虎作伥的作用，也是显然的。此种误人不浅的理念原本只不过时代悲剧。它只要不曾与强权联姻，它充其量是个性格有点乖戾的老姑娘。既与强权联姻，它们便孕育出来了连它都难以辩识的虽智识浅薄、却擅长拳脚的怪胎。自斯大林以降，社会主义更多地属于打着它“科学”旗号的野心家、独裁者、既得利益者刻意为之的问题。在崇尚科学的时代，“科学”二字当然更能迷惑蒙昧民众。全然不要时尚，只能是海盗的行为。因为便是北韩那种陈腐不堪的政权，招牌上也是要涂刷一层民主的时尚金漆的。这里，重要的不是共产制度或民主制度谁的嘴巴厉害，而是各自社会实践的效果，特别是谁能跳出有史以来的三世说。要说这个纷纷扰扰的世界有客观标准或试金石，这里无疑就是客观标准或试金石。二十余年里，中共创造了众多新词汇，“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四个全面”、 “三个自信”等等，相比较改革初期提出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在乏味至极。然而，即便能够打动人心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事后也变异成了让人失望的政治语言。既然如此严肃的基础理论都成了不作数的政治语言，那些词汇创新又有什么意义？认定改革进入了死胡同又怎是妄谈？
就今天的中国来说，官方谓之的特色社会主义要跳出三世说，最有效的办法乃是关闭一切现代通讯手段，禁止人口流动，全面关闭国门，再让八千多万党员皆享有一份相等份额的世袭特权。前者能让日后的中国人不识有汉，遑论魏晋，后者能让八千多万人拧成一股绳为党而战。它显然做不到这一点。如此，这种坚持返祖的体制最终党内都会通不过。它由尽失民心，再到失去党心，时间而已。它的体积越膨胀，作为个体越不易出人头地，固有的质量就越发被稀释，届时雪崩的效应就越大。苏共就是这种情况：队伍少的时候，夺得政权；队伍多的时候，领导了卫国战争胜利；队伍大扩张的时候，“亡党亡国”。但是，不让体积膨胀吧，一样行不通了，因为已时过境迁。就算不属于众叛亲离，至少也是拥护者越来越少，一样要命。此种体制曾经的高质量、高效率以及号召力，源自蒙昧时代共产神话展现的人人平等远景，尤其中上层官员的特权曾被控制在大多数追随者的可接受度内。然而，一场低素质的农民革命的目的，本来就是夺回自己的权益进而乃是酬劳，其它一切皆手段。中共不过是太平天国拜上帝会的翻版。它们的不同之处是，一个成了气候，一个中道夭亡。它们的共同点是，请神容易送神难。因为蒙昧时代成就轰轰烈烈事业，激情远比理性重要，需要仰仗神意高于一切。但是，天上的诸神不食人间烟火，人间的众神却有食、色、性的需求。只要人间的众神表现出了超常的食、色、性需求，曾经的神话故事便不值一文。如果说唯物主义含有相当真理成分，这方面倒是能够成立。
由党的利益高于一切演绎为行为上的党性高于人性，乃是神明时代神意高于一切的现实写照。它曾是中共得以组织严密，纪律严明，因而具备战斗力的基石 。它是那样明显地悖于人伦和人性，相当时间内却能为众多追随者认可与实践，全因前述两点的存在，使追随者虽良心不是滋味但是不觉得是犯罪。或者说以往约定俗成的法不治众观念，冲淡了具体人的负罪感。突出者如中共的狱警对待已精神失常的弱女子张志新，不信他们的良心全都无动于衷。此种只有凶残动物才能干出来的事情，当然证实了党性高于人性的力量。今天，不要说吃够了苦头的老百姓不会响应当局的号召，再演互相揭发，互相斗争的闹剧，便是中共体制内部，那一套也显然行不通了。但是，现体制的治理思路仍是如此，实事求是仍不过是政治语言。突出表现为毛的独裁不但使中国，而且使中共异化为一个超级绞肉机，遂出来了邓的力挽狂澜。可是依据邓理论发展的党内“集体领导”，又异化为了“九龙治水”，表象上一团和气的背后，是各方更加心理阴暗的争权夺利。面对如此不接地气而来的乌烟瘴气，今天的习、王又得强调权威，不由人不联想到罗马帝国的频繁更换统治术，但是万变不离其宗。中共体制与约制均衡犹如水火不可相容，它需要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全都无条件，人性在组织面前只能屈服。特别非常时刻，它需要大面积调动追随者对死亡的天然恐怖感，才能凝聚力量。关于组织一样可能犯罪，因为党也罢，乃至国家，皆可能犯罪，犯了罪怎么办？中共体制历来不理会。当然，它有它的苦衷，不这样做，它将因神话破灭、斗志懈怠而成为一盘散沙。或者，它只能依靠在党内特别中上层内广撒恩惠，演变为纵容贪腐来维持同心同德。六·四之后用贪腐治党治国，相当程度上原是共产神话破灭后，本身就智识浅薄，且只能守成的高层的不得已而为之。由此会带来什么恶果呢？他们未必全然不识，但是顾不了那么多了。如果他们本身就腐败无能，腐败自然如脱疆野马。毕竟，使用贪腐治吏治国，不是他们的发明，但凡从中世走向末世的专制政体，基本上皆是这样演变的。主要是，要保持全党特别中上层的战斗力，要维护组织的神圣不可侵犯地位，总得有原动力才行。既然阶级斗争、最终自己也会被绞肉机卷了进去的那一套不可再用，那么便只能仰仗邓小平的让一部份人、现实条件下就是让有权有势者先富起来。果然，二十余年里，中上层一直不失为和气、和谐、团结，但凡闷声发大财的新贵名流莫不颂扬“春天”，全因劣币在驱逐良币。特别大量窝案，当事人当然要和气生财，要支持稳定，要歌颂总设计师邓小平。视中共此种体制特性为邪魔附体，自属另一种政治语言。但是，此种特性只适合于蒙昧时代的战时体制，不适合文化科学昌明时代的建设体制，也是显然的。人类社会与动物世界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靠思想发展，后者靠本能生存。共产体制自以为思想最为先进和远见，但却只能以力服人，这在今天的时代又如何行得通？本来，鉴于人性的弱点，生产力的局限，一时的逆天行事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改，是变本加厉。如此，它不可能长存于世，乃是必然。不妨说，今天习、王的新政尤其强力反腐，既可以说是在拯救现体制，也可以说是在摧毁现体制。
中共需要浴火重生，就不可以再在旧体制内打主意。赫鲁晓夫只不过一个开明派，苏共那些旧脑筋尚且容不下他，结果是一代不如一代，无可避免地迎来大崩盘。中共自建政以来，先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带来了一系列的天怒人怨，迫使它不得不改革。邓的改革理论与实践一样好景不长，致使改革进入了死胡同，演变出了今天又一轮天怒人怨。对此，中共即便纯为自身利益着想，也该认真反思。因为这页历史理应成为中共的前车之覆，后车之鉴。这既是文明演进的迫切要求，也是道德大滑坡下的基本人性要求，更是它面对深刻危机的生存要求。实际，中共曾在抗战初期，为国家、民族，亦为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一定贡献。因为二战打败法西斯于人类文明的最大建树，在于避免了很可能延续几百年的黑暗时代。当时，它固然只是作出了一支偏师的贡献，但也基本上尽到了力所能及的努力。这是它暂时终止了追求马列革命，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的结果。换言之，只有在这样的前提下，它才与中国命运有机地结合在了一起，当然也使它获得了踏实的大发展。除此以外，它便与中国命运的要求渐行渐远。既然它在事实上把一已私利与中国命运对立起来，它又怎能要求日渐觉醒的各阶层民众诚心拥戴它？中共是否一己私利至上？实际是它自身也不否认的。例如它今天一再强调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没有此前的立党为私和执政为官，又何须什么“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固然，强权时代要求专制政体“执政为民”或“立党为公”，本身就是不黯世事者的幻想，但是现代文明条件下，终归有个过不过分的区分。过分的自私、贪婪、凶残，不啻于替自己提前敲响丧钟。邓小平主导的改革，原该从这个历史纵深捡讨过去，展望未来，如此方为治本之道。可惜，他终究不属于二十一世纪的人物。而改革者仍旧以为党国的力量，可以化一应腐朽为神奇。突出表现在前后两个三十年不可以割裂，也就使改革的悲怆情怀异化成了自欺欺人的皆大欢喜，不复再有忧患意识和原动力。此为改革终究走不出死胡同的逻辑使然。
中共体制既走不出死胡同，也就只能凭恃国家机器的镇压功能。今天，国家机器仍有余力维稳，并非国家机器特别强大有力，而是由于各阶层在经济生活中仍能觅到一点机会，暂且分化了怨气与戾气的合力罢了。在知识与理性层面上，它已输尽了理。在社会生活与人的情感方面，它尤其已信誉扫地。特别权力世袭制方面，要比毛泽东时代更加反动，埋下无穷隐患。实际，北京中枢对此焉能不知，不能认帐罢了。显然，这是极其严重、可怕的局面。
中共欲求浴火重生，无疑非与马、列、毛切割不可，非与专制切割不可。其实，与它们切割，中共未必一定解体，当然需要付出相当代价。但是，壮士断腕，固然痛苦，却能换来新生，博得理解和尊重。只要从此身正不怕影歪，耽心解体便是多虑。反之，仅此一事就足以使它跳不出围城。因为仅仅一个要保住党，就势必再现以往年代里我不整你，你会要整我，我不杀你，你会要杀我的连续剧。
那样的剧情实在不可再上演了。拿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来说，据说，他从不整人，这在中共上层极为罕见，但他却避免不了被人整得惨。当我不整你，你会要整我，从而防不胜防成为了生活共相时，几个殊相例子便没了意义。今天的有权有势者拼命敛财，分明受此影响极大。目的只能是一旦情况不妙，自己与亲属仍留有退路。在党性高于人性，最终势必演变为良心如粪土，信念等于零，为了党的利益仍旧指鹿为马的大气候下，谈什么让酷吏们对待草民会枪口抬高一寸，或让法官们明白良心才是最高的法律？这样的情况只要迎来非常时刻，人便无分阶层和贵贱，就生命意义而言皆退化到了动物世界。而就历史来看，有什么样的法庭，就会有什么样的审判官，谁也担保不了不会再现非常时刻。例如湖南省的唐慧事件，先是黑恶势力摧残女儿，接着公权力又凌辱母亲，怎不让人心寒？诚然，唐慧事件得到了改正，却是慑于公愤。并且，中国的类似事件会因此绝迹么？事实上，体制外的老百姓固然活得无尊严，体制内又有几个人活得有意义？突出的例子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周恩来，他晚年心境的悲苦，非常人承受得了。他活得那样违心，那样艰辛，肯定不是他早年追求的目标。综观他的一生，含辛茹苦，竭尽愚忠，仍于事无补；毁誉交加，困于何物，令人唏嘘；如此追求，弃之何惜？另一个突出例子是赵紫阳，仅仅表现了一下人性，就只能在长达十五年的软禁中走向另一个世界。不论毛时代、邓时代还是今天，体制内究竟有几个人堪称胜利者？而所有体制内的失败者，对往事莫不痛心疾首，或悔不该投身肮脏的政治，或谆谆告戒子女亲属不要再进官场，这样的例子可谓成千上万，实在无须再列举。便是大量的贪腐官员，一定意义上又何尝不属于现体制的受害者；特别那些根基不深者，毫无历史眼光，竟认识不到他们的行为无异于与虎谋皮。因为无论政局如何演变，权力圈都不会容忍他们，因为这个国家属于权力圈，卧榻之侧，怎容他人酣睡？因为权力圈要的是忠心能干的臣仆，不是心怀杂念的混混。当年文革期间那些新贵，几个人逃脱得了权力圈的清算？他们实在应该以此为鉴。他们不值得同情，在于他们虽是受害者，也是凶狠的害人者，老百姓才是不折不扣的受害者。如果说强权时代人类皆挣不脱文明荒谬的宿命，现代文明条件下终归还是出来了范围、程度的区分。中共体制既已把文明的荒缪推向极致，党运也就骑上了虎背，如果仍不能改弦易辙，那就只能任由这头狂怒的老虎驮着它狂奔下去。何处软着陆，是归宿？只有天知道。
所以，今日中国的沉疴，中共的困境，社会生活剪不断，理还乱的种种麻纱，，有数百年来世界赤裸裸强权的原因，有自身文明蜕化变质的历史原因，但主要始于毛泽东醉心于权欲，由他效法斯大林模式建立的党国一体、政教合一病灶。
改革，曾使病情一度好转。但是，可怕的病灶在邓小平手里，也就修复了顶多一半。既停了停复，病情不但马上反弹，而且全面并发。他不曾继续修复下去，原因很多，主要两点却也十分显然。已经成型的权力架构的如山阻力，早已定势的人治思维的顽固惰性。关于前者，不宜苛求他。他的目的本来就是修补篱笆，不是另外打造新墙。况且，他并没有那个能力也没有那个愿望打造新墙。因为他未必不知道毛泽东害苦了中国，也害苦了共产党。但是，要打造一堵永久性新墙，时间须在建政初期，主导者须是毛泽东。时机已失，谈什么都迟了。犹如巨石已从山顶上落下，谈什么转向和叫停一样。改革，当然是无奈之举，但就事论事，他所作的个人努力及引发的效应，仍应归于浓墨重彩的大手笔之列。毕竟，改革是个浩大工程，他只能做他那个年代的事情。关于后者，有他的知识局限、思维陈旧的原因，也有他专制条件下英雄性格、自身利益的原因。他的百年改革设想，本质上是在效仿圣经要日月星辰听从他的调遣，奈何地球是绕太阳公转。他曾是毛泽东朕即党、朕即国家的受难者，他被迫向毛泽东写的那些检讨与保证，何尝不属于悲哀？但他自己又何曾真个敬畏民主？此二者十分重要。或者说，他又哪有能力真正在党内，继而在国内推行民主？如果说前后两个三十年不可以割裂，这方面而言倒也很对。作为汇集了中国众多精英的超大型垄断组织，中共并非无贤才，如果中共体制不使他们说违心之话，行违心之事，他们未尝不能推动中国社会大进步。实际，美欧社会未必遍地皆贤才，无非多数情况下，宪政保障了各阶层的安全感，有了条件人尽其才罢了。重要性就在这里：正是中共体制的一次又一次人人皆要过关的思想整肃，跟对人还要肯整人，远比拥有知识才干重要，加上特权一定会要诱发人性中阴暗面的表现无遗，遂摧残了社会的英才，也摧残了党内的贤才。汰优存劣的结果，是它自己都感到了虽官员云集，却贤才难觅。但即便如此，残存下来的一批良知未泯的贤才，仍奋起帮助邓小平成就了改革初期的轰轰烈烈，他却说他选错了接班人。而他中意的接班人，在他面前固然唯唯喏喏，讨他欢喜，但又为中国带来了什么呢？带来的是各行各业，皆群魔乱舞，居然用腐败网络公权力，用比赛淫欲结党营私，再用所谓“三个代表”来为自己贴金。学运，其实当时的条件下，可望成为邓小平改革的助力和推力，正如庐山上彭德怀的上书，其实当时的条件下，可望恢复中共上世的声誉一样。这并非全无可能，因为历史上的开明皇朝里，也曾有过感动人的佳话，特别有个较好的体制，能够约制他们人性弱点的话。既然没有约制他们的力量，那么党政军诸公也就只能眼睁睁看着极度自负的领袖，一演再演一言堂，遂使事态反向而行。
功高震主，从来是专制政体的大忌。此种制度的英雄，终必远贤才，用庸吏。演变为用奸雄，用奴才，用国贼。不然的话，时任总理便不会让国人那样失望，邓小平也就可能避免动用军队弹压学运那步棋，更不致于出来他去世后的假改革。当然，决定武力镇压学运，是综合考虑的结果。其中波兰的故事，对他的决策应起了很大作用。波兰的团结工会能够成气候，只能是此前政府镇压不力的缘故。那种一次只杀几个人、几十个人的挠痒痒行为，显然不是专制英雄作为。的确，如果此前波兰政府放开胆子大开杀戒，事情也许会另向发展。说不准，整个苏东地区再走十年马列社会主义正路，也是可能的。然而，正是放开胆子武力镇压加上假改革，给中共统治带来了极大的杀伤力。赫鲁晓夫之后的苏联二十年，未曾出现经济奇迹，也未曾出现不可收拾的官德损、民德毁，效果上反倒有利于尔后根本制度的和平转型。邓小平之后的二十年，与当初苏联的情况刚好倒了过来。赫鲁晓夫在权力斗争中成了祭品，邓小平在权力斗争中成了神牌。在难得的世界新形势大助力下，中国经济奇迹有目共睹，不可收拾的官德损、民德毁一样有目共睹。明明是自身的原因，毛左派却说成是“境外腐朽思想的影响”。赫鲁晓夫从根本上否定了斯大林，邓小平只否定了一半毛泽东，不同的见解与行为当然会要带来不同的效果。如果说政治手腕上，戈尔巴乔夫不如邓小平，那么顺应历史潮流方面，邓小平的目光非但不如戈尔巴乔夫，也不如赫鲁晓夫。此实为当年苏联人之福，当然，中共不会认可这一点。如果尔后的根本制度转型，不能和平进行，甚或引发混乱、动荡、大清算、大流血、使生产力迎来一曝十寒的大灾难，是非功过，又该怎样评说？三十年来海内外一味颂扬邓小平的众多高论又怎能立足？到了那一天，到底是毛左派错了呢？还是改革派错了呢？抑或它们都错了呢？一如北宋的国运那样，到底是王安石的改革错了呢？还是反对改革的人错了呢？抑或包括皇室皆错了呢？例如，周永康如此恶贯满盈，理应对他之所以飞黄腾达进行追责。就人事追责来说，搞“三个代表”的人无疑难辞其责。但是，若对搞“三个代表”的人追责，逻辑上又会要追责邓小平。中共高层又如何突破此种悖论？
今天，习、李、王开启的新政，无疑是希望挽狂澜于既倒。然而，即便实现了一时中兴，只恐也只是推迟了矛盾的爆发。如果中兴不成，就更加不由人不为他们捏上一把汗。很简单，王朝进入下世，势必不再顾及起码的理性、斯文、逻辑。例如，不去说时不时冒出的党八股文章了，只说近来广为流传的一句话，休想“吃党国的饭，砸党国的锅”，这哪里是现代政党、政府的法治语言，闻者仿佛回到了皇恩浩荡的时代。在皇恩浩荡的时代，臣民们吃的皆是朝庭的饭，还想着砸朝庭的锅，当然十恶不赦。可是那般皇恩，现代人只会为之齿冷。那分明是在咆哮：“老子就是这样，不服，老子就弄死你。”习的优势在于他是正宗的红二代，权力圈子里具备合法性。另者，他形象亲和，白话多于官腔，有一定魄力，愿意有所担当。正常的社会里，后面几条应是他的真正优势，足可以使他做出相当成绩，因而出身可以忽略不计。毕竟，靠父辈上位已非当代文明时尚。可惜今天的中国，此种关系仍要颠倒过来。就凭这一条，他前面的路就难以如他愿，因为现实决定了他既跳不出病灶，他和王岐山就不免生不逢时。换在二十年前，他们兴许能够大作为，如今已经时过境迁。如果他乐意又做维持会长，或者欲把中国拉回毛时代，他获得权力圈的拥护很可能反倒多一些，很可能日子也能过得轻松些。固然，那只是饮鸠止渴。现在看来，他多半无意把中国拉回毛时代，这符合他一家人文革经历的逻辑。但是也没有证据显示，他的情感、思维乃至利益跳出了毛时代尤其跳出了病灶，这同样符合他作为红二代及所受教育的逻辑。进一步说，良好的家教及青少年时代的坎坷经历，习近平身上的优良禀赋清晰可见，但是此种优良禀赋能否抗衡悲哀的现实，能否在暮气弥漫的人治官场上不发生走样变形，尤其能否抵御做“一代明君”的诱惑，眼下真还不好说。
有一点却也很显然，习近平和王岐山的身上皆具备了成为时代英雄的潜质，但成为英雄决然离不开既定的时与势。就今天的时来说，他们需要先成为党的英雄，成为红色后代的明星，因为这是他们施展身手的平台。就今天的势来说，他们只有成为民与国的英雄，才是理性欢迎的真正英雄，社会心理已不再耐看党的英雄或权力圈的明星。这样的悖论，决定了他们面对的即便不是朱由检面对的时势，不是李鸿章面对的时势，也决不会比戈尔巴乔夫面对的时势强多少。中上层官场里，习、王的知音能有几人？那大量的迫于时势的拥习表态，特别逢场作戏的献媚邀宠，相信习、王也能看出来。
习近平会把中国引向何处呢？一个沉重的现实是，他和王岐山总算遏制住了越反越腐的势头，却也无从提振官场的良知，遑论正气。老百姓肯定他们的反腐，基本上发自真情。但是老百姓作为整体未必洞察，贪腐严重固然不正常，对清官与反腐的颂扬一样不正常。关于官媒上那些拥戴声音，至少形式上是在继续由来已久的唱戏。当年颂扬英明领袖华国锋，官媒起劲。倘若江青做了党主席，官媒一样会是一片拥戴声音。如果要抹黑或封杀一个人，官媒定是同仇敌忾声音。向来如此，把戏不可久玩，久玩毫无价值。但是，习近平能让媒体发出只需对宪法负责的声音么？或者说，他能让宪法大体上反映社会各阶层的心声么？能够让人民代表大会真正代表人民么？而说到宪法，它在中国何时有过权威？只要党法大于国法，或国法的内核就是党法，国法在理论上就会是个摆设。很简单，当各阶层的诉求与党法冲突时，中国的现实就是党的军队才是大法官，尽管这支庞大数量的军队只能是各个阶层在养活它。革命前的英国就是这种情况。没有后来的议会军打败王党军，哪来革命后的依法治国？然而，今天的中国可以想象军队国家化么？由各阶层供养的军队不能国家化，就势必是王朝化、党派化，还有什么比这更悲哀的现实？
贪腐难除，症结在此，已是常识。一如前苏联的情况那样，剥夺几个贪官的特权不难，取消共产党的特权却难于上青天。事实上，苏共的历届领导人，哪个人口里不曾反腐？只要改变不了这一点，现代意义上的依法治国就不由人不疑惑。如果从头审视一番中共历史，它那为政治服务的策略手段、也就是不会兑现的诺言，实在太多。今天，姑且不谈中共体制是否欧洲天主教旧教教会的翻版。它不曾由成王败寇时代的革命党转型为现代意义的执政党，只恐它自己也否认不了。只要党产与国资严重混淆，仅此一点便无从消弭特权、腐败、不公的病灶。因为纳税人有义务养活国家公务人员，只要他们肯干实事，却没有义务养活党务官员，特别这批人如果五谷不分，整人却厉害。这个庞大的寄生群体，吞噬掉的金钱与资源，是资本社会的金钱政治选举望尘莫及的。如果说受制于金钱的选举是从纳税人身上骗钱，前者便是从劳动者身上抢钱,对此，各级官媒自然不会涉及和披露。习、王的反腐之剑，能够挥向这个庞大的寄生群体？如果习、王在这方面动真格儿，只恐他们也要进秦城监狱。到了这一步，老百姓会同情他们，就象绝大多数中国人同情胡耀邦、赵紫阳一样，中上层官员们却会忙于效忠新主子。今天，顶风作案的官僚固然大大减少，然却阳奉阴违、消极怠工、互相包庇、互相糊弄、幸灾乐祸、等待时机，比比皆是。几个中上层官员尤其豪门没有见过世面呢？如果他们不相信改革能走出怪圈，眼里的前景是一片迷茫，他们为什么要做假话、空话、套话的牺牲品？
例如，面对各种上级要求，学习文件没有说的，异口同声，无非是坚决紧跟党中央，坚持共产主义理想等等。一俟散会，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说了些什么。互相批评，就要高度谨慎了。几个手握权力者身上干净呢？实在要开口，那也无非是张部长有点官僚主义，总是让秘书替他沏茶。有一天王书记动用公车办私事，当然有个原因，小孩子患了病。如此等等。关于自我批评，事后皆会忍俊不禁。那无非是有次会议上我打了瞌睡，有一次执行局长指示没有做到雷厉风行，还有一次不该同疑心重的老婆吵架，迟了到，影响了工作，等等。这种毛时代便有的把戏，向来都是官场一大特色。实际，习、王就是从这种政治文化氛围里走了出来的，早知其荒唐可笑，因为他们的行为表明，他们身上的人文素质还是讨厌虚伪的，今天仍只能对此睁只眼闭只眼，足见他们的无奈。
很大程度上，此乃苏联解体之前的情况再现。
新政自不可以返回毛时代，薄熙来就是例子。这个正宗的太子党，如果只是贪腐了两千万元人民币，在当今中国还算不得贪得无厌，“唱红打黑”也不是没有一点民意基础。但是，就凭他的唱红，理性就只会向他屈服，而不会向他诚服。六·四发出的民主呼声，已经回答了这一点。如果某个诸侯不识时务欲为他平反，定会得不偿失。可以肯定，要不了多久，他就会被中国社会遗忘。当然，如果某一天薄、王的故事拍成电视剧，他们的名气比今天更响也有可能。当年苏联解体前夕搞过一个全民公投，是另一个例子。那次公投结果，是高达76%的票数支持苏联继续存在。这事，曾被毛左派拿来多次说事，无非以此论证苏联解体非劳动人民意愿，乃内外敌对势力的阴谋使然。实际情况是，当时苏联瓦解、苏共垮台，尚未成为定局。庞大的警察队伍和军队仍在听党指挥。这种情况下，只要稍稍回顾一番历史上的那些无情大整肃，再掂量一下秘密警察的能量，多数苏联人，包括多数普通共产党员，怎会贸然讲出心里话？不是他们的心里话，那个76%的闹剧数字又怎能当真？
看来，习、王只能迎难而进。抱负、担当总是要付出成本的。他们愈是强力反腐，整肃纲纪，得罪权贵就愈多，百孔千疮的遮羞布就愈不起作用，因而回旋余地就愈小。如果现在止步，他们不但会前功尽弃，海内外的钦佩变作喝倒彩，而且先前的反腐，只会被人印证为是一场排斥异己的官场权斗。毕竟，迄今他们拿下来的众多老虎，绝大多数并无红色根基，且为副职。这情况已经让人作多种解读了。
然而，迎难而进到什么程度呢？以红二代、官二代为核心的权力圈，又会支持他们到什么程度呢？此乃当年的邓小平尚且绕不过去的坎，学运由此而来。就此而言，邓小平无疑也有苦衷。毫无疑问，上层权力圈自有底线。此底线应是红色江山不能丢，他们的权益不能动，此事无商量。固然，这个群体并非铁板一块，有上进者，苦心谋国者，廉洁守法者，一定还会有时运不济者，与平民无异，习的班子里就明显地聚集了一群这样的人。例如某个精英所设想的政改蓝图，从中清晰可见他对世界大势、文明走向的了解。但是，这个群体作为一个整体，尤其由那些家族势力结成的新“诸侯”，却也不值得恭维。从这些年来他们中多数人的言行看，适合二十一世纪的人物实在不算多。他们津津乐道的多是二十世纪的生活，特别父辈的荣光，实际是时时不忘炫耀门第，以当代权力天授的贵族自居。或者，竟相喧染外敌的威胁，仿佛大规模侵华战争迫在眉睫。他们只是个人怀着冷战思维倒也罢了，今天的时代籍此绑架民族主义实不应该。今天，谁都知道中国问题的瓶颈在内不在外。但是，鲜见他们对中国人的苦难有真诚的同情，对造成苦难的原因，对未来国祚民脉的关注，作过超然于党派利益的全面反思与展望，也就不由人不想到清末时期的皇族勋贵子弟。从一个方面看，不宜苛责他们，王朝进入下世，谁也无力回天，他们也就只能随波逐流。能够想象他们在名利场上，在温柔乡里，觉悟到他们父辈的事业只是一场悲剧，只是历史长河的一段裹挟着大量垃圾的回流？他们的红色情结，本质上不过是欧洲天主教旧教的上层权贵，缅怀那一次又一次轰轰烈烈的十字军圣战罢了。或者说，哪一个靠暴力夺得权力的集团或王朝，没有曾经的峥嵘岁月，没有几件值得书写的往事？它们要为历史承认，必须要为尔后的文明演进作出了建树。否则，只是一场常见的潮起潮落画面。从另一个方面看，他们推动了下世一步步走向不可救药，也是显然的。很简单，他们无须拥有大历史和世界眼光，只要拥有维护统治的百年眼光，多点自律，少点贪欲，依得他们的能量，不信官场会演变得如此乌烟瘴气。果然如此，他们曾经遭株连的不幸经历，只会成为善良中国人同情、拥戴他们的资本。
事实上，六·四之前，不乏善良的中国人同情过他们，因此社会心理整体上对他们的世袭官职极少微言。“六·四”之后，中国的社会心理渐渐对他们不以为意，实在是因为善良换来的竟然是嘲弄和鄙视。戈尔巴乔夫在此问题上遇到的阻力，要比习近平面对的阻力小多了。因为时间稀释了红三代，红四代的优越感，计划经济体制减少了权力的寻租，也就抑制了豪门家族势力的恶性膨胀和贪得无厌。从历史看，所有的社会改革尤其革命，势必冲击豪门。相应地，抵制改革，憎恨革命，便为那种豪门本能。今天，如果习、王新政需要冲击那种豪门，怎么办呢？就此刹车？有选择地突破？强行冲关？第一条路暂时保险，不过所有改革的话便不消再说。第二条路胜负系数各居一半，似押宝。第三条路必败无疑，除非借助体制外力量。看来，他们没有借助体制外民众力量的打算，也就只能且行且看，先逐步建立自己的威权，以期重要时刻派上用场。然而，新政的走向，便既仗人谋，更仰天意。所谓天意，无疑就是不确定性。而此种不确定性，于习近平决非好兆头，甚至有可能将他的新政异化为一场闹剧。理由简单，中国人包括大批知识分子，曾经诚心地拥戴过毛与邓，但无一不是很快就事与愿违，迷信强人的土壤已经大改变。
习、王的困境需要理解。不复威权，他们又将政令不出中南海。但是威权原是一把双刃剑，只要这把剑开辟出了新路，就不免自觉不自觉地靠近了毛时代，与改革初衷更与世界潮流明显地背道而驰。不得不说，习、王要开辟中国新时代，开辟中共新时代，只在反腐上面做文章是不够的，尤其不可以选择性反腐。需要辅之以以身作则，颁行切实的阳光法案，如此才能令人口服心服。同时开放报禁，允许思想自由，因为不允许思想自由，今天的时代只会让人寒心、鄙夷，使离心离德加速。况且现代技术条件下，思想根本就禁不了，愈禁愈坏事。让司法独立，严禁军队介入党争等等。虽然，这都不是新鲜话题，却是中共浴火重生必不可少的步骤。这样做有一定风险，但是机会更多，胜算更大，当然是站在国与民的角度才能这样讲，因为已是人心所向。惟其如此，改革的脚步才能跑赢革命的脚步。认为戈尔巴乔夫失败在不该搞政治改革这方面，可笑可悲之至。只要恪守旧思维，反腐便无后动力。例如现有格局下，旧的既得利益者倒下了，新的既得利益者又会上来。对他们怎么论功行赏呢？力挺习、王反腐的那些官人，当然会要要求分红。只要分不到红，他们不准立马翻脸。特别千丝万缕的利益、亲情交织一起，难解难分，又该怎么办？例如，就算习、李、王能实践打铁还须自身硬，并不能保证他们的子女亲朋也是一样，更不能保证新的“诸侯”不对他们阳奉阴违，且不说人亡政息。数年之后，倘若人家也用反腐利剑击向新的既得利益阶层，这是一定的，岂不再次冤冤相报、恶性循环？诚然，故事并非一成不变，例如台湾的蒋经国，就成功地用威权终结了威权。
但是蒋经国的故事，却不适合习近平，即便他们情怀一样，所处环境也不一样。
因为蒋氏政权在大陆的惨败，换来了在台湾的浴火重生。没有这个条件，蒋经国不免空有雄心。他在上海打过老虎，功败垂成，就是一个例子。就当时的具体情况讲，即便打虎成功，又能怎样？大厦将倾，独木怎支？《水浒》对武松打虎情境的描写，不失为入木三分：武松奋力打死了老虎，筋疲力尽后只有恐惧感，因为若再窜出一只老虎，他必死无疑。今天的习、王，某种程度上仿佛当年的武松。例如，贪官们当然讨厌中纪委，但贪腐阶层更畏惧的只恐还是切实的阳光法案。毫无疑问，中纪委本身是把双刃剑，只能属于权宜之计，用切实的阳光法案来遏制贪腐，才是不会引发副作用的正道。习、王至今仍无力推行阳光法案，如果只是顾忌到丛林里老虎太多，那么便既知今日，何必当初。实际，今天强力反腐带给习、王的成就感，未必压得住他们心中的焦虑感。当然，习、王的此种焦虑感，与蒋经国在上海时的焦虑感，明显大不同。在上海打虎的蒋经国可谓内心欲哭无泪，今天打虎的习、王却是一种以镒压铢心态。前者只能恨苍天不开眼，后者却能庆幸余力还在自己一边。但是，前者的绝对逆境，会使他难忘切肤之痛。后者的相对顺境，却不免引发他们踌躇满志。中共自大陆建政，至少毛泽东时代，分明牢记了国民党失败的教训，不惜一次又一次对官僚队伍无情整肃，这方面倒是政绩斐然，俨然朱元璋时代再现。就如何运作巩固政权的帝王术而言，邓小平实不及堪称大师的毛泽东。习、王打算从中吸取什么样的教训呢？但愿习、王能超越邓小平。
仍拿那次学运而言，换了毛泽东，他是不会贸然动用军队的。那只能是迫不得已才能考虑采用的下策，不可能是上策。他多半会把要求惩腐的口号借用过来，大张旗鼓地宣传人民的军队一定保护人民，趁机整肃掉那批迟早会误事的贪官、庸官，事后再派军警去学生里面抓捕反革命分子并不迟。或者，命令警察再辅之以各种民兵、纠察队进行清场、平乱，一样能达到镇压目的。邓小平拍板调动军队进京，联系到他不能接受实为“哭墙”的民主墙，已不能解释为主要是籍此换取守旧派的支持。另者，他是否仍对文革初期的学生运动、讨伐“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行为不能释怀呢？如果再联系到当年反右他的表现，不由人不怀疑他的内心充斥着过时的贵族情结。有一点却也显然，革命情怀，英雄意志，救世主心态，是他一生的主线。他和毛泽东一样：我愿意为人民做上很多事，前提是人民必须服从我。但这是有违现代政治伦理的。现代政治伦理是，政治人物为国家和人民服务，不可以附加个人条件。政治运作少不得灵活的策略，但今天的政治原则却不可多变。值此民智大开的全球化时代，要长期治理中国，只在危机来临才作点让步，已经行不通了。实际，关于弹压学运，邓小平的理由是稳定压倒一切，因为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干不成。这样的理由偏颇、片面乃至武断是显而易见的。稳定有动态与静态之分，中共建政后，强调稳定并非一次两次，就连一生好斗的毛泽东也强调过安定团结，哪次不是玩魔术？可曾干成了大实事？事实是越稳定越坏事。周永康作为维稳高手，为中国的稳定作出了有力的诠释。它倒是保证了林立的高楼到处拔地而起，却与公平、正义、人权渐行渐远。只有流水才会不腐，一潭死水只会病菌丛生。实际，鉴于生活的复杂性，某个时段强调稳定自有其依据，但刻意掩饰矛盾的稳定决不可能持久。只要是在事实上为悲哀的现实涂脂抹粉，势必后患无穷，又会要成为我哪管死后洪水滔天。
习、王面对的难题不止如此。
一泻千里的贪腐祸水当然可怕，由此助长的人心难测尤其可怕。当贪婪、狠毒、傲慢、狂妄、骄奢淫欲、全无廉耻，侵入了既得利益特权帮的骨髓，整个官僚队伍的深度感染便为必然。当社会心理对此无可奈何，先变得麻木不仁，再变得群起效尤时，就只有急风暴雨才能涤荡满地的污泥浊水。此为史上那众多社会革命惟一的一点正面作用，代价却是人头滚滚。如果说后者伤心惨目，不复革命又将如何？向来如此，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作为社会生活运转的基轴，官僚队伍便基本上无药可救。原本是社会的精英和榜样，此时便基本上成了生活的祸害。任何贤明勤政的高层或严厉的手段，对此都只能收一时之效，无助于大势的扭转。事实上，今天的当局不再起劲地宣扬马、列、毛，反而大力弘扬民族文化，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它的无奈。很显然，儒家倡导的忠孝文化，今天的现实生活中无疑要比共产主义管用。至于是否真管用，是否管大用？又是一个只有天知道。
进一步说，集权人治下，官僚队伍从上世时的不乏善举，走向下世时的劣迹斑斑，概由中上阶层起决定性作用。下层虽然人数众多，却由于能量小可忽略不计。一般来说，下世阶段，进入了权力金字塔的中上层，他们便阅历有了，手法有了，人脉有了，关系网有了。常态下，他们总能左右逢源，摆平各种关系。因为惟有官官相护，最终官场里才能皆大欢喜。既已久历官场百态，他们也就顿悟人生，自然不会去理会那些虚幻的理念。那些为国为民为共产主义奋斗的口号，原本就是他们进入权力殿堂的敲门砖，是用来叩击厚重铁门的，不是用来敲击自身脑门的。要让他们振作精神，干点实事，就须不停地赏赐恩惠。否则，他们就会软硬不吃。他们敢于这样，全因自有底气。因为不管国家穿什么新衣，政权的运作都离不开他们。哪个最高可以自毁根基，大范围更换他们？况且，新人上来，又是照旧，最高更换得过来么？另者，就算换了新朝，只要他们及时输诚，新朝要尽快恢复秩序，也会要用他们。路易十六在走上断台头之前，是否想过这一切呢？无论如何，蒋氏父子退踞台湾后，他们痛心疾首的首先是国民党，是国民党打败了国民党，
此乃一切社会动荡特别下世王朝走向崩溃的直接原因，法国大革命是集大成的体现者。就迄今为止的世界史看，还只有始于英国的现代典章制度国家，跳出了上世、中世、下世周而复始的怪圈。从英国革命至今，英国社会未曾再出来大动荡和社会革命。认为它是正道也罢，邪路也罢，终归否认不了那是事实。今天，英国又做到了和平、理性对待苏格兰的独立公投，不容世界不表示钦敬。实际，这世界90%以上国家不走正路偏走邪路，当然不是因为它们的统治者个个贤明，只能是他们不希望活得太累和太脏。例如，在成熟民主国家里，总统或首相起码不用担心军事政变，专制国家里，仅仅这一点就决定了领导人要少睡许多安稳觉。邓小平废除了终身制，当然要肯定。但是，现体制的基础并未因此动摇。当新上台的领袖需要用相当时间、相当精力重新布局权力网时，至少这段时间内他很难有大作为。另者，改革司法不公，拆除政党文化藩篱，调整所有权分配，制止贫富分化加剧，重建行业道德与社会公德等等，哪一项工作是几年内就可以大见成效的？姑且不谈种种软顶硬抗了。这种情况下后者说什么制度自信？自已都不信，怎能骗得了别人？今天中国意欲补天的习近平，一再宣称不走老路和邪路，是否政治语言已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是否有了好办法，能够化解三世说的千古顽症？但愿他能在几年之内创造奇迹，使古老的中国，也使他本人及同僚，不再上演悲剧。这个时间表相当重要。习近平能否避免悲剧和成为英雄，就看从现时起的约五年时间。不得不说，若习、王沿着目前的路子走下去，悲剧很难避免。成为第二个赵紫阳或赫鲁晓夫，被暗杀，被时势促成为齐奥塞斯库，皆有可能。很显然，对遍地老虎、苍蝇零容忍，落实依宪依法治国，并不是他们几年内力能奏效的，除非动员各阶层力量。只要坚守现体制，法治便如无源之水。无奈这样一来，又回到了换剧本的老问题。无疑，这一条路凶多吉少。或者，再走毛、邓的威权旧路，这于他们的现有声誉，又将是极大的杀伤力。固然，现体制一旦容不下习、王的现今行为，民众对于改革的最后一点幻想也将破灭。
有个观念流行甚广，认为中国太大，人口太多，现今只有中共才能压住阵脚。否则，出现了动乱，对谁都没有好处等等。这观念当然有相当现实意义，但前提是当局须有刮骨疗毒的勇气与行动。因为，那不过是先前的民国政府，北洋政府，满清朝庭都曾对不满现实者使用过的理由。如果此种理由可以成立，中共当年的造反，推翻民国政府，便也不应该。正如民国政府推翻满清朝庭，满清朝庭推翻明朝，皆不应该一样。以此类推，谁才是应该千秋不败的正统、正宗呢？事实上，中共当初鼓动罢工、罢课、罢市、支持农会消灭地富阶级、进而全面武装造反等等，岂止只是破坏了生活秩序和工作秩序？怎能一朝权在手，便只许州官放火，不容百姓点灯。似此断难阻止旁人反诘的自相矛盾，只能表明那些旧体制官僚太不称职，连基本的历史都不顾，早该下岗。事实上，体制内被洗脑的官僚以及他们曾堂而皇之出入的学府、学院，几十年来对文明的作用，只有负数，并无正数。一如前苏东那些官僚与马列学院一样，今天还有几个人理会它们？较之那些狂热的毛左派，他们当然理性一些，但是根本上面，他们一样是在替共产党帮倒忙。或者说，他们想给共产党帮忙也没有机会。依得他们的宏论，中国日后将只有与伊斯兰教极端势力结盟，才能显示自身在这个世界的存在。当局真正要关心的，除了刮骨疗毒甚或壮士断腕，乃是需要关注文革后出生的人，将与文革前出生的人大不相同。此事相当重要，也是中国的希望所在。近来北京大学一位女生的讲演《年轻人能为世界做什么》颇发人深思。如果联系到同时刻香港的学运，是否可以如此理解：中国的未来，将由文革后的新生代所决定？有一点已很显然，官方的说教，于普遍使用微博、微信的年青人，不啻于大学课堂上，向物理系学生教授上帝造日又造月一样，只会激起逆反作用。此种愚不可及的把戏，实在不应再玩了。
今天中国的官场，“亡党亡国”的幽灵四处飘荡，已是不争的事实。实际，这是个伪命题。在民主主导下的多元社会，信奉社会主义理念的政党一直存在。欧洲历来存在的工党、社会党，今天俄国的共产党，皆是例证，无非不能允许它们享有超党派、超法律、超国民的特权罢了。这实在是现代文明的题中应有之义。否定这一点，任何说辞都不可能为理性接受，只有刺刀和镣铐才能奏效。当然这样一来，亡党就是时间问题。因为这种情况下的亡党，实在属于自找。其实，中国现时支持文明转型的人，已占总人口逾六成。另有一成多人仍对自上而下的改革特色寄予希望。约两成多人仍浑浑噩噩。而嚷嚷着现状好不过，未来会更好的权势阶层和溜须拍马者，包括他们亲友在内总人数充其量三五百万，并不能代表八千多万普通党员。关于这个三五百万人，又分为三种情况：第一部份人，例如毛左派，特别那些双手沾满鲜血，时刻担心被清算者，并非不知社会病势沉重，但是认定只要回到毛时代去，就可以突破困境，直至再造辉煌。或者说，为了保住既得利益或免遭清算，不惜与天理、人性对着干，管它什么天塌地陷。第二部份人，明白生活走向与时代潮流，但是没有勇气讲出心里话，遑论行为了。暂且属于观风派。一俟大势所趋，他们也会顺应时代潮流的。毕竟，每次历史演进的重要时刻，理性信念驱使下告别旧制度的贵族、官僚、精英并不在少数。第三部份人，纯为现实利益着想，只要现体制平安无事，他们就会天天唱高调，如果现体制被改变已成定局，他们一定会快快跑路。如果跑不出去，他们反对专制很可能更起劲，因为现体制下他们一样没有安全感，意味着他们比一般共产党员对共产党更加没有感情。如果改朝换代已成定局，仅仅为了保住财产，他们就会痛骂共产党。现体制居然养育了这样的叛徒，它自身的痛心和民众的寒心乃是必然。但是，这要怨谁呢？历史上这样的故事太多了。就理念而言，前一种人虽不可理喻，部份人终归为人上面还有点儿气节。后一种人，任何时代都是通吃型 ，反正不会吃亏。任何朝庭拿他们都没有辙。事实上，若非习、王强力反腐，大大小小的贪官、国贼就仍旧招摇于庙堂之上，仍是“公仆”、特殊材料、优秀共产党员、英明领导人等等。各级官媒、党报，对他们仍会是一片赞美之词。此情况不由人不想起太平天国。自进入天京，还有几个权贵心目中存在拜上帝会？什么天父天兄或五王八万岁，什么男子皆兄弟，女子皆姊妹等等，全都是幌子，手里的权势，王府的恢宏，妻妾的多少，才是硬道理。特别当太平天国大势已去，还有几个王爷恪守理念与气节？关于亡国，无疑更好笑。中国改朝换代多矣，作为文化、心理、乡土概念的中国仍是中国。拿“亡党亡国”说事，犹如过去总是说美丽的女人乃亡国祸水一样，蒙昧时代才有市场。今天，中国已基本告别蒙昧时代，守旧的权贵们何苦还大搞特搞自欺欺人。究其实，它们不过是要以此绑架中共的绝大多数党员罢了。但是，它们不免太过蔑视绝大多数共产党员的情感与智商，因而此种绑架又能维持多久呢？例如，五十年后，一百年后，如果这世界皆效法欧盟走上洲际一体化或国家联合体之路，无疑国体都要改革，中国的现状适应得了未来的时代要求么？或者说，未来的世界大势会依照中共守旧的权贵们的愿望发展么？无论如何，苏共的“救国委员会”，就不曾绑架得了苏共的绝大多数党员，也不曾绑架得了几百万红军，自身反倒成了历史的笑料。
